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改變世人對結黨的偏見，1770年，柏克出版了《論當前之不滿情緒的根源》。他在書里斷言：議會中有一個幫派，自稱為“國王的朋友”，自詡為不黨不附，凡內閣必支持，他們在摧毀著英國的憲政。不僅以結黨為政治的必須，還以結黨為政治的道德，在政治哲學的歷史上，柏克是第一人。針對“結黨之為善是偶然，為害是必然”的常人之見，柏克反駁說，政黨“對於克盡公共的職守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至於它墮落為亂國的朋黨，卻只是偶然的、事不經有的”。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論當前之不滿情緒的根源
- 作者：[英]愛德蒙·柏克
- 文學體裁：政論
- 首版時間：1770年
- 字數：約50000
作者簡介,創作背景,作品影響,
作者簡介
愛德蒙·柏克（1729一1797），英國著名的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他曾在英國下議院擔任了數年輝格黨的議員，他經常被視為是英美保守主義的奠基者。
他最為後人所知的事跡包括他反對英王喬治三世和英國政府支持美國殖民地和美國革命的立場，以及他後來對於法國大革命的批判。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使他成為輝格黨里的保守主義主要人物（他還以“老輝格”自稱），反對黨內提倡革命的“新輝格”。
他的主要著作有《法國革命論》《自由與傳統》《美洲三書》等，此外還出版了許多與美學有關的著作。
創作背景
英格蘭一國，素以“平衡政體”自傲於人。依孟德斯鳩對英國政體的論述．英國的統治權，含君主、貴族和平民三部分，為了受統治的臣民之益，三者平衡而相制約。用帕雷的話說，“每一支立法權的濫用，莫不受抵制於與之對立的另一支立法權”。但理論終歸是理論。“光榮革命”後，下院的勢力大漲，漢諾瓦家族之繼承英國的王位，又由輝格黨人“作俑”並支持，故英國的政治，1714年之前，大體上說，是壟斷於輝格黨人之手的；1744年之前，出任政府高官的，又多是最大的輝格党家族派爾罕家族的代理、裙帶與盟友。這一“政治霸權”的支柱有兩根：一是通過封官晉爵、口舌之捷給和手段的老到，巧妙地操縱上下兩院；二是與君主的契約一致。內閣執掌權力，有國王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除了直接的蔭庇，在議會中，國王的影響也很大；但只有他親選的大臣，才能得這樣的“恩待”。在前兩位喬治的統治下。所謂“平衡”，每體現於國王與輝格黨大臣的處同一陣線；故政治體製得以平穩地運行。被排斥於體制之外者，是已遭廢黜的國王詹姆斯二世的子孫；他們曾兩度興兵，以圖推翻漢諾瓦家族的統治（1714年和1745年），但均以慘敗而終。至1760年喬治三世登基時，“僭君”的事業已日暮途窮。所謂“無世傳的遺民”，隨著舊托利黨人的老邁與死亡，他們的後代們，漸漸依附了新朝；“僭君”事業的同情者，在體制中，或被投賢置散，或因改節而被納入於體制，如著名的老皮特。
1763年，布特怵於政治的繁難，辭去了首相一職；此後一直到1770年，不曾有一屆內閣能同時取得君主的蔭庇和下院多數成員的支持。格倫維爾（1763-一1765）和羅金厄姆的內閣（1765—1766），雖得勢於下院，卻失意於國王；老皮特（1766—1767）做到了左右逢源，但失去了理智，格拉夫頓（1767—1770）則手足無措，不知計之安出。在政局的擾攘中，諾斯終於露面了；他左右逢迎，既得君主的恩寵，也獲得了下院的支持；執掌英國的大位長達12年之久，這期間，因他的有術無學，性格之搖擺，最終促成了美洲的大叛亂，及美洲獨立的結果。
在這些不成功的首相中，羅金厄姆勳爵是堅定的輝格黨人，下台後，他成了議會中反對派的領袖；喬治三世一朝的前期政治中，處處有他的影子。他是喬治三世擴張君權遇到的主要障礙之一。在政治鬥爭的同時，兩派也大張筆鋒與口辯，為自己的行為做政治與道德上的辯護。
羅金厄姆和他朋友們所以能對抗國王，是因為他們都是家財萬貫的人，不像諾斯等人那樣，生活依賴於國王的俸祿，而國王培植勢力的主要途徑，當時主要是靠俸祿與收買；家財萬貫的人，自然不受收買。其次，他和他的朋友們多出身於高門，年輕時即繼承了爵位，榮譽感甚強，行事素不依附於他人；第三，他們在掌權之前，已頗孚民望，不像布特、諾斯等人那樣，地位是隨國王的拔擢而來、隨國王的罷黜而去的；最後，他們與喬治三世多是同一代人，而喬治家族所以能取得英國的王位，可以說是他們的祖先功勞，這一點，也使他們不大把國王放在眼裡。故1775年出任首相後，他自行其是的作風，很快便與喬治擴張君權的企圖發生了衝突；一年後倒台。但由於羅金厄姆廣孚眾望，勢力頗大，因此英國的政治陷入了分裂；一場原則性的爭論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國王任命自己的大臣，是端憑一己的好惡呢，還是尊重公眾的意見？這個問題在當時人的眼裡，既是政體的，也是道德的。
平衡與制約，雖是英國憲制的大原則，但每一支權力之範圍的小大，因英國沒有成文的憲法，故須求之於先例與習慣；而先例的解釋，可人見不同，習慣的延續，又可依時勢而因革，而轉移；對於如何找到權力的平衡點，人們的意見是模糊的。故國王一黨的人說：國王選僕人、包括替他理國安民的僕人，是自有威權、他人不可以置喙的。這說法，羅金厄姆黨自然不苟同；但英國人的性格，是偏好於解釋舊原則，而不另樹新義；這保守的精神，每能避免政體的危機。所以他們說，這一點，當然是君主的特權，就理論而言，是神聖不可侵犯的，而實際則頗不易行；王權的影響，目前是太大了，這打破了政體的平衡；而且王權的行使每出於私意，不出於公心，故公眾對目前的政治是頗為反感的；這已嚴重影響了內政、外交和殖民事務。國王若想國泰民安，重新獲取國民的好感，那么任命大臣，就必須出於明顯的公益之動機，尊重公眾的意見。
簡言之，羅金厄姆一黨的人並不否認國王的特權，但實際中，卻不允許王權盡其理論上的極限；而要受制於“公意”和“公共的動機”。這樣一來，該問題的道德一面就出現了。
現代的政治，本無所用於道德，制度完善的用意，是使賢者無所用其賢，不肖者亦無所見其不肖。但柏克時代的英國，行政幾乎是政治的全部，執政者自行其是的餘地也太大，行為的可與否，並無事先的程式可約束；故當時的政治中，道德仍是一件大事。道德的問題，當時亦有兩面：一、什麼是政治道德？二、誰適宜維持政治的道德？第一個問題是很簡單的。用我們的話說，“心裡裝著大多數人民”，就是政治的道德。在這一點上，國王的人與反對者之間並沒有分歧；任命大臣、行使權力須出於公益，而不是一己的私好或利益，是雙方都承認的。但此後，兩派就分道揚鑣了。因為何為公益，是頗不易確定的；國王任命大臣、或大臣們施政，有自以為是出於公益、而結果卻有害於公益者，也有出於私利卻以人民的利益為名者。做事是不是出於公益，察心見志是不可能的。解決這個問題，假如舍制度而任道德，如當時的人所做的那樣，則下面的問題不可避免：哪一類人最適宜維護政治的道德？國王派的回答自然是國王：首先，他們說，舍公而行私的原因，無非是貪財而已，以國王的財產，他是必不受這樣的誘惑的。其次、但卻是最重要的：英國既是王家的“產業”，人民的利益之外，他並無自己的利益，他當然“最代表人民”，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所以由國王憑自己的好惡任命大臣，是最符合公益的——這一套邏輯。可見於當時的雜誌《旁聽者》中（1762年3月17日）。
而《旁聽者》的邏輯，羅金厄姆的輝格黨也可以採用，比如說：國王固然富得不至於因貪婪而害公益，但羅金厄姆又何嘗不如此？他也是富可敵國的。至於國王是不是人民利益的天然代表，反對者不置可否；因為歷史不支持這樣的說法；退一步說，即便如此，也還有如何去“代表”才能促進公益的問題；而“代表”的最好辦法，應該是順從公意。至於道德的邪惡，兩派也各執一詞：麥爾康姆勳爵在致布特的信中說，在喬治二世一朝，輝格黨人“打著為全體人民負責的幌子，獨霸了王室的好處和勢力，並分給了自己的黨徒。”國王黨的人還說，結黨就是為了營私，所以黨派是禍國的源頭，必須剷除之。被喬治三世罷黜的輝格黨人（即羅金厄姆派）則說，結黨是人的天性所趨；也是使自己的政治主張產生效力的必要手段；對維護政治的道德，政黨是必要的工具；而且君權勢力的擴張，已破壞了憲政的平衡，使得內政不理，外交紊亂；不結黨，是不足以遏止亂局的。但大體上看，雙方所著力的，多在於把政治的品德歸於自己，而少在於把邪惡歸於對方。
在這一場爭論中，柏克發表了《論當前之不滿情緒的根源》。他以自己的政治信仰為基礎，把羅金厄姆派的論據做了嚴密的組織。
作品影響
《論當前之不滿情緒的根源》涉及的是18世紀英國政治中最混亂的一幕。既是柏克的名篇，對理解其關於美洲的三篇文章也極有幫助。作者以自己的政治信仰為基礎，把羅金厄姆派的論據做了嚴密的組織。出版當年（1770年）即印刷了三版。這是一本用於宣傳的小冊子，容或有黨派的偏見，但通體看來，它仍是一本柏克最富政治智慧的文字之一，也是最早為政黨做道德辯護的文字。對後來的政治思想與實踐，影響頗深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