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桃坊，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35年生，西南師範學院畢業，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碩士生導師。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謝桃坊
- 民族：漢族
- 出生日期：1935年
- 職業：碩士生導師
- 畢業院校：西南師範學院
- 主要成就：夏承燾詞學獎一等獎
- 代表作品：《蘇軾詩研究》《《中國詞學史》《中國市民文學史》》《宋詞概論》
人物經歷,與詞學研究,
人物經歷
謝桃坊，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35年生，中國民主同盟成員。國小畢業後遵父命學習儒家經典、詩詞及書法。1954年在成都市郊區第三中心國小任教，1960年西南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後，分配到廣漢中學勞動。1963年成都郊區聖燈鄉從事農業勞動。1979年在成都聖燈中學任語言教員。1980年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考試，以助理研究員被錄取；1981年後任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1995年退休。著有《柳永》、《蘇軾詩研究》、《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宋詞辨》、《詞學辨》、《宋詞論集》、《唐宋詞譜校正》、《唐宋詞譜粹編》、《詩詞格律教程》、《敦煌文化尋繹》、《中國市民文學史》、《四川國學小史》、《成都的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人的變遷》、《國學論集》等，發表學術論文兩百餘篇。謝桃坊先生是久負盛名的傑出詞學家和古典文學研究專家，澳門大學施議對教授在《百年詞學通論》中，將其列為百年詞學研究第五代的代表人物。
謝桃坊
與詞學研究
摘自《中國社會科學線上網》
謝桃坊是學術界公認的詞學研究專家。從1981年進入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至今，他從事古典文學領域的學術研究已有30餘年，在詞學、敦煌學、國學、客家學等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現在的他，雖然已退休多年，卻依舊老當益壯，沒有半點的鬆懈，繼續做著自己的學問。
謝桃坊的古典文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因他先前打下的堅實基礎，故一出手就表現出強勁的勢頭與不凡的實力。他選準宋詞作為主攻方向，在短時間內相繼發表了《宋代民間詞論略》、《宋代歌妓考略》、《張炎詞論略》、《論夢窗詞的藝術特徵》等論文，很快引起了詞學界的關注，並得到唐圭璋、施蟄存等老一輩詞學家的賞識，自此成名。
謝桃坊詞學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他對詞學的巨觀透視，尤其是對中國詞學史與宋詞的整體考察，具體成果為《中國詞學史》與《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巴蜀書社1993年版）30萬字（2002年版的修訂本將字數擴充到40萬字），此書對詞學史上的重大問題——詞論、詞評、詞律、詞樂、詞家研究、詞籍整理和詞史研究的發展過程進行了詳細探討，在許多詞學問題上做了開拓性研究，涉及學術面較廣，有著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宋詞概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重點考察了宋詞的時代意義與演唱情況、宋代歌妓與詞的傳播、詞的社會化過程和宋人詞體觀念的形成，並從宋代詞人中選擇了12家做具體研究，給予他們以重新的評價。
謝桃坊治學喜歡挑戰，好尚新奇，不願作常識性的講義式的論述，往往迎難而上。他很推崇鄭振鐸所說的：“專門的研究是最難的研究，也是最有興趣的研究。”謝桃坊曾說：“我們現在所生存的文化條件有新的特點，已很難再出現百科全書式的通才大家，相應的是專業水平的日益提高，因而，必須走專門的治學之路。只有在專業取得一定成就時，適當地向鄰近的學術領域擴展才是較為現實的。”他把眼光投向詞學的遺留難題，對諸如詞體的起源、宋詞的流派、詞體的分類、詞韻的分部與入派三聲、詞樂的重構、詞體的文學性質以及詞籍版本、詞人生平事跡考證等，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論著顯示出他的治學優勢與個性，在理論批評、文獻考證和學術論辯方面成就斐然。
同時，謝桃坊也很重視詞譜的整理與研究，他曾填詞撰寫了《唐宋詞譜粹編》一書，在此基礎上撰寫的《唐宋詞譜校正》即將出版。1998年，他接受四川文藝出版社約請，主編《中國歷代詞分調評註》叢書。首批叢書對《西江月》、《蝶戀花》、《臨江仙》、《滿江紅》、《水調歌頭》、《沁園春》、《念奴嬌》、《賀新郎》八調進行評註，打破了詞選本的傳統格局，深受讀者好評。
作為一名詞學研究者，若不懂音韻、平仄，自己不能填詞，其研究無異於隔靴搔癢。謝桃坊在年輕時就填詞，將自己的詞集命名為《奭齋詞》，尤長於長調。去年，我喬遷百花潭新居，書房取名“梨雲樓”，謝先生送我一幅他手書的《高陽台》以表祝賀。今年春節過後，謝先生又以冊頁《奭齋詞拾遺》贈我，毛筆手書他創作的十餘首詞，書法遒勁俊美，令人愛不釋手。
我跟謝先生交往已有十多年了，他每每跟我談論最多的還是詞學。考慮到讀者的購買能力，他的著作字數都不多。謝先生對我說：“現在的書越出越厚，開本越來越大，要不得。而且定價很貴，學生娃娃們哪裡買得起嘛？”他批評某著名學者的書，本本都磚頭般厚，動不動就一百多萬字，材料堆砌得密不透風，實在沒有必要。他出書時，往往事先跟出版社交涉，希望在定價上儘量低一些，以照顧到青年讀者層面。
在完成《中國詞學史》的寫作後，謝桃坊感到繼續從事詞學研究有些困難，於是把研究方向轉移到與詞學有關的市民文學上來。1997年，他的《中國市民文學史》出版，2003年又得以精裝重印。這是中國第一部市民文學史，首次對文學史上不大為人注意的話本、講唱文學、戲文和小說等與市民密切相關的文學進行了系統研究。
在謝桃坊的詞學研究歷程中，曾出現過三支“插曲”，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國市民文學史》外，還有《蘇軾詩研究》與《敦煌文化尋繹》。這兩本書均表現出相當的學術造詣及難能可貴的開拓精神。《蘇軾詩研究》作為巴蜀書社“宋代文學研究叢書”第一種推出。值得一提的是，謝桃坊在撰寫此書時，國內尚無專著可供參考，而且孔凡禮整理的《蘇軾詩集》、《蘇軾文集》尚未出版，故這部著作具有開拓性的典範意義。《敦煌文化尋繹》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失落的文明叢書”之一種，主要向讀者介紹了敦煌文獻的價值，該書認為這些文獻是沙洲都督府的文書，並由此簡述了其奇特的命運及中國學者是如何奮力研究這一段“傷心史”的。
謝桃坊很少外出參加學術會議，他把時間與精力都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以至於學術界很多人只聞其名，不識其人。我每每跟他談起這些，他總是笑著說：“何必圖虛名呢，與其在外面混個臉熟，還不如扎紮實實寫出有分量的論著，讓別人注意到你。”從1999年開始，他即參加成都東山與沙河客家的考察工作，跑遍了東郊客家人的群居點進行調查，除了向當地政府建議保護客家遺址外，還出版了兩部客家學著作《成都東山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的變遷》。很難相信，一個七旬老人還能每天早出晚歸、翻山越嶺去做田野考察。謝桃坊說：“東山和沙河地區的每一條鄉間小路我都跑過，對那裡的居民尤其是宗祠、族譜了如指掌。”
退休後，謝桃坊又轉向了國學研究，並擔任大型學術集刊《蜀學》的副主編。《蜀學》每年一輯，至今已出版六輯。對於“什麼是國學”，當今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論述。謝桃坊認為，國學是以科學考證的方法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上若干狹小、困難的學術問題。這一說法已逐漸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他的新著《國學論集》2011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近十年來對於國學思考的理論文章26篇。近代四川是國學研究的重鎮，尤其是在抗戰期間。謝桃坊於2009年出版的《四川國學小史》一書，試圖通過對四川近代國學運動的描述，來梳理國學家們對國學認識的發展過程，重現當年的學術輝煌。
謝先生今年已77歲，卻依然精神抖擻。他愛好運動，早晚總要抽出時間到浣花溪、百花潭散步。平常見他，他總是衣履光鮮整潔，頭髮梳得一絲不亂，皮鞋擦得錚亮，保持著老派名士的風度。謝先生不僅學問做得好，而且有著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的確是我們後輩的楷模。
謝桃坊的古典文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因他先前打下的堅實基礎，故一出手就表現出強勁的勢頭與不凡的實力。他選準宋詞作為主攻方向，在短時間內相繼發表了《宋代民間詞論略》、《宋代歌妓考略》、《張炎詞論略》、《論夢窗詞的藝術特徵》等論文，很快引起了詞學界的關注，並得到唐圭璋、施蟄存等老一輩詞學家的賞識，自此成名。
謝桃坊詞學研究的一個主要方面，就是他對詞學的巨觀透視，尤其是對中國詞學史與宋詞的整體考察，具體成果為《中國詞學史》與《宋詞概論》。《中國詞學史》（巴蜀書社1993年版）30萬字（2002年版的修訂本將字數擴充到40萬字），此書對詞學史上的重大問題——詞論、詞評、詞律、詞樂、詞家研究、詞籍整理和詞史研究的發展過程進行了詳細探討，在許多詞學問題上做了開拓性研究，涉及學術面較廣，有著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宋詞概論》（四川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重點考察了宋詞的時代意義與演唱情況、宋代歌妓與詞的傳播、詞的社會化過程和宋人詞體觀念的形成，並從宋代詞人中選擇了12家做具體研究，給予他們以重新的評價。
謝桃坊治學喜歡挑戰，好尚新奇，不願作常識性的講義式的論述，往往迎難而上。他很推崇鄭振鐸所說的：“專門的研究是最難的研究，也是最有興趣的研究。”謝桃坊曾說：“我們現在所生存的文化條件有新的特點，已很難再出現百科全書式的通才大家，相應的是專業水平的日益提高，因而，必須走專門的治學之路。只有在專業取得一定成就時，適當地向鄰近的學術領域擴展才是較為現實的。”他把眼光投向詞學的遺留難題，對諸如詞體的起源、宋詞的流派、詞體的分類、詞韻的分部與入派三聲、詞樂的重構、詞體的文學性質以及詞籍版本、詞人生平事跡考證等，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論著顯示出他的治學優勢與個性，在理論批評、文獻考證和學術論辯方面成就斐然。
同時，謝桃坊也很重視詞譜的整理與研究，他曾填詞撰寫了《唐宋詞譜粹編》一書，在此基礎上撰寫的《唐宋詞譜校正》即將出版。1998年，他接受四川文藝出版社約請，主編《中國歷代詞分調評註》叢書。首批叢書對《西江月》、《蝶戀花》、《臨江仙》、《滿江紅》、《水調歌頭》、《沁園春》、《念奴嬌》、《賀新郎》八調進行評註，打破了詞選本的傳統格局，深受讀者好評。
作為一名詞學研究者，若不懂音韻、平仄，自己不能填詞，其研究無異於隔靴搔癢。謝桃坊在年輕時就填詞，將自己的詞集命名為《奭齋詞》，尤長於長調。去年，我喬遷百花潭新居，書房取名“梨雲樓”，謝先生送我一幅他手書的《高陽台》以表祝賀。今年春節過後，謝先生又以冊頁《奭齋詞拾遺》贈我，毛筆手書他創作的十餘首詞，書法遒勁俊美，令人愛不釋手。
我跟謝先生交往已有十多年了，他每每跟我談論最多的還是詞學。考慮到讀者的購買能力，他的著作字數都不多。謝先生對我說：“現在的書越出越厚，開本越來越大，要不得。而且定價很貴，學生娃娃們哪裡買得起嘛？”他批評某著名學者的書，本本都磚頭般厚，動不動就一百多萬字，材料堆砌得密不透風，實在沒有必要。他出書時，往往事先跟出版社交涉，希望在定價上儘量低一些，以照顧到青年讀者層面。
在完成《中國詞學史》的寫作後，謝桃坊感到繼續從事詞學研究有些困難，於是把研究方向轉移到與詞學有關的市民文學上來。1997年，他的《中國市民文學史》出版，2003年又得以精裝重印。這是中國第一部市民文學史，首次對文學史上不大為人注意的話本、講唱文學、戲文和小說等與市民密切相關的文學進行了系統研究。
在謝桃坊的詞學研究歷程中，曾出現過三支“插曲”，除了前面提到的《中國市民文學史》外，還有《蘇軾詩研究》與《敦煌文化尋繹》。這兩本書均表現出相當的學術造詣及難能可貴的開拓精神。《蘇軾詩研究》作為巴蜀書社“宋代文學研究叢書”第一種推出。值得一提的是，謝桃坊在撰寫此書時，國內尚無專著可供參考，而且孔凡禮整理的《蘇軾詩集》、《蘇軾文集》尚未出版，故這部著作具有開拓性的典範意義。《敦煌文化尋繹》是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失落的文明叢書”之一種，主要向讀者介紹了敦煌文獻的價值，該書認為這些文獻是沙洲都督府的文書，並由此簡述了其奇特的命運及中國學者是如何奮力研究這一段“傷心史”的。
謝桃坊很少外出參加學術會議，他把時間與精力都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以至於學術界很多人只聞其名，不識其人。我每每跟他談起這些，他總是笑著說：“何必圖虛名呢，與其在外面混個臉熟，還不如扎紮實實寫出有分量的論著，讓別人注意到你。”從1999年開始，他即參加成都東山與沙河客家的考察工作，跑遍了東郊客家人的群居點進行調查，除了向當地政府建議保護客家遺址外，還出版了兩部客家學著作《成都東山客家人》、《成都沙河客家的變遷》。很難相信，一個七旬老人還能每天早出晚歸、翻山越嶺去做田野考察。謝桃坊說：“東山和沙河地區的每一條鄉間小路我都跑過，對那裡的居民尤其是宗祠、族譜了如指掌。”
退休後，謝桃坊又轉向了國學研究，並擔任大型學術集刊《蜀學》的副主編。《蜀學》每年一輯，至今已出版六輯。對於“什麼是國學”，當今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論述。謝桃坊認為，國學是以科學考證的方法研究中國文獻與歷史上若干狹小、困難的學術問題。這一說法已逐漸得到學術界的認可。他的新著《國學論集》2011年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收集了他近十年來對於國學思考的理論文章26篇。近代四川是國學研究的重鎮，尤其是在抗戰期間。謝桃坊於2009年出版的《四川國學小史》一書，試圖通過對四川近代國學運動的描述，來梳理國學家們對國學認識的發展過程，重現當年的學術輝煌。
謝先生今年已77歲，卻依然精神抖擻。他愛好運動，早晚總要抽出時間到浣花溪、百花潭散步。平常見他，他總是衣履光鮮整潔，頭髮梳得一絲不亂，皮鞋擦得錚亮，保持著老派名士的風度。謝先生不僅學問做得好，而且有著積極、樂觀的人生態度，的確是我們後輩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