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秉印

董秉印，男，研究員，原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總設計師，航空科技英才。董秉印同志生於1939年8月，遼寧省瀋陽市人，1963年2月入黨，1963年8 月，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飛行力學專業。1999年1月～2000年6月30日任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總設計師。由董秉印同志主持負責的某型號設計技術獲國防科工委科技進步一等獎，獲得部級二等成果獎多項，並榮立部級一等功，被授予航空工業部有突出貢獻的專家；先後被西北工業大學聘為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被俄羅斯國家工程院授予外籍院士。2000年6月30日7點05分突發心臟病經搶救無效逝世。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董秉印
• 國籍：中國
• 出生地：遼寧省瀋陽市
• 出生日期：1939年8月
• 逝世日期：2000年6月30日
• 職業：原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總設計師
• 畢業院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 主要成就：使中國空空飛彈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人物簡介

董秉印同志1939年8月出生於遼寧省瀋陽市，1963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63年8月畢業於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空空飛彈研究所從事空空飛彈總體設計工作。

1981年12月到1984年，先後任總體所副主任、主任，負責“霹靂-5甲”空空飛彈的總體技術工作，該型號是我國首次自行研製的脈衝體制雷達空空飛彈，1983年因多種原因暫停研製。

1984年4月，任空空飛彈發展中心副主任，主要負責型號技術工作。

1992年被任命為某重點空空飛彈型號總設計師，經過艱苦奮戰和大小數百次試驗，使該型號設計定型靶試最終獲得了成功。該型號是我國第一種自行設計研製的新型空空飛彈，現已開始成批生產，是我國空軍現在主要的武器裝備。

1993年11月被任命為新一代空空飛彈總設計師，主持型號研製工作。在研製過程中，解決了多項技術關鍵問題，最終該項試驗獲得了成功，開創了我國空空飛彈研製史上的先例。董秉印畢生從事空空飛彈技術研究，在空空飛彈總體技術上具有很高的造詣。他研製的某型號六自由度數學模型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董秉印於1992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4年被授予航空工業部有突出貢獻的專家，1995年5月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西北工業大學聘請為客座教授、博士生導師，1997年12月被國防科工委授予某某工程先進個人稱號，他主持的某重點型號科研項目2000年獲國防科工委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個人榮立中航一集團一等功，還獲得部級二等獎等多項，2000年2月被俄羅斯國家工程院聘請為外籍院士。2000年6月30日7點05分因心臟病突發經搶救無效逝世。

個人生平

責任重於泰山

董秉印同志1939年8月出生在瀋陽市郊區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他自幼勤奮好學，1958年以優異成績考入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在校期間他刻苦學習，積極上進，於1963年2月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63年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工作至今，歷任技術員、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研究員，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第一研究室副主任、主任、空空飛彈研究院副院長、科技委主任、總設計師，歷任兩個國家重點型號的總設計師。

為了使我國的空空飛彈能夠儘快趕上國際先進水平，董總高瞻遠矚，早在1984年他就下決心要搞新一代飛彈。他在院領導班子的支持下，自籌經費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預研，保留了一支從事新一代空空飛彈研究的科研隊伍。為了新一代飛彈的研製，董總不厭其煩地向有關部門匯報，甚至不揣冒昧上書鄧小平同志，要求儘快研製新一代飛彈。精誠所至，金石為開，1993年1月，上級確定研製我們自己的新一代飛彈，從此拉開了研製新一代飛彈的序幕。

董總上任了，他同時身兼兩個重點型號的總設計師，責任之重是可想而知的。他為了使中國的空空飛彈儘快趕上世界先進水平，早已把個人得失置之度外。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研製新的重點型號的戰鬥。

為了新型號的研製，董總拚命了！晚上他挑燈夜戰，節假日獨自關在辦公室里刻苦學習；工作上他不恥下問，無論是外國人、中國人，老同志、新同志他見人就問，見機會就學。他詳細地研究了國內外各種先進的空空飛彈的性能、技術指標，詳細地研究了各種載機的性能指標，他把新學的知識和多年積累的經驗融合在一起，把外國的成果和自己的成果融合在一起，提出了新的設計思路，並親自動手編寫了39頁、兩萬多字的總體研製規劃，提出了一整套型號研製和型號管理中的方法、途徑和措施。他以自己全新的知識贏得了上級機關的信任，為領導決策提供了科學的依據，促進了重點型號的立項。他以全新的知識用於新的重點型號，他提出的全新的設計思路令外國專家佩服，令國內的競爭對手信服。他以自己淵博的知識，取得了型號線上科技人員的信任。一位當年曾聲言，中國要研製新一代飛彈，必須由外國人來擔任總設計師的外國專家，也佩服地說：“董，真了不起！”

重點型號責任重於泰山，重點型號的任何一個技術問題都事關飛行員的生命安全。董總對都江堰二王廟橫匾上題寫李冰父子的天道無親銘記在心，他經常告誡科技人員：重點型號人命關天，搞不好就會機毀人亡。因此在科研工作上千萬不能說差不多，技術攻關一定要到位，技術決策一定要慎重，質量一定要放在第一位。他要求工藝人員、質量工程人員提前進入科研設計階段，並組織科研人員在大型試驗前認真進行設計質量複查，把一切問題暴露在地面實驗之中，把一切問題解決在地面實驗之中，把一切風險都消除在地面實驗之中，並特彆強調：質量問題暴露得越徹底越好，解決得越徹底越可靠。1998年8月20日，是空空飛彈研究院人異常振奮的日子；這一天，千里戈壁晴空萬里，在試驗基地的機場上，兩架銀色的戰鷹隨著指揮員起飛的命令，一陣呼嘯衝出跑道直上雲天。隨著指揮員發射飛彈的簡短命令，一枚飛彈噴著火舌沖向靶機，只見靶機微微一顫立即凌空爆炸，指揮大廳里一片歡呼，年近花甲的董總情不自禁的跳了起來，激動地與現場指揮員擁抱在一起，淚如泉湧！

試驗的成功使我國空空飛彈的研製水平由仿製攀上了自行設計的新台階，它創造了兩個國際先進，它使用的少煙推進劑解決了因飛彈發射煙霧而造成飛機發動機空中停車的關鍵問題。

試驗的成功對董總個人來說也可說是功成名就，但董總並沒有因此而止步，他還要為新的型號去奮力拚搏，他要向新一代飛彈進軍。

學習孜孜不倦

在女兒眼中，父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強烈地渴望中華民族強大昌盛、自強自立，不再受外來強權的欺辱。父親也是一個完美主義者和行動者，他堅信有所為的力量。不論在現實社會裡遇到多少困難，他從未改變過自己的信念。

在同事眼中，董總一向是刻苦鑽研、嚴謹務實、謙虛待人，尤其關心空空飛彈研究院的建設。研究院的發展靠什麼？一靠技術，二靠人才……一個單位必須有自己的絕活--別人不能輕易學會的絕活；不管型號研製多忙，預研一定不能丟……人才是研究院的無價之寶，沒有人才什麼都搞不成……這些實實在在的話語一直還在董總“戰友”的耳邊迴響。

在部隊眼中，董總永遠是向子弟兵提供合格先進裝備的守護神。董總曾說：向部隊提供先進的武器裝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神聖責任，研究院是國家隊，我們的水平就代表了國家的水平，我們肩上的責任重啊！我們目前的工作關係到國家的安危，關係到祖國的統一，還有什麼任務比這更重要呢？所有參加重點型號研製的同志都應該為能夠承擔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能為有這個機會報效祖國而感到高興。

一千八百二十五個日日夜夜過去了，空空飛彈研究院又有大批新型號走上了國防第一線，而這才是對董總的最好紀念，對航空報國精神的最佳詮釋。董總的一生，就像是一枚空空飛彈在天空划過的一條最壯美的軌跡，義無反顧地向目標衝刺。生亦為斯，死亦為斯……

終生學習，刻苦精神感人至深

董總每天都在為工作奔忙，外人很少有與他暢談的時候，但每每短暫的接觸、交談都給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都使人受益匪淺。

有一天北京正下著雨，董總剛從瀋陽協調工作路過北京，下榻在院駐京辦事處，我也正好出差到北京。因為下雨大家都不好出去辦事，我就叩開了董總的房門。董總正戴著老花鏡在看一本哈佛大學出版的《現代管理》一書。略作寒暄之後，董總就和我談起了現代管理。他津津有味地說：現代管理最看重的是人的管理，管理者最根本的是要學會尊重人，理解人。科研人員不管是總師或是課題組長，最重要的是要能團結人，要善於與人團結協作，是要把人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等等。談了一陣以後，董總感嘆到：現在實在太忙了，很少能擠出時間靜下來看書，現在真有很多新東西需要學習。

看著董總那孜孜不倦的學習態度，使我在一陣感慨之後對董總有了更深的了解，平時只看到董總忙，忙得走路都是一路小跑，而董總卻在百忙中從來沒有放鬆學習。梅花香自苦寒來，董總之所以在花甲之年還能夠保持敏捷的思維，能夠對那么複雜的技術問題說得頭頭是道，如數家珍，原來這一切硬功都來自學習，董總也真可以說是活到老學到老了。

拚命工作，忘我精神堪稱楷模

1997年7月，董秉印在某試驗基地為新型號飛彈進行靶試做最後的準備。靶試的日子進入倒計時，他與工程技術員一起反覆認真檢查。他告誡大家，科學試驗不會一帆風順，絲毫馬虎不得。然而，意外事故發生了：飛彈剛滑出彈架，就在7000多米高空爆裂。靶試首發失利，霎時痛苦代替了歡笑。

要確認失敗的原因，得從方圓7000多平方公里的戈壁灘里找到飛彈殘骸碎片。時值盛夏，戈壁灘就像一座大火爐。飛彈碎片與色澤相似的小石頭混在一起，不彎下身子很難辨認，人人都摘去了遮擋強光的墨鏡，緊緊盯著熱浪滾滾的地面，沒兩天眼睛就布滿了血絲。20多天過去，該找的終於都找了回來。

帶著殘片，董秉印心情沉重地登上運輸機，回到洛陽。殘片分析工作尚未全面展開，爭論已呈白熱化，關於事故原因的推斷出現分歧：一種意見認為，問題出在發動機，應該更換髮動機；董秉印與技術人員則認為，問題出在彈架方面。一次次爭論沒有結果，氣氛更趨緊張，有人勸他：你照上面意見辦就行了，何必再犟？

更換髮動機的意見，也是出於讓先進武器早日裝備部隊的美好願望，聽從這個意見，他個人幾乎不用擔風險，單位也可儘快受益，但這么一來，飛彈所達到的水平，卻要大打折扣，而且事故所隱藏的技術障礙，將來很可能導致我國空空飛彈事業的一場災難。

　董秉印要為正確的意見找到科學依據。在全院上下的大力支持下，他帶領科技人員頂著壓力展開了一場科研攻堅戰，反反覆覆做了大小數百個試驗，拿到上千個數據，終於驗證了事故原因出在彈架方面。飛彈定型靶試終於取得圓滿成功。8年實現了已開發國家13年才達到的目標，董秉印向國家和人民交了一份出色的答卷。

圖片右一為董秉印

1998年秋天，董總在接受記者採訪的兩個多小時裡歷敘了所有參試人員的感人事跡，卻對自己一字未提，但董總在試驗中的忘我精神卻是有口皆碑，感人至深。空一基地楊副司令帶著十分欽佩的心情告訴我們：去年靶試失利，各方面的壓力象一座大山向試驗隊壓來，首當其衝的當然是董總，他和試驗隊的同志們幾天幾夜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忍著失敗的痛苦，頂著種種壓力，一絲一縷的查找著失利的原因。失敗的折磨，連續的苦戰，使董總的心臟病又一次復發，但他仍然與試驗隊的同志們一起苦戰在查找事故的戰場上。當楊副司令員看到董總那憔悴的面容，虛弱的身體時心痛得難以自控，硬是力逼董總住進基地醫院，並給醫院下了死命令，無論如何也要治好董總的病。但董總即使在病床上也難以安枕，稍一好轉就又開始將有關人員叫到病床前研究排故問題。

董總就是這樣的人，不管遇到多大挫折，不管精神上有多大壓力，不管身休有多大痛苦，他都能把壓力和痛苦埋在心底，鎮定自若地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正是這種百折不撓的精神使他與其他領導一起組織型號線上的同志們按照“定位準確，機理清楚，問題復現，措施得力，舉一反三”的要求有條不紊地查原因排故障，經過數百次的試驗，終於排除了故障，取得了型號定型試驗的成功。

功高不居，廉潔自律人欽敬

董總作為總設計師，他組織了多個型號的預研、試製和總體設計，他對中國的空空飛彈事業的發展可說是功勳卓著了，但在董總身上卻絲毫看不到居功自傲的痕跡。

某型號定型靶試成功以後，院領導為了褒獎參試人員，特批試驗隊組織參試人員到敦煌去一睹珍奇深邃的敦煌文化，當時院在基地有兩台麵包車，試驗隊本來是要安排董總乘坐院裡那帶有空凋、條件優越的麵包車前往敦煌的，但董總堅決不肯，硬是和大家一起擠在那輛租來的、設施簡陋的大轎車裡去了敦煌。一路上董總和大家一樣自己到小飯館裡買來了路上吃的乾糧，和大家一起乘坐著那台悶熱、顛簸的大轎車完成了敦煌之行。

從酒泉回洛陽，試驗隊包了一節硬臥車廂，按董總的年齡、職務、身體，另買一張軟臥床位誰也不會提出異議，但他仍堅持和大家一起坐在硬臥車廂里返回洛陽。

北京出差，董總也是和其他領導一樣，除了會議安排，總是和普通職工一樣住在簡易的招待所里，和大家一樣到食堂里排隊買飯。董總就是這樣一個人，他雖然經管著上千萬、上億元的巨額經費，但他從不去多占一分，更不會為自己去多花一分，他心裡裝的只有奉獻，沒有索取。

作風嚴謹，質量第一作表率

重點型號成也質量，敗也質量。這是董總的經驗之談，也是董總留給我們的箴世良言。董總的科研作風一貫嚴謹，質量是他逢會必講，逢人必講的永恆話題。他要求科研人員無論何時、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不要有僥倖心理，都不要留下任何隱患，要把一切問題暴露、解決在地面實驗之中。並強調暴露得越徹底越好，只有暴露得徹底才能解決得徹底。為了防止設計中存在的先天性問題，他首倡提前進行設計圖紙複查，把問題解決在進場鑑定以前。

新千年的春天悄悄過去。重點型號的研製工作進入新階段，又一項重大試驗正在緊張籌備。董秉印感到時間更緊了。擴張性心肌病困擾著他，醫生告誡說：過度勞累會像點燃引線一樣，隨時引爆體內的炸彈。藥為輔，鍛鍊為主，他頑強地與疾病抗爭。三年多來，僅住了三次院，還都是被逼進去的，住院時間加起來不足一個月。

董秉印馬不停蹄地在洛陽、鄭州、成都、北京之間奔波。每到一處，都忙於技術協調、分析科研攻關成果和檢查零部件生產，這項任務沒結束，另一項任務又催他啟程。讓我們看一看董總逝世前的一周，那超負荷的工作量，那壓在肩上的千斤重擔吧：6月21日他動身去成都，協調重點型號掛裝主力殲擊機的技術要求；24日他到北京，討論重點型號研製任務書，為研製新型號進行頂層設計、為國家利益據理力爭；原本安排3天的討論會，壓縮成2天，餘下的1天，他用了半天時間，考察了為重點型號研製配套關鍵元器件的有關單位，下午又參加了重點型號可靠性會議；29日上午9點，他乘硬臥回到洛陽，沒有休息就直接參加了院結構調整會議，會議一直開到12點半，晚上他又參加了外事活動。董總太累了！熟悉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董總是為了心中神聖的事業，默默地承受了一切生理的、心理的勞累。 2000年6月21日至29日，僅9天時間，他的足跡就在祖國的遼闊大地上繞了一個圈。誰也沒想到，這竟是他留給飛彈事業的最後一段艱難的跋涉。6月30日早晨7時05分，一顆赤子之心永遠地停止了跳動。

董秉印同志病逝後，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黨委、中航一集團黨組、中共洛陽市委、河南省企業工委先後作出了向董秉印同志學習的決定。2000年4月，中央企業工委在北京舉辦“董秉印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並號召中央企業幹部、職工深入學習董秉印的先進事跡。2000年8月董秉印被追授為“航空科技英才”稱號。2001年4月，董秉印被國家人事部、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追授為全國國防科技工業系統勞動模範稱號。

優秀品格

平易近人

董總平易近人、和藹可親，沒有一點領導者的架子，平時不管誰找他，都熱情接待，並盡最大努力幫助解決問題。董總工作深入、細緻，能與民眾打成一片，同甘苦共患難，水乳交融。

有一次，在湛江改裝艦空彈時，正值8、9月份，烈日炎炎，工作在甲板上，上曬下烤，赤熱難忍，大家身著短褲背心、頭戴草帽，肩搭毛巾。董總和大家一樣打扮，汗流浹背地工作在甲板上，大家多次勸他到船艙里涼快休息一下，但董總卻風趣地說：“我去可以，但得給我一根鞭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心中的燥熱也被笑聲沖淡了。董總就是這樣以身作則，帶領大家愉快地完成改裝任務。

還有一次，冬天去華陰進行地面發射試驗，行至潼關，天開始下雪，過潼關進入山路時，雪越下越大，車隊行動很慢，天越來越冷，人們也越來越感到飢餓，由於山路陡峭，地面結冰，車輪打滑，行到兩個最陡最長的山坡路時，車再也爬不上去了，董總問司機怎么辦，司機說留一部分人壓車，一部分人下去推車，他聽後，說了句：“走！下去推車！”就和大家一起下車了，大家說：“董總，您就別下去了，有我們呢！”董總卻詼諧地說：“我質量大，適合推車！”他堅持和大家一起頂著寒風、推著車在冰雪中一步一步的前進著，同志們心疼他，多次勸他上車，都被他拒絕了，大家非常感動，推得也就更起勁了。董總邊推車邊給大家講些幽默的笑話，逗得大家不時地發出一陣陣笑聲，氣氛頓時活躍起來，忘記了疲勞、寒冷和飢餓，在說笑中一鼓作氣，爬過了兩個大山坡，這時他才和大家一起上了車。董總就是這樣一位風趣隨和的人，遇到困難，他能夠以身作則、身先士卒，與大家一起共同面對現實，以實際行動來感召大家，齊心協力，共同克服困難，完成任務。

董總在工作中，嚴格要求自己，身體力行，為廣大科研人員作出了榜樣。他非常關心外場試驗，經常對我們說：“組織一次外場試驗很不容易，花費很大，你們一定要認真作好各項準備工作，不能因為主觀上的疏忽，造成試驗失敗，科學試驗是不能有半點含乎的，不按科學辦事，客觀規律要懲罰你的。”每次外場試驗動員會上，董總都要用周總理的話：“精心施工，細緻周到，萬無一失，一次成功，”來教導大家。要求我們工作一定要認真仔細，思想要解放，要講科學，不能做憨大膽！他身為飛彈專家，但對技術問題非常民主，對不同的意見從不簡單地肯定或否定，而是引導大家進行廣泛深入的討論，並認真傾聽各方面的意見，然後仔細分析。認真思索，把大家的想法與自己的想法揉和在一起，再交給大家討論，直到大家認識一致，思想統一後，董總才做最後決定。例如某重點型號第一次地面發射試驗，產品、人員已進了靶場，突然有人提出：“‘強制離軌發射’將產生一個巨大的衝力作用在發動機上”。這個問題在發射前提出，無疑給本次試驗蒙上了一層陰影。因為，這個巨大的衝力如果存在；發射後果是不堪構想的。怎么辦？退場，不可能！但又無條件做驗證試驗，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難題。董總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認為這個問題提的好，提的及時，認為“強制離軌發射”產生的衝力是客觀存在的，這個衝力的大小，作用的物理過程和作用結果也是客觀存在的，關鍵是我們要把它搞清楚，才能下決心。

他立即調兵遣將，把有關專業人員召集起來，並不顧一天外場工作的疲勞，連夜召開分析討論會，從理論上對這個問題進行分析，討論會一直開到深夜，第二天繼續討論，董總堅定地說：“不討論清楚，決不發射”，經過熱烈的討論，大家統一了認識、統一了思想，最後他做出慎重的決定：“按計畫發射”。表面上看，董總已下了決心，但有誰知道這個決心的背後，董總傾注了多少心血、耗費了多少精力；又有誰知道，做出這個決定的同時，就意味著董主任已承擔了巨大的風險，承受著巨大的壓力。大家都看到在發射前，董總心情極不平靜，在發射區外不停地走來走去，直到發射正常後，才平靜下來。人們為發射成功歡呼跳躍，而我們的總設計師臉上並沒有成功的激動，因為對董總來說，成功已是過去，他又在勾畫下一步工作的藍圖。董總就是這樣一位不求名利、敢於向風險挑戰、蔑視任何壓力的進取者。

為了航空事業，董總嘔心瀝血、日夜操勞，一心撲在工作上，生活上低標準工作上嚴要求，用自己坦誠、樸實、寬宏、正派和與世無爭的高尚人品，凝聚了廣大科技人員的心，為航空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堅持真理

董秉印同志長期主管發展部和科研技術工作，同事與他共事多年，都十分敬佩他的為人，他那種刻苦鑽研、嚴謹務實、謙虛待人、熱愛生活、極具責任心和使命感的優秀品德，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記得重點型號首發靶試失利之後，試驗隊里籠罩著憂慮和失望的氣氛，身為總設計師的董秉印同志不顧來自各方面的巨大壓力，囑附開好支部會、骨幹會，使隊伍振作起來，把工作重點放在找殘骸、查找原因上。隊伍穩定了，許多老同志和年輕同志冒著戈壁灘50～60℃的高溫，在茫茫大沙漠上像過篩子一樣一遍一遍地尋找殘骸。工作一開始，董總就提出了“以殘骸為依據，以理論為指導，以國外產品為借鑑，實事求是地排查”的正確的工作方針，嚴格按照故障樹枝圖和攻關計畫進行著艱巨細緻的排查。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在國家某些權威機關、專家認為是發動機原因的情況下，董總憑藉他手中掌握的資料、數據，在空軍和國內外專家的支持下，以他淵博的知識和過人的膽識，堅持認為：事故的主要原因是彈架干擾，發動機某些工藝缺陷不可能造成這次事故。他堅定地說：“我是工程師，我憑數據說話！”以後的事實證明了這個結論。正是由於董總堅持真理的精神，才使試驗獲得了最終勝利。

以身殉職

2000年的春天悄悄過去。重點型號的研製工作進入新階段，又一項重大試驗正在緊張籌備。董秉印感到時間更緊了。擴張性心肌病困擾著他，醫生告誡說：過度勞累會像點燃引線一樣，隨時引爆體內的炸彈。藥為輔，鍛鍊為主，他頑強地與疾病抗爭。三年多來，僅住了三次院，還都是被逼進去的，住院時間加起來不足一個月。

董秉印馬不停蹄地在洛陽、鄭州、成都、北京之間奔波。每到一處，都忙於技術協調、分析科研攻關成果和檢查零部件生產，這項任務沒結束，另一項任務又催他啟程。讓我們看一看董總逝世前的一周，那超負荷的工作量，那壓在肩上的千斤重擔吧：6月21日他動身去成都，協調重點型號掛裝主力殲擊機的技術要求；24日他到北京，討論重點型號研製任務書，為研製新型號進行頂層設計、為國家利益據理力爭；原本安排3天的討論會，壓縮成2天，餘下的1天，他用了半天時間，考察了為重點型號研製配套關鍵元器件的有關單位，下午又參加了重點型號可靠性會議；29日上午9點，他乘硬臥回到洛陽，沒有休息就直接參加了院結構調整會議，會議一直開到12點半，晚上他又參加了外事活動。董總太累了！熟悉他、了解他的人都知道，董總是為了心中神聖的事業，默默地承受了一切生理的、心理的勞累。 2000年6月21日至29日，僅9天時間，他的足跡就在祖國的遼闊大地上繞了一個圈。誰也沒想到，這竟是他留給飛彈事業的最後一段艱難的跋涉。6月30日早晨7時05分，一顆赤子之心永遠地停止了跳動。

董秉印同志病逝後，中國空空飛彈研究院黨委、中航一集團黨組、中共洛陽市委、河南省企業工委先後作出了向董秉印同志學習的決定。2000年4月，中央企業工委在北京舉辦“董秉印同志先進事跡報告會”，並號召中央企業幹部、職工深入學習董秉印的先進事跡。2000年8月董秉印被追授為“航空科技英才”稱號。2001年4月，董秉印被國家人事部、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追授為全國國防科技工業系統勞動模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