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聞天

許聞天，江蘇溧陽人。1922年畢業於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曾任南京美術專科學校教師、宜興縣縣長、江蘇省政府主任秘書、國民黨政府立法委員。1947年參加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並參與發起組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後，歷任政務院參事，民革第二、三屆中央委員和第四、五屆中央常委。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許聞天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
• 出生地：江蘇溧陽
• 出生日期：1902年
• 逝世日期：1982年
• 畢業院校：上海美術專科學校
• 性別：男

人物簡介

許聞天（1902—1982），1949年加入民革，歷任民革第二、三屆中央委員，第四、五屆中央常委；民革中央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職務。

許聞天，一生坎坷，雖數次被捕入獄，但始終不改革命初衷。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他遵循孫中山的三大政策，積極支持改組國民黨；抗日戰爭時期，他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解放戰爭時期，他參與組織“孫文主義革命同盟”，反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統治，與中國共產黨真誠合作，為民主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艱苦求學

1902年1月24日，許聞天出生在江蘇溧陽縣溧城鎮。許家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家庭，許聞天的祖父是個讀書人，英年早逝，只留下破舊的四間小房屋，1937年被侵華日軍燒毀。許聞天的父親是一個貧困的國小教員，既沒土地，也沒住房，只能靠一點薪金養家餬口。20世紀初，孫中山先生領導的民主革命影響愈來愈大，江浙一帶的革命活動愈演愈烈，許聞天的父親在革命形勢的影響下，參加了同盟會，後因反對袁世凱稱帝而受到迫害，被迫逃往上海。在上海，許聞天的父親在一個書局當校對，每月收入只有12元，常常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只好到當鋪典質或借貸度日。有時候，許聞天的父親還寫一些章回小說，賣稿養家。

許聞天自幼喜歡畫畫，八九歲時就能做巨幅繪畫。1917年，他隨父親到上海後，師從中國畫家金壽石先生。在近3年的學徒生活中，許聞天做了一件對後來成長道路有較大影響的事情，這就是參加“五四運動”。1919年，當“五四運動”的訊息傳到上海後，上海各界掀起了支持北京學生運動的高潮。18歲的許聞天被聲勢浩大的愛國運動所感染，也加入到上海學生的遊行隊伍中。在遊行中，他被北洋政府的警察逮捕，並被打傷。金壽石先生不喜歡自己的學生參加“政治學潮”，一氣之下開除了許聞天。意外的是，這一“開除”不僅沒有使許聞天遠離革命運動，反而使他萌發了與腐敗、懦弱、無能的北洋政府鬥爭的信念和決心。

“五四運動”後，許聞天進入上海美專普通師範科學習，一年後畢業，到一所國小任教員。他雖然擅長繪畫，但文化基礎並不紮實。因此，對他來說，當國小教員著實有點力不從心，有一次竟被學生髮現認錯了字，他不得不因此離開了學校。辭去國小教員職業後，許聞天又進入上海美專西洋畫科學習。為了生計，他邊學習，邊為書局作裝幀、布置櫥窗等工作，以換取少許生活費，有時也以賣畫為生。但艱苦的生活並沒有影響他的學業，他後來還被推舉為上海美專學生會會長。在擔任會長時，他領導學潮，參加反對軍閥盧永祥的鬥爭，結果再一次被學校開除。

其後，許聞天一度擔任東方藝術研究會導師，積攢了60餘元現金，他就憑藉這60餘元去了日本。到東京後，許聞天錢已花盡生活無著，只好在同鄉的引薦下，到中國學生留日聖公會當僱傭。他原想在日本留學，好好學習一些技能，沒想到艱苦的環境使他連半工半讀的機會也沒有。為了能夠讀書，許聞天找到了在上海創造社時認識的郭沫若。郭沫若介紹許聞天到中國學生留日青年會當傭工，並進修日語。後來，許考入東京美專，學習一年有餘後，仍因生活所迫而輟學。

1923年，許聞天在日本遇到一個上海美專的同學。這位同學是朝鮮人，名叫韓東然，他在瀋陽辦了一所美術專門學校，其實是為朝鮮獨立黨做抗日地下工作。韓東然邀請許到瀋陽美專教書，許欣然應允。在瀋陽，許聞天邊教書，邊協助韓做抗日工作，不幸被日本特務發現。當時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抓捕瀋陽美專參與地下工作的師生，韓東然潛逃到海參崴，許聞天隻身來到南京。

反對獨裁

到南京後，許聞天經人介紹到南京美專教書。正是在這時他加入了國民黨，並領導了反英學潮。他鼓動學生打擊英人開辦的南京怡和洋行，被軍閥逮捕。後來雖被釋放，但學校卻向他下了逐客令，他無奈只好離開。

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後，許聞天被派往北洋軍閥張作霖控制下的東北做地下工作。為了掩護自己的身份，他與同鄉沈叔邃在瀋陽合辦了一個報刊，名為《大亞圖畫周報》。同時，他改名易姓，仍到瀋陽美專教書，當時的瀋陽美專已被東三省教育會接辦。在工作中，許聞天始終貫徹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積極與共產黨合作共事。1925年，因身份暴露，他被逮捕，經受了酷刑拷打。半年後，沈叔邃疏通奉系重要人物楊宇霆，並以贖金將許贖出。隨後，許聞天至大連等處繼續工作。1926年底，張作霖為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組織安國軍，於次年春逮捕並殺害了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許聞天也因此再次被奉系通緝，被迫逃往上海。

當時，國民革命軍已占領上海。許得知郭沫若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就想去找郭沫若安排工作。不料，蔣介石發動政變，總政治部被查封，共產黨人和一些國民黨左派人士被追殺，許聞天也幾次險遭逮捕。為了躲避蔣介石集團的逮捕，許聞天被迫回到家鄉溧陽。在溧陽期間，許聞天與部分青年合辦《溧陽評論報》，開展反蔣、反西山會議派的鬥爭。許的活動觸怒了國民黨右派，他又一次被捕，並被江蘇特別法庭判處極刑，準備解往南京槍決。

這時，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救了許聞天。蔣介石在南京建立國民政府後，與汪精衛、陳公博等部分國民黨政客矛盾激化。為了與蔣介石集團爭權奪利，汪精衛等於1928年11月底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會員主要集中在上海、南京等地高校。當時，改組派盧印泉等人為了加強反蔣力量，將許聞天救出。隨後許聞天進入改組同志會江蘇省委會工作，暗中進行反蔣活動。1929年冬，許聞天、陶希晉等人發起了有千餘人參加的溧陽暴動，占領溧陽縣城一周，宣布改組政府，廢除苛政。後來暴動遭到鎮壓，許聞天被迫逃往上海，被開除國民黨黨籍，並被蔣介石通緝達3年有餘。1932年初，陳公博任國民黨中央黨部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主任，許聞天與陳公博曾同為改組派會員，於是就投身民眾運動指導委員會，任工人科科長。1933年冬，許聞天領導開灤煤礦、趙各莊、馬家溝等9個礦的工人罷工，反對漢奸殷汝耕、陶尚銘組建的偽冀察自治政府，被偽軍趙雷所捕。

堅持抗戰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變爆發後，國民黨中央各機關紛紛向西南撤退，許聞天回到家鄉，準備組織抗日游擊隊。但由於國民黨軍節節敗退，未等許聞天來得及糾集同志，溧陽就已淪陷，他的熟人也四處逃散。無奈之下，許聞天於第二年春天前往武漢，後來在國民黨第三戰區政治部任組長。第三戰區司令長官是蔣介石的嫡系親信顧祝同，對原改組派的人物特別嫉恨，許聞天當然未能例外，因意見相左差點被顧逮捕，於是許不得不在1938年冬天去了重慶。在重慶，他經人介紹到國民政府社會部任視察，因與社會部部長谷正綱意見不合，又離開重慶，是年為1939年。

離開重慶後，許聞天回到皖南休寧閒居，因經濟拮据難以生存，復至第三戰區經濟委員會皖南辦事處任秘書，以微薄薪金餬口。1940年6月，皖南辦事處解散，許又失去了工作，復經人介紹至國民政府江南行署任秘書。1940年8月，許聞天被國民政府派往宜興淪陷區任流亡縣長。在擔任宜興縣長期間，許積極開展對侵華日軍的鬥爭，先後數次與日軍刀槍相見。抗日戰爭時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許從未與共產黨發生摩擦，相反與國民黨軍隊卻有過衝突。1941年初，蔣介石派挺進縱隊進入淪陷區，這些部隊抗戰不力，但禍國殃民的事倒做了不少。許聞天對此非常憤怒，與挺進縱隊發生了衝突，結果被挺進縱隊抓捕，遭嚴刑吊打，遍體鱗傷。許因此離開宜興，回到溧陽鄉間居住。

1945年初，許聞天與新四軍蘇南行署取得聯繫，正準備與新四軍合作抗日，卻被溧城鎮的日軍和國民黨特務發現，遭到兩方特務不分晝夜地搜捕。許聞天在溧陽無處藏身，隻身潛往皖南。在皖南歙縣，許被國民黨特務偵緝，被捕入獄。當時國民黨江蘇省政府流亡在皖北阜陽，省主席王懋功是許聞天的熟人，於是許經王營救獲釋，從此跟隨王懋功，直至抗戰勝利。

組建孫盟

抗戰勝利後，許聞天隨王懋功回到江蘇，在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任主任秘書。這期間，許聞天參加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聯），並積極參與組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以下簡稱孫盟）。

“孫盟”於1945年冬在重慶開始醞釀，以後建立組織、開展工作，1949年秋宣告自動解散，先後歷時4年，在新中國成立前屬於一個秘密組織。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政治腐敗，經濟癱瘓，人民生活艱難，許多有志之士要求和平民主、重建家園，而蔣介石集團卻堅持獨裁和內戰的政策，引起了全國人民的堅決反對。國民黨內的一些民主人士也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他們有的大聲疾呼，公開反對國民黨政權，有的則秘密集會結黨，有組織地聯合各方民主力量，共同反蔣。許聞天和一些參與創建“孫盟”的同志們認為，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真正貫徹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恢復三民主義的本來面目，才能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國才有出路，因此有建立一個和共產黨合作從事反蔣的民主政團的必要。經過一年多的籌劃後，1947年春，許聞天和一些民主人士在南京碑亭巷東方旅社集會，商談建立組織、開展活動的事宜。當時集會的人主要來自三方面，其中有以許聞天為代表的“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成員，有以鄧昊明為代表的老第三黨（鄧演達領導）的成員，有以陳惕廬為代表的從蔣介石嫡系中分化出來的高級軍政人員。此外，還有個別進步青年知識分子。通過協商，大家逐步統一了認識，將組織定名為“孫文主義革命同盟”，目的是分化瓦解蔣介石的獨裁政權。隨後，孫盟在江蘇、浙江特別是上海、南京等地建立了分組織，並逐步向全國發展。1948年春《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政治綱領》正式通過，其核心內容就是“反蔣擁共”。此外，“孫盟”還擴大組織，吸收了部分立法委員、國大代表進入各級領導機構。

“孫盟”的組織系統，分為四級，即總部、省市支盟、分盟及小組。總部設中央委員會，委員33人，並設有常務委員會，許聞天是常委，擔任常委的還有劉不同、鄧昊明、陳惕廬、金紹先、賀耀祖、侯桐、高宗禹、諶小岑、楊玉清、韓梅岑等人。許聞天和陳惕廬還兼管“孫盟”的組織工作。

“孫盟”雖然在蘇、浙、皖、鄂、湘、桂、粵、黥、川、康、閩、京、滬、平、津、漢、穗等省市都設有支盟等組織，但它一直處於“地下”狀態，開展工作一般以盟員個人的工作身份活動，此外還藉助一些外圍組織如中國農工通訊社、浙江省農村文化促進會、立法院二五座談會、南京大學教授會及新群社等團體開展工作。1947年冬至1948年秋之間，“孫盟”曾三次派楊沛如、韓梅岑到香港與民革的負責人朱蘊山聯繫工作，並要求民革把“孫盟”作為民革的一部分。朱蘊山表示歡迎“孫盟”作為民革的一部分，但必須取消“孫盟”組織的名稱，改用“民革”的名稱，這一更名意見未能在“孫盟”總部討論通過。不過，“孫盟”仍然經常同上海民革、民聯的負責人王葆真、郭春濤等保持聯繫，同時加強與在港的民革組織的聯繫，以求通過民革取得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1948年中共發出“五一號召”之前，“孫盟”還派張達生三次過江，與“新四軍”管文蔚所部的沈雲樵取得聯繫，主動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後來中共“五一號召”發出後，“孫盟”因自身處境不便，未能發表公開聲明，但在口頭上表示過回響這一號召。

作為“孫盟”的主要發起人和負責人，許聞天帶領“孫盟”組織成員開展了一系列的反蔣鬥爭，主要分為立法院內的合法鬥爭和軍事策反兩種。他們在立法院內成立“二五座談會”（每星期二、五集會兩次），座談的主要內容就是“反對戡亂，主張和平”、“反對獨裁，主張民主”，具體有保障人身自由，釋放政治犯；反對徵兵征糧，徵實徵購；廢止動員“戡亂”的臨時條款等。他們不僅座談，還提出相應的提案併力求在立法院通過。例如，由立委轉任司法行政部政務次長的“孫盟”成員楊玉清，力促司法行政部部長張知本在行政院會議上通過了“釋放政治犯”案，許多政治犯因此獲得了釋放。

“孫盟”在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時，做了不少助選工作。在李宗仁任代總統後，“孫盟”又力促李與共產黨和平談判，許聞天就是這些活動中的重要人物。李宗仁也非常尊重“孫盟”成員的意見。有一次李以代總統身份請以立法委員為主的“孫盟”負責人許聞天、劉不同、金紹先、諶小岑、賀耀祖、高宗禹等午餐，商討和談問題。李宗仁在宴席上還要立法委員制止蔣介石把封存在上海的黃金運往台灣。事後，許聞天等“孫盟”成員聯繫四五十名立法委員在立法院提交了一個制止黃金運台的提案，形成決議後交行政院切實執行。

許聞天還參與了多次“軍事策反”工作。許聞天與江蘇省主席王懋功曾同為改組派成員，在抗戰勝利前後許又在王身邊工作，參與了王的許多機密事宜，兩人關係非同尋常。依靠許與王的特殊關係，“孫盟”在江蘇掌握了省政府民政廳、保全司令部、訓練團等機關的部分陣地。許聞天在1947年還擔任過省訓練團教育長，並與CC系展開過鬥爭。在王懋功的默許下，省保全獨立旅旅長陶鴻釗也參加了“孫盟”，“孫盟”還在江蘇的宜興、溧陽、丹陽、常州、鎮江、江寧、無錫、蘇州等地建立了地方組織。當時，王懋功的日子並不好過，駐徐州的顧祝同、京滬線上的湯恩伯、駐南通的李默庵等，都以合力“剿匪”為名，把王手下的保全部隊一團一團地拉走。許聞天就勸王把保全團隊改為警察，必要時拉上茅山打游擊，同共產黨南北呼應，徐圖進展。但王懋功認為江蘇四面臨敵，成功希望不大。許聞天又向王獻策，準備利用“孫盟”的力量把浙江的陳儀、安徽的桂系拉過來同江蘇結成同盟，王意有所動。

1948年上半年，蔣介石任命陳儀為浙江省主席，陳不願到任。“孫盟”就派陳惕廬、許聞天、高宗禹三人到上海，勸說陳儀就任，以加強反蔣陣線的力量。他們在上海竇祿安路陳儀的公寓徹夜密談，最後陳答允去浙江就任。陳於當年6月就任浙江省主席後，積極支持“孫盟”在浙江的活動。他任命“孫盟”成員張賢哲為省政府秘書長，貢沛誠為省建設廳廳長，陳惕廬為省訓團教育長，同時還在浙江保全司令部也安插了部分孫盟成員。許聞天曾建議陳儀同王懋功建立聯盟，得到陳的同意，並定期在上海會晤。不料，王卻在1948年9月被蔣介石撤職了。同年冬陳敦勸有師生之誼的湯恩伯起義，湯向蔣介石告密。1949年2月，陳儀被免去浙江省主席職務。自此“孫盟”在江浙兩省開展工作遇到的困難就多了。

許聞天還參與了策動江蘇保全獨立旅長、鎮江江防司令陶鴻釗起義的工作。陶鴻釗也是“孫盟”成員，為策應解放軍渡江，他曾將長江南岸的地形、水文等情況繪製成地圖或提供詳細材料送往江北，甚至還把江浙一帶的國民黨軍隊的軍事部署、配備及作戰方案等都交“孫盟”江蘇支盟的負責人張達生，由張達生送給新四軍聯絡員沈立樵。

正當許聞天等人為迎接解放、積極進行軍事策反的時候，“孫盟”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1948年底，陶鴻釗被軍統特務毛森逮捕。1949年3月，軍統又逮捕了陳惕廬、張達生等十多人，“孫盟”在江蘇南京、鎮江、無錫、上海等地的地方組織也同時遭到破壞。4月10日，許聞天、金紹先兩位立法委員在參加國民黨立法會議期間，在南京文風書店（“孫盟”的交通機關）遭到國民黨特務的秘密逮捕。幸好金的“孫盟”身份尚未暴露，很快就得以獲釋，而許聞天則被戴上鐐銬押送上海。金紹先獲釋後，立即公開譴責特務違憲逮捕立法委員的事實真相，引起了國民黨立法院的震動。當時，正值國共和談期間，中共在廣播電台中也強烈譴責國民黨特務逮捕立法委員、有意破壞和談，使得國民黨赴北平的和談代表團也對此表示不滿，這就迫使李宗仁、何應欽等不得不出面干預，才使許聞天得以獲釋。而被非法逮捕的陳惕廬、張達生、朱大同、方誌農、王文中5人則於1949年5月被槍殺於上海虹口公園。

貴州修文起義是“孫盟”貴州支盟發動的。許聞天雖沒有直接參與起義，但在貴州支盟的建立過程中，許聞天、陳惕廬是有一定作用的。早在1946年冬，他們就派馬懷麟到貴陽發展組織。1948年底，“孫盟”總部又派陳明仙到貴州會同李思齊、馬懷麟等發動武裝起義，迎接解放。他們準備以修文為奇兵，並發展了保全團的一個營，裡應外合，占領貴陽。不料起義訊息泄露，修文民眾被迫提前起義，由於準備不周，以弱擊強，起義被鎮壓。

此外，許聞天還參與或間接協助了川康軍事策反工作、浙江保全部隊起義、蔣經國的軍官教導縱隊隊長賈亦斌起義等十多起策反工作，有成功的也有失敗的。

南京解放前夕，許聞天為了躲避軍統特務的迫害，潛伏於溧陽山區，直到上海解放後才轉至上海，住在宦鄉（地下共產黨員，與許有姻親關係）家中。這時，他接到中共中央統戰部電報，要他去北京。1949年7月底許聞天到達北京，向統戰部李維漢同志匯報了“孫盟”的有關情況。與此同時，“孫盟”留在上海的幾個負責人如侯桐（雨民）等也向中共華東局統戰部匯報了該組織的情況。華東統戰部部長吳克堅、華東軍政委員會聯絡局局長何以端，邀約侯桐、韓梅岑、陳建晨等數次座談，商討“孫盟”的善後工作。不久，孫盟召開了一個包括蘇、浙、皖、京、滬等支盟、分盟負責人在內的大會，許聞天接到侯桐、韓梅岑的信也南下上海參加了這次會議。就在這次會議上，“孫盟”決定宣告解散，其成員一般併入“民革”。

1948年1月，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民促）以及其他國民黨民主派在香港成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但民聯、民促仍繼續單獨保持組織活動。1949年11月12日至16日，中國國民黨民主派代表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決定民革、民聯、民促和國民黨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統一成為一個組織———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至此，民聯、民促同時宣告結束。許聞天當時作為“第四方面”的代表參加了這次會，並當選為民革中央委員。

建國以後

努力工作　建設新中國

1949年9月，新政協籌備委員會決定邀請“孫盟”代表參加政協會議，由許聞天、鄧昊明代表“孫盟”出席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周恩來總理在報告政協代表名單的協商經過及其代表的廣泛性時，曾說明“孫盟”雖然是一個不太大的政治組織，也安排了兩個代表名額參加新政協會議。周恩來在《關於人民政協的幾個問題》的報告中說明：“……在協商當中，除了政治根據外，我們還要從組織方面說幾個問題。（一）黨派的標準。凡是在去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組織或已開始建立組織，並且很快地回響了‘五一’號召的，就可以作為參加單位。現在參加籌備會的14個黨派單位都是按照這個標準決定的。……除了這14個黨派外，我們認為有些組織要分別研究對待。如孫文主義革命同盟，曾在偽立法院進行過鬥爭，我們就一方面勸說他們加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另一方面把個別人列入特邀單位……”就這樣，許聞天、鄧昊明作為特別邀請人士參加了新政協會議。

新中國成立後，許聞天擔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參事。建國伊始百廢待興，作為國家中樞，政務院參事室之職掌的工作有：一、關於政策、政令、法案等之研究及草擬事項；二、關於政務院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呈院有關政策、法令、規章之專案審議事項；三、關於政策、政令推行實況之調查研究事項；四、關於政務院與所屬各委、部、會、院、署、行之間工作聯繫事項；五、關於總理臨時派遣或交辦事項。許聞天積極參與中央人民政府參事室的各項學習、視察、慰問、調查等活動，1951年曾和盧郁文一起隨陳雲副總理赴中南視察財經工作；以後又赴各地參加土改工作。

他先後當選為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並擔任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中央常委委員、副秘書長、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等職。他積極參加國家政治生活，努力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為民革的組織建設做出了重要貢獻。

新中國成立初期，他努力實施民革的各項政治決議，推動和組織全體民革黨員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積極參加三大運動和社會主義改造，努力做好崗位工作，為鞏固人民民主專政，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實現過渡時期總任務，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3年困難時期，許聞天作為組織部部長帶領調查研究工作組在上海蹲點，運用“神仙會”形式，進行形勢教育，促進了黨員服務與改造的積極性。總結出堅持“依靠中共，結合中心”的工作方針，推動黨員在各自工作崗位上圍繞中共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服務的工作經驗，進而在民革各級組織中交流推廣。“文化大革命”期間，民革組織被迫停止了活動，許多領導人和黨員受到林彪、“四人幫”的迫害，許聞天對此深感氣憤。但是，他經住了嚴峻的考驗，始終沒有動搖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信心。

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1977年10月，民革恢復活動。許聞天堅決擁護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雖然已是古稀之年，卻仍為把民革工作重點轉移到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服務的軌道上來，為執行以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為中心、以促進祖國統一為重點的工作方針盡心竭力。

1982年6月17日，許聞天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坎坷的一生，享年80歲，生前留有遺言，要求在他逝世後，不舉行告別、追悼等紀念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