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湖村自治體系創新與實踐

內容簡介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在該體系中，自治是核心和基礎，與法治、德治為“一主兩翼”關係。這是因為就我國鄉村治理現狀而言，如何實現自治權落地一直是基層治理者無法迴避的考題。雖然從國家治理體系而言，鄉村是其基本治理單位，但當我們將目光集中到村落這一具體場域中時卻發現，由於村級自治權的懸浮和自治機制的僵化，導致部分鄉村地區組織和動員村民的能力缺乏，村委會自治職能減弱甚至虛置化，“幹部說民眾聽、幹部逼民眾乾”的現象較為普遍。特別是在撤鄉並村之後的行政村，原自然村之間的歷史隔閡和人文差異使村落內部發生分化，村民民主參與不足。因此，村民自治的實現尚需將村委會自治權進一步下放，形成多元化的村級自治體系。

與我國中部其他鄉村一樣，孝感市陡崗鎮袁湖村也曾遭遇相同治理困境：面對村民對優質服務的期望，村黨支部“有好心無足力”：“一事一議”遭遇“會難開、事難議、議難決”難題：普通村民缺乏組織，“自掃門前雪”；整個村級運轉面臨“資金難籌、土地難調、刁人難治、陋習難改”的局面。為走出鄉村治理困境，袁湖村從尊重村民自主性，提高其自治效能感著手，創造性提出以血緣、地緣、宗族為基礎的村級治理模式。即通過村委會賦予理事會自治權，逐步建立起以垮為基本自治單位的四級自治體系，將自治單位下移至自然塆和村小組。實踐證明，這種民事民議、民事民決、民事民乾的“1+X”民主管理模式為僵化的村治結構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機。鄉村自治體系的創新不僅使袁湖村基層治理完成了村民從村治旁觀者到積極參與者、幹群關係從緊張到信任、村治效能從低效到高效的三大轉變，而且也帶來村容村貌與社會風氣的煥然一新。該村先後被授予全國文明村、全國民主法治示範村、全國婦聯基層組織建設示範村、湖北省文明村、湖北省綠色示範鄉村、湖北省宜居村莊、湖北省綜治維穩工作先進集體、湖北省新農村建設示範村、湖北省創先爭優先進基層黨組織、湖北省百鎮千村示範村、湖北省生態示範村、湖北省衛生村、湖北省生育文明建設先進村等多個榮譽稱號。該村的這種巨大變化為我們探尋鄉村自治體系的創新與實踐提供了很好借鑑。

一是村治模式的自主選擇。我國幅員遼闊，不同農村地區的資源稟賦、氣候條件、地理環境、經濟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狀況千差萬別，這導致不同類別的鄉村治理存在區域差異，同時也必然要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鄉村治理模式。多樣化村治模式的形成和發展，一方面需要尊重村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性，賦予基層組織更多自由裁量權。然而在我國，政府對基層自治一直懷有矛盾心態：既希望完善基層自治功能，實現有效治理，又對自治組織存有疑慮，擔心其引發社會不穩。其後果是鄉村自治積極性被壓制，村民成為鄉村治理旁觀者。另一方面需要形成容錯糾錯機制，為敢於擔當、真抓實幹的村幹部保駕護航。回顧我國農村改革的發展歷程，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土地“三權分置”，從村民自治、農村稅費改革到鄉鎮綜合配套改革，這些重大農村政策變革與調整的背後都離不開基層的自主創新與探索。創新意味著打破常規陋習、敢試敢闖，也意味著面臨更多未知風險。這需要政府為敢於擔當的基層幹部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使其能夠大膽闖、大膽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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