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譚國玉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哈爾濱
- 畢業院校：軍事工程學院，蘇聯古比雪夫工程學院
- 主要成就：參加了我國第一個土壤切削試驗室的建設與土切理論研究及套用指導
- 軍銜：少將軍銜
簡介,經歷,
簡介
譚國玉 少將
山東文登鋪集鎮東譚家口村人，生於哈爾濱。1949年7月入伍後參加志願軍。1953年在軍事工程學院學習。畢業後留學蘇聯，獲副博士學位。總參謀部工程兵部副部長，1986年6月—1990年6月任工程兵指揮學院院長。是解放軍運籌學會副理事長。1988年09月被授予少將軍銜。
經歷
譚國玉參加了我國第一個土壤切削試驗室的建設與土切理論研究及套用指導，撰寫出具有國際水平的土切理論方面的論文，並獲國際優秀論文一等獎；參加了74式全液壓挖掘機、推土機、拖式布雷車總體方案的諮詢、論證、設計、試製、試驗與鑑定等方面的工作，該項目獲全軍科技進步二等獎，國家級三等獎；參與研製的八四式重型機械化橋，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__吳新明
早就聽說過譚國玉將軍的大名，他僱農出身，七歲就給東北抗日聯軍地下黨送信，十七歲參加東北民主聯軍，解放戰爭中參加過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從東北一直打到廣東，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戰軍某部“老虎連”的指導員。1953年僅有初一文化的譚國玉陰差陽錯來到了軍事技術的最高學府——哈軍工。面對著科學文化的堡壘，譚國玉屢次碰壁，但在陳賡的親自關懷下，譚國玉奇蹟般地克服了自卑，戰勝了自我，由門門不及格到畢業時成為學院的全優生，在哈軍工早已被大家熟知，但箇中成長過程的酸甜苦辣卻鮮為人知。
2008年10月16日上午，新街口第二炮兵招待所會議室里熱鬧非凡，
許多白髮長者（基本上是80歲左右的老人）滿面春風地來到這裡，他們相互間握手、擁抱！好多人還激動得熱淚盈眶！激動之情溢於言表。原來今天召開的是哈軍工一期學員入學55周年、畢業50周年座談會。55年前，這些熱血青年帶著滿身的征塵和硝煙來到哈軍工，立志改變我軍的裝備技術面貌，55年後的今天，功成名就的同學們在一起回憶那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心潮怎能不澎湃？！經校友介紹我們找到了譚國玉學長，表示了採訪意圖，告訴他為了紀念母校，我們準備拍攝一部大型系列片《哈軍工》，聽後，他有些不太願意，但經不住許多老同學的勸說，有一位女同學甚至說，為母校做貢獻你拿什麼架子？只要同意你接受採訪我就擁抱你一下，說完真的撲了上去，大家哄堂大笑！在一片笑聲了，採訪開始了。
上錯車誤入高等學府--哈軍工
譚國玉告訴我們，他祖籍是山東省文登縣，1930年生於哈爾濱一個鐵路工人的家庭。從外表上看他身體結實，黑里透紅的四方臉膛上架著一副黑邊眼鏡，透過鏡片可以看到他軍人的剛毅的眼神，微微下彎的嘴巴說起話來擲地有聲，他性格開朗，為人熱情大方，人緣關係極好。譚國玉講他祖上四代都是家徒四壁的貧僱農，靠給地主老財當長工餬口，在山東混不下去了，父親便延著祖輩傳下來的老路，闖關東來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當了鐵路工人，儘管苦難無盡，頗有見識的父親說什麼也要讓自己讀書。
譚國玉自小就對舊社會的不平恨之入骨，一邊讀書，一邊給當地下黨當上了小交通員。國中沒畢業，就參加了東北民主聯軍，由於作戰勇敢，沒多久當就上了班長。解放戰爭中先後參加過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從東北隨著四野大軍一直打到廣東，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戰軍某部“老虎連”的指導員，這時年紀輕輕的他，已經成長為解放軍的模範基層幹部。
譚國玉告訴我們，1952年下半年到1953年初，部隊開展了大規模的掃盲工作，當時我任指導員，負責掃盲工作。在這個過程中間，我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更需要提高文化修養。這個願望越來越強烈，因為戰爭期間我們吃夠了沒文化的苦頭。記得在遼瀋戰役中打錦州時在著名的黑山阻擊戰中，我們繳獲了敵人大批的汽車由於沒人會修，沒人會開，又不能留給敵人，只好都炸了，實在可惜！如果把那些東西弄回來裝備部隊有多好。所以，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想一定要學點本事，那時候，我才18歲。到了1952年，這個求學的願望就更加強烈了。部隊掃盲工作還沒有結束，我就向上級部門堅決要求進速成中學學習，我們團的政委馬書群就半開玩笑地對我說：“你把這一期掃盲工作搞完了，我送你到速成中學！”後來他把這事忘了，但我可沒有忘記，掃盲工作結束之後，我不依不饒地找馬政委說，首長你說話算不算數，我這一期掃盲工作搞完了，你該送我到速成中學學習了吧。
他嗯呀一聲說會兌現承諾的。我半信半疑。幾天后，部隊突然通知我，說想學文化的同志集合，我心裡很是高興，看來我進速成中學的願望實現了，立即打好了背包。然後，我上汽車，再上火車，一直被拉到哈爾濱，一下車我就問，這個就是速成中學嗎？請把我送到送到預科安排吧。來接我們的同志大笑，說你這個小傻子，這個是大學，軍隊的高等學府。
我做夢也沒想到，只敢進速成中學學習的我竟然來到了大學。
我嚇壞了！
我簡直在懷疑自己是被人拐進大學裡來的，冷汗都冒出來了 ，直覺告訴我，我得趕緊走，這不是我呆的地方。來接我們的高勇指導員說，你不能走，來這還得複習中學的課程。我問，我複習什麼呀？他說要複習高中課程。我說，我國中都沒有畢業，還複習高中？趕緊放我回去，我還是回去當我的指導員去。
他說不能走，得請示請示請示。
他連說了三個請示，他具體請示什麼，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被留了下來。
學院讓我先進預科，補習高中課程，補好了再學大學課程。
課本發下來了，都是高中的數理化，我翻翻，什麼都看不懂。數學課，只學過國小的四則運算；化學課，只認識一個表示水的符號；物理課是“鴨子聽雷，石頭落井”。這時的我面臨一個上課聽不懂，下課看不懂，作業不會做，處處是難點的嚴峻局面。頭兩個月的測驗，門門功課不及格。到了四月中旬，在按文化程度重新編班的考試中，5門功課按5分制計算，一共得了7分。我成了全院新生的落後典型，一時間輿論壓力讓他抬不起頭，吃不下飯，蘇聯顧問打算讓他回原部隊。
我感到自己底子實在太差，根本不是上大學的那塊料。這樣下去，遲早得被學院除名，倒不如自己主動提出回原部隊，還可給學院減少一點麻煩。他於是向區隊長遞交了一份退學報告。我對同學們也放風說，要重回那個“老虎連”當指導員去。
陳賡院長留住了我
要通過入學考試了，那時候學院實行的蘇聯的5分制。但我們的數理化入學考試，實行百分制，三門課我一共得了7分。這時我又悲又喜，悲的是我水平太差了，喜的是這回可有理由回部隊了,我門門不及格你們總該放我走了吧。但學員隊高勇指導員說不行，你不能走，你還沒有畢業，你先試著跟一段時間看一看。我無奈極了，軍人以服從為天職,也只好照指導員講的那樣，騎驢看唱本，走著瞧了。但心裡真的沒底，同學們都是高中畢業生，有的還上過大學一二年級，而我連國中都沒畢業，學了那么點東西，又逢戰爭年代，都給忘光了，說實話,當時我連數學的四則運算題都不會，那水是H2O的分子式我也不懂，化學基本上全都忘了。
怎么辦？我只好拼了。同學們學八個小時，我就學個十二小時。拼了一個月，分數始終是零蛋、2分，零蛋，2分。我好心酸啊，又提出了要走。這高等學府不是我呆的地方，我堅決要走。我對高指導員說，大家學8個小時，我學10個鐘頭，20個鐘頭，我抱著人在陣地在，命都可以不要，但還是不行，學習這玩意不是打仗，這是攻克文化陣地，是需要底子的，這個不是好玩的。
高指導員也很無奈。
後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的情況讓陳賡院長知道了。有一天，在早操後休息時，陳賡院長見到我，就讓身旁的秘書叫我過去說話。
陳院長笑著說：“你是譚國玉嗎？你個小兔崽子，怎么要走？”
我垂著頭，說：“是！”
“我聽說，你揚言人在陣地在，一定讀好書，他娘的，你現在什麼都不是！黨和國家準備了這么好的條件培養你們，你不好好學習，還整天想著腳底板抹油！”
我說：“這個地方不是我呆的，院長，這個地方是高等學府，我周圍同學不是上大學一兩年，兩三年，就是高中畢業的，只有我連國中都沒畢業，怎么可以弄在一起？再說，我進來不是正規考的，是混進來的，我要上速成中學！”
“那也不行！你必須給我好好學，我告訴你，你必須好好學習，你要實現人在陣地在的諾言！”
然後，陳賡院長走了，中午休息時，他又把我叫到一個房間裡，我原先不知道他住在哪，現在才知道這就是他宿舍，一間不到20平米簡簡單單的小平房，他家的一小桌子上擺好了飯菜，陳院長叫我吃飯，我知道院長待人親切，也就不客氣了。院長一邊吃飯，一邊笑哈哈地罵我，說我不爭氣。我心裡說，這哪跟哪呀，爭氣也不管用。我是鐵了心要走，就跟院長頂起牛來了。我說你院長是叫我吃飯還是要罵我，我是真的跟不上，我已經下功夫了。
院長說真跟不上？你下功夫了？
我還告訴說，別人用8個鐘頭學習，我用10、20個鐘頭，我們學員五隊周圍凡有亮燈的地方我都去過夜讀，他們不讓我在那裡讀書，熄燈之後都把我往宿舍拽，我沒辦法買一堆手電筒，夜裡拿手電筒照著在被窩裡面讀書，就這個樣子，我考試還是沒及格，院長你還放了我吧，求求你了！
陳賡院長瞪著個眼說不行，哪有一個革命戰士講人在陣地在，結果你啥也不是。最後院長說：“好吧，不管吃飽沒吃飽就這樣，你不準走！”
陳賡大將忙嘛，笑著下逐客令，我抬腿就走了。
在陳賡大將特別關愛下成長
院長留我，沒轍了，就只好硬著頭皮繼續苦讀。
這個學習真的非同平常，白天上大課，下課吃小灶。我前面說的那幾位教授，包括曾石虞等教授都在我身上下了大力氣，付出了相當代價，輔導完了，還找學習好的同學幫助我。在這種情況下，我數學偶爾能得3分。開始我自己也不相信，去問老師，我連國中還沒有複習完，高中才開始，水平很低，這3分是不是您照顧的，怕我學習落後影響班的集體榮譽。他們說不是，只是說明你這個概念懂了。
我知道老師們是在鼓勵我，所以，我繼續硬拼。後來的考試，我還是在2分、3分、2分之間兜兜轉轉。很快就接近預科入學考試了，那是7月份，考試之前，我一點信心都沒有，考也不及格，考之前我真的不想幹了，想腳底板抹油溜回部隊算了。
我的老部隊是東北野戰軍獨立17師211團，我是二營四連指導員，我們部隊跟著林彪的總部走的。團長劉德瑞要我回去，還給我來信，說小譚，不行回來吧。我心裡就有底了，我在部隊還是好樣的，沒有丟過臉，可我在文化堡壘面前丟盡了臉面，我是說什麼也要走人！不知怎么回事，這個情況又讓陳賡院長知道了。他叫我去他那裡一趟，我是一百個不願意去啊！
那時候每一分鐘，每一秒對我來說比黃金還重要。我的家就在哈爾濱，老父親、老母親都健在，兄弟姐妹都在，出去這些年沒有回去過，為了保密，寫一封信都通過武漢的部隊營房來中轉，因為我們這支部隊一直打到海南，我們從深圳返回，最後來到武漢，所以我的家信都是通過武漢那邊由我愛人給轉到哈爾濱。那一兩年，我根本沒有考慮過回家，也沒有機會考慮回家。現在，我要回老部隊了，這可是比回家還重要啊，這時候誰要占用我的時間，我是不答應的。陳院長叫我去，我去乾什麼？我不去，我一分鐘都比黃金還金貴，不去！最後，陳院長專門叫通訊員專門來找我，我無奈只好去了！
陳院長問：怎么？想通了沒有？
我說沒有。
還要回去？
我說，還是要回去！
“你想通也好，想不通也好，你死也得死在哈爾濱這個地方，你就別想了！”陳院長斬釘截鐵地說，看我臉色不對，口氣又緩和下來，“你好好學吧，但你要注意學習方法，有學習好的同學，你要觀察他們是怎么學習的，你光自己悶頭學不行，人家一個鐘頭就比得上你十個鐘頭，這學科學得有方法！”
一語點醒夢中人，這一下子，我算是開竅了！
我說：“好，按照首長指示辦，學習人家的先進方法！”
“那就滾吧——”陳院長是幽默大師，樂呵呵地對我說。
我也樂了，抓抓頭皮，一溜煙跑了。說實在的當時我心裡比吃了蜜糖還舒服，還輕鬆，因為我明白了，我以前學習下的是笨功夫，面對強敵，只是一味強攻，沒考慮過智取。
我開始學習同志們的好的學習方法，比如每堂課之後，我都及時做小結，一個單元結束了我再做單元小結，不管怎么樣，從概念開始一絲不苟按照大綱學習，就這樣苦讀硬拼加巧學。
據他的同學們回憶，當時譚國玉真的拿出“人在陣地在”的精神去攻克文化堡壘。在老師和同學們的幫助下，他不斷改進學習方法，決心在短短的5個月內系統補完國中、高中的數理化。他恨不能一天24小時統統用於學習，侵占他的時間，哪怕一分一秒，就好像是割他的肉，要他的命。他把什麼時間都用上了，還是不夠用，只好侵占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時間，不僅中午不休息，夜間也常整宿的“開夜車”，每天睡眠不足兩小時。晚上熄燈以後，常常一個人溜出學員宿舍，專找有亮的地方學習。班上每周都要發生一兩次“譚國玉不見了”的“失蹤事件”。班幹部深更半夜四處尋找，從地下室里或者拐彎抹角的樓道里，把他押回來睡覺。有幾次竟發現他暈倒在鍋爐房裡，大家趕快把他搶救。醫生說他用腦過度，太疲勞了，必須恢復正常休息才行。可是譚國玉在門診部休息幾個小時，又彈簧似地跳起來，匆匆趕回教室，他可不敢耽誤一點點課。
為什麼要這樣做？譚國玉說，是因為自己真的很想學習，因為以往在戰場上的教訓太深刻了，所以，我心裡很清楚只有讀好書，才能在新中國大有作為。想打退堂鼓實是因為我底子太差，太沒信心，現在既受了陳賡的親自啟蒙，感到有可能學好了，所以，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大大提高。反正是人在陣地在，我拼了，多次累倒多次送進醫院，我又多次從醫院溜出來。
那個時候年輕，腦子就是好使，現在我都感覺奇怪，怎么那時記憶力那么好，每個規律、定律都記得牢牢的，物理老師推導的公式由頭至尾，數學老師推的拉格朗日方程等等，我都記住了。但是，就算是這樣拚命，我在入學本科考試時，還是有兩門不及格。按學院的規矩，一門不及格就回預科學習，兩門不及格就退學，我難過死了又高興死了。難過死了是因為我知道這次真的喪失了學習機會，高興死了是因為再也不用過這苦日子了。
沒想到，這時候學院劉居英副院長又拉了我一把。那時，蘇聯專家那么壓他，甚至當著我的面都說過，你們把這樣的人弄來學習，有辱高等學府，他譚國玉頂多能回預科去學習。那時，蘇聯人是很有權威的，但劉院長頂住了壓力。
今天，我想起這些往事，都無感激他們，也無限感慨除了老領導陳賡大將，劉居英院長對黨的事業是那么的忠心耿耿，他們是我終生學習的榜樣。我也知道，他們跟我沒有私情，也不是一定要特別地對我好，而是因為他們對具體工作有著一絲不苟的精神。我就是他們面對的一件具體的難題，所以，他們要改變我，最後就改變了我的一生，我不是讀書這塊料，他們硬是將我培養成這樣一塊料。
在劉副院長的關愛下，我由預科進本科，當試讀生，說好了，試讀再不及格就走人。
這時候，我精神就輕鬆了，反正我對得起你們領導了，確實，我那時的思想覺悟並沒有那么高，我只盼望對得起我的領導和老師，反正，我承認自己不是讀書這塊料，我就要走了。但是院首長陳賡大將，劉副院長，還有唐凱系主任，林鐵峰年級主任，那可不得了，都來找同學幫助我，老師也來給我吃小灶，我前面提到的老師們在我身上下足了功夫，每個公式，每個概念我弄清楚了，他們才放心。
我第一學期就是這樣學的，一邊學大學課程，一邊學高中課程，還一邊補習國中課程。我得搶時間，為此，我有時也挨批評——說不遵守作息時間，我怎么能遵守？批評就批評，你批評我不糾正，繼續學習。後來，很多同學給我介紹先進的學習方法，我十分重視。在老同學謝光（國防科委副主任中將）、楊桓（第二炮兵副司令 中將）、郭群芳等人都曾幫助過我，這種同學的感情，友誼是很難說的，表達不出來，很深。就在這種情況下，我入了本科當了試讀生，第一學期結束，都及格了，但正式考又考壞了——有一門不及格，就是化學。平常測驗都及格，到正式考時卻不及格了。另外兩門則及格了。按規定，有一門不及格就要退回預科，但學院不叫我回去，叫我繼續學習，本學年年底，我化學也及格了。
這個時候，我還是不敢鬆口氣，因為有個叫克拉西霍夫的蘇聯顧問一直盯著我。
敢與蘇聯專家叫板
工程兵系蘇聯顧問克拉西霍夫懷疑我的成績是假的，是那些教授照顧我的。年底考試時，別的同學考試他不進教室監考，輪到我進考場他就來了，好象特別優待我！人家抽一個卡片就可以了，他得用兩個三個卡片考我。前兩次我沒有犯渾，還說應該這樣做。後來，我就受不了啦，說你這么優待我不對勁啊。後來，我還向領導反映了這個問題，說這樣做明明是刁難人嘛！這讓我們系主任唐凱都為難了。我反過來還得安慰領導，我說主任請回去吧，物理這門課我不拿5分不姓譚，這回非讓蘇聯專家看看我馬王爺有幾隻眼！
說實話，這時我讀書的績效可謂突飛猛進，所以自信心十足！
結果，考試果然得了5分。
因為那個大綱是固定的，是有限的，依照大綱考試我完全有信心。
沒曾想，蘇聯專家也犯渾了，一直盯住我不放，甚至，最後到畢業考試，還不依不饒地盯住我。畢業考試很重要。這回，蘇聯專家還來了兩個一道考我，因為他們聽說我譚國玉得了5分了，不相信，就親自來考察。嘿，我抽了一個卡片，開始答卷。這回，我們主考老師都生蘇聯人的氣了，他也不跟蘇聯專家商量，就是給了我5分。蘇聯專家無話可說，但還是不信我的水平，又讓我再抽一個卡片回答，我在黑板上答，主考還是給了5分，完了，蘇聯專家又讓我再抽一個，我雖然有點不耐煩，但還是答了，結果還是5分。
這次考試引起了小小的轟動。
我聽唐凱系主任說，這回，蘇聯專家服氣了，後來又聽劉副院長對蘇聯專家說：
“你們這回總該知道中國人民解放軍是怎么打勝仗的吧！”
我就這個樣子，總算連滾帶爬，把幾個學期爬過來了，爬完了以後，該畢業了，上級領導又打算叫我去蘇聯留學，這又嚇了我一跳，我說我不適宜，應當請那些學習好的同學去。正好工程兵幾位部長來要人，就把我要到工程兵總部，不巧那年黃河發大水，鄭州鐵路橋被沖斷了，周總理命令陳士渠司令必須保障南北通途，一定要把浮橋架上去！
這不就叫機遇嗎？那時工兵還沒有技術單位、科研單位，新成立一個科研會，會長唐澤明將軍，下面成立幾個組，我是學工程機械的，被分在野戰工程機械組，上級叫我到現場當技術員，當工程機械組組長兼技術員。我到了後，發現黃河浪頭很大，把舟橋打得一套一套地翻，90汽艇下去就打翻了，人員被扣到底下，人鑽出來的就活著出來了，鑽不出來就死了，雖然穿救生衣。
這時候，我又遇上了老冤家蘇聯專家克拉西霍夫，他也來到現場，我內心想真是冤家路窄。他對我說，蘇聯的裝備用到哪個國家，都通用的，為什麼對你們國家不行，你必須下去給我試。我說不能試了，世界就是一條黃河，黃河的漂流物是世界上唯一的，泥沙漂流物把螺旋漿給纏死了，泥沙把發動機的濾清器給堵死了，你發動機還能不開鍋？！克拉西霍夫固執得狠，他說是你們沒保養好，沒駕駛好。
好多同事也都認為是這樣，我明知克拉西霍夫說得不對，但也沒話講，頂撞不得。後來調撥來了蘇聯的150汽艇，速度特快，是周總理下的命令調來的。
接下來，架橋。
150汽艇有兩部發動機，150匹馬力，用來頂推門橋。克拉西霍夫硬叫我駕駛這個新裝備，說是通用的，我說不妥，你們通用世界各國哪都行，但世界上只有一條黃河，這泥沙漂流物不解決，汽艇必定被打翻。克拉西霍夫說不對，並命令我你必須駕駛，我性格倔強，就是不去。
結果，克拉西霍夫把我們部長唐澤明將軍叫過來了。部長說：譚國玉，下，你要尊重他！我說要解決技術問題，怎么能算不尊重？
命令必須執行，我也只好救生衣一扒就下水了，汽艇發動後開出不到100公尺就打翻了，結果把我漂流到30多里的下花園才被救起來，後來發現，我的右耳磕到螺旋槳邊緣上了，我的軟骨也被打斷了，最後穿救生衣水淋淋地回到基地。
我對部長說：不能這樣，克拉西霍夫叫下就下，現在汽艇翻了，你得弄回來。我回來了，汽艇還沒有撈出來。
當時，蘇聯專家克拉西霍夫還在指揮部，唐部長不好說什麼，就當著他的面說：現在我宣布指揮部給你立三等功！
我說這個代價太大了，不值得給我立功，這純粹是汽艇的實際使用問題，蘇聯專家克拉西霍夫也意識到他的指揮有誤，就開始支持我。
後來，我連續搞了幾項技術革新，解決漂流物的問題，用網罩，搞清懸浮物體，後來就成功解決泥沙過多堵死濾清器的問題。
克拉西霍夫從此對我刮目相看。
訪問到此，在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為了我們的採訪，譚國玉將軍那天失去了一次同老同學聚會的機會。我們突然悟出這大概是那天開始時他不願意接受我們採訪的原因吧。
情系哈爾濱
為了大型系列片《哈軍工》的剪輯的需要，2009年5月25日我們又一次來到北京，找到譚國玉將軍的家，這時將軍正在301醫院住院，電話里得知，他已經雙目失明了，而且，基本上是臥床不起，心臟病很厲害，得知我們需要他的影像資料時，他很熱情地告訴我們，補拍是不可能了，但可以到他家裡去找舊資料。在他夫人的幫助下，自費給我們轉錄了資料，當我們表示應當由我們付款時，他很生氣地說：“為了哈軍工的事情，最好不要談錢！”我們很快地完成了任務。分別時我們衷心地祝他早日康復。
2009年7月，還是工作的需要，要請他幫助修改他的採訪錄音稿，我們又一次扣開了譚國玉將軍的大門，這次剛好他在家，不過已經是坐在輪椅上了，加上雙目失明。知道我們的來意後，緊緊地握著我們的手，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一會，他詼諧的說：“這次手術，上帝奪走了我最後的一縷陽光！但是我還是想回哈爾濱去看看。”他夫人接過話題說，你什麼都看不見了還去看什麼？！將軍說：“我去哈爾濱，可以用耳朵聽，用手摸，聽一聽，摸一摸我生活、學習和工作的地方！”我們聽了鼻子都酸了，眼淚在眼裡轉，好在他看不見。忙安慰他，等他身體好些時候，一定陪他去！哪知道這次訪問竟成了訣別！將軍帶著遺憾、帶著對哈爾濱、哈軍工的眷戀悄然地於8月2日走了。走前告訴家人，務必把他用心改的稿子在家裡收藏，把系列片《哈軍工》光碟也收藏好！我們無法表達內心的悲痛，我們向將軍表示，您的遺願一定會滿足！歸來吧，哈爾濱人民熱烈歡迎自己的好兒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