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蝌蝌啃蠟
- 外文名：Coca-Cola
- 其它名稱：可口可樂
產品介紹,公司歷程,建廠風波,第一次險被“叫停”,二次建廠又起風波,第二次險被叫停,中美合作企業成立,
產品介紹
名字還不是這種飲料最古怪的地方。它棕褐色的液體、甜中帶苦的味道，以及打開瓶蓋後充盈的氣泡，讓不少人感覺到既好奇又有趣。古怪的味道，加上古怪的名字，這種飲料的銷售情況自然很差。於是，在第二年，這家飲料公司公開登報，用350英鎊的獎金懸賞徵求譯名。最終，身在英國的一位上海教授蔣彝擊敗了所有對手，拿走了獎金。而這家飲料公司也獲得了迄今為止被廣告界公認為翻譯得最好的品牌名——可口可樂。它不但保持了英文的音譯，還比英文更有寓意。更關鍵的一點是，無論書面還是口頭，都易於傳誦。 這是可口可樂步入中國市場的第一步。
蝌蝌啃蠟
蝌蝌啃蠟然而，在22年後，隨著美國大使館撤離，可口可樂也撤出了中國大陸市場。自此之後的30年內，大陸市場上再沒出現過這種喝起來有點像中藥的飲料。1979年，在中美建交之後的第三個星期，第一批可口可樂產品從香港經廣州運到了北京。可口可樂再度返回了中國大陸市場。 如今，可口可樂融入了中國人的生活，同時也見證了中國融入世界的過程。
公司歷程
可口可樂重返中國大陸的最初嘗試，是從1976年開始的。當時，中美兩國尚未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僅僅是兩國互相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處。一天，當時的可口可樂總裁馬丁來到聯絡處，找到了當時的駐美聯絡處商務秘書佟志廣。他開門見山地說明來意——希望向中國大陸出口可口可樂，並且希望能建立可口可樂的灌裝廠。 “可口可樂方面一直對中國大陸抱有濃厚的興趣。”馬丁向佟志廣表示，可口可樂始終在等待時機，希望能夠在第一時間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事實上，早在1972年，可口可樂公司已經在北京飯店里設立了臨時辦事處。1971年10月25日，中國重新獲得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美國總統尼克森的訪華也使得中美兩國冰封多年的關係得到了緩和，但在此後的幾年內，可口可樂這個設立在北京最繁華地帶的臨時辦事處並沒有什麼實際業務。佟志廣對可口可樂這種飲料並不陌生，“我上一次喝可樂，已經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他對來訪的馬丁說。1948年以前，在上海、南京等很多城市都可以見到可口可樂，佟志廣當時的印象是，這種汽水顏色很深，味道有點像止咳糖漿。 不過，1949年可口可樂隨著新中國成立，美國勢力撤出中國大陸而退出了中國大陸市場，新中國成立後出生的人們再也沒見過這種咖啡色的汽水。而這成了佟志廣所顧慮的最大因素。佟志廣向馬丁解釋說，對於新中國成立之後出生的中國人來說，只在電影裡見過美國的可口可樂，而當時的可口可樂又總是和美國兵聯繫在一起。特別是韓戰之後，這種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可口可樂對於中國人而言已經不是一種飲料那么簡單。“以現在的中國，還不可能接受可口可樂。”佟志廣說，“在很多人印象中，這是一種代表著西方生活方式的產品。”
1928年天津的可口可樂售賣亭
1928年天津的可口可樂售賣亭得到答覆的馬丁有些失望地走了。不過，可口可樂意圖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計畫卻沒有停頓。佟志廣依稀記得，從那以後，聯絡處的冰櫃里就再沒斷過可口可樂，而且是免費贈送的。“美國人的商業促銷太精明了。”佟志廣感嘆地說。從中，他學會了一個如今已經司空見慣，但當時卻覺得非常新奇的詞：“贈飲”。 很快，可口可樂又邀請中國駐美聯絡處的官員們到企業總部參觀。規範的公司管理，嚴格的產品質量控制，都給佟志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佟志廣一同去參觀的，還有聯絡處的商務參贊張建華。 1977年初，佟志廣回到國內，進入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工作。沒過多久，張建華也回國了，同樣進入了中糧總公司。兩人沒想到的是，他們和可口可樂的緣分卻遠遠沒有結束。 進入中國的第一步 1977年，可口可樂總裁馬丁訪問北京，再度和佟志廣坐在一起。 雖然僅僅事隔一年，但中國的情況已經和可口可樂第一次提出在中國建廠時大不一樣，政治空氣不再那么波詭雲譎，開放的大趨勢也日益明朗。 這一次，輪到佟志廣詢問一直對中國大陸市場窮追不捨的馬丁了：“你覺得現在進入中國市場，時機成熟了嗎？我們中國人能接受可口可樂嗎？” 馬丁的回答讓佟志廣感到很誠懇：“我們是商人，所以只要哪兒有需要，我們就會到哪兒。”馬丁又詳細地向佟志廣解釋說，可口可樂在中國設廠，最直接的目標對象並不是中國消費者，而是那些在中國工作、來中國旅遊的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和美國人。“因為現在這代美國人的爸爸、爺爺都是喝可口可樂長大的，因為歐美人已經習慣了不管到哪兒都想喝到它。所以，有旅遊者的地方，我們就希望能有可口可樂。” 對於一年前佟志廣提出的可口可樂的象徵問題，馬丁也帶來了自己的解釋。“我們和美國兵沒有其他聯繫，只不過我們是生產者，他們是消費者。”馬丁說，“我們不過是個賣汽水加甜味來賺錢的公司，沒什麼特殊的地方。” 感於對方的誠懇，佟志廣留下馬丁一起吃飯長談。聊天時，佟志廣問到了自己一直很感興趣的問題——可口可樂的味道。他問：“可口可樂為什麼有股咳嗽糖漿味？”而馬丁的回答讓他大吃一驚。“雖然可口可樂的配方是嚴格保密的，但我依然可以告訴你。”馬丁告訴佟志廣，那股咳嗽糖漿味不是別的，正是中國的中藥味道。“可樂裡面有中國的桂油、甘草和桂皮。” 馬丁告辭後，佟志廣專門找來了相關資料，查閱後才發現，可口可樂公司確實一直在從中國購買桂油。即使在兩國關係冰凍時期，可口可樂仍想方設法通過各種渠道購買桂油。 隨之，佟志廣將可口可樂公司幾次請求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情況匯報上去，當時任中糧總經理的張建華也幾次向當時的對外貿易部力陳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大陸的種種好處，最終得到了時任對外貿易部部長李強的支持。終於，中方與可口可樂的實質性接觸開始了，負責這項工作的依然是中糧總公司。
“前後一共談了三次。”在談判中擔任翻譯的董士馨回憶說,“當時我們有李先念副總理手寫的一張紙條，意思大致是說可以進行此項工作。這張紙條就是中糧引進可口可樂的尚方寶劍。”
當時，中糧一方擔任談判代表的是糖酒雜品處副處長孫紹金，而可口可樂的代表是公司亞洲區代表李歷生，談判地點先是在北京西苑賓館，後又改到北京飯店。最終，雙方形成了這樣的協定——美國採用補償貿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國主要城市和遊覽區提供可口可樂制罐及裝罐、裝瓶設備，在中國開設專廠灌裝並銷售。在可口可樂裝瓶廠建立起來之前，從1979年起，用寄售方式由中糧總公司安排銷售。
1930年可口可樂在街上售賣
1930年可口可樂在街上售賣1978年12月13日，談判雙方在北京飯店正式簽訂了協定。在撤離後的第30個年頭，可口可樂終於重返中國大陸市場，成為港澳之外第一家進入大陸的外企。這份協定引起了美國媒體的廣泛注意，各種訊息見諸報端，而在短短四天后，可口可樂公司更在美國本土成了輿論的焦點。
1978年12月17日，中美雙方正式發表《中美建交聯合公報》，宣布“中美雙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這一天，距離可口可樂簽約進入中國市場，只有90多個小時的時間。美國當地媒體紛紛猜測，當時的總統卡特是否與可口可樂進軍中國有關？可口可樂是否提前知道了高層的外交動向？有的媒體費盡心思挖來了“猛料”——當可口可樂公司和中糧在北京飯店的一間會議室里談判合作事宜的同時，在酒店同一個樓層的另外一間會議室里，中美兩國正進行恢復邦交的談判。這簡直是好萊塢大片中才會出現的情節。還有的媒體做出了繪聲繪色的猜測——總統卡特是亞特蘭大人，可口可樂的總部剛好在亞特蘭大，雙方一向有緊密的聯繫，因此可口可樂先探聽到政治風向也並不奇怪。當時，美國官方對這些猜測統統進行了否認。《紐約時報》與《華爾街日報》還專門派出記者進行了為時不短的調查，最終得到的結論與官方觀點出奇的一致：這應該是一項純粹的商業活動，看不出卡特總統與此事有任何聯繫。更讓人浮想聯翩的還在後面。緊接著的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改革開放的進程正式開啟。歷史就是這樣有趣。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於邁入中國市場的可口可樂，在無意中成為了中美兩國建交和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雙重見證。由此也可以看出，並不僅僅是中國人會把可口可樂加諸種種象徵意味，即使是美國媒體，也同樣把可口可樂重返中國大陸這一商業事件，賦予了不同尋常的政治意義。
建廠風波
可樂進入中國市場，雙方皆大歡喜，惟一感到有些失落的可能便是麥當勞了。和可口可樂一樣，麥當勞也始終在關注著中國這個廣闊的市場。根據美國媒體當年的記載，麥當勞也曾經在1979年間和中國進行過聯絡。 麥當勞的觀察力也可以算作敏銳。因為當時的中國領導人屢次發表講話，希望勞動者發揚艱苦創業的精神，減少中午吃飯時間，增加勞動時間，為國家經濟復甦作貢獻。
麥當勞得到這一訊息後，認為這代表著中國在近期會需要很多快餐食品。而自己進入中國的最佳時機也到了。但是，最終還是可口可樂成了第一個吃螃蟹的。
不過，如果回顧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大陸市場後所發生的一切，也許麥當勞的失落情緒就會減少許多。因為在可口可樂進入中國的幾年中，一直發生著各種各樣的曲折故事。 讓我們把目光回到剛剛簽約的1979年。當年年底，根據中糧總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豐行的協助下，首批3000箱瓶裝可口可樂由香港發往北京。當時，瓶裝可口可樂是可樂產品線中質量最好的。無論塑膠瓶裝的、聽裝的都比不上它。可是，瓶裝的可樂在生產和運輸過程中成本很高，不利於普及，通常可口可樂公司在進行批量大型生產時還是會採用塑膠瓶裝或聽裝的形式。 首批可樂選擇了瓶裝的形式，是因為當時可口可樂的銷售對象並非是普通中國人。 可口可樂最初踏進中國大陸的時候，銷售對象嚴格限制在來華工作、旅遊的外國人當中，銷售地點主要是友誼商店和涉外的旅遊賓館，4毛錢一瓶的價格，在當時已屬昂貴。 在此後很多關於回顧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大陸的記載中，都認為可口可樂剛進國門時只能在友誼商店及涉外的旅遊賓館賣，是中方提出的強制條件。實際上，這是可口可樂公司自己提出的。當時的可口可樂也看到了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複雜性，因此在談判中主動提出了只將“在華外國人”作為自己的目標人群。這是因為，當時可口可樂的重心並不在銷售市場，而在於設立工廠。和遠程運貨銷售相比，本地建廠才是站穩腳跟的重要一步。根據雙方當時的協定：可口可樂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家裝瓶廠，由中方提供廠房，可口可樂贈送一條具備每分鐘裝瓶300瓶能力的生產線。 接下來的一步在於選定廠址，可口可樂公司的目光投向了自己最為熟悉的上海。
1930年代可口可樂天津的廠房外觀
1930年代可口可樂天津的廠房外觀早在1927年，可口可樂就曾在上海設立工廠。1948年，那裡的工廠甚至成為了當時可口可樂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工廠。而後，在可口可樂撤出中國後，周恩來指示將可口可樂的生產線拆下來運往北京再度組裝。據說，這就是北京著名的“北冰洋”牌汽水的第一條生產線。因為這些舊時淵源，上海順理成章地成了可口可樂最先想到的設廠地點。但是，這畢竟是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當中糧與上海有關部門聯繫時,卻受到了強烈抵制，種種抗議的聲音紛至沓來。上海有些單位和個人在報刊雜誌上公開發表文章，指責中糧引進可口可樂是“賣國主義”、“洋奴哲學”、“引進美國生活方式”、“打擊民族工業”。據孫紹金回憶，上海市財政局的一個幹部還給中央領導寫信，把事情捅到了中央。最終，可口可樂不得不放棄落足上海的打算，改為在北京建廠。幸好時任北京市委書記林乎加對此比較支持，幾經周折，裝瓶廠廠址最終選在了北京五里店的中糧油下屬北京分公司的一個烤鴨廠里。 在建廠的過程中，佟志廣對可口可樂公司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
1930年代可口可樂在中國生產線
1930年代可口可樂在中國生產線當時，五里店處於偏遠郊區，條件十分艱苦，連自來水也不通，只能靠機井水。“如何保持汽水的質量呢？”佟志廣幾次把這個疑問向美方提出來，但對方總是笑而不答。終於，在臨近竣工的廠房現場，佟志廣見到了可口可樂的“秘密武器”——一台專用的淨化水設備。這台設備體積不大，但是技術含量很高。主要是對水進行過濾，以使其成分完全符合可口可樂用水的要求。後來，等可口可樂生產出來之後，佟志廣喝了幾口，感覺和在美國喝的還真的是一個味道。另外，烤鴨廠儘管也是做食品的，但廠房油煙重，環境和可口可樂公司的構想相去甚遠。幾經改造，可口可樂方面起初預計投資60萬美元，最後建廠完畢後算了算賬，花了將近100萬美元。 1981年初，第一批可口可樂生產出來了。在試生產的第一天，佟志廣來到廠子，卻看到了讓他非常驚愕的景象——大股大股的可樂從灌裝線里噴涌而出，卻直接灌進了下水道里。“這是乾什麼？”佟志廣大為吃驚，而得到的回答卻讓他更加吃驚。可口可樂方面說，這是公司多少年不變的慣例，為了保證產品質量，打開生產線後前幾分鐘生產的可樂統統倒掉。“這么好的汽水就白白當了刷機器水？”在當時的佟志廣看來，美國人的做法簡直不可理解。無獨有偶的是，在將近十年後，國內同樣爆發了關於肯德基的大討論——當時的肯德基宣布，炸出來的雞塊過若干小時沒有人食用的話，就統統扔掉。現在看來，這些做法都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情，而這一步步從新奇到接受的過程，也正是國人從封閉走向開放的過程。
1979年9月 第一批到達中國的可口可樂1981年4月，試運行一周的可口可樂瓶裝廠正式投產。別看這家灌裝廠掛著“洋牌子”，卻是一家純純粹粹的中資企業，每年花30萬美元購買可口可樂的濃縮汁，進行加工生產。“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大陸是引進外資的開端。”佟志廣回憶說，“但是，最初可口可樂是完完全全以內資企業的形式運作的。真正引進外資？這在當年還不敢想。” 開業當天，馬丁從美國專程飛來參加了開幕式，可口可樂在中國的第一家廠正式開張了。
第一次險被“叫停”
1980年，21歲的插隊知青張壽君從順義返城後，回到展覽路街道。不久後，他從社會招工的途徑被可口可樂選中了。 一開始，張壽君還嫌五里店的廠址離家太遠，不願去，等去廠里轉悠了一圈後，他立刻就決定去可口可樂上班。“一進廠，看到給新工人培訓的都是外國人，美國的、澳大利亞的、日本的。”張壽君回憶說，回家後，向家人一說這種情況，大家都覺得挺高興，畢竟當時在北京能跟外國人打交道的工作並不多。“改革開放了，多接觸些老外，應該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吧。” 上班不久，張壽君就嘗到了在可口可樂上班的甜頭。張壽君的工作是“配糖漿”，也就是在美國進口的可樂濃縮液里加糖加水。每天的工作很輕鬆，和其他國有企業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早晨8點半上班，11點多吃中午飯，下午1點半上班，5點就能下班了。不過，可口可樂的工資可要比一般國企高出一大截。當時，每個月的收入能有50多塊，比同級的國企工人高出近10塊錢。更讓張壽君高興的是，他很快就感覺到了可口可樂的“優越性”。
當時，在市面上根本買不到的可口可樂是最體面的禮物，能夠喝到這種帶點藥味的洋飲料也是一種被追捧的時尚。在可口可樂公司工作，就能夠買到廠里內銷的可樂。這樣一來，不管家裡遇到點什麼求人的難事，只要可樂一出手，事情就好辦了。他儼然成了親戚朋友眼中的“大能人”。
“當時我們覺得工作清閒，主要是因為可口可樂的產量不大。”張壽君告訴記者，剛工作的幾年裡，每年的產量也就在30萬—40萬箱左右。一年中還被分成淡季和旺季，淡季時候的工作更是清閒。對此，張壽君也許只知其然卻不知所以然。事實上，可口可樂廠子剛剛建立起來的時候，一度面臨著還沒開工就要停產的窘境。 可口可樂在北京設廠的事發生以後，一位老同志發話了：“中國的汽水就不能滿足人民的需要嗎？不能滿足外國人的需要嗎？非要喝可口可樂？簡直是賣國主義。”他同時要求，負責引進可口可樂的中糧一定要對此做出解釋。 為此，中糧公司專門寫了報告，闡述了以下5點理由： 一、可口可樂是飲料，有名氣是因為銷售的成功。特別是美國人到世界各地都喝這種東西，改革開放外國人來得多了，成為一種必備的飲料，我們應該滿足這種需要。 二、可口可樂里用了我們中國的桂油。有中國的成分在裡面。 三、我們尚未掌握軟飲料生產裝罐、裝瓶技術，引進這套設施，有助於技術進步。 四、我們每年花30萬美元買濃縮汁，但是我們的利潤要比這30萬美元多出2到3倍。 五、我們僅限可口可樂在北京設廠，不在其他地方設廠，也是對其有控制的。國家在政策上規定，可口可樂生產量不能超過我國飲料總產量的5%、建廠前必須辦理審批手續。 通過這番解釋，這場風波才平息下去。北京廠得以順利投產。投產後，產品供應給國內的旅遊飯店和友誼商店，收取外匯，頭一年就取得了很好的經濟效益。 提及當年為什麼要給可口可樂這些限制，佟志廣介紹說，一是怕可口可樂影響本國的軟飲料發展。另一方面，這種限制也是對它的一種保護，避免引起太多事端。另外，佟志廣承認，當時連同自己在內，大多國人還是對可口可樂抱有警惕之心。
1980年張壽君去可口可樂上班的報到通知單
1980年張壽君去可口可樂上班的報到通知單二次建廠又起風波
1982年初，可口可樂副總裁、國際部總裁哈利坐在來華的飛機上，躊躇滿志。他此行的目的，是在廣州簽署協定，建立在中國的第二家可口可樂灌裝廠。下了飛機，外經貿部的代表王品清已經在機場等候，雙方賓主言歡，契約順利簽署。 不過，哈利不知道的是，在他坐上飛機的這段時間內，中國國內經過了多么周折的一個過程。 簽約時期正值全國兩會期間，在得到建廠訊息後，廣州市出現了“反可口可樂潮”。此時，廣東省領導都在北京開會，他們批示對此要“慎重處理”並且要求推遲和可口可樂的簽字時間。但這時，中央有關部門已經批准了哈利及其專機的入境簽證，哈利已經來到了北京，第二天就要轉赴廣州。
怎么辦呢？請示國務院領導！在緊急情況下，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谷牧指示“按原計畫進行”。王品清親自去機場迎接了哈利及其代表團。廣州廠得以在1983年投產。
“現在可口可樂在中國已經擁有了30家裝瓶公司和36家廠房，可在上世紀80年代，每建一個廠都要經過層層審批，磨很長時間，十分辛苦。”當時在可口可樂公司負責中國公關業務，後來升任公司副總裁的盧炳松說。 據佟志廣回憶，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可口可樂總裁馬丁曾有過“兩年內不打算賺錢”的說法，不過，雖然總體上對中國市場的盈利前景沒有過高要求，但是一旦精於商道的可口可樂前一步站穩了，必然會惦記著邁出下一步。 這次，他們的目標瞄準了國內的第二個裝瓶廠。1982年初，可口可樂方面開始了和廣東省的談判，他們把廠址選在了改革的橋頭堡——深圳。後幾經交涉，最終定在了廣州。 可口可樂公司為第二個裝瓶廠開出的條件是：提供每分鐘500瓶的裝瓶生產線，價款的50%為無償贈送，另50%價款由進口可口可樂公司濃縮液補償。1983年又發生一件事，使十分嚴峻的形勢進一步惡化。 不得不再詳細介紹的是廣州那次“反可口可樂潮”的由來。在可口可樂與廣東省政府談判建廠事宜期間，有一個地方的衛生部門提出：“可口可樂含有咖啡因，不符合衛生要求”。這個衛生部門的根據是，東北一個研究所給小白鼠餵了可口可樂之後，白鼠表現得十分興奮。 眾多健康類媒體紛紛對這一訊息進行了轉載。一時間，抵制可口可樂的風潮順勢而起。可口可樂公司隨即召開了多次會議，討論如何解決問題。公司內部對此有很大的分歧。意見大致分為兩派：一派主張打官司，走法律渠道，到國際法庭去仲裁，這派觀點在公司內部一度占上風。而另一派主張用軟辦法，理由是因為即便贏了官司，可口可樂以後也很難在中國市場上立足。 “我們管前一派叫‘鷹派’，後一派叫‘鴿派’。”據當時負責中國公關業務的盧炳松回憶，“最後，‘鴿子’戰勝了‘老鷹’。” 當時，美國的很多高官都是可口可樂的顧問，他們大多傾向於“鴿派”的主張。公司董事局最後決定，還是用軟辦法，勸說中國領導人給可口可樂放行。盧炳松和他的同事們從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收集了含咖啡因飲料的資料，拿著這些資料去說服中國政府：茶所含咖啡因是同等濃度可樂的6倍，咖啡中咖啡因含量則超過可口可樂幾十倍，但中國沒有禁止喝茶，世界很多國家也從未禁止喝咖啡。此外，可口可樂還邀請中國官員到各國訪問，並和當地官員座談。 這個過程對於可口可樂來說相當漫長，工廠閒置，公司一籌莫展。《中糧志》後來對此進行了總結：“咖啡因風波”的出現並非偶然，而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初期出現的新鮮事物，有的人對引進像可口可樂這樣有爭議的產品出現牴觸情緒，是很自然的。
1980年代可口可樂在上海做的戶外廣告
1980年代可口可樂在上海做的戶外廣告而可口可樂方面對此也非常清楚。“當時，可口可樂簡直就是其他在華外企的晴雨表。”盧炳松回憶說，只要可口可樂一有什麼風吹草動，其他企業就都會打探訊息，比如來問你們是不是又挨批了？或者“什麼時候問題解決了就通知我們”。還有的企業過來找盧炳松尋求建議：“我們有個報告，你覺得現在往上送合適嗎？”
可口可樂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奇偉也深有體會。他說，在上世紀80年代，凡事只要“掛”上了可口可樂的牌子，都必然會牽涉很多政治的因素。甚至有國外媒體評論說，從可口可樂開展新項目的順利程度，可以估計出當時的中美關係是否緊張。
第二次險被叫停
1982年，一個尋常的冬日，北京的幾家大商場都張燈結彩，異常熱鬧。這是可口可樂正在進行促銷，買一瓶可樂，送一個氣球或一雙帶包裝的筷子。雖然一瓶可樂價格不菲，但是促銷這種新鮮事大伙兒還是頭一回見到。商場裡一時間人潮如涌。 據考證，這次可口可樂的促銷活動，是中國現代市場上第一次賣場商業促銷。對於這次促銷活動，可口可樂公司曾徵求過中糧的意見，後者明確表示不同意：“內地不同於香港，開拓市場不能操之過急，一定要避免發生副作用。”聽到這個建議，可口可樂公司曾經猶豫過，但最終還是照常安排了這次促銷活動。 這也許是因為，在此前的三年里，可口可樂已經“蟄伏”了太長的時間。從北京廠生產線上源源不斷生產出來的可口可樂，僅憑在中國旅遊和工作的外國人遠遠無法消耗。1982年年初，在徵得商業部同意後，中糧將供應旅遊飯店後剩餘的可口可樂交由北京糖業菸酒公司系統在北京投放市場內銷。儘管每瓶4毛錢的價格不是國人輕易可以接受的，但可口可樂在踏進中國大陸市場的第三年終於飛進了平常百姓家。看起來，這是可口可樂進入中國後意義非凡的一步。 不過，因為可口可樂的操之過急，這一步險些邁進了懸崖。對於這次促銷活動，北京各大報紙的反應都很強烈，認為在國家缺少外匯的情況下，引進可口可樂是浪費國家大量的外匯資源。對此，有政治局常委專門做出批示：可口可樂只準賣給外國人，一瓶也不準賣給中國人。其他中央領導也都先後圈閱。外經貿部根據批示，通知北京停止內銷。美國人不理解，為什麼一次簡單的促銷活動，竟引起軒然大波。當時在可口可樂公司負責中國公關業務的盧炳松回憶說：“我去總部匯報，美國人嚇了一跳：‘怎么賣個汽水也要驚動到政治局？’”那時，汽水從豐臺五里店的生產廠往城裡運，運輸車上貼著可口可樂的廣告，被警察攔下，不讓進城。一夜之間，所有可口可樂都從商店的櫃檯里撤下來了。可口可樂公司的業務一下子陷入了停頓。無奈之下，可口可樂公司只好找合作者中糧公司幫忙。當時中糧直接負責協調此事的是糖酒雜品處。先是糖酒雜品處處長陳光給《新觀察》寫文章反駁，但雜誌拒絕發表。他又寫報告到外經貿部，部里表示愛莫能助。而後副處長劉昌璽提議，以“人民來信”的形式直接向中央領導反映。他把想法告訴中糧公司主管糖酒雜品處的副總經理朱晉昌，朱說：“你敢寫，我就敢簽名。”信寫好，兩人共同簽名。
信中說，北京生產的可口可樂有96%是國產原材料，可口可樂公司供應的濃縮液只占成本的4%。北京內銷的可口可樂不僅沒有花國家一分外匯，而且通過旅遊飯店，還為國家賺回大量外匯。將剩餘部分投放市場，一方面豐富市場供應，另一方面，工廠可以獲得可觀利潤。這封信通過陳慕華送到了副總理萬里的手上。陳慕華向萬里匯報了北京可口可樂生產銷售情況，希望中央批准內銷，萬里當即同意。陳慕華將萬里的意見批在劉昌璽的信上，退回中糧。 可是，當中糧把萬里的意見告訴外經貿部時，部里表示，停止內銷是根據中央領導文字批示，要恢復內銷，最好也有中央領導批示的正式檔案。部領導責成中糧糖酒雜品處代部里擬稿向國務院請示。劉昌璽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在報告上批了兩個字：同意。一番風波過後，可口可樂終於重新恢復了內銷。不過，此後的可口可樂“學乖了”，只是暗暗地賣，不再大肆宣傳了。
中美合作企業成立
1984年，已經進入中國市場五年的可口可樂再一次成為了美國媒體筆下具有象徵意義的代表物——《時代周刊》刊登了一期封面：“China’sNewFace(中國的新面貌)”，一個衣著普通的中國人站在萬里長城的背景下，手裡拿著可口可樂，面露微笑，直白地表現了中國正在開放，人們將要開始新生活的景象。這一年，可口可樂在中國推出了雪碧及芬達產品。1985年，首家合資瓶裝廠在珠海投產，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終於，可口可樂在1986年開始了與上海方面的談判，在上海建廠的願望將要變成現實。不過，這次可口可樂想建的廠子卻和前幾家不同——不是單純的灌裝廠，而是濃縮汁的生產廠。由於濃縮汁的配方一直保密，美方要求這個廠由可口可樂獨資。但在當時，中國尚沒有外資獨資的先例，政策上也並不允許。後來，中方代表提出了一個解決方案：先由可口可樂建兩個廠——一個濃縮汁廠，一個汽水廠，再由美方把汽水廠白送給中方。然後，這兩個廠子組成一個聯合董事會，中美兩方各控股50%，組成一個合作企業。美方聽後欣然應允。而這個直到1988年才建成的廠子，是我國第一個中美合作企業。通過一道道複雜的手續，濃縮汁廠終於建起來了。不過，直到今天盧炳松也搞不明白，明明是在上海生產的濃縮汁，為什麼要算進口？當時，可口可樂要提前半年申請配額，先後蓋48個圖章，才能把濃縮汁從濃縮汁廠運到隔壁的汽水廠。經過一次又一次艱辛努力，可口可樂終於逐漸融入中國人的生活—— 1986年，上海廠興建投產；1987年，南寧及大連廠投產；1988年，首家可口可樂濃縮液廠在上海投產；1989年，南京及杭州廠投產；1990年，天津廠投產；1991年，海南廠投產…… 可口可樂的汽水廠以每年一家的速度穩步提升，在建廠過程中受到的爭議也越來越少，中國人不再把這種略帶藥味的東西當作“美國象徵”了。
1988年底開始海南可口可樂的建設
1988年底開始海南可口可樂的建設在可口可樂一路走來的歷程中，正折射了國人逐漸開放的心態變化歷程。
1984年美國《時代周刊》的一期封面
1984年美國《時代周刊》的一期封面盧炳松清楚地見證了這一歷程，而且，國人的開放程度遠比他想像中的更快。 1986年年中，盧炳松鑒於上一次商業促銷的教訓，拒絕了一次在華贊助。當時，搖滾歌手崔健在一個由可口可樂贊助的世界搖滾樂比賽上得了一等獎，回京後想開一場個人音樂會，要找贊助商，於是就找到了可口可樂公司。起初，可口可樂欣然應允，但被盧炳鬆緊急攔下：“搖滾樂和崔健的歌在當時都是有爭議的，贊助崔健的搖滾樂，不是要把可口可樂引向爭議之中嗎？” 不過，沒過多久，又有一個向可口可樂要求贊助的項目找上門來。讓盧炳松沒想到的是，這次是中央電視台。 1986年10月，英國女王首次訪華。BBC為此拍了一部紀錄片，中央電視台要買片子播放，卻苦於沒有資金，於是找到可口可樂，希望對方能贊助20萬美元，條件是在片子播放前後播放可口可樂廣告。 當時，儘管對方是財大氣粗的可口可樂，這20萬美元也著實是個天價。“可口可樂公司在中國賣一年汽水也賺不到20萬美元啊。”盧炳松向中央電視台來人笑著說。不過，精明的可口可樂公司還是迅速抓住了這個機會。善做生意的美國人很清楚，一旦可口可樂的形象廣告在中央電視台上播出，就意味著可口可樂公司的形象已經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中國出現了。 儘管早在1981年的時候，可口可樂的廣告牌已經出現在北京工人體育場的球賽現場，但是，能夠在國家電視台打出形象廣告，依然被可口可樂公司視為一大進步。 而後，可口可樂的發展一路平坦。這並非因為在中央台播出了廣告，而是因為，可口可樂所處的大環境，已經和它剛剛踏進中國國門時的情況大不相同了。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中國改革開放的步伐邁得更大了。1993年，當時的輕工部批准可口可樂建立10個新廠。之後，武漢、西安、瀋陽、鄭州、哈爾濱、青島、合肥、太原等多個瓶裝廠陸續開始投產。 至今，可口可樂已經成為國人生活中最普通的飲料之一，當人們打開紅色的汽水罐時，怎么也不會想到，這瓶小小的汽水曾在中國經歷過那么多的波折。 而這一切，對於當事人則真是印象深刻。以至於時隔30年後，很多人還能清晰地回憶出一個個細節。當時在引進可口可樂時起到重要作用的佟志廣，此後擔任了中國“入世”第二任首席談判代表、中國談判代表團團長。“當年引進可口可樂的時候，很多人已經說‘不敢想’了，可是我後來參加復關談判(1991年—1993年佟任談判代表)，更多‘不敢想’的事發生了。”佟志廣說，“1979年可口可樂進來的時候我就相信，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會走回頭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