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愛花（1930年1月1日－2013年9月4日）是內蒙古和林格爾縣韭菜溝村人，後定居山西省太原市。她是少數願意公開承認在抗日戰爭時曾被日軍性侵犯，並向日本政府索賠的中國女性，是中國控訴侵華日軍性侵第一人。
基本介紹
人物經歷,早年經歷,控訴日本,因病離世,社會影響,人物評價,自述,按語,背景資料,
人物經歷
早年經歷
萬愛花4歲的時候，因為家貧，被家人賣到山西省盂縣羊泉村的李五學家裡做童養媳。當日軍入侵山西省的時候，鄰村的房屋都被燒光了，很多人都被日軍殺害。日本兵把受害者的屍體，扔到枯井裡，隨後又用亂石塊將井口掩埋掉。
農曆1943年6月7日，日軍對萬愛花所在的村莊進行掃蕩。萬愛花躲到了桃莊的一個暗溝裡，但很快就被日軍發現，並被帶到距離羊泉村16公里外的進圭村東側的日軍據點。“當時和我先後被抓走的，還有同村的陳林桃、劉面換、馮北香、劉二荷等4人，大家被關在不同的房間裡。當天，就有日本兵來到這裡，對我們實施慘無人道的強姦。”萬愛花說，殘害是不分晝夜的。21天后，萬愛花趁機逃走。
中國“慰安婦”受害作證第一人萬愛花
中國“慰安婦”受害作證第一人萬愛花農曆1943年8月18日，災難再次降臨到了萬愛花的身上。當時，正在河邊洗衣服的萬愛花被日軍發現後，沒有來得及逃跑，再次被日軍抓獲。“這次也和上次一樣、鬼子不停地對我們進行凌辱，並威脅我們，要我們說出村子裡的共產黨員幹部以及八路軍支持者的名字。如果不說，他們就對我們嚴刑拷打，變本加厲地虐待我們。”萬愛花說，給我們的食物都是他們的殘羹剩飯，根本就填不飽肚子，日本兵心情不好時根本就不給我們飯吃。在日軍到棗園村進行掃蕩的時候，萬愛花再次逃了出來，那是農曆1943年9月16日的事情了。因家裡有需要照顧的病人，她又逃回了羊泉村。
82天之後，她又一次被日軍抓獲。日軍把她捆綁起來，用一頭驢馱回了進圭村東側的日軍據點。到那裡後，每天都遭受日本兵輪姦。直到有一天，萬愛花不省人事。日軍把她扔到了村子附近的一條河裡面。那時正值農曆的正月二十八日，河水冰冷刺骨。值得慶幸的是，她被村子裡的老人發現後並救了起來。
參加會議的萬愛花
參加會議的萬愛花由於長期遭受折磨，萬愛花的大腿兩側傷痕累累，胯骨、肋骨多處骨折，以致腰身陷進骨盆、頸部縮進胸腔，身高萎縮至147厘米。手臂脫臼，耳垂被扯掉，且因多番被輪姦，下身嚴重潰爛，至今終生不育。
被人從河裡救出後，萬愛花再也不敢在羊泉村住了，稍能動彈後，便逃到村外。因生活能力盡失，甚至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於是，在好心人的幫助下，她領養了一個小姑娘。
晚年病床上的萬愛花
晚年病床上的萬愛花萬愛花逃出日軍魔爪後，在床上躺了三年多。期間，小小年紀的養女給她端屎端尿。她和養女的生活靠親戚朋友、左鄰右舍幫襯。女兒大點後，就四處奔波，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去好心人家討吃食。萬愛花自己身體稍好點後，便帶著女兒挨村挨戶乞討。兩人相依為命，從盂縣一路乞討到太原。
後來，萬愛花給別人家當保姆，或幫人做一些針線活，縫補棉衣、褲子，掙點錢，維持母女的生計。女兒十來歲時，萬愛花送她去上學。“我上了好幾年學，但真正在學校學習的時間加起來不到一年，因為媽媽有病需要照顧，家裡生活又困難，我無法正常上學，去上學也無法專心，一般是上午上學，下午去撿柴、要飯。”萬愛花養女李拉弟說，“那時經常去一個部隊討吃的，他們都認識我了，知道我有一個可憐的媽，一看我去，就說來了，快給她吃的。”
控訴日本
1992年，山西盂縣國小教師張雙兵在尋訪日本侵華期間受害女性時找到萬愛花，並協助她多次到外地出席聽證會，控訴日本侵華期間的罪行，要求日本公開道歉及賠償。同年，萬愛花出席東京舉行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戰爭受害女性國際聽證會”。
1995年，首批侵華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包括萬愛花在內的山西省16名受害人），入稟向日本政府索賠。
1996年、1998年，萬愛花到東京地方法院作證，訴訟歷時8年，三訴三敗。東京地方法院的判決雖認為日軍當年實施的監禁、強姦等行為對受害婦女造成的精神損害至今仍存，但由於“個人不能起訴政府”，因此原告受害婦女敗訴。
萬愛花參加證言會
萬愛花參加證言會2000年，萬愛花於上海出席“中國慰安婦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同年，萬愛花出席東京“婦女國際戰犯法庭”對日軍二戰期間“慰安婦”制度的公開審判。“萬愛花等大娘們在二戰時期，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在日本，我們的父輩祖父輩在此之前沒有坦白，日本政府也沒有進行謝罪賠償。雖然我們不是戰爭的親歷者，但為了今後，我們必須去做這些事。”山西省查明會成員、“女性的戰爭和和平資料館”負責人池田惠理子女士說。
2000年後，她的情況得到社會關注，之後一些有公益心和正義感的人士，堅持不懈地幫助她、支持她。地方政府也對萬愛花實行農轉非，並給予低保。2002年，5位山西省政協委員聯名提案，把萬愛花列為山西省慈善總會重點救助對象，經核查後確定。
2001年、2006年，山西省政協委員先後把萬愛花列為山西省慈善總會重點救助對象，山西省太原市政府對她實施了轉戶享城市低保的救助，以協助她改善生活。
萬愛花參觀《二戰日軍性暴力圖片展》
萬愛花參觀《二戰日軍性暴力圖片展》2009年3月21日，萬愛花接受媒體採訪，跟隨記者到達《二戰日軍性暴力圖片展》臨時展館，在留言簿上寫下了四個大字：“還我尊嚴”，並署名。
2013年3月，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在中國“慰安婦”訴訟案判決中，維持一審判決，駁回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進行賠償的訴訟。得到再次敗訴的訊息後，萬愛花非常失望，她說：“日本兵過去侵略中國，犯下了那么多罪行，日本政府為什麼不承認？這是一個不公正的判決，日本政府理應為自己的侵略罪行負責，向受害者謝罪，賠償經濟損失。”
萬愛花參加慰安婦會議
萬愛花參加慰安婦會議因病離世
離世引關注
2013年9月8日，在山西省陽泉市盂縣西潘鄉羊泉村，萬愛花在故鄉下葬。萬愛花一生飽受屈辱、顛沛流離，最終也未得到道歉、賠償。此間，中日兩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人士一致表示要繼續戰鬥，“為受害人討回公道”。
萬愛花的靈堂設在村口一處高地，60多年前，萬愛花在多次遭受日軍性侵、虐待之後，帶著養女李拉弟遠離家鄉，一路乞討到太原謀生。從那時起，萬愛花很少再回家鄉。
李拉弟說，從4歲起跟著母親離開盂縣，幾乎沒有回過家鄉。這次送母親歸葬故里，家裡人都借住在村中遠房親戚家。在當地村民的指引下，記者找到萬愛花的老屋。老屋已廢棄多年，院牆傾頹，荒草占據了院內空間。只有門口的石磨、門前的石徑提示這裡曾經有生活的氣息。
萬愛花辭世，引來中日各界人士關注。山西“慰安婦”民間調查員張雙兵提前到來，幫忙照應。日本“山西查明會”、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山西省公益事業促進會等組織獻上花圈，送別老人最後一程。萬愛花的晚輩李才林說，老人一輩子受苦受難，最終也沒“要回公道”，我們希望盡力讓老人走得安心。
萬愛花署名的致日本首相信
萬愛花署名的致日本首相信在國內各界送別萬愛花老人的同時，日本“山西查明會”、日軍性暴力圖片展執委會等日本民間機構也發來唁電。石田米子、大森典子、池田惠里子等日本友人表示，萬愛花大娘多次遠赴日本出庭作證，並鼓勵其他受害老人對日訴訟。面對敗訴這一不正當的裁決結果，萬愛花大娘深感憤怒、無助，但始終不曾放棄。萬愛花大娘苦難、戰鬥的一生，“將激勵我們戰鬥下去，絕不言棄”。
據介紹，此前，上述日本友人每年都要到山西太原看望萬愛花，並給予資助、慰問，老人的離去對他們造成“沉重的打擊”。8日中午，在最後送別養母萬愛花的前一刻，養女李拉弟鄭重聲明，母親去世後，她將繼續對日訴訟，“討還公道”。無論成敗，都要堅持下去，“了卻母親最後的心愿”。
社會影響
萬愛花是中國第一個公開指控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上世紀90年代，作為日軍二戰性暴力侵害的受害者，萬愛花第一個站出來公開指證日軍罪行。她多次赴日本東京出庭作證，要求日本政府直面歷史、謝罪賠償，均被日本法院判決敗訴。
“鳩山先生出任日本首相了，並聽說先生表現出了解決中日戰爭遺留問題的誠意和勇氣，我感到非常高興。我衷心致函首相先生，能夠儘快採取各種進步的手段，妥善解決包括我在內的受害婦女的問題，切實落實對我們的謝罪和賠償。”
人物評價
作為中國長期研究“慰安婦”問題的學術研究機構，上海師範大學“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和萬愛花結識10多年。得知萬愛花去世，上海師範大學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陳麗菲趕到山西盂縣。在她看來，萬愛花第一個站出來公開起訴日本政府，這對日本國民認知歷史事實，對中國國民認知歷史教訓，都具有重大意義。萬愛花生前曾多次表態，對日訴訟會持續下去。她死後，她的晚輩子孫要繼續堅持，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賠償。陳麗菲說，倖存老人大多生活困難，甚至沒有子女。政府、慈善機構應該在生活、法律、學術援助方面，對“慰安婦”問題予以更多關注。
自述
1938年日軍侵入盂縣時，我已經加入了兒童團，後來解除婚約嫁給了村幹部李季貴。1943年，我已經是共產黨員了，在村子裡任婦女救護會主任和副村長。6月7日那天，駐紮在進圭的日軍掃蕩羊泉村，將我和另外四個姑娘作為戰利品帶到了進圭炮樓。那年我才15歲。由於叛徒的告密，我的黨員身份暴露。白天，日軍將我吊在窯洞外的槐樹下拷打，逼問村里其他共產黨員的名單；晚上，將我關在窯洞裡野蠻地進行輪姦，我稍有反抗就被拳打腳踢。在被關押、糟蹋了21天后，我逃回了羊泉村。
1943年8月18日，我再次被日軍抓走，在暗無天日的炮樓里被糟蹋了29天后，被迫充當了日軍的性奴隸。之後，我又一次逃跑。但我的命真苦，又一次被抓回，我第三次進了進圭據點。先是輪姦，後是打耳光、壓槓子、坐老虎凳，我被折磨得死去活來。（說到這裡，老人泣不成聲。她撩起頭髮讓我看她的耳朵，老人右邊的耳垂豁開了，並嚴重缺損。）日本兵用帶著戒指的手打我耳光時，戒指鉤住了我的耳環。他用力太猛，竟把我的耳環和耳垂一起扯了下來。（說到這裡，老人又哽咽說不上話，停了一會，又喘著粗氣，舉起雙臂讓我看她的腋窩和腰。原來她那光禿禿的腋窩，是他們剝光她的衣服，把她吊在樹上，一根一根地把腋毛拔下來。）後來四個大漢用兩根扁擔放在我兩個肩膀上，四個大漢一個人各抱著扁擔的一頭，兩腳離地往下壓。我當時感到突然有座山壓下來，渾身被壓碎了一樣，頓時昏死了過去……
1944年1月28日，日本兵見我三天都沒醒過來。以為我死了，就扒光我的衣服，把我像死牲口一樣扔進炮樓旁的烏河裡，幸好當時被一位好心的老人救起，但我已氣若遊絲……（非人的摧殘使萬愛花整個身體都變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脫臼，頸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來1.65米的個子萎縮到了1.47米。）我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年，為了躲鬼子的抓捕，我身體還沒恢復就從盂縣逃到了陽曲，又從陽曲逃到了太原，過著流浪的生活，當時我才十七八歲，就沒了月經，失去了生育能力。日本投降後，我收養了一個四歲的女兒，並把她撫養成人。
按語
萬愛花，生於1929年12月12日，內蒙古和林格爾縣韭菜溝村人。四歲時被吸食鴉片的父親賣給了人販子，後來幾經輾轉被賣到了山西盂縣羊泉村做童養媳，1943年遭遇日軍的摧殘而終身殘疾。自1992年以來，她先後六次到日本東京、大阪等地，出席國際聽證會和控訴大會，並於1998年10月30日與其他九位受害婦女一起，狀告日本政府對其性暴力造成的傷害，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給予經濟賠償，但都被日方以各種理由駁回。她曾被人販子從內蒙古販賣到山西做童養媳，她曾是日軍性暴力的受害者，她曾在14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她曾是一名抗日女戰士，她曾是村兒童團長、婦救會主任，她曾是第一位站出來揭露並狀告日軍性暴力罪行的中國受害婦女，她曾六次到日本敲開法院大門，起訴日軍罪行，索要戰爭賠償和國人尊嚴……她是一位傳奇式的人物，也是一名了不起的老人。
背景資料
盂縣曾有千餘名女性被迫淪為日軍慰安婦
盂縣地處山西省東北部，太行山西側，抗日戰爭時期為抗日游擊區和抗日革命根據地，盂縣人民為抗日戰爭勝利做出了不朽的功績和犧牲。
1938年1月9日，日軍獨立混成第4旅團第14大隊侵占了盂縣縣城，日軍在盂縣周邊新建炮樓達21座，到處燒殺姦淫，無惡不作。在後來的近八年間，日軍在盂縣製造的駭人聽聞的重大慘案達23起，全縣有10199人被殺害，致殘重傷者達5088人，約占全縣總人口的10%，有90770多間房屋化為灰燼，30000餘人無家可歸，數以萬計的家庭被拆散，有的還全家被殺，滅門絕戶。在這21座炮樓里每天都有許多年輕的女孩，慘遭日軍輪強姦和殺戮。據調查，該縣當時有千餘名婦女被侵華日軍通過暴力手段而淪為性奴隸。
盂縣地區早在1982年就開始了慰安婦調查，是全國早期開展慰安婦調查的地區之一。調查的發起者是當地的國小教師張雙兵和農民李貴民，通過他們的深入調查，這些受害老太太一個一個地勇敢地站了出來。後來通過許多人的努力，共在盂縣調查到了70多位性暴力受害婦女（現在倖存的只有15名）。作者在盂縣所尋訪到的14名受害婦女，當年主要生活在西煙、西潘等鄉鎮，她們被先後抓進了進圭、河東等炮樓。據了解1996年以來的調查，承認自己當年被抓到河東炮樓里的受害婦女就有17位。
中國內地第一個站出來對日軍暴行進行血淚控訴的受害婦女，是原西潘鄉羊泉村的萬愛花。她當時在村子裡擔任婦救會主任，16歲被日軍抓到進圭的據點，受盡了日軍的強暴和酷刑，使原來1.65米的身高萎縮到1.47米……
1992年，萬愛花作為日軍侵華戰爭中的性暴力受害者代表,赴日本東京參加日本戰後賠償首次聽證會。在大會講台上，中國的唯一代表、當時64歲的萬愛花站了起來。她脫掉上衣，指著身體上的傷疤，揭露日軍慘絕人寰的暴行。當講到當年她被日軍摧殘後遭毒打，肋骨和大腿骨被打斷以致終生殘疾時，她當場就昏倒在聽證台上……她的悲慘故事驚動了全世界。這是中國慰安婦受害者第一次站出來向世界控訴日本的罪行。
盂縣第一批慰安婦訴訟
1995年8月7日，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對日的索賠上升成正式的訴訟。原告是來自盂縣的劉面換、李秀梅、周喜香、陳林桃，她們公布了自己受日軍性暴力侵害的經歷，正式委託日本律師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為當年日軍的性暴力犯罪和慰安婦問題謝罪，並賠償每人2000萬日元的損失。由此拉開中國慰安婦對日索賠的序幕。
2001年5月30日，駁回原告要求的判決，接著，當年6月21日，原告又抗訴東京高等法院。
2004年12月25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審判長在開庭後不到一分鐘，便駁回了中國慰安婦長達九年的訴訟請求。緊接著，原告又向日本最高法院進行抗訴。
盂縣第二批慰安婦訴訟
1996年2月，來自盂縣的（第二批）慰安婦侯巧蓮和郭喜翠又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給予賠償。侯巧蓮於1999年5月病逝。
2002年3月，東京地方法院認定她們遭到性虐待的事實，但作出了駁回原告訴求的判決。
2002年4月，郭喜翠和侯巧蓮的子女繼續向東京高等法院提出抗訴。
2005年3月，東京高等法院作出二審判決，駁回原告的索賠訴求。隨後，原告和原告律師團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抗訴。
盂縣第三批慰安婦訴訟
1998年10月30日，繼第二批訴訟之後，萬愛花、趙潤梅、高銀娥、王改荷、趙存妮、楊時珍、尹玉林、南二朴（南二朴已去世由女兒楊秀蓮代訴）等共10人，在東京地方法院起訴了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謝罪並賠償。
在2003年4月24日作出的一審判決中，儘管認定了當時日軍的“卑劣蠻行”，但是駁回了原告的索賠要求，僅在其附言中“期待”有關方考慮戰時性暴力受害的悲慘狀況及其特殊性等，儘可能予以救濟。原告方面隨即提出抗訴。
2005年3月18日，日本東京高等法院在日本侵華戰爭性暴力中國受害者(慰安婦)狀告日本政府的二審判決中，支持東京地方法院的一審判決，現已超過訴訟時效、抗訴人損害賠償的請求權已喪失為由，駁回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被強擄做慰安婦的中國婦女郭喜翠等人的訴訟請求。
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終審判決，駁回山西慰安婦的賠償請求。
由於日本政府的阻撓，使所有的訴訟都被駁回，但日本法院在判決中曾認定了日軍當年對在日本侵華戰爭中，被強擄做慰安婦的中國婦女郭喜翠等人實施的監禁、強姦等行為給她們造成的精神損害。
這些二戰時期日軍性暴力中國受害者的抗爭，捍衛了自己的尊嚴，她們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尊敬，她們用自己的血淚經歷呼喚世界和平，她們所做的努力必將載入人類的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