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余保（1899年12月—1980年1月），湖南省茶陵縣人。1927年入黨。1932年8月當選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長。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中央決定留下譚余保等繼續堅持革命鬥爭。抗日戰爭時期，帶隊整編為新四軍，並任新四軍參議、中共中央長江局東南分局巡視員等職。後入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任中共熱河省委副書記等職。1949年9月出席了第一屆政協會議。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湖南省紀委書記、中南局監察組長、湖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1980年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1歲。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譚余保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湖南省茶陵縣舲舫鄉洮水村
- 出生日期：1899年12月
- 逝世日期：1980年1月10日
- 職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全國人大常委
- 信仰：共產主義
人物簡介,人物年表,早年經歷,土地革命,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建國之後,人物資料,譚余保,獨特個性,子女訪談,
人物簡介
譚余保（1899年—1980年），湖南茶陵人，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久經考驗的無產階級忠誠的革命戰士。
譚余保同志
譚余保同志1899年，譚余保同志出生於茶陵縣舲舫鄉洮水村。1926年投身革命，被選為洮水農民協會籌委會主任。
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中共茶陵縣第五、六、七區區委書記，中共茶安酃特區書記。1931年5月，任茶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隨後領導了茶陵民眾與敵人開展艱苦持久的鬥爭，發展了蘇區，茶陵被稱為湘贛區的模範縣。
1932年8月當選為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長。1933年4月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同年12月，在湘贛省蘇維埃政府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繼續當選為主席。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
1934年8月，紅六軍團西征後，奉命留在湘贛邊繼續堅持鬥爭。1935年7月，被推選為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軍政委員會主席和湘贛游擊司令部政委，恢復和發展了周邊地區的黨的組織，游擊隊由三個大隊增加到四個大隊和一個教導隊。
1938年，撤銷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譚余保任書記。
譚余保同志逝世報導（人民日報）
譚余保同志逝世報導（人民日報）1945年任中共熱河省委副書記，協助中組部搞甄別平反工作。
1949年南下，先後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監察委員會主任、省紀委副書記。1953年任省紀委書記，後任省委副書記、書記兼黨校校長等職。
1953年至1963年，譚余保在湖南期間，主要主持黨的紀律檢查工作，成績卓著，堪稱“冰清玉潔，鐵麵包公”。
1963年12月，調中南局工作，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中南局監察組長、中南局常委。在1978年召開的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當選為常務委員。
1980年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1歲。
人物年表
譚余保，曾用名：吉華、於寶
出生日期：1899年12月
籍貫：湖南省茶陵縣洮水鄉人
早年經歷
1908年入國小讀書，後因家境困難輟學回家務農。
1926年參加農民運動，從事農民協會的組織籌備工作，任茶陵縣洮水鄉農民協會籌委會主任。
土地革命
192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隨即擔任洮水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兼財委主任。5月馬日事變後，任茶陵縣第三區農民協會籌委會主任。10月任茶陵縣第三區農民協會委員長。1928年先後任中共茶陵縣第六區、第七區區委書記和蘇維埃政府主席。
1929年任中共茶陵縣委常務委員兼農委書記。參加創建開展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930年7月任中共茶陵第八區區委書記兼區蘇維埃政府主席。同年11月任中共茶（陵）安（福）酃（縣）特區區委書記。參與領導茶陵暴動。
1931年1月任中共湘東特委委員兼茶安酃特區區委書記。同年8月至1932年7月任湖南省茶陵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2年上半年湘贛省開展的革命競賽運動中，茶陵縣總評第一，受到表揚和好評。1932年8月至1933年5月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副主席兼財政部部長。
1933年4月至11月被選為中共湘贛省委委員。同年5月至1934年8月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1933年11月當選為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同月至1934年8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常務委員。
1934年1月任湘贛省代表團團長，率團出席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二次代表大會，被選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執行委員。
同年8月至1935年6月任中共湘贛省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並任湘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參與領導鞏固發展湘贛革命根據地和各次反“圍剿”鬥爭。紅六軍團西征後，奉命留下堅持鬥爭。
1935年7月主持召開棋盤山會議，開創了湘贛邊游擊戰爭的新局面。
同月至1937年12月任中共湘贛臨時省委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兼湘贛省軍政委員會主席、湘贛游擊司令部政治委員，堅持領導湘贛邊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抗日戰爭
全國抗日戰爭時期，帶隊整編為新四軍，並任新四軍參議、中共中央長江局東南分局巡視員。
1937年12月至1938年8月任中共湘贛特別委員會書記。
1938年8月至9月任江西省湘贛特別區委員會書記。10月參加在延安舉行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後人馬列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學習。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華中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6月奉命隨八路軍第三五九旅第二梯隊南下，途中聞日本投降，旋即奉命北上。
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11月任中共熱河省委副書記。1946年4月兼社會部部長。同年秋因病休養。
1948年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
1949年6月至8月任中共湖南省政府第二副主席。
9月在北京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建國之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人民監察委員會委員。
1950年4月至1952年1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0年7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副主任。1951年任中共湖南省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
1952年8月至1955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委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
1952年9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員。
1952年12月至1955年2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副主席。
1955年2月至1960年12月任湖南省副省長。
1955年4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湖南省委副書記。1955年9月至1962年10月任湖南省委監察委員會書記。
1956年7月至1960年12月任中共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
1956年8月至1964年12月兼任中共湖南省委黨校校長。
1962年9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62年11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派駐中南局監察組長。
1963年3月至1966年5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員。
1965年2月至1966年冬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
1978年3月至1980年1月任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
1979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湖南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中共七大正式代表，第八屆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1980年1月1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人物資料
譚余保
嚴懲叛徒
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譚余保，絲毫不念舊“情”，以嫉惡如仇的立場，當面怒斥找他求情的叛徒曾開福，並下令將其逮捕，使之伏法。
1986年9月的一天，譚湯池來到位於龍江書院的井岡山會師紀念館參觀。那時我是該館的館長，聽了講解員的報告後，馬上想到這位老首長曾在湘贛邊打過幾年游擊，還擔任過茶寧縣（1933年茶陵縣與寧岡合併）保衛局局長，對當年的很多鬥爭情形非常熟悉，便來到展廳，請譚老及隨行人員到休息室休息。
趁著譚老等人喝茶休息的機會，我開始向他詢問一些往事。除了問及當年茶寧縣黨政組織機構、堅持鬥爭和肅AB團的情形外，還涉及一些人物，如中共茶寧縣委書記李運田、國民黨軍師長王東原、陳光中等，還包括當年任過湘贛邊游擊隊司令員的大叛徒曾開福。因為我只知道曾開福在1937年上半年叛變投敵了，不了解他以後的情形。
譚湯池對曾開福是很熟悉的。
他們同是茶陵縣人，一道參加紅軍，一道在湘贛邊打游擊，一道擔任中共湘贛邊臨時省委常委。當譚老聽我問了“曾開福的結局怎么樣？”這句話後，臉上頓生鄙夷的表情，說道：“他呀，還是‘死’在了譚余保手上！”譚老接著對我講起下面的情形。
1949年12月的一天，時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譚余保正在辦公室，忽有警衛員進來報告，說外面有個叫曾開福的人求見。
譚余保有些驚訝地“喔”了一聲，隨即把手往後一揮，輕聲地說：“來吧。”不一會的工夫，警衛員將曾開福帶進辦公室。曾開福一身農民裝束，皮膚粗黑。
他面對譚余保誠惶誠恐,連頭也不敢抬，雙膝撲通跪地，低聲地哀求說：“譚主席，我對不起你，我有罪！看在過去的份上，你要救我呀！”
譚余保目放怒焰，上下打量著跪在地上的曾開福，聽他說完話，更是怒火中燒，右手握拳在桌上擂了一下，鬆開咬得緊緊的牙骨床，聲量不高卻是凌厲地斥道：“你還好意思說過去？！你這個敗類，有臉面來見我！警衛班，馬上把他抓起來！”
曾開福如雷擊頂，身子頹然地癱軟下去。譚余保見了那情狀，立即起身，對警衛員下令：“還不把他拖走，抓到公安局去！”
譚余保為何見到曾開福心生厭惡，待聽了對方的話更是怒不可遏，下令將他抓起來？曾開福是一個什麼樣的人？譚老怕我們不詳內情，又侃侃而談地介紹開了。
叛徒生平
曾開福，茶陵縣江口村人，與譚余保是同鄉。井岡山鬥爭時期，曾開福在家鄉參加了赤衛隊，後來轉到茶陵縣游擊隊，擔任排長。1931年，曾開福所在的湘贛邊界獨立紅軍第九營編入紅八軍。紅六軍團離開湘贛邊進行長征後，曾開福擔任了留守湘贛邊的獨立紅軍第五團團長。1935年6月，中共湘贛省委書記陳洪時叛變投敵，譚余保在蓮花縣棋盤山召開會議，組建臨時湘贛省委和游擊司令部。在這次會議上，曾開福當選為省委常委,被任命為游擊隊司令，成為僅次於譚余保的第二號人物。客觀地說，曾開福對敵鬥爭是堅決的，軍事上也很有一套，善於帶兵打仗，戰鬥最危急的時候也能夠親自上陣。但他的大毛病是喜好女色，犯過幾次生活作風上的錯誤，受到黨紀處分。譚余保曾為此事多次嚴厲批評過他。
從1935年6月起，進攻湘贛邊的敵軍多達4個師，紅軍游擊隊通常是分散在武功山、棋盤山、九隴山等地活動。1937年春初，曾開福帶著教導隊進入安福縣的七都山打游擊。離開了譚余保的節制，曾開福舊態復萌，一頭栽進敵人精心安排的美人計當中。
大叛徒陳洪時清楚曾開福的“嗜好”，於是向江西第二行政區保全司令危宿鐘獻計，提出用美色來誘降曾開福。這一計畫得到江西省政府主席兼保全司令熊式輝的批准，並協調特工處派出了一名叫凌燕的女特工來到安福縣，由縣長曹廂征安排在鳳子崗國小教書。
凌燕長相清麗，衣著樸素，舉止言行大方得體，對教學工作也相當投入。尤其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只要有機會就宣傳抗日救國，抨擊南京國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侵華的罪行。凌燕還公開教高年級學生唱《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等進步歌曲。總之，她的影響在當地越來越大。連紅軍教導隊的官兵和曾開福都知道，在鳳子崗國小有這么一位才貌俱佳的進步女青年。
這年的4月2日，安福縣保全團派出4名團丁來到鳳子崗國小，以“擁共”、“通共”的罪名捉拿凌燕，把她打得鼻青臉腫。當團丁把五花大綁的凌燕押下山時，中了曾開福設下的埋伏，4名團丁俱被擊斃，凌燕得救了，被送到了游擊隊的營地。
曾開福見到凌燕之後，不禁驚嘆世上竟有如此嫵媚動人的絕色女子，一下子就被攝去了魂魄。他布置給凌燕安排了單獨的住處，說為了有利於“養傷”，並給以物質生活上的優待，還藉口“關心”進步青年，每天都來看望，與之聊談，簡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
凌燕是九江人，考學落榜後報考了一個“縫紉培訓班”，錄取後被帶到南昌，被迫進入江西省警署特訓班受訓。經過幾個月秘密而嚴格的特別訓練，凌燕成了合格的女特工。這次她被選中擔任“特殊使命”，執行的就是“重黨國，輕貞操，俘虜匪梟”的任務。凌燕以嬌艷風騷的女性魅力，很快地把慣於拈花惹草的好色之徒曾開福“俘虜”了。時日稍久，曾開福與凌燕經常泡在一起的淫合之舉，被教導隊的官兵所察覺，有兩個隊員逃離駐地前往武功山，向譚余保報告這一情況。譚余保聽說曾開福與一個來歷不明的年輕女子混在一起，擔心他中了敵人的奸計，立即派出4名戰士趕往七都山，要把凌燕帶來審查。一向機警的曾開福發現少了兩名隊員，預感大事不好,把情況告訴凌燕。此時的女特工露出真實面目，要曾開福一分鐘也不可耽誤，立時下山出逃。曾開福再不考慮什麼，收拾了游擊隊的主要檔案，拉著凌燕從營地後面出去，躲過游擊隊的崗哨，又乘著夜色翻山越嶺，翌日上午來到安福縣車田聯保處，報出身份做了可恥的叛徒。當晚，這對苟合男女被送到安福縣城，縣長曹廂征與保全團團長連夜聽取曾開福對湘贛邊游擊隊及省委機關的“供報”。
沒過幾天，國民黨軍隊和保全團兵分數路，同時向武功山、七都山等地的游擊隊發動“抄剿”。臨時省委及時作出應急措施，調整了游擊隊司令部的班子，布置省委機關轉移到了蓮花境內的棋盤山一帶，使敵人的行動每每撲空。可是，由於曾開福熟知游擊隊的活動套路，敵人按照他的“獻計”進行“搜剿”，特別是他供出了紅軍游擊隊的秘密聯絡點、交通站以及那些“白皮紅心”的保長，確實給游擊隊的行動帶來很大的困難，也造成了不小損失。
兩個多月過去，敵人的頻繁“剿擊”不見奏效，曾開福的“獻計”也屢失作用。那個過去與他“如膠似漆”的凌燕，眼見被自己拉過來的游擊隊司令沒有什麼利用價值，便離開他遠走高飛，不知去向。
相隔不到半年，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一致團結抗日。湘贛邊紅軍游擊隊根據黨中央指示，開到蓮花棋盤山集中整訓，然後開赴皖南編入新四軍。在敵人陣營里搖尾乞憐的叛徒曾開福，被人看成是見了就噁心的癩蛤蟆，無人理睬。
嘗夠了叛徒滋味的曾開福無處安身,也沒有臉面回到茶陵老家，只得來到湖南瀏陽大瑤鄉的一座山窩裡開荒種田，藏身度日。
力主嚴懲
湖南和平解放後幾個月，曾開福自知罪孽深重，終究難逃人民的懲罰，心內惶恐不安。他打聽到譚余保做了湖南省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想到自己與譚過去的深厚情誼，竟異想天開地厚著臉皮來找譚余保求饒，期盼譚能夠念及舊情，替他說話，以躲過人民的嚴懲。
客觀地說，譚余保與曾開福確實有著一段同生共死的戰鬥情誼。曾經擔任紅軍獨立第五團團長、湘贛邊游擊司令部司令員的曾開福，的確指揮部隊打了不少勝仗，也多次帶領部隊保護臨時省級機關的安全。譚余保與他常常或同睡在一座崖洞中，或露宿在一棵大樹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譚余保感到曾開福是自己最信得過的主要助手。窮途末路的曾開福思忖過去，感到自己只有這么一線生機了。可是沒有料到這一企望就像白日做夢那樣落了空。一向嫉惡如仇的譚余保，在看見了很長時間不知下落的大叛徒後，登時怒火中燒，絲毫不念舊“情”，當場下令警衛員將其移交公安機關審判。
譚湯池在講完以上的情形後，帶著不盡的遺憾喟然嘆道：“我與曾開福過去也是很熟悉的。平心而論，此人指揮打仗是有一套的，可是他貪色的毛病總改不了，以致於後來跌落在敵人美人計的深坑裡，葬送了自己的一生。”稍作停頓，譚老還講到：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授銜之後，譚余保有一次對他講到過曾開福，說如果曾開福不叛變一直在革命隊伍的話，至少也是個能夠佩上兩顆“金豆”的將軍。
譚湯池講述譚余保當場下令逮捕大叛徒曾開福一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後來，我從別的書刊上了解到曾開福被押上了人民審判台後,譚余保作為證人出席了庭審，指控了曾開福投敵後為虎作倀，帶領敵人進攻游擊隊的罪行，以及曾開福在攸縣期間幾次給他寫勸降信的情形。
面對昔日的得力助手、又有著一段生死與共的患難之情的叛徒，譚余保的立場是堅定的，他在法庭上毫不隱諱地說，像這樣危害過革命的大叛徒，理應受到人民的嚴懲。
獨特個性
譚余保痛恨所有的叛徒，不管他們是在怎么樣的情形下背叛革命的。因為在艱難至極的湘贛邊三年游擊戰爭時期，革命被叛徒害苦了，他個人也吃盡了叛徒的苦頭，所以他始終不能饒恕那些叛徒。
子女訪談
差點誤殺陳毅
記者：在這由陳毅元帥領導的贛南遊擊戰中，您父親在那三年參加了指揮戰鬥吧？
譚元綱：是啊。剛才我說自己只是半個軍人，從軍校畢業後，在部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就轉業了。其實我父親一生大部分時間也一直從事政治工作。他參加指揮的戰鬥工作基本上就是在湘贛地區堅持鬥爭。1934年，湘贛紅軍主力西征，後來大家說得最多的就是長征。其實在紅軍長征的同時，毛澤東主席一直非常看重湘贛地區與國民黨勢力的鬥爭。當時這個地區被分為15個根據地。雖然每個根據地的兵力並不多，可是卻承擔著守住陣地的艱巨任務。
後來主席也說過，湘贛地區就是他整個軍事戰略上的一個支點。雖然當時紅軍的主力都在向延安地區轉移，但是這些根據地卻起到了牽制大量國民黨軍、在戰略上配合主力紅軍的作用。那個時候，我父親擔任湘贛省委副書記，他慷慨地將彈藥武器、精兵強將以及糧食軍備等等都充實給了紅六軍。自己只率領幾百人的隊伍與敵人展開持續的鬥爭。1935年夏天，陳洪時叛變了，這時他挺身而出，召集失散的同志，召開了著名的棋盤山會議，建立新的領導核心——中共湘贛臨時省委，堅定了大家的革命意志，完善了軍隊和下屬黨組織的建制，並制定了“保存力量，穩步發展，以待時機”的策略，使湘贛游擊隊轉危為安，湘贛邊紅旗不倒。
我父親這個人很有性格，他從來都是一是一，二是二，無論在戰爭年代，還是在後來負責政治工作的時候，都絕不含糊。在那三年游擊戰鬥生活中，他充分顯示出了革命的堅定性。特別是紅六團撤出後，湘贛蘇區的戰鬥形勢更加嚴峻，蘇區被國民黨部隊分割成幾十塊，各區聯絡困難，錢糧不足，缺醫少藥，連彈藥也漸漸匱乏。但是我父親和他的隊伍從來沒有鬆懈過，他們真正做到了成為毛主席戰略部署中的那個支點。
1937年，國共合作抗日，國內形勢驟變。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陳毅軍長奉命赴湘贛邊界作改編工作。我父親誤將陳毅當作國民黨的說客，一聽國共要合作，就火冒三丈，根本不相信，大罵陳毅是叛徒，並將陳毅捆綁起來，用煙管敲他，關他禁閉，還險些殺掉他。陳毅苦口婆心宣講政策，我父親半信半疑，派人至吉安新四軍通訊處了解後才相信。
譚余保一面給陳毅鬆綁，一邊滿含熱淚地說道：“陳毅同志，我把你吊了四天三夜，你也把我吊四天三夜贖罪吧！” 陳毅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如釋重負地嘆了一口氣，而後笑了，說道：“你這個同志，是個好同志嘛。你警惕性高，鬥爭堅決，沒有錯嘛。”
一場險些誤殺了陳毅，從而影響湘贛邊紅軍游擊隊前途的誤會，終於冰釋了。
這天晚上，臨時省委召開會議，譚余保首先在會上就對待陳毅的情況作了深刻檢討。
陳毅在棋盤山歷經了一次殺身之險，終於找到了湘贛邊游擊隊，然後把這支380餘人的隊伍帶出大山，編為新四軍第一支隊第二團二營，開赴抗日前線。
此事傳到延安，毛澤東稱讚他“政治很強，粗中有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