豐裕社會

豐裕社會

《豐裕社會》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創作的經濟學著作,於1958年首次出版。

《豐裕社會》一書的重點不是稱讚美國社會如何豐裕,而是強調豐裕中的各種嚴重問題。加爾布雷思認為,二戰後美國已成為物質產品極為豐富的豐裕社會,但這種社會存在嚴重缺陷:第一,生產者主權代替了消費者主權,即生產者主宰了消費者。第二,過分強調物質至上,把物質產品增加等於幸福。第三,存在嚴重是收入分配不平等。

《豐裕社會》是加爾布雷思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是加爾布雷思其他理論的基礎和出發點,在加爾布雷思的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豐裕社會
  • 外文名稱:The Affluent Society
  • 作者: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
  • 類別:經濟學
  • 首版時間:1958年
  • 字數:215000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作品思想,作品評價,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豐裕社會》全書共二十五章,集中反映了加爾布雷思的經濟理論和政策主張。內容可分為五部分:
一、觀念的轉變
加爾布雷斯認為,過去的經濟學是以貧困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即使已經實現了富裕的人們的觀念,也不是在財富的世界中鑄造出來的,而是貧困世界的產物。因此,人們直被貧困的觀念困擾。美國雖然已經進入豐裕社會,人們的觀念雖然已經有所調整,但也只不過是一種不被理解的調整。必須從貧困社會觀念轉向豐裕社會的觀念。他把過去的經濟學稱為“傳統智慧”,而這種“傳統智慧”充滿了悲觀沮喪情緒。他認為,為了適應變化了的現實,必須轉變觀念。
二、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
在競爭社會中,效率總是受到鼓勵。能幹的企業家和工人受到獎賞,無能或懶惰者受到懲罰。貧困人口的希望是收入的重新分配。收入若是普遍分散,就會被普遍消耗掉,但若流入富人集中的川流中,一部分將被儲蓄起來用於投資。因此富人是必需的,過分的均等將使文化一律而單調。
加爾布雷斯認為,經濟安全和效率並無矛盾。他引用了大量資料說明了安全年代量的增長,並指出在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歷史上產量最令人難忘的增加,發生於當人們開始關心減少競爭制度的危險以後。關於國家安全,加爾布雷斯認為,在一個豐裕社會,民用經濟很難轉向戰時經濟的需要。經濟力量和軍事力量並非總是成正比。因此,支持國家安全的因素並不完全是經濟規模,而在於有多少可轉用於公共目標。因此,和平時期防禦設施的準備對國家安全的維護比經濟實力更重要。
三、通貨膨脹和物價穩定
加爾布雷斯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對消除通貨膨脹和實現物價穩定都難以達到預期效果。因為貨幣政策雖然具有魔力,但銀行必須具有無上權力,在現代社會,銀行特權並不存在。至於財政政策,當通貨膨脹襲來的時候,通常採取增稅的辦法,但這必將遭到相當多數人的反對。
四、社會平衡和投資平衡
所謂社會平衡,首先是各種產品的生產之間的比例關係。其次是社會消費的平衡,一種產品使用上的增加難免引起對於其他產品的需要。最後是投資平衡,指的是資本數量增加的比例關係,特別是物力投資和人力投資的比例關係。
五、普遍貧困的消除和“新階級”的生成
加爾布雷斯認為,現代貧困大體上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個別貧困”,不論社會多么繁榮,這類現象都會存在。第二類可稱為“島國的貧困”,這主要是因為多數的人願意把他們的生命消耗在他們出生的地方。
總之,現代美國已進入豐裕社會,甚至已經富裕到了“死於食物太多的人比餓死的人多”,富裕到“人們有時故意把衣著穿得破爛一些”,大多數人的極端貧困已經轉變為比較少數人的極端貧困。貧困的原因只是個人或家庭的特殊性質和地理環境,而與社會制度無關。救治貧困的方法是增加生產和實行社會救濟。
社會的豐裕和貧困的消除,苦力勞動者的人數減少,空閒時間增多工作變得悠閒和愉快,勞動者成為“新階級”,即工作不再具有痛苦、疲乏或其他精神上或體力上不舒適的階級。這就是“豐裕社會”所要努力追求的主要社會目標,並且是已經開始實現和逐步接近的主要社會目標。

作品目錄

前言
第一章豐裕肚會
第二章 傳統智慧的觀念
第三章 經濟學與沮喪的傳銃
第四章不確定的再保證
第五章 美國心境
第六章 馬克思的樞衣
第七章 不均
第八章 經濟安全
第九章 生產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第十章 消費者需求的迫切性
第十一章依賴效果
第十二章 國家安全的幻想
第十三章 產量的既得利益
第十四章 帳單收款員的來臨
第十五章 通貨膨脹
第十六章 貨幣幻想
第十七章 生產與物價穩定的比較
第十八章 社會平衡學說
第十九章 投資平衡
第二十章 過渡期
第二十一章 生產與安全的分離
第二十二章 平衡的恢復
第二十三章 貧困的新局面
第二十四章 勞動、空閒與新階級
第二十五章 論安全與生存

創作背景

1929年—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為適應壟斷資產階級的需要誕生了凱爾斯主義。經濟危機時期發生了大量的失業,凱恩斯指出存在“不自願失業”的情況,極力主張為壟斷資本所支配的國家採取行動,進行干預,消除消費不足、儲蓄過多和私人投資不足來挽救經濟,並謀求充分就業。雖然,實行這種政策的可以飲鴆止渴,但經濟危機的爆發卻越來越頻繁,大量失業現象長期存在,貧富差距越來越懸殊,階級矛盾更加尖銳,凱爾斯主義難以為繼。於是,華爾街的資本家們需要另外一套理論作為新的遮羞布,加爾布雷的《豐裕社會》應運而生。

作品思想

1、豐裕社會
加爾布雷思首先提出了“生活質量”的概念。他認為,美國已經進入豐裕社會。這種社會的主要標誌是:收入均等化,消除了貧富差別;社會福利事業發達,能保障民眾享受到相當優越的物質生活;社會勞動力已充分就業;經濟上的安全感,即政府干預和私人資本的壟斷可增加經濟運行的安全程度。
根據這些標準,他認為美國已進人豐裕社會,這是技術進步及經濟巨大增長的必然結果。但豐裕社會還不完美,因為美國的豐裕中還有貧困,而且豐裕後人們生活得還不理想,個人的獨立性受到抑制,精神上也空虛、貧乏。
2、豐裕社會需要新的經濟學
加爾布雷思認為,以往的經濟學家總是把貧困社會作為研究對象,想的是怎樣增加國民財富和社會福利。因此,他們對“福利國家”的經驗是非常少而短暫的。
加爾布雷思提出,現在的美國已進入了豐裕社會的時代,因此經濟學家們也應該把目光轉向於此,而不要總是停留在貧困社會。加爾布雷思提出的“美國已進入豐裕社會”,並不是從社會學的角度提出來的,而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的。他的論述重點是,以貧困社會為研究對象的傳統經濟學已經過時,已經不能適用於美國的豐裕社會,因此有必要將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轉向豐裕社會。他認為,窮人和窮國的問題很明確,主要是缺乏物質財富,因此解決辦法主要是生產更多的產品,創造更多的財富。但是富人和富國的問題卻一直很模糊,經濟學家往往不知道該怎么辦。
加爾布雷思認為,以貧困社會為研究對象的早已過時的傳統經濟學,雖然已無法適應豐裕社會,卻仍舊支配著人們的思想和國家政策,使人們把太多的投資放在財物上,而不是人的身上,這是令人痛心的。一方面,電視機、電冰櫃、洗衣機等消費品充斥於市場上和家庭內;另一方面,公共教育、衛生、公路等設施遠落後於私人消費財物的生產,造成豐裕社會中的不道德和罪惡。
3、私人富足和公共貧困
加爾布雷思提出了私人富足和公共貧困的二元難題,即“私人的富足和公共的污穢”。意思是說,美國市場上雖然充斥著大量的消費類商品,但社會服務卻相當貧乏。這反映了私人產品的豐富與公共產品的匱乏對應的社會不均衡。
談到私人富足,加爾布雷思極力反對消費主義,批評消費者借貸過度,批評大企業對社會和市場的過度壟斷和控制,指出私人財富的過度積累會犧牲公共利益。他說傳統經濟學一向關心短缺,但現在基本需要已經得到了廣泛的滿足,消費者開始厭煩充裕,被下一步想要的一些華而不實的東西弄得糊裡糊塗;在此情況下,消費者容易接受廣告和推銷員的宣傳,人為地產生某些興趣和偏好。這樣一些興趣和偏好,是通過喚起人們最低級的本能、欲望和不安定感而蓄意製造的。
談到公共貧困,加爾布雷思認為,公路、學校、衛生、低價住房等公共服務至關重要,但卻得不到資助。因為存在一種傳統的觀點:只有私營部門才能生產財富。然而,在一個富裕的社會裡,恰恰是對這些服務的需求在不斷增加,人們一旦有了棲身之所,就想要乾淨的街道;企業不只需要物質方面的投入,更需要受過教育的勞動力。
4、政府應增加公共投入
基於私人富足和公共貧困的矛盾,加爾布雷思認為投資應平衡,即投資於人的數量要趕上投資於消費財務的數量。也就是說,要增加公共投入。
加爾布雷思痛斥美國經濟政策,提出政府要少強調生產,多注意公共事業。他的一個政策建議是,應增加影響人民大眾日常生活的貨物消費稅。他認為,在豐裕社會的美國家庭中,家庭日用品的開支僅占家庭收入微小的比例,他們的價格即便因為增稅而增加幾倍,也很少影響到家庭生活。

作品評價

英國理論家約翰·特斯拉特:“二十年以後,《豐裕社會》一書所發生的影響,將與今天《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所發生的影響相比擬。”

出版信息

《豐裕社會》於1958年由美國漢密爾頓公司出版。中文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1965年5月出版,徐世平譯。

作者簡介

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2006),美國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1908年生於加拿大的安大略。1931年畢業於安大略農學院,獲學士學位後移居美國,就讀於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1934年獲博士學位。1934~1939年在哈佛大學任教。1939~1940年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1941~1943年任美國物價管理局局長助理。1945~1946年任美國戰略轟炸調查主任。1946~1975年任哈佛大學教授,其間1961~1963年任美國駐印度大使。1972年任美國經濟學協會會長。他的主要著作有:《1929年大崩潰》(1955)、《豐裕社會》(1958)、《新工業國》(1967)、《經濟學和公共目標》(1973)、《不確定的年代》(197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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