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珊娜行動

蘇珊娜行動指的是，1954年7月，埃及的幾個城市相繼發生數起恐怖爆炸事件。結果查明，這些恐怖活動竟系以色列特工所為。這次事件成了使以色列感到丟臉的一件醜聞。事實上，它導致一場民族災難：一屆政府垮台；最大的政黨以色列工黨內部分裂；戴維·本·古里安也因之退出以色列政界，開始了庶民生活。

事件背景

1954年，夏里特出任以色列總理後，和國防部長拉翁等“鴿派”謀求同阿拉伯人的和解。與美國中央情報局有良好關係的埃及總統納塞爾，出於國家安全問題考慮，要求美國對英國施加壓力，將駐在蘇伊士運河沿岸地區的8萬英軍撤走，而作為對美國的報答，埃及就會遵照美國的意願，與伊拉克和土耳其簽訂防禦條約，已成全美國是世界“首霸”的形象。美國政府果然答應幫忙。二戰後淪為美國小夥伴的英國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悻悻的同意將駐軍撤出，只爭取到保留軍事機場使用權的惟一利益。世界似乎正走向“和平”。本來，埃、美、英這事與以色列人毫無關係。但當以色列人與1954年5月搞到美、英、埃三方這項秘密協定後，以色列軍方的“鷹派”卻感到嚴重不安：英軍撤出後，以色列就直接面對埃及軍隊了，而埃及人完全有可能把運河沿岸作為進攻以色列的前沿陣地。更可怕的是，這事表明美國親埃及和阿拉伯人的傾向更明顯了，說不定會在哪天完全冷漠甚至拋棄以色列。而夏里特、拉翁肯定向埃及討好。

事件過程

計畫

以色列軍情處處長班傑明·吉卜利想出一條離間計：破壞英美在埃及的財產，嫁禍於埃及以殘酷無情著稱的在野派宗教團體，使美英兩國政府對納塞爾不滿甚至失去信任。這樣，英美兩國或許會掉過頭來親以色列，撤軍談判也就胎死腹中。 班傑明·吉卜利是一位野心勃勃的以色列鷹派青年軍官，25歲時，就為猶太地下軍“哈加納”的秘密情報組織“沙伊”效力，在英國託管地從事間諜活動。1949年，他成為軍情處的二把手。先後到英美接受全面訓練。1952年回國後，擔任軍事情報處處長，戰績卓著，成為令阿拉伯人膽顫的人物，他立志有朝一日成為以軍總參謀長。然而，1953年，伊賽·哈雷爾被任命為全國特工部門的總頭目，軍情處也劃歸他領導。這無疑是對吉卜利仕途夢的沉重打擊。要他居人之下，一切活動聽從摩薩德頭子的指揮，吉卜利難於接受。

摩薩德的紋章圖片

吉卜利決定我行我素，拋開特工總部，按自己的計畫行事，重新組建“101分隊”（以色列的特種部隊，曾對約旦喀比村發動一次夜間進攻，炸毀45棟房子，殺死66人，傷75人，受到世界輿論的譴責。以色列當局被迫取消101特種部隊，將其與傘兵部隊合編成202傘兵營），以埃及為目標開展活動。他把經驗豐富的特工阿弗拉姆·達派往開羅。化名“達林”。達林在埃及建立了兩個間諜網。第一個間諜網的頭目，是開羅“以色列醫院”的土耳其外科醫生莫伊謝·馬爾澤克博士。另一個間諜網設在亞歷山大，頭目是教師薩米·阿扎爾。兩個間諜網之間的聯絡員是開羅的漂亮姑娘維多尼娜·尼妮烏，代號“瑪塞爾”。

埃及這兩個間諜網是軍情處處長吉卜利的直屬組織，連摩薩德對其也一無所知。不過，這兩個間諜網的間諜實際上只是些“業餘愛好者”。他們竟無間諜知識，甚至常常把檔案和照片之類資料遺忘在餐館或公共汽車裡。他們給軍情處送來的情報，一文不值。

有鑒於此，吉卜利安排其中5名間諜到以色列進行特種訓練。教他們怎樣使用炸藥和隱寫墨水，怎樣加密、解密，怎樣架設微型情報機，怎樣使用微型照相機攝影等。然後，發給他們無線電發報機、密碼本和爆破器材，重新潛回埃及。

此時，恰逢摩薩德頭子伊賽·哈雷爾赴美國訪問數周。這樣，吉卜利有機會作出單獨行動的決定。他並不怎樣害怕哈雷爾事後追究他的責任，因為到時候事情成功，英美改變了親埃及的態度，它吉卜利就是功臣了。

吉卜利給這次在埃及進行的恐怖活動取了個代號：“蘇珊娜行動”。

吉卜利將“蘇珊娜行動”的指揮權交給了28歲的以色列人阿弗里·埃拉德。在“蘇珊娜行動”中，埃拉德以早在1942年就已喪生的反間諜軍官鮑爾·弗蘭克上校的身份出現。埃拉德是以色列人，有著一雙藍眼睛和一頭枯黃的頭髮。1952年進入軍情處。軍情處認為他外表條件好，適於派駐外國。1953年，他去德國辦案，在翻閱西德聯邦國防軍卷宗時，偶然發現一名已故反間諜軍官的檔案材料。此人是鮑爾·弗蘭克上校，1942年在巴勒斯坦的一次行動中喪生。埃拉德決定頂替死者的角色，登台續演。

行動

1954年5月25日，“弗蘭克”收到總部發來的一份密電，要他次日趕赴巴黎。在聖日爾曼的一家咖啡館裡，吉卜利派來的人向他傳達了命令：讓他接管開羅和亞歷山大地區的軍情處間諜網，選擇有價值的破壞目標；另外它還能從以色列電台每天的烹調技術節目（對家庭婦女廣播）中得到進一步的密令。6月30日，埃拉德與開羅和亞歷山大地區的軍情處間諜接頭，並傳達了軍情處的行動計畫。雖然，所有人都對這項計畫持懷疑態度。但他們還是商定了行動方案。決定先從公共建築物下手，再破壞英美人在埃及的財產。7月1日，埃拉德向上司報告，他領導的兩個間諜網已經做好行動準備。就在當天，當特工人員將特拉維夫電台發來的訊息解密之後，一道命令赫然出現在眼前：“48小時內開始行動。”

1954年7月2日上午10點，亞歷山大伊斯梅爾廣場，羅伯特·達薩同兩個朋友一起將裝有炸彈的紙袋，分別投入郵政總局前的兩個郵筒。12時許，郵筒里冒出濃煙。炸彈沒有爆炸，但當天的郵件統統燒成灰燼。

7月10日上午9時，“以色列之聲”的家庭婦女節目裡正播送一種“英國式蛋糕”的製作方法。這是向特工人員發出的預定信號——現在可以對英國和美國人的財產下手了。

7月14日21時，開羅，埃拉德的部下在希克巴卡特大街6號的“亞美利加圖書館”和亞歷山大福阿德大街的“美國人之家”相繼引爆炸彈。

7月23日19時，羅伯特·達薩和一名同夥，放火燒了開羅的兩家英國人開的電影院。但是在亞歷山大，19歲的菲利普·那坦森運氣不好，結果導致11名以色列特工束手就擒。

1954年 7月23日，鐘聲剛剛敲過19時。警官薩基·馬納維上尉正在例行夜間巡邏，突然聽得一聲尖叫，只見“里約”電影院的進口處衝出一名青年男子，上衣已經著火，此人拚命地扑打著。馬納維眼疾手快，一個箭步衝上去，把他按在地上不停地滾動，直到火苗全部熄滅。

一場虛驚過去了，燒傷看來不嚴重。這時，一個眼鏡盒從那件燒毀一半的上衣里掉到地上，從裡面灑出一些黑色粉末。上尉愣上片刻，然後彎腰嗅了一下——眼鏡盒裡一股磷酸鹽的氣味。

馬納維猛然想起，幾周來一夥縱火犯在埃及各個城市四處肇事，使用的就是磷酸鹽，而這些爆炸事件的共同點，則針對的都是英美人的財產。這家“里約”電影院也是美國人開的。馬納維認為有足夠理由拘留審查這個年輕人。

很快查明，這名縱火犯是“猶太復國主義青年組織”的成員。他承認自己參加一個破壞小組，奉命去“里約”影院放火，沒想到火藥提前燃燒了。在嚴刑拷打之下，年青人提供了更多的情況——他屬於一個以色列特務小組，曾經得到特拉維夫最高總部關於採取恐怖行動的指令。

在整個行動過程中，埃及警方似乎對每個事件都有所察覺，破案率之高、目標之準，令人生疑。為何所有參加行動的人都落入法網，唯一逃脫的恰恰是“蘇珊娜行動”的總指揮、化名鮑爾·弗蘭克的阿弗里·埃拉德。可能是以色列間諜中是否混入雙重間諜。

1954年12月11日，埃及當局在首都開羅開庭審判這批以色列間諜。次日，以色列總理摩西·夏里特在議會上把埃及的這場公審斥為“一場鬧劇，是一種旨在迫害埃及猶太僑民的卑鄙藉口”。

夏里特這次真的動了肝火——他認為埃及人是在編造指控被告的罪證。因為夏里特找到剛從美國回來的摩薩德首腦伊塞·哈雷爾，問他有沒有這回事。“我不知道這件事啊！”哈雷爾對他說，“怎么會有這種事呢？我一點也不知道。”

東窗事發，吉卜利坐立不安。“蘇珊娜行動”的失敗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但現在不是檢查失敗原因的時候，而是考慮怎樣推卸責任。吉卜利明白，對這個事件他絕對承擔不起，必須找一隻替罪羊。他知道軍情處始終是不能推卸責任的，因為事實擺在那兒：以色列間諜確實被埃及人抓住了。軍情處既然由國防部領導，那就把責任推到國防部長頭上去好了。

當哈雷爾找到吉卜利，聲色俱厲地追問他埃及人審訊以色列間諜是怎么回事時，他一口咬定說，國防部長拉翁知道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吉卜利的預見沒錯，以色列當局終於相信埃及人不是在做戲。12月底，以色列間諜馬克斯·貝內特在囚室里用刮鬍刀結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是以色列政治領導層意識到：果然發生過秘密活動，而且是以色列特工所為。那么，誰是發號施令的人，為何這兩個間諜網這么快就全軍覆沒了。

吉卜利先發制人，他承認是軍情處策劃了“蘇珊娜行動”，不過，這次行動是得到國防部長拉翁口頭批准的，時間是在1954年6月16日的國防部每周一次的特工會議上。

毫不知情的國防部長拉翁一頭霧水，弄不清責任怎么會落到自己頭上的。他案頭的日程表上清楚地說明，6月16日根本就沒有開過什麼特工會議。但是，他有口難辯。

1954年12月29日，以色列內閣指令成立一個內部調查委員會徹底弄清這件事。

結局

埃拉德作為證人被召回以色列。之前，埃拉德先是“不可思議”的逃出埃及，爾後棲身巴黎。在巴黎時，吉卜利曾派人找到他，要他統統忘光在埃及採取的所作所為，並對有關的文字記錄作相應的修改。埃拉德按吉卜利的指示，配合得天衣無縫。

1955年1月27日，埃及革命法庭宣布了對10名以色列間諜的判決。兩個間諜網的頭目莫伊謝·馬爾澤克和薩米·阿扎爾被判處死刑，6名被告中包括羅伯特·達薩，被判處無期徒刑，另外兩名因證據不足而獲釋。

有兩個人不想遺忘這次“蘇珊娜行動”。一位是無端被牽連而辭職的前國防部長拉翁，他以猶太工人總工會主席的身份重新進入政界。另一位是摩薩德頭子伊塞·哈雷爾，他對軍情處那種目中無他的行為懷恨在心。試圖置軍情處於死地。哈雷爾再次審查埃拉德。哈雷爾獲悉，埃拉德在聯邦德國時，有人看見他同埃及武官奧斯曼·諾利頻繁接觸。

哈雷爾很快查明：在實施“蘇珊娜行動”期間，奧斯曼·諾利上校正是開羅軍事反間諜機構的頭子。可能是埃及已經“策反”了埃拉德。這得以解釋埃及警方在破案時的高效率；為什麼埃拉德在同夥被捕後，仍能在埃及滯留兩周而未被抓獲。

1957年10月，埃拉德專程回國為父奔喪。葬禮剛完，摩薩德就以雙重間諜和出賣以色列同夥的重大嫌疑逮捕了他。摩薩德對此案進行了秘密審理，埃拉德只承認為吉卜利作過偽證，其他一概否認。最後埃拉德被判12年徒刑。

1960年12月，重新成立的調查委員會終於為拉翁平了反。

這場摻雜個人權力之爭的以色列政壇鬧劇終於以辭退軍情處頭目吉卜利和在開羅中央監獄苦熬的以色列特工為代價草草收場。

1968年2月，以色列用在“六日戰爭”中俘獲的5000名埃及官兵，換回了1962年被捕的間諜大王沃爾夫·洛茨，以及1955年因“蘇珊娜行動”被捕的尚存的4名間諜。以色列並沒因為“蘇珊娜行動”是吉卜利個人野心導致的魯莽行動而置那4名間諜於不顧，這是以色列情報組織的保護間諜的一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