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先生二三事》是張中行寫的一篇文章,出自他的作品《談文論語集》。2017年本文入選人教社新版七年級下冊語文教材第14課,課文由楊波朗讀。
這篇課文是張中行回憶葉聖陶的文章。作者通過回憶與葉聖陶先生交往中的幾件小事,表現了葉聖陶嚴謹自律、待人寬厚的節操和風範,字裡行間流露出作者的追思景仰之情。
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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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原文
葉聖陶先生於1988年2月16日逝世。記得那是舊曆丁卯年除夕,晚上得知這訊息,外面正響著鞭炮,萬想不到這繁碎而響亮的聲音也把他送走了,心裡立即罩上雙層的悲哀。參加遺體告別儀式之後,總想寫點什麼,一則說說自己的心情,二則作為紀念。可是一拖延就三個月過去了。依理,或依禮,都應該儘早拿起筆來。寫什麼呢? 這有困難。一是他業績多,成就大,寫不勝寫;二是遺體告別儀式印了《葉聖陶同志生平》的文本,一生事業已經簡明扼要地說了;三是著作等身,為人,以及文學、教育、語文等方面,足以沾溉後人的,都明擺著,用不著再費辭。但紀念文是還要寫。為了不重複,打算沿著兩條線選取題材:一是寫與我有關的,二是寫不見於或不明顯見於高文典冊的。
我第一次見到葉聖陶先生,是五十年代初,我編課本,他領導編課本。這之前,我當然知道他,那是上學時期,大量讀新文學作品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以字行,用葉紹鈞的名字。我的印象,比如與魯迅、郁達夫相比,魯迅筆下多鋒芒,郁達夫有才任情,葉先生只是平實規矩而已。相識之後,交往漸多,感到過去的印象雖然不能說錯,也失之太淺;至少是沒有觸及最重要的方面,品德。《左傳》說不朽有三種,居第一位的是立德。在這方面,就我熟悉的一些前輩說,葉聖陶先生總當排在最前列。中國讀書人的思想,漢魏以後不出三個大圈圈:儒、道、釋。攙合的情況很複雜,如有的人是儒而兼道,或陽儒陰道;有的人儒而兼釋,或半儒半釋;有的人達則為儒,窮則修道;等等。葉聖陶先生則不攙合,而是單一的儒,思想是這樣,行為也是這樣。這有時使我想到《論語》上的話,一處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一處是:“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兩處都是孔老夫子認為雖心嚮往之而力有未能的,可是葉聖陶先生卻偏偏做到了。因此,我常常跟別人說:“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
凡是同葉聖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深厚而感動。前些年,一次聽呂叔湘先生說,當年他在上海,有一天到葉先生屋裡去,見葉先生伏案執筆改什麼,走近一看,是描他的一篇文章的標點。這一次他受了教育,此後寫文章,文字標點一定清清楚楚,不敢草率了事。我同葉聖陶先生文墨方面的交往,從共同修潤課本的文字開始。其時他剛到北方來,跟家鄉人說蘇州話,跟其他地方人說南腔北調話。可是他寫文章堅決用國語。國語他生疏,於是不恥下問,讓我幫他修潤。我出於對他的尊敬,想不直接動筆,只提一些商酌性的意見。他說:“不必客氣。這樣反而費事,還是直接改上。不限於語言,有什麼不妥都改。千萬不要慎重,怕改得不妥。我覺得不妥再改回來。”我遵囑,不客氣,這樣做了。可是他卻不放棄客氣,比如有一兩處他認為可以不動的,就一定親自來,謙虛而懇切地問我,同意不同意恢復。我當然表示同意,並且說:“您看怎么樣好就怎么樣,千萬不要再跟我商量。”他說:“好,就這樣。”可是下次還是照樣來商量,好像應該作主的是我,不是他。
文字之外,日常交往,他同樣是一以貫之,寬厚待人。例如一些可以算作末節的事,有事,或無事,到東四八條他家去看他,告辭,攔阻他遠送,無論怎樣說,他一定還是走過三道門,四道台階,送到大門外才告別,他鞠躬,口說謝謝,看著來人上路才轉身回去。晚年,記得有兩次是已經不能起床,我同一些人去問候,告辭,他總是舉手打拱,還是不斷地說謝謝。
文革的大風暴來了,還見了一次給他貼的大字報,幸而這有如陣風陣雨,不到片刻就過去。但交往總是不便了,何況其時我更是自顧不暇。所以只能默祝老人能夠如《尚書》所說:“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一晃差不多十年過去,知道老人幸得安居,食住如舊,也就放了心。其時我是依據七十年代初的什麼檔案,幹校結業,因為妻室是有兩隻手,仍在城裡吃閒飯的人,所以沒有返城居住的權利,雙肩扛著一口下了鄉。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某年的春天吧,我以臨時戶口的身份在妻女家中小住,抽空去看他。他家裡人說,很少出門,這一天有朋友來約,到天壇看月季去了。我要一張紙,留了幾句話,其中說到鄉居,說到來京,末尾寫了住址,是西郊某大學的什麼公寓。第二天就接到他的信。他說他非常悔恨,真不該到天壇去看花。他看我的地址是公寓,以為公寓必是旅店一類,想到我在京城工作這么多年,最後淪為住旅店,感到很悲傷。我看了信,也很悲傷,不是為自己的顛沛流離,是想到十年來的社會現象,像葉聖陶先生這樣的人竟越來越少了。
葉聖陶先生待人厚,還有一次更為突出,是在某一小型會上發言。大概是“討論”批評和自我批評之類的大題目吧,他說,這,他只能做到一半,是自我批評;至於批評,別人的是非長短,他不是看不出來,可是當面指摘人的短處,他總是說不出來。這只能做到一半的作風,是對是錯,自然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事。這裡我只能說說我自己的感覺,那是:至少是某些時候,或從某個角度看,德的力量會比力大,因為它可以使人自重,努力爭取不愧於屋漏。
以上說待人厚,是葉聖陶先生為人的寬的一面。他還有嚴的一面,是律己,這包括正心修身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人,思想和行動,範圍太廣,我想損之又損,只說說我深知,而且應該受到高度重視的一個方面,“語文”方面;這仍嫌範圍廣,只好再縮小,限於寫作應該用什麼樣的語言這個像是不成問題的問題。說是不成問題,因為:一,看歷史,似乎早已解決。那還是民初高喊文學革命的時候,以前言文不一致,如言,說“我覺得對”,文則要寫“余然之”,既增加了無謂的負擔,又不容易懂,所以應該合二為一。起初有些人,如林琴南之流,不以為然,但這是大勢所趨,眾意所歸,不久就統一了天下,理,認定怎樣說就應該怎樣寫,行,用筆寫白話。二,看現實,寫,都不用文言,而用國語。但這裡還隱藏著不少問題。由文學革命時期起,就應該有所謂白話指什麼(如有孔乙己的白話,魯迅的白話,北京市民的白話,等等),能不能這樣寫,應該不應該這樣寫等問題。這且不管,文學革命之後,許多知名的和不很知名的作家,以及廣大的能執筆而不成家的,總是這樣做了。成果呢?我的看法,除了少數人、個別文體(如小說、戲劇里的對話)之外,都是只能“不即不離”。不即,是與街談巷議的口語不盡同;不離,是無論如何,總可以算作雅化的精煉化的條理化的口語。這都是過去的事了。值得重視的大問題在現 在,流行的文的大多數,從用語方面看,與過去相比,不即的成分顯然增加了,從而不離的成分就相應地減少了。這表現為冗長,扭曲,修飾,晦澀,不像話。不像話,有影響,是不自然,不簡明,不易懂。這樣寫,有的來於心有餘而力不足,有的來於看什麼,學什麼;但更多的是來於認識(縱使是不很明確的),以為不這樣就不成其為文,甚至不足以稱為文。有認識為依據,不即而離的文就會發榮滋長,終於成為文風問題。葉聖陶先生堅決反對這種文風,他提出正面的主張,要“寫話”。寫話,粗略說是嘴裡怎么說,筆下就怎么寫;加細一些說是,所寫,從用語方面看,要是簡明而有條理的口頭話。
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常常談到寫文章,他不只一次地說:“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念, 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他這個意見,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反應。譬如近些年來,有不少人是宣揚朦朧的,還有更多的人是順勢朦朧的,對於以簡明如話為佳文的主張,就必致付之一笑。這裡為題目所限,不能牽涉過多,甚至挑起論辯。專說我的看法,寫話,雖然其中有些細節還需要進一步說明,但大體上說,或當作行文用語的一個高標準看,總是既正確又對症。說正確,因為這是堅持文學革命以來求言文一致的老傳統。說對症,因為時下的脫離口語甚至有意遠離口語的文風正在製造“新文言”。稱為文言,是因為只見於書面,嘴裡並不這樣說。新文言,就其難於為絕大多數人輕易了解說,會比舊文言更糟,因為舊文言簡短,新文言冗長,舊文言直說,新文言要多繞彎子。不簡短,不直說,再加上結果的難於了解,就成為症。去症要有對症藥,那就是寫話,寫話的主張會碰到兩種性質的難易問題。一種是執筆之前,剛才說過的,認為這樣就不成其為文,下里巴人,不屑於。認識,屬於一念之差,可是變卻大不易,要慢慢學,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求速成辦不到。另一種是執筆之後,我的經驗,就說是下里巴人吧,寫得簡明自然,讓下里巴人聽著像話,不是容易,而是很難。這也要靠慢慢學(多念像話的文),多多比較,細心體會;此外還要加上葉聖陶先生提到的辦法,寫完,可以自己試念試聽,看像話不像話,不像話,堅決改。葉聖陶先生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自己的,所以所作都是自己的寫話風格,平易自然,鮮明簡潔,細緻懇切,念,順口,聽,悅耳,說像話還不夠,就是話。
在文風方面,葉聖陶先生還特別重視“簡潔”。簡潔應該是寫話之內的一項要求,這裡提出來單獨說說,是因為葉聖陶先生常常提到,有針對性。他是帶著一些感慨說的:“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關於繁簡,關於修改,魯迅提到的是字句段。葉聖陶先生只說字,我的體會,一是偏重用語,二是意在強調,精神是可簡就決不該繁。可是現實呢,常常是應簡而偏偏要繁。繁簡有時牽涉到內容方面,意思無價值,甚至更壞,當然以不寫為是。內容還會引來其他性質的複雜問題,這裡不管,只說用語。用語的可簡而繁,近些年來大為流行,種類和花樣都很多,幾年前我在拙作《作文雜談》的“累贅拖沓”一題里曾較詳細地談到,這裡不能多說。我的想法,值得重視的不是多用少用一兩個字,而是應該少用而偏偏多用的這種熱愛冗贅的心情,它擴張,無孔不入,就會成為風。舉最微末的兩個字為例。一個是“了”,勢力越來越大,占據的地盤越來越廣,如“我見到老師”,“他坐在前排”,簡明自然,現 在卻幾乎都要寫“我見到了老師”,“他坐在了前排”,成為既累贅又彆扭。另一個是“太”,如“吸菸不好”,“那個人我不認識”,也是簡明自然,現 在卻幾乎都要寫“吸菸不太好”,“那個人我不太認識”,成為不只累贅,而且違理。像這樣的廢字,刪去不只是意思沒變,而且是變拖沓無理為簡潔合理,可是竟然很少人肯刪,也就無怪乎葉聖陶先生感慨系之了。
在我認識的一些前輩和同輩里,重視語文,努力求完 美,並且以身作則,鞠躬盡瘁,葉聖陶先生應該說是第一位。上面說的是總的用語方面。零碎的,寫作的各個方面,小至一個標點,以至抄稿的格式,他都同樣認真,不做到完全妥帖決不放鬆。還記得五十年代早期,他發現課本用字,“做”和“作”分工不明,用哪一個,隨寫者的自由,於是出現這一處是“叫做”,那一處是“叫作”的現象。這不是對錯問題,是體例不統一的問題。葉聖陶先生認為這也不應該,必須定個標準,求全社出版物統一。商討的結果,定為“行動”義用“做”,“充當”義用“作”,只有一些歷史悠久的,如作文、自作自受之類仍依舊貫。決定之後,葉聖陶先生監督執行,於是“做”和“作”就有了明確的分工。
葉聖陶先生,人,往矣,我常常想到他的業績。仍以《左傳》的三不朽為標準,“立德” 是“太上”的事,就理說應該受到尊重,沒有問題。問題是行方面的如何效法。兩個時代有距離,相通的可能究竟有多大呢?不過無論如何,悲觀總是不可取的,要知難而不畏難,辦法是長記於心,學。語文方面也是這樣,——不,是困難比較多,因為理的方面也不是人人都首肯。不人人首肯,樂觀的空話就不大有什麼用。但希望,即使不是很大的,總不當因不樂觀而放棄。這希望就是,凡是拿筆的人,尤其或有意或無意而寫得不像話的人,都要常常想想葉聖陶先生的寫話的主張,以及提出這種主張的深重的苦心。
關於作者
入選教材
本文於2016年11月入選人教版新版七年級下冊語文教材第14課。同年12月,邀請楊波為課文錄音。
課文解讀
文章開篇言簡情摯,寫聽到葉聖陶先生逝世的訊息是在除夕夜,那“繁碎而響亮”的鞭炮聲,在作者的感受里,是悲上加悲的,接著回憶第一次見到葉聖陶先生,是在他領導下編寫課本。這之前對葉聖陶的認識是通過讀新文學作品,及前輩對他立德為高的評價,聯想《論語》對君子的定義,作者切實感到“葉老既是躬行君子,又能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確是人之師表”,這是對葉聖陶先生的總論。接下來,作者回憶了與葉聖陶交往中的一些事。
第一個方面寫“凡是同葉聖陶先生有些交往的,無不為他的待人厚而深受感動”。先寫了呂叔湘先生曾經說過的一件事,就是葉聖陶給他的文章描標點,讓他受了教育。接著詳細敘述自己同葉聖陶修潤課本時發生的事。葉聖陶是蘇州人,寫作時堅決要用國語,可是自己覺得沒有把握,便請作者幫他修潤,作者感於前輩的懇切,就遵囑直接改了,但若一兩處葉老認為可以不改,反要去再徵得作者的同意。這兩件事,寫出葉聖陶對人對事的態度,既嚴謹認真又誠懇謙遜,教人不由生出敬重的感情。接下來又敘述了葉聖陶在日常交往中寬厚待人的一些言行。雖然是生活中的小事,留給作者的印象是深刻的,溫暖的。譬如他去看望葉老,老人家要一送再送,要穿門越階,鞠躬致謝,直到目送他上路,才轉身回去;葉聖陶晚年已不能起床,對來訪者還是要舉手打拱,連聲致謝。更讓作者感動的是,20世紀70年代中期,他去拜訪葉聖陶不遇,第二天就接到葉聖陶的信,信中葉聖陶為不得見深表悔恨,又從留言地址推測他境遇窘困,而感到悲傷難過。在那個特殊年月,葉聖陶對作者這樣一個落魄的人如此情重!怎能不叫他感念至深呢?
第二個方面回憶葉聖陶先生不僅有為人寬的一面,還有嚴的一面,那就是律己、正心、修身。他不僅做人這樣,在做學問和使用語言上,也是一絲不苟,能以身作則。作者引用葉聖陶多次說過的用語主張:“寫成文章,在這間房裡念,要讓那間房裡的人聽著,是說話,不是念稿,才算及了格。”葉聖陶在寫作方面追求明白如話,寫出來要讓人看得明白,他心裡裝著的是讀者。葉老還常提到“你寫成文章,給人家看,人家給你刪去一兩個字,意思沒變,就證明你不行”,說的是行文要力求簡潔,不累贅拖沓。這些主張是葉聖陶針對現實中的不良文風(有些人“宣揚朦朧”,還有些人“應簡而偏偏要繁”)提出的。不僅在用語方面,凡寫作的方方面面,葉聖陶都認真至極,求妥帖和完 美,文中也都予以列舉,也正是這些小事才細緻入微地表現出葉聖陶的學術態度和風範。尤其在課本中“做”和“作”用字型例不統一的問題上,葉聖陶從發現問題,到提出解決辦法,再到監督執行,不吝心力去推進,其重視語言使用的規範性,表現出一名語文教育家的社會責任感,值得後人細細揣思和學習。
總之,本文所敘事情雖小,但是小事情見大品格;所憶的內容多且雜,既寫作者親身感受的事,也有他人的轉述和評價,因主旨統攝,並不覺得散亂,人物形象因這些片段和細節真切豐厚起來。行文沉穩平和,質樸蘊藉,平靜的敘述中充滿感情,評說隨敘述自然生髮,援引議論精要莊重,之間承合自如,這是大家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