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二元論

語言二元論是在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提出的“能指”與“所指”概念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理論，它不僅在現代語言學上有著里程碑式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同相對論對物理學的革命性意義，語言二元論為語言學、現代西方文藝學、藝術批評上都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語言二元論
• 外文名：Language dualism
• 提出：索緒爾
• 拼音：yuyaneryanlun

概述

語言二元論是在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提出的“能指”與“所指”概念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理論，它不僅在現代語言學上有著里程碑式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同相對論對物理學的革命性意義，語言二元論為語言學、現代西方文藝學、藝術批評上都提供了全新的視角。

背景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許多學科已經遇到那種建立在機械主義和實證主義基礎上的原子式研究所帶來的困惑。因為單獨對每個部分的研究並沒有帶來人們對於整體的可靠認識與把握。在語言學界，青年語法學派在理論上過於強調機械的、實證的方法，使研究者無視言語現象背後語言整體的存在，把可直接觀察到的個人的言語事實作為唯一的語言現實，忽視語言的社會功能，最終使理論自身陷入危機。看來，要更確切地認識事物的整體，就要首先就整體來研究。而對於語言來說，怎樣才能達到對整體的認識和把握呢？這個整體是如何存在的呢？當時的許多語言學家都開始思考這一問題，而索緒爾是其中之一，並且做出了獨特的系統的闡述。

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理論的形成有其自身的的學術背景，他多年從事歷史語言學研究，對十九世紀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研究有很深的造詣，對整體語言學學科的性質有相當全面而深入的思考。索緒爾的普通語言學理論毫無疑問汲取了前人的思想，17、18世紀的唯理主義語言哲學思想以及普通語言學的開創者洪堡特的語言形式觀念，等等，都對他有很大影響。而同時代的青年語法學派，特別是保羅的心理主義語言學觀念，可以說是索緒爾的社會心理語言觀念的一個重要來源。他是否了解波蘭語言學家博杜恩·德·庫爾德內（J.Baudouin de Courtenay）的音位思想，我們不得而知，但二人的思想也有相通之處。此外，美國的語言學家輝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的語言觀對索緒爾的影響也很直接。輝特尼早年學習梵語，1850年去德國學習語言學。他1867年著有《語言和語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1875年發表《語言的生命和成長》（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反對自然主義語言觀，強調語言的社會因素，強調語言的規約性和慣例的性質。索緒爾在他的《教程》中多次以讚賞的口吻提到這位語言學家。

觀點

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索緒爾的一大發現，即語言符號其實是由能指（signifer）和所指(signified)共同構成。能指，簡單而言即語言的語音層面；所指，即語義層面。縱觀世界語言，能指和所指是任意連線在一起的，如：針對同一個所指，漢語叫“母親”，而英語則叫“mother”；然而能指和所指的關係一旦確立，就有了強制性，產生了穩定的聯繫。如針對“母親”的概念，漢語總叫“母親”，英語總叫“mother”,而不會隨便變動。

索緒爾首先為語言符號概括出兩條基本原則，一個是符號的任意性，一個是符號的線條性。這是對語言符號系統進一步論述的理論前提。 所謂語言符號的任意性，指語言符號單位由兩個部分構成，一個是概念，稱為符號的所指，一個是音響形象，為符號的能指，能指和所指的關係是不可論證的。
相信語言符號是由“能指”和“所指”共同構成的理論，自索緒爾之後逐漸成為文論領域的普遍話題。其聯繫的隨意性，保證了它們各自的獨立，即：“能指”無法被縮減為概念（即索緒爾所說的“所指”），而“所指”也不依附於一種特定的“能指”（即一個特定的語言單元）。一個孤立的“能指”可以具有多種含義，這就是多義性；反之，一個概念也可以在不同的能指中得到表達，這就是同義詞。

哲學意義

在對語言和語言行為的研究中, 語言的知識逐漸系統化, 正如所有系統化了的知識一樣, 語言也企圖擺脫哲學而形成語言科學。在對語言的研究越加深化, 細化的過程中, 表現出語言研究方向的轉移對語言本性的研究轉向語言功能的研究— 語言更加工具化從對語言本體的研究轉向語言規則的研究—語言更加人工化從語言的認知研究轉向人工模擬語言的研究—語言更加數位化在語言研究領域內的這些轉向都表明研究的科學傾向似乎強過哲學傾向。但是,對語言的研究無法完全擺脫, 也無法從根本上擺脫哲學。在自然和人之間, 存在著一個人類創造出來的社會, 它是人的意志和願望的表達和實現同樣, 在客觀存在自然的存在和社會的存在之和和人的心靈之間存在著人類創造的言, 它將客觀的吐會和自然存在與人的主觀合靈之間的對立甚至衝突轉化為知識世界。如果不從哲學水平上去把握, 去
認識語言這個本體存在的意義, 那么, 人們很難理解心和物何以能夠構建聯繫, 成為一體的。也很勸回答“ 什麼是語言”這個語言研究的基點問題。語言是知識的工具, 它傳遞、記載和積累知識,因此, 它也是知識最重要的形態語言是思維的空間, 離開了語言, 人的思維難以超越動物的水平語言和心靈無法分離, 它們“ 相互補充、相互豐富, 以
至於對於成年人來說心靈是通過語言來構成的”

語言是人的一種存在, 沒有語言, 無法想像人的原始群體能夠擴大, 群體之間能夠交往, 能夠形成人的意義上的社會。迎達默爾說語言是人的經驗空間, “ 是存在的家” 。語言是一種存在, 但它是一種特別的存在它有形, 但是, 卻不是物質它是心靈的主要的存在形式, 但是, 它卻不是心靈本身的存在。人作用於外在物質, 物質產生了功能。功能附著在物質之上, 依賴於物質。在功能和物質之間有一個比例關係, 即會出現功能小而物質多, 或功能大而物質少的比例變化。隨著人的心靈的潛能的不斷開發, 人對於物的作用日益強大, 功能物質比也隨之增大。石器時代的石器和知識時代的計算機之間的比較就可以清楚地顯示出這一變化傾向。知識時代說到底就是人創造的功能與所利用的物質之間的比例越來越大, 以至於功能逐漸取得獨立於物質的地位。當知識成為了一個時代的主要特徵的時候, 它在認識上的放大效應就表現出來了,透過它, 顯示出語言的一個基本的特性。語言從它出現伊始, 其形態就具有幾乎完全的獨立性, 沒有外在物質的依賴性。語言走出心靈,卻不依附任何物質。如果它們還需要草、竹、紙來
記載的話, 它們的作用絕不是語言的功能, 它們就象馬、車、船對於人一樣, 不是人的物質存在, 而只是人的一個臨時的載體而已。語言天生沒有外在物質的依賴性。它的存在方式是聲音和文字, 它的存在內容是意義, 它的意義不僅覆蓋了心靈的表達, 還覆蓋了對客觀的反映和對創造的規定。它集合了心靈、自然和社會、但是, 它有形態, 而無實體, 始終是純功能的存在。語言沒有物質依賴性, 這使它具有幾乎無限大的功能物質比, 這帶給它一種超脫的身份, 超脫了主觀和客觀的二元對立。語言的純功能性質, 使它飄逸開來, 具有瀰漫的特點, 瀰漫在對立的二元之間, 又成為二元融合的存在。它以意義的方式將對峙的二元熔鑄在一起, 熔鑄在非物質的形態之中。這種形態克服了心靈之無形, 又擺脫了物質之羈絆。語言的有形又不定形的狀態是一個無盡的自然過程, 在形與非形之間的不斷運動中語言給自身賦予了生產性和創造力, 使它成為具有生命活力的存在。

語言的存在既是二元對立的產物, 也是二元融合的存在。自然是它的本性, 它不僅有物的意義,更有人的天性。從哲學的二元關係看語言, 語言彌補了二元對立的空間, 將對立的二元連為一體, 形成了一個大元大圓。二元的爭論不正是這個大圓中掀起的波瀾嗎從這個意義上去研究語言就是研究哲學, 去研究哲學就是研究語言。

發展

此後，丹麥語言學家和符號學家Louis Hjelmslev(1899-1965)進一步製造了兩個新概念，以便更容易區分“能指”和“所指”，這就是“表達層面”（expression plane）和“內容層面”（content plane）。他同樣相信，這兩個層面是相互獨立的，由此，語言二元論得到確立。

影響

語言二元論對現代語言學和現代文藝批評有著深遠影響。除了標誌著現代語言學的成熟，更產生了現代西方文論中以語言、結構、文本為圓心的形式批評。俄國形式主義、布拉格學派、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與敘事學、符號學、解構主義乃至讀者--反應批評等等一系列在現代文論發展史上產生過重要影響的學說，無不建立在語言二元論的基礎之上。語言二元論更促使現代學者對傳統經典學說進行重讀後的新發現，最著名的是康德的“知識二元論”：康德關於概念認知與審美認知關係的看法，被20世紀的批評家解讀為“審美認知不能被縮減為概念認知”，因而推導出“美的無概念性”，進而得到著名的唯美主義基本觀點——美在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