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說中國五千年（民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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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綿綿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詩歌在相當長時期內一直是文學藝術的主流。詩歌以其短小精悍、節奏明快、音韻和諧、寓意含蓄、便於吟誦，特別受到人們的喜愛。如《詩經》三百篇，語言質樸優美，無論是抒情言志，還是狀物紀事，都有很強的藝術感染力自從孔子編定之後，一直受到文人學者的重視，儒家學派把它看成是經典，反覆進行研讀，得其一奧，即足成名家。

《詩經》對後世的詩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從楚辭漢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樂府，從唐詩宋詞到近代白話自由詩，中國詩歌源遠流長，積累了豐富的文學遺產，優秀的作品極為豐富。古典詩歌創作由最初的抒情言志和狀物紀事逐漸發展為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兩個流向，其中紀事詩以其具有強烈的社會感染力，備受社會重視。如漢魏樂屙中的《陌上桑》、《羽林郎》、《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等，情韻悠長，膾炙人口；唐代杜甫的“三吏三別”，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元稹的《連昌宮詞》更是千古絕唱；明清以來李東陽的《花將軍歌》，李夢陽的《玄明宮行》，魏源的《江南吟》和《都中吟》，黃遵憲的《聶將軍歌》和《哀旅順》等，詩歌藝術直追前人，均為不朽之作。

編輯紀事詩集是我國學術的優秀傳統。南宋計有功廣羅唐代詩歌資料，勒成巨帙，最先編成《唐詩紀事》，繼有厲鶚的《宋詩紀事》，陳衍的《遼金元詩紀事》，陳田的《明詩紀事》，鄧之誠的《清詩紀事初編》，錢仲聯主編的《清詩紀事》等。這些紀事作品的時間前後銜接，體例相近，而目的卻不盡一致：有的旨在鉤沉發微，“以詩證史”；有的意在品藻得失，“以史證詩”；有的只是為了保存一代詩人逸聞趣事和作品。《唐詩紀事》是計有功有感於一代作者事跡泯滅而作，共搜羅了1150位詩人的主要作品和本事，保存了不少有價值的資料，缺點在於不注資料出處，且選錄標準不夠嚴格，無本事的詩篇占有很大數量；《宋詩紀事》是厲鶚有見於後人忽視宋詞的藝術價值，為扭轉文風而作，他所謂的“事”仍然不是指反映社會政治、經濟生活的重大事件，而是專指作者創作詩歌的佚事，兼及詩家評論，近似於一代詩歌總集；

陳衍的《遼金元詩紀事》體例師承厲氏，惟輯錄標準掌握得比較嚴格，非紀事詩不入選；陳田的《明詩紀事》亦宗法厲氏，重點仍是搜羅一代詩人故事，間也收錄部分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長詩，而“無事可紀” 的作品仍占有較大篇幅；鄧之誠以史家治詩，對於收入《清史紀事初編》的六百家詩人生平經歷均有精確考訂，採錄兩千餘首詩，取捨標準頗為謹嚴，無事可紀的作品概不收錄。從這一思想出發，他所選錄的作品不限於名家， “但取其事”，可惜只收錄了順治、康熙兩朝紀事詩；錢仲聯教授主編《清詩紀事》，於體例則兼取各家之長，引用各種書籍一千餘種，收錄作者五千餘人，編成巨著，一代詩人逸事與重要紀事作品網羅殆盡。以上這些詩集在體例上均系因人系詩，吟誦同一事件的作品散編在各卷之中，由於卷帙浩繁，檢索起來很不便利。

“以史證詩”是我國的優良學術傳統。清初著名的思想家黃宗羲則提倡以詩補史，嘗謂：“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詩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日詩史，史固無籍乎詩也。”(黃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載《南雷文定》前集卷一)著名史學家陳寅恪有鑒於此，從事“以詩證史”研究，他的《元白詩箋證稿》學術價值很大，深受學界推崇。歷代正史大都經過統治者的周密塗改和粉飾，以假亂真，故布疑陣，通過辨偽存真的“以詩證史”，可補史書之缺，使人能夠接近歷史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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