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當注意於精神教育》是夏曾佑所著作品，出自於《夏曾佑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論中國當注意於精神教育
- 作者：夏曾佑
- 作品出處：夏曾佑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 創作年代：近代
作品原文,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夏曾佑
民智未開，民德未具，則無論國政之為新為舊，必隨其政之所至，而成為各種弊端，如海灘然，塌於甲者漲於乙，終莫能去之也。此理為西哲所共信，蓋即宇宙間質力常住之例也。觀於中國之變法，而益信矣。戊戌以前，未曾實驗，吾人無見及此理者，每見外患之日亟，內政之日非，人物凋零，國財消減，二三君子所嘆息痛恨者，無過曰“國家不變法耳，一旦變法，則富強之業可立而待”。其淺者，以為天下之事，數著可了；其深者，以為變甲必變乙，變乙必變丙，如是焉止矣。及乎戊戌，更張之詔旁午於國，而其歸宿無一能實施者。旋以八月之變，一切廢去。天下論者，尚以為歷時未久，故無成效，設其無阻，必不數年而媲美於日本矣。再閱庚子之難，朝廷遂不能不重自變法。
綜計此數年來所行之新政，最大者學堂，其次練全國陸軍，亦有民間團練。其次警察，此皆關於存亡治亂之大端也。而中國之所以舉行者何如乎？學堂之交鬨，既為全國人之所憂慮；陸軍、團練之策，但有其言，未睹其事；警察之多故，殺人械鬥已非一次。且細研其失敗之原，大約官與民兩失者居多，官固非矣，而民亦未見其真能得直也。非民德、民智之不昌，何以至此！而論者又謂此由朝廷之變法，並非實有生死肉骨之決心，不過以此為媚外之一品物耳。既為媚外之品，則苟有是名焉，已足以套用矣，其實力之到不到，非所問也。然由其說而推之，則一切政治，必賴政府力行而後能成，則吾人不已先自處於奴隸而自絕於人格乎？大約目今大國之民，其舉一事也，議院發其端，而實踐以收其效者，皆民也。我國朝廷之行新政也，固可謂之精神不屬，然彼已布為令甲矣，使吾人真有百倍之精神以任之，安見其不由此而大治也？乃官長不催促，則紳民不過問，促之至再，則勉為一二，以為應酬，其心曰：此官之事而非我之事也。故朝廷之行新政，由於敷衍外人；其實外人亦並不樂此，特朝廷誤會耳。官吏之行新政，由於敷衍朝廷；百姓之行新政，由於敷衍官吏。上下之人，其志願如此，其作用如此。是無論今之所行者之區區也，即使朝廷為不世之曠典，下令全國，開議院，設國會，立憲法，重民權，吾知不過、等書多銷數千部耳，而一切境界均無變也。蓋天下無論如何良法美意，入乎無此性根者之心目中，則一切化為烏有。中國人之性根，其鎔冶於舊政也數千年，而後演成今日之局，則謀所以救之之道者，必窮思其受病之源。既得其物〈源〉，而後可言處方。不然，雜舉英、法、德、美諸國經驗之方以進之，此猶某甲病而啜某乙之藥，吾見其速死而已矣。
【注】：以上為原文部分內容
作者簡介
夏曾佑（1863—1924），字穗卿，號碎佛，浙江錢塘（今杭州）人。近代學者、詩人、政論家和思想家。1890年考中進士，旋授禮部主事。1894年前後，結識梁啓超、康有為、譚嗣同等維新人士，積極參與維新變法活動。1897年與嚴復、王修植等在天津創辦《國聞報》。1899年，任安徽祁門知縣。1902年卸任後寓居上海，1903年至1905年，任《中外日報》主筆，並致力於編撰《最新中學教科書中國歷史》一書。1906年，隨出洋五大臣赴日本考察憲政，歸國後發表《刊印憲政初綱緣起》，後任學部二等諮議官。中華民國成立後，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司長和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編者簡介楊琥，1965年生，甘肅通渭人。歷史學博士，先後就讀於西北師範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現為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史。選編有《憲政救國之夢：張耀曾先生文存》（2004）、《歷史記憶與歷史解釋：民國名人談五四》（2011）、《夏曾佑集》（2011）等書；參與編注《李大釗全集》（2006、2013）。另在《歷史研究》、《中國學術》、《北京大學學報》、《近代史研究》等刊物發表論文若干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