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金章（1904~1968），字麗生，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縣人。寧夏回族自治區一、二屆政協副主席。1936年參加國民黨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民革）。解放前，曾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視察，國民黨寧夏省黨部委員，三青團中央團部視導。解放後，歷任寧夏省糧食廳廳長，甘肅省司法廳副廳長，民革寧夏回族自治區委員會主任委員、民革中央委員。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概述圖來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袁金章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籍貫：寧夏回族自治區中衛縣
- 出生日期：1904年
- 逝世日期：1968年
- 性別：男
人物生平
學生時代投身革命
袁金章的父親袁延靜是晚清的貢生，書生氣很濃，一生重視教育，家道中落後靠幾畝薄地和教私整度日。袁金章自幼聰明好學，7歲即入私望學習。1922年，畢業於中衛應理高等國小。同年春，考入蘭州甘肅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受到“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教育救國”等新思想、新文化運動思想的薰陶，漸漸活躍。當時甘寧兩地軍閥割據，連年天災人禍，城鄉渴敝，民不聊生，特別是在甘寧交界的乾早、半乾旱的山區，百姓們更是饑寒交迫，度日如年。然而，就是在這貧瘠落後的西北邊陲，人們仍延續著中國幾千年的傳統觀念：克服一切困難，讓子孫讀書。袁金章目睹西北貧窮落後的景象想到自己考入師範學校，肩負著培養國家未來的重任，因而學習頗為勤奮。在進步教師的指導下，他閱讀古今中外的名著和進步書刊，對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中“富國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此四者，富國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的論述頗感興趣，在不斷的閱讀中，逐漸領略到了孫中山先生文章的真諦。是年，甘肅督軍陸洪濤藉口籌集軍餉，在甘肅全省重新開放煙禁，公開按畝討征“煙花稅”，稱“煙畝罰款”，美其名曰“寓禁於徵”。這股禍水流入寧夏後，中衛農民受害，民眾叫苦袁金章對此義憤填膺，在省立師範學校組織公開集會，慷慨激昂地陳訴吸食鴉片的害處，勸說民眾遠離毒害，拔掉煙苗，並撰文抨擊政局，其大無畏的禁菸義舉，受到師生們的普遍稱讚。
1925年9月，西北軍劉郁芬率師入甘並進駐蘭州，10月趕走軍閥陸洪濤。劉郁芬從此主持甘肅軍政，結束了北洋軍閥的封建統治。此時，共產黨員錢清泉、宣俠父到甘肅省立師範學校宣講國內革命形勢，他們向學生介紹《共產黨宣言》，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三民主義》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進步學說同時舉辦政治訓練班，發展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員。袁金章在“打倒列強打倒貪官污吏，剷除土豪劣紳和軍閥”的大革命洪流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並積極投身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宣傳活動，甘肅省立師範學校畢業班集體加入中國國民黨，甘寧地區實現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政治局面。1926年春天，袁金章回到中衛後，在中衛縣城應理高等國小當教員，教授國文和“三民主義”課程。他給學生講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建國方略》等，宣傳革命，激發民眾的愛國熱情，深受青年學生的愛戴。是年，袁金章聽了吉鴻昌路過寧夏時所作的演講後，在家鄉發起禁菸運動，上街宣傳、演講，勸鄉親們燒掉所種的煙苗。在此期間，他與早期到寧夏的共產黨員陳峻明、鄔逸民、趙子鳴等來往密切。同年冬，馮玉祥率國民軍第二方面軍入甘援陝，途經寧夏中衛國民軍第二方面軍政工人員王鼎積、杜海帆等深人學校，發動民眾，組織師生設立糧台兵站支援前線。在他們的帶動下，袁金章聯絡了中衛應理高等國小校長張濟義、縣教育局局長莫增隆，應理高等國小教師李盛春李天斗等人，籌建了國民黨中衛縣黨部，袁金章為籌備委員。他們在中衛應理高等國小建立了“中山紀念堂”，同時在高小發展國民黨員。1927年3月12日，中衛縣各界在舊鼓樓北高台院內國民黨中衛縣黨部舉行孫中山奉安兩周年紀念活動，並召開了國民黨黨員大會。大會推選袁金章為代表，到西安中山學院農民運動幹部訓練班學習。是年，中共北方局和陝北特委趁當時甘寧兩地政局混亂的時機，到寧夏開展兵運、學運，發展革命力量。
創辦進步刊物《銀光》
1927年3月，袁金章到西安後，適逢陝西“清黨”，中山學院停辦，袁金章被編入學院的理財專修科繼續學習。1928 年年初，他又被保送到西安中山大學（于右任創辦），結識了李景林、于振贏、劉會祖等陝西進步青年。同年冬，他被派到陝西省南鄭縣任國民黨黨務指導員結識了陳微（宇迪先），此人由莫斯科中山大學畢業，中共黨員，評價時事政治頗有見地，袁金章經常與其暢談。在陳微的宣傳和啟發下，袁金章博覽了有關新興社會科學的著作，投身民族革命。但他感到自身實踐能力的薄弱，不足以擔負革命之艱苦重任，便毅然辭職，赴北平繼續深造學業，並在北平創辦進步刊物。
1929年秋，袁金章到西安，恰逢西安中山大學同學鬧學潮案，寧夏學生雷啟霖、李雨村等被開除失學，正無所適從時，袁金章向他們介紹了時局，並相約到北平求學。其間，他還在寧夏留平學生會中從事民主革命活動。他考入北平中國大學政治經濟系繼續攻讀。因學費不足，靠拉洋車和擺煙攤籌集學費，半工半讀。學習期間聆聽了名教授施復亮、馬哲民、侯外廬、黃松齡等講授社會科學，“思想深受啟發益堅革命之志”。他和殷占雄、雷啟霖、談尚彥等寧夏留平學生髮起成立了寧夏留平學生會，他擔任學生會委員，集資創辦進步刊物《銀光》（後改為《曙光》）。此舉得到寧夏同鄉、國民黨北平市黨部張天吾和張明經等人的支持和資助。袁金章在《創刊號》上以錦章的筆名寫了《目下青年應有的認識》一文。他在分析當時青年所處的社會環境時說：“生在經濟落後，外受帝國主義壓迫，內受封建勢力摧殘之下的中國青年，哪能不受險惡環境之壓迫，影響到整個的終生前途面對種種困難問題，如讀書問題、職業問題、婚姻問題，至不能且無法解決。”他提出青年應有的認識：一是生為革命生、死為革命死之志趣，求人生之和平，利謀國家之永久幸福，以盡青年應盡的責任。二是信仰革命主義（新三民主義），做愛國運動，喚起民眾，促進革命徹底完成，則青年一切問題不難迎刃而解也。撰文的結論是鼓勵青年“只有認清使命，站到潮流前頭，去開創新時代、新社會象牙之塔靠青年之勇氣和毅力去建築，未來社會的主人翁，也就是我們了”。
1930年冬，袁金章、殷占雄等在北平組織寧夏旅平同學舉辦進步“讀書會”（又稱銀光社），學習馬克思著作《資本論大綱》《共產黨宣言》《英文論壇》，以及有關中國革命理論的小冊子，如《紅色政權為何能夠存在》等，研究中國經濟和農民問題。他們積極支持寧夏共產黨人孫殿才（中寧恩和堡人）、王緒祥（中寧恩和堡人，後改名為張子華）、李天才（中寧人）、潘鐘林（中衛人，共青團員）提出在寧夏搞革命武裝鬥爭的主張。
衝破封建禮教的新式婚禮
1931年春，袁金章趁張天吾調任國民黨寧夏省黨部指導員之機回到寧夏，任省黨部幹事，並被派到中衛縣視察農村。他深入民眾，廣泛接觸各階層人才，積極了解政治和農村經濟情況，準備寫畢業論文的實際素材。調研期間,他應邀到中衛縣男女高等國小講授“三民主義”宣傳“節制資本”“耕者有其田”等民主革命思想。他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反對買賣和包辦婚姻，反對封建禮教和陋俗，受到學校青年師生的擁護和支持。在學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這年夏天，他衝破封建勢力的阻撓和向含秀在應理高等國小舉行新式婚禮，不請客、不擺宴，新婚夫婦與來賓們到應理中學操場集體合影留念。
袁金章婚後便偕夫人和幾名中衛青年到北平復學，夫人則在北平的一所教會高中讀書。袁金章的夫人向含秀，字勤普，1916年生，其父是老中醫。她能詩會畫，美麗端莊而且機智勇敢，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還是教會高中女子籃球隊的中鋒。每逢有球賽，球場上“Miss Xiang”的喊聲不絕於耳，隊友們將球傳到她手裡後，再由她穩穩地投入籃中。“讀書會”的同鄉在她家秘密學習進步書刊時，她總是坐在門口，一面做針線活一面望風。就是這樣一個既開明又保守、既精於文房四寶又善於女紅的奇女子，在寧夏中衛縣開創了女子不纏足、外出留學的先例，成為日後協助袁金章成功掩護寧夏地下黨組織，進行各種革命活動的好幫手。
袁金章到北平後，適逢“九·一八”事變，東北三省淪陷，文化古都北京各高等院校的師生們掀起了要求抗日、反對當局的“不抵抗主義”政策的運動，上海、南京等地的學生代表也有組織地參加赴京請願的愛國運動。袁金章帶領寧夏赴京同學會學習中共《抗日宣言》學習中共《抗日宣言》《八一宣言》。他由張子華介紹，在北平加入地下黨領導的共產黨外圍組織的“反帝大同盟”。當時，該組織的北平西城支部由張子華和孫殿才負責，後因地下黨派王緒祥到北京門頭溝煤礦發動煤礦工人罷工，袁金章和孫殿才主要負責“反帝大同盟”的活動。他們公開組織寧夏的北平學生到前門車站參加臥軌、絕食和要求派車南下請願的抗日愛國鬥爭。寧夏旅平學生與數萬名北京、南京青年學生匯合在一起，雲集南京，要求南京國民黨政府參加抗日，但遭到了當局的野蠻鎮壓。
與張子華合辦《寧夏曙光》
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刻，袁金章與其密友——寧夏共產黨人張子華(王緒祥)親密合作，主編出版了《寧夏曙光》革命刊物，連續3期發表主張抗日、喚起民眾“起來革命”、反對“妥協和壓迫”的文章。1932年7月1日出版的《寧夏曙光》第三期中，他在《怎樣紀念五州》第二章，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上寫道：“從統治階級在南京上海無情、殘酷地屠殺革命民眾，證明現在正是革命勢力與帝國主義封建統治階級血戰方酣之際,中國統治階級正投降在帝國主義的懷抱，所以出賣民族利益變為家常便飯。”袁金章以筆為槍，站在反帝、反封建和抗日的第一線，鼓勵許多在北平參加“反帝大同盟”的愛國青年學生走上抗日前線。
這年冬天，他們集資支援喜峰口抗戰。翠年夏，寧夏籍地下黨員張子華、孫殿才、王兆貞參加了張家口抗日同盟軍的直接對日作戰。1937年夏，孫殿才化名陳光華，在上海組織工人別動隊，參加“八·一三”淞滬保衛戰、皖北游擊隊。
此時的袁金章則在後方集資印刷報紙和宣傳抗日的傳單，並繼續帶領著“反帝大同盟”的盟友進行各種形式的抗日活動，揭露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主義和對勞苦大眾的黑暗統治。袁金章和寧夏共產黨人親密合作、並肩戰鬥，他們主辦的《銀光》《寧夏曙光》雖然只各出版了3期，但在當時的北平及寧夏的中國小和知識界引起極大的反響如1931年冬，寧夏中學進步青年學生梁大鈞、李天才在銀川、寧安堡組織兵變；1932年夏，李天才隨杜潤滋到靖遠縣參加“水泉兵暴”隨“陝甘紅軍游擊隊”在靖遠、海原、中衛香山地區活動失敗後，李天才逃往北平，投奔張子華、孫殿才等寧夏共產黨人，後在天津搞工運時被敵人抓捕，在獄中受盡折磨，英勇就義。
因“共產黨嫌疑”在銀川被捕
1932年夏，袁金章由北平中國大學畢業後，應邀回到寧夏，僅在銀川教育局住了一天就被捕了。這是因為他在北平時與寧夏共產黨人親密合作，參加過許多進步活動，他參與主辦的進步刊物《銀光》和《寧夏曙光》揭露了國民黨政府的黑暗，特務頭子們極為惱火。寧夏省黨部特務沈德仁向馬鴻賓和國民黨中央特務機關密告，說他“宣傳赤化”所以他從離開北平後就一直被特務跟蹤。到銀川的次日晚，他就被城防司令馬玉祥派軍警抓捕，關押在柳樹巷的警察局裡。警察局局長王恩德多次提審他，後以“共產黨嫌疑”將他拘押在獄中長達3個月。地方士紳和學界人士阮黃初、劉星樞、劉瑞甫、李雨村等向馬鴻賓書面擔保，他才被營救出獄，並回中衛省親。此後不久，國民黨中央中宣部命令北平國民黨黨部以“反動刊物”的罪名，查禁了《銀光》和《寧夏曙光》，並通知特務機關捉拿主辦人。北平市國民黨特務機關於1932年冬按名單搜捕寧夏大學生，《寧夏民國日報》刊登了這個訊息在中衛的袁金章從報紙上得到訊息後，預料到北平“讀書會”的同鄉可能要出事，即使回到中衛仍有危險，立即給榆林的高志清（高士秀）、蘭州的杜斌丞寫信，拜託他們向甘肅的鄧寶珊推薦，給北平“讀書會的同鄉找到工作，並轉移其他同鄉到安全地方。
1932年冬，袁金章到蘭州受到鄧寶珊將軍的器重，任西北綏靖公署駐甘行署咨議兼《甘肅民國日報》社經理部主任職務。袁金章同該社進步人士王鼎九合編《西北國際》周刊，介紹國際新聞，思考學術動態，宣傳科學思想。後來，蔣介石為了控制甘肅，派朱紹良為西北綏靖公署主任，率嫡系軍特務進駐甘肅天水、蘭州。1934年後，《西北國際》周刊被封停刊，袁金章處境險惡，被逼辭職，離開蘭州。
在寧夏宣傳革命思想
1933年春，馬鴻逵主政寧夏，宣布施行“新政”，起用新人，澄清吏治，查辦貪官污吏，收買民心。寧夏留日學生王含章、孫儉回國，馬鴻逵遂任命王含章為國民黨寧夏省黨部特派員，任命孫儉為寧夏省立中學校長。袁金章懷著對馬鴻逵“施行新政”的幻想，應王含章的邀請，於1934年9月回到銀川，任國民黨寧夏省黨部幹事兼《寧夏民國日報》社編輯，並在省立中學師範兼任公民課教員。任《寧夏民國日報》社編輯期間，袁金章直面現實，撰文評論時政，《寧夏民國日報》的銷量曾一度猛增。馬鴻逵因初來寧夏鼓吹“新政”，對人緣較好的袁金章表面重用，升任其為寧夏省黨部組宣科科長兼省參議會參議員背地裡則指使特務加緊監視他。1935年春，馬鴻逵發現孫殿英進攻寧夏時共產黨人和寧夏留平學生會曾派人參加，因而公開指責寧夏留平學生會是共產黨組織，並停發了留平學生的津貼。同時，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也滲透到寧夏，與馬鴻逵的便衣相互配合，在寧夏執行“反共”政策。因此，袁金章未能在寧夏實現宣傳革命思想的政治抱負。
掩護中央特派員
1936年春，毛澤東、彭德懷率領紅軍東渡黃河進入山西。5月初紅軍東征揮師陝北，迎接紅軍二、紅四方面軍北上。
在紅軍西征開始之前，黨中央決定派延安中央白區工作部的王幼平（新中國成立後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先到寧夏，後去綏遠觀察形勢創造立足條件，為擴大邊區範圍作軍事、政治上的準備。當時，黨中央主管白區工作的周恩來通知王幼平和寧夏籍的張子華會面，並向王幼平介紹寧夏的可靠關係。張子華交給王幼平兩封信，一封是給潘秀峰（中衛體育老師）的，一封是給袁金章的。張子華再三交代：“不到萬不得已時，不要去找袁金章。”
隨後，蒙綏工作委員會請騎兵游擊隊政委曹動之護送王幼平於6月初來到寧夏。此時，在中衛的潘秀峰已被特務機關以“共產黨嫌疑”逮捕入獄。危急之中，王幼平持張子華的介紹信找到袁金章。袁金章看過信後立即將信燒毀，並帶王幼平回家，由妻子向含秀負責掩護他王幼平在袁金章位於銀川四方街口的家中（原柳樹巷附近）隱蔽半月後，敵特情報機關得知中共中央特派員已到銀川，便命令軍警聯合督察處以查戶口為名展開大搜捕。袁金章帶著王幼平從房頂上逃走安排由高尚信負責護送其過黃河至綏遠。1973年，王幼平出任越南大使回國休假時，對應邀來看望他的袁金章妻子向含秀說，當年渡過黃河到邊區後，他向黨中央匯報了寧夏的具體情況。這使黨中央在制訂對寧夏的政策時有了可靠的依據。
王幼平到邊區後不久，紅軍西征進占鹽池、同心、海原、中衛香山地區。馬鴻逵部退守黃河天險，在銀川及銀南各縣實行軍事戒嚴搜查共產黨人和紅軍偵察員。當時,銀川、中衛等學校師生受“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的影響，秘密宣傳抗日活動。6月下旬，馬鴻逵命令教育廳召集全省中國小教職工和中等學校全體學生到銀川參加暑假訓練團，主要目的是清查共產黨人，師生進行法西斯軍事訓練。集訓一開始，中衛中學體育教師潘鐘林、學堂巷國小教員溫寶璽就被敵特以宣傳抗日、收藏抗日“反動”書刊、“共產黨嫌疑”的罪名逮捕入獄，對他們嚴刑逼供，讓其交代共產黨人名單，並把訂閱抗日進步書刊的教師列入黑名單，繼續搜捕。袁金章得知原寧夏留平學生多人被列入黑名單後，設法通知他們趕快逃離寧夏。此時，軍法處特務孟晤晉夥同國民黨寧夏省黨部調統科科長朱恩義，約袁金章前往柳樹巷《大公報》派銷處搜查書刊，捉拿該派銷處經理劉玉紹，袁金章許諾次日隨往翠日破曉，他冒險跑到劉玉紹的住處，敲門並高呼：“開門查戶口！”以此暗示劉快速轉移。當晚，袁金章隨朱恩義等前去搜查，毫無所獲。
組織寧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8月下旬，張子華以八路軍總部參謀、周恩來秘書的身份，由寧夏省駐陝辦事處處長柴成霖陪同，乘飛機由西安來到銀川，住在新華街的一家飯店。張子華來銀是受黨中央委託，與馬鴻逵進行談判，解決寧陝邊界、交涉釋放在馬鴻逵軍營中做苦工的紅四方面軍被俘戰士以及促進各族各界團結抗日等問題。馬鴻逵知道張子華是國民黨寧夏省黨部特派員王含章的侄子，感到他是自己的強硬對手，但很想見識這位寧夏共產黨人，所以同意他前來談判，但對抗日，馬鴻逵則無誠心。於是，馬一面熱情地接待張子華，一面想利用王含章與張子華的叔侄關係，把張子華拖在寧夏，使其自動脫離中國共產黨。張子華到銀川時，恰逢王含章赴南京。
馬鴻逵派其四姨太劉慕俠，指使王含章的老婆黃清芳，把張子華接到王含章公館居住，企圖將其軟禁。袁金章以省黨部組宣科科長的身份，以及和黃清芳早年在北平相識的關係，多次來王含章家裡與張子華會晤。張子華向袁金章介紹了國內團結抗日形勢的發展，並說明他來寧的重要使命，及馬鴻逵對團結抗日的態度。他們分析時局，決定抓緊利用國共合作抗日高潮到來的有利時機，在寧夏秘密成立了由共產黨領導的“寧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小組”，成員有李仰南、楊文海、孫房山（張房山）等。
張子華因住在王含章家裡，受到諸多限制，便於幾天后搬回了新華街的那家飯店。經袁金章聯絡，原銀光社（北平反帝大同盟）在寧夏的成員高尚信、潘鐘林、征克非等人到飯店和張子華見面。由於與馬鴻逵談判失敗，自己又難以脫身，張子華便在袁金章的安排下，藉故到中寧恩和堡省親，由其表兄張子箴（時任81軍營長）護送，從寧安堡離開寧夏，經平涼返回西安。
掩護地下黨組織
當時的銀川，不僅是陝甘寧邊區共產黨頻繁活動的重要城市，而且是中共中央從延安向蘇聯共產國際輸送幹部的秘密聯絡站。袁金章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將許多機密敵偽檔案秘密送到延安。最重要的地下黨員都由他和夫人向含秀掩護。
1937年11 月，中共寧夏工委書記李仰南（楊學文），帶著張子華的介紹信來寧夏找袁金章接頭，打算在銀川開展抗日活動。袁金章找到高尚信，商量將李仰南安排到銀川實驗國小任庶務主任。向含秀安排李仰南與蕭子珍（邊區婦聯主任，中共黨員）住在自家院內的裡間房。在李仰南到校之前，實驗國小教導主任侯亦仁（楊文海）、音樂教師薛雲亭（薛嵩山）、塗沖林在校長高尚信的支持下，秘密組織實驗國小學生成立了“西北少年兒童戰地服務團”，袁金章暗中給予經費及其他支持。1938年年初，李仰南來到銀川後，由袁金章帶領，到平羅會見雷啟霖、王振剛等人,研究如何利用公開身份開展抗日活動。隨即，由李仰南和袁金章組成寧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地下領導小組安排張啟霖擔任國民黨寧夏省黨部民運科科長、俞占整擔任平羅教育科長，掩護和配合地下黨開展工作，發動民眾，逼馬抗日。
1937年冬至1938年春，中共地下黨員楊一木、孫房山（張房山）蘇文（路平）、楊靜仁（楊壽亭）等，先後秘密來到銀川，由袁金章安排公開工作作為掩護。孫房山被安排到寧夏中學任教，楊一木、蘇文分別被安排到平羅完小和黃渠橋實驗國小任教。
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下，銀川實驗國小的秘密抗日宣傳活動開展得如火如茶。他們通過合法鬥爭，迫使馬鴻逵和寧夏國民黨教育廳批准成立“寧夏少年戰地服務團”，簡稱“少戰團”，允許其在寧夏境內宣傳抗日。1938年春，在紀念“三八”婦女節和“少戰團”成立的大會上，袁金章代表國民黨寧夏省黨部講話，對實驗國小師生的愛國行動公開讚揚,並動員各校師生、婦女界同胞向實驗國小師生學習加入到抗日隊伍中來。
1937年，馬鴻逵成立了所謂的婦女會，將向含秀也吸納進去，袁金章暗示她在裡面要起作用。向含秀因反對馬鴻逵四姨太被選為婦女委員，被馬鴻逵抓到大公館關押起來。經大家說情，馬鴻逵才放了她。隨著台兒莊抗日捷報的傳來和全國人民抗日情緒的高漲，1938年夏，進步教師率領“少戰團”和寧夏中學等校學生走出學校，先後到銀南銀北各縣的學校、集鎮，廣泛發動民眾，在寧夏掀起抗日宣傳的高潮。從1938年春起，袁金章設法將三十餘名寧夏青年送往延安學習他們後來都成為抗日的骨幹力量。但是，大批寧夏青年奔向延安的局面引起馬鴻逵的不安，他一面令軍法處派特務馬子成等人到平羅、黃渠橋等學校偵查，追捕地下共產黨員，一面於1938年9月成立國民黨“戰鬥後方服務團”，將吳忠、金積、中寧、中衛4縣分為2個團，任命袁金章為團主任，名為服務抗日，實為架空袁金章，並派特務嚴密監視他。同時，馬還對進步教師進行秘密偵查，因此，地下黨的一些活動不得不更加隱蔽。1939年年初，武漢失守，日本侵略者對國民黨採取誘和勸降政策，蔣介石集團破壞國共合作，秘密頒布《限制異黨活動辦法》。袁金章設法看到了國民黨這份“反共”的絕密檔案後，便立即拿給寧夏工委書記李仰南看。他對李仰南說：“看來馬鴻逵要下毒手了！”並讓李仰南和其他地下黨員趕快撤離寧夏。在袁金章、向含秀的安排和掩護下，李仰南、肖子珍、楊文海、楊一木被安全護送出了城門關卡,返回邊區,使中共寧夏地下黨組織免遭損失。1979 年在東北工作的李仰南在給向含秀的來信中說：“我到寧夏工作，第一個接頭的是您，寧夏的白色恐怖時期，最後見面的又是您。革命困難時期，您對革命的同情，對我的招待和關懷，萬分感激，終生難忘。抗日戰爭時期，袁金章在銀川成功地保護了地下黨寧夏工委組織以及中央與共產國際往來的秘密地下通道，共產黨朋友們戲稱袁金章為“防空洞”。
被逼離開寧夏
因袁金章在寧夏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及其的抗日義舉，馬鴻逵十分痛恨他，國民黨寧夏軍警聯合督察處控告袁金章放走李仰南等人，馬鴻逵公開點名責罵袁金章串通共產黨，並上報國民黨中央給其記過處分，在寧夏沿街張貼告示懸賞緝拿袁金章。在此情況下，袁金章被迫拋下妻兒老小，乘黃河封凍之際逃離銀川。袁金章被迫離開銀川後，向含秀的生活也更加悲慘。警察局三天兩頭到她家查戶口，半夜砸門，又打又罵，將向含秀拉到警察局，硬說其家中有壞人，挨耳光是家常便飯。因為沒錢，3個孩子被送到育幼院（孤兒院）念書，狗腿子教員經常毒打毒罵他們，問他們：“你父親為什麼要反對馬主席？”教員曾把袁金章的大女兒打暈在地，孩子的腿也都曾被打斷。他們還說向含秀是“通共匪”的罪犯，不讓別人租房子給她住，並把向含秀扣留在軍法處一個多月，逼她說出袁金章的去處，向含秀只好帶著孩子回中衛老家種地度日。
袁金章在陝西碰上雷啟霖後，兩人相約，一起到重慶國民黨中央訓練團受訓，以躲避馬鴻逵的追捕。被困在重慶的袁金章和雷啟霖聽說新來的寧夏工委共產黨員崔景岳、白玉光、王搏、孟長有等，由於沒有可靠關係的保護而被捕入獄，深感同情和無奈，唯有垂淚嘆息。1944年，由於其他寧夏朋友的多方斡旋，袁金章終能返回寧夏省親。
參加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1945年5月，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中國抗日戰爭處於勝利前夕。袁金章作為教育界代表，帶著寧夏人民的重託，到重慶出席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受到寧夏旅陝同鄉的歡迎。但他看到的是受美國支持、製造分裂的會議。當王崑崙代表提出質詢，撰文揭露國民黨嫡系軍隊在後方不參加抗日，製造分裂、積極反共的事實，並提出建議“廢除獨裁政治，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發言，竟遭到了反動派的圍攻。大會期間，絲毫沒有和平、民主建設新中國的氣氛，引起了不少愛國民主人士的憤慨和不滿。一位代表在選票上寫諷刺詩：“革命流血數十年，中央委員不值錢。蔣家天下陳氏黨，看花常好月常圓。”大會期間，袁金章結識了國民黨愛國民主派代表易禮容、劉鏡蓉等人，參加了國民黨愛國民主派召集的秘密會議，商討“聯合民主愛國力量，開展民主活動，反對獨裁政治”。此次會議結束回到寧夏後，袁金章“備受惡勢力的攻擊，處境孤立，日益困難”。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寧夏徵兵征糧，不遺餘力，逮捕進步青年，日見瘋狂，人各自危不可終日”。同年9月，袁金章利用被派往中寧縣視察的機會，經同車前往平涼的中衛婦女（白重智的母親）掩護，隻身逃離寧夏境界，到陝西禮泉縣與雷啟霖商討“團結寧夏陝甘各地青年，開展反馬和民主活動”。10月，袁金章到重慶辭去寧夏省黨部委員的職務，調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視察，半年後又被裁。1946年，袁金章經于振贏（民聯負責人之一）、於去疾介紹，加入了“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
開展民主活動
1946年夏，袁金章被調任南京國民黨中央青年部專門委員。利用這個身份，他聯絡南京、西安、蘭州各地寧夏青年學生組織同鄉會同學會，開展聯誼活動。
1946年11月，雷啟霖到南京參加“國大代表會議”。他聯絡寧夏代表雷啟霖，公開揭發“寧夏馬鴻逵走私販毒，橫徵暴斂發國難財，擴充私人軍事勢力，搞封建獨立王國”等罪行，受到馬鴻逵心腹的威脅和報復。
1947年春，馬鴻逵串通國民黨特務機關，向南京首都高等法院控告雷啟霖、袁金章“勾結共匪”為“內亂罪”主犯。雷啟霖被捕人獄“從犯”袁金章被限制自由，常到法院鞠訊受審。馬鴻逵欲借蔣介石的屠刀殺害寧夏進步人士雷啟霖、袁金章。這時，袁金章與南京“民聯”地下負責人孟士衡同志保持聯繫，在“民聯”組織的支持下，他聯絡寧夏同鄉司以忠、武景惠、潘鐘林、劉廷棟等外逃人員，以“銀光社”成員為中心，以寧夏外地青年學生為主力，團結各地各界人士為外援,積極配合各地“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的愛國民主運動，開展“反馬”鬥爭。
南京、西安、蘭州等地建立了“反馬”地下組織（蘭州稱“建寧學會”），陝西出刊《寧夏呼聲》，蘭州出刊《賀蘭風火》《夏聲》刊物。袁金章召開記者座談會，通過報紙雜誌以及社會各界，呼籲“保障民權，反對迫害”。在南京的小報記者發表了題為《寧夏國大代表雷啟霖非法拘禁》的新聞，並寫文章抨擊當局不給國民黨代表言論自由。“反馬”鬥爭得到了各方面愛國民主團體的同情和支持，雷啟霖獲釋，最終取得了“反馬”鬥爭的勝利。袁金章寫控訴書，印刷傳單，痛訴馬鴻逵在寧夏的罪行：“馬鴻逵父子盤踞我們的家園，血腥踩躪我們兩代，這一群蛇蠍高高地壓在我們頭上，用血口慢慢地咬住了我們的生命，海一樣的深仇，多么難熬的歲月。我們在血腥的恐怖下為徵兵派款，被鞭打繩拴，被奴役，被剝削，逼迫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抗戰勝利了，仍然有家難歸，田園荒蕪，骨肉不能團圓。”這一疾呼，抒發了廣大人民民眾的心聲。
致力解放事業
1947年冬，袁金章在南京接受“民聯”地下組織的任務。這年秋，薛雲亭（原寧夏中學地下共產黨員）從漢中青年軍復員後，領命到浙江進行地下活動。到南京後，住在袁金章處，以青年服務工作為掩護，進行地下活動。薛雲亭回憶說：“先回太原找賈拓夫（原西北局負責人）為袁金章把關係聯上，後赴浙江嘉興。”薛雲亭又介紹董明倫、馬春元到袁金章宿舍，由袁金章送過長江，安全返回蘇北解放區。為此，南京特務追捕甚急，袁金章無奈，逃入韓練成將軍的家中，以躲過特務的追捕。在此期間，他還動員寧夏籍學生姚罐等人到蘇北解放區投奔革命。1948年，寧夏籍學生陸岩等二人因經濟困難，困在南京。袁金章籌措到兩張飛機票送他們返鄉。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在香港成立，袁金章仍和閩滬分會負責人孟士衡保持組織關係，研究在甘寧地區開展策反活動。袁金章給西安的武景德、蘭州的韓東域（同心人，時任甘南保全司令）等人，介紹郭連域（中衛宣和人，西安警官學校畢業，高士秀的女婿）供職於甘肅省及臨跳專署保全司令。1949年春夏之間，郭連域在蘭州聯絡了赴蘭州的中衛同鄉潘鐘林，蘭州橋北警察分局局長白汐玉等人組成了“蘭州策反小組”，派人和解放軍取得聯繫，開展策反活動，從而影響國民黨甘肅地方軍將領蔣雲台率部武裝起義。郭連域在會川縣策動該縣自衛隊長壑源率自衛隊起義，影響駐該縣的甘肅保全投誠及專署所在地臨跳的和平解放，受到一野二軍軍長郭鵬和政委王恩茂的接見和表揚。蘭州的策反活動使橋北、西郊兩個警察分局局長保存了武器彈藥和戶籍檔案。策反小組於蘭州解放後，參加了蘭州軍警會的接管工作（韓練成時任蘭州軍管會主任）。8月下旬，他們為十九兵團提供了解放寧夏的一些情報，發動寧夏旅蘭青年學生參加十九兵團群工隊。袁金章的策反活動直接和間接地使甘寧不少國民黨愛國民主人士走上了擁護人民解放軍的革命道路。郭連域因為策反成功作出了貢獻，1952年被吸收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前夕，袁金章領導進步同鄉青年，嚴守工作崗位，保護原服務機關之公物，嚴防特務破壞，直到解放軍接管他還給西安、蘭州同鄉寫信，勸他們棄暗投明，積極參加和平解放事業，使不少原國民黨人員走上革命坦途，參加到和平解放事業中。南京解放後，朱蘊山為民革京滬辦事處負責人，袁金章任民革京滬分會幹事。同年10月，袁金章被派到華東人民革命大學南京分校四分隊學習。畢業後，持劉伯承（時任南京市副市長）、柯慶施（時任南京市副市長）同志寫的路條，於1950年5月赴中共西北局，接受組織分配工作。袁金章從此成為寧夏民革的發起組織者和主要負責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從1950年9月起，袁金章任寧夏省政府委員兼副秘書長，後兼糧食廳廳長。1954年9月，寧夏省與甘肅省合併袁金章任甘肅省司法廳副廳長。1958年10月，寧夏回族自治區成立袁金章任自治區人民委員會（政府）委員、自治區政協副主席、寧夏民革主任委員，為全國政協第三、第四屆委員。1954年，袁金章以寧夏志願軍慰問團副團長的身份，赴朝鮮慰問中國人民志願軍。1968年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