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費弗爾將萊茵河地區的市民生活、城市自治和文化交流作為《萊茵河》這部著作的核心。而對於法國及神聖羅馬帝國的政治外交即便有所涉及,也非常有限。當費弗爾描繪羅馬統治萊茵河地區的歷史時,他著重的是羅馬駐軍為高盧帶來的羅馬文明。經過羅馬駐軍和移民的努力,在萊茵河地區,羅馬人的生活方式十分盛行。通過對羅馬統治時期萊茵河地區歷史的考察,費弗爾認為,萊茵河地區並未因法蘭西和德意志的差距而一分為二。“是一種文明嗎?是的,連同它的習俗、服飾的式樣、居所和木結構的教堂、文字、史詩和詩歌、法律、家庭和婚姻觀念,以及許許多多其它明顯的特徵”。
關於中世紀萊茵河地區的歷史,費弗爾著力描寫的是萊茵蘭地區的城鎮生活,尤其是經濟、文化的發展。這種發展既獨立,又與外界相互影響。獨立之處在於,萊茵蘭雖然名義上屬於神聖羅馬帝國,但在政治上卻是自治的,萊茵河地區的城市大多能夠決定自己的事務。通過對這一時期萊茵河地區發展的敘述,作者證明了萊茵蘭的命運是自己選擇的,不是法蘭西或德意志強加的。正是在與外界的相互影響中,萊茵蘭成了法蘭西和德意志的中介。在這一過程中,一些城鎮法蘭西化的程度很深,另一些則德意志化很深,這就使人理解了為什麼在大革命時某些城市自願並人法國,而在德國統一過程中,一些城市選擇了德國。這不是政治、軍事的原因,而是其背後的、長時段的、更具有決定性的文化的因素的作用。
《萊茵河》的結尾從回顧歷史轉向面對現實。費弗爾論述了萊茵蘭由邊界及法國勢力範圍向德國領土轉變的歷史。作者著重於萊茵蘭併入德國後的發展。“萊茵蘭土地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這種繁榮來自萊茵河”。因為不再作為邊界的萊茵河可以重新發揮“它連線北海和亞洲諸海的一條巨大紐帶”的作用。
作品目錄
| 第一章萊茵河的三個題目 | 第二章三個形象,三種酵母 | 第三章從城邦到國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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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背景
時代背景
法蘭西的政治家與文人們歷來在萊茵河上傾注了對於德國的深仇大恨。戴魯萊德、巴雷斯與普安卡雷、米勒蘭、杜美格以及德古特將軍等人都是此種心態的代表。戴魯萊德曾用詩句如此發泄自己的感情:“我仇恨他們,我詛咒這個必將帶來不幸的種族。這就是普魯士和普魯士人!”“啊!阿爾薩斯和洛林的狗,你們也在拒絕德國籍!”巴雷斯一向關注著“藍色的孚日山脈”,指出萊茵河為“區分高盧與日爾曼的河流……”、“萊茵河是拉丁各國的最遠點”、“我們只有以萊茵河作為屏障”。杜美格總理就職時公然宣布:“任何時候,我皆對德國實行強硬政策,我將對它寸步不讓!”法蘭西不僅深懷復仇情緒,而且找到了恰當的機會——德國拖延支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賠款。普安卡雷總理與米勒蘭總統以及眾議院立即採取強硬的對德政策,1923年1月11日德古特將軍率領法國與比利時軍隊跨過萊茵河,占領魯爾地區。1929年德國政府接受“楊格計畫”,1930年6月法比占領軍才全部撤出。
那時,德國人的群體心態基本相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失敗之後,他們忍氣吞聲,接受了凡爾賽和約關於萊茵河左岸與右岸的條文。在魯爾區遭到侵占時他們被迫進行若干抵抗。1923年,施特澤雷總理髮出號召:“為了德國的未來,為了萊茵河和魯爾區的利益,必須消除(殃及德國人生存的)這一危險。”1933年1月,興登堡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從此大力加強對於萊茵蘭的攻勢。1935年3月16日,德國正式廢除凡爾賽和約關於限制其軍事實力的條款。1936年3月7日,德軍進駐萊茵蘭這一非軍事區,由於萊茵蘭而引起的歐洲衝突達到了新的高潮。20世紀20-30年代,德法關係逐漸惡化,在萊茵河兩岸德意志和法蘭西走向戰爭的格局基本上形成。
創作歷程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在歐洲問題或萊茵河問題的研究中,民族主義情緒是主要的傾向。與此相異,阿爾薩斯興業銀行在杜塞道夫、法蘭克福、路德維格沙芬、薩爾布魯克與維斯巴登等城市設立了分號,銀行業務不斷開展。萊茵河兩岸的和平、合作與繁榮是這個銀行經濟利益的基本保證。正是由於如此原因,阿爾薩斯興業銀行需要區別於當時民族主義喧囂的、反對潮流的著述,以便申訴自身的主張。
這個銀行的總經理勒內·德布里思想比較開放,曾加入盧森堡工業家創辦的法德研究會。他一向努力倡導法德緩和。此時,為了慶祝該銀行創建50周年,他請好友夏爾·施密特和一位地理學家德芒戎執筆撰寫有關萊茵河的一部著作。施密特教授多年潛心研究萊茵河的歷史,他先允諾而後婉拒了德布里的建議,因為此時他已晉升為檔案和圖書館總監,無暇顧及著書立說了。施密特當即提出由費弗爾來完成德布里所委託的重任。
費弗爾知曉德語,一向對於萊茵河與德意志懷著巨大的興趣,曾關注萊茵河對於法德兩國、對於歐洲的地理、歷史和政治方面的作用,著重研究15世紀的布爾戈尼與16世紀的哈布斯堡王朝。這一位具有如此專長的斯特拉斯堡大學教授無疑是最合適的人選。費弗爾本人樂於接受上述委託,此項著書任務既符合他的專長,也能為家庭增加收入。1924-1929年,法國工業平均增長5%,但是1926年出現戰後最厲害的通貨膨脹,同年國家預算出現了赤字。在如此情況下,撰寫《萊茵河》一書將獲得2500法郎的稿酬無疑具有明顯的吸引力。約稿者的利益與撰稿者的利益因而互相結合,這就是《萊茵河》一書產生的物質基礎。費弗爾學術上的長年積累,他對於萊茵河的實地考察皆有助於《萊茵河》一書的撰寫。1931年該書以非賣品方式出版,1935年才公開出版。布洛克對於此書的寫作,曾給予大力支持。
作品思想
在歐洲,特別是在法、德兩國,萊茵河問題是極為敏感的,這其實是數百年來歐洲民族主義的興起所帶來的副產品。在法國一方,由於19世紀以來屢次受到的挫折,將此河視為法、德兩國的政治及軍事分野、視為不可逾越的民族障礙的心理更加強烈。
在這裡,費弗爾指出,法德兩個民族以萊茵河為中心所進行的衝突,實質上乃是這兩個民族之民族性的衝突。人格問題是以自相矛盾的方式提出來的,對於這種最粗淺的道理無需贅述。對於兩種理念的衝突將會引起兩種政策的衝突這一點,更不必感到驚奇。法國向世界宣布,它堅信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是博愛。與這個法國對立的是一個年輕的、嶄新的德國,它以國家對抗人類,以絕望的努力拒不接受守護神的擁抱,“一個決心已定、絕不回頭的德國於是丟棄宿願,觸摸心靈深處的仇恨,並對此感到喜悅……這是一種認定自己與眾不同的感情,一種他人難以接受的感情,它瘋狂地享受著數不清的忘恩負義和粗暴野蠻的肯定”。
費弗爾在《萊茵河》一書中表述了一種超越時代的真知灼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歲月里,關注萊茵河者大有人在,法國、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政治家與軍事家們,時刻注意這條著名的河流。他們的出發點是各不相同的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但是他們都將萊茵河視同一條明確的邊界、民族與國家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一旦跨越即可引發戰爭的危險萬分的河流。對於萊茵河的如此認識以及按此認識而制定的政策,反映了當時歐洲政見的主流,也代表了當時眾多的歷史學家的看法。
費弗爾的《萊茵河》一書特點十分突出,是那個時代歐洲的逆向思維的一個學術成果,全書充滿著獨立思考的精神。它超越了民族感情與國界限制,不僅看到了萊茵河的嚴酷性,而且展示了她的親合性,她維繫兩岸、溝通法蘭西與德意志、連線西歐的南北兩端……如果考慮到西部歐洲多年來從“歐洲共同市場”至“歐洲聯盟”的發展,考慮到近年東歐與西歐的非戰狀態,那么必須坦然承認,過去人們代代相傳與不厭其煩地重複法德世仇、英德衝突、世界大戰以及雷馬根大橋生死爭奪等等的時候,是否僅僅見到了歷史的一面(哪怕在一定時段內是主要的一面)?必須坦然承認,歷史還有其他內容、其他方面、其他層次,歷史的大河中無疑存在支流、潛流,甚至倒流,有時支流在其他時段將變成為主流……《萊茵河》一書給予後人的啟示在於:國無常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共處交流也是歷史進步的一種方法。
費弗爾不是一個思想過激和頭腦僵化的淺薄者,而是一位認真嚴肅與大度的歷史學家,至少《萊茵河》一書無可辯駁地展示了他的這個長處。他不曾迴避萊茵河兩岸的仇恨、法德兩國的衝突與歐洲的爭奪這些永久的傷痕,指出萊茵河有它一部“屠殺和戰爭的歷史”,“出現了悲劇,令人心碎的萊茵河近代的悲劇”,“……邊界有了。換句話說,將邊界深深地刻在土地上的,既不是憲兵、海關,也不是堡壘後面的大炮,而是感情,是的,是被煽動的激情和仇恨。”“總之,遺留在歷史性大河上的所有戰爭殘跡,都是‘萊茵河邊界’這兩個法語辭彙造成的結果。”費弗爾將萊茵河的血與淚深藏在心底,而以更為寬闊更加遠眺的目光來看待它。
對於費弗爾而言,萊茵河不是“一條界河”、“用長矛和大炮建立起來的邊界”,不是德法兩國之間的“圍牆與壕溝”,相反,“萊茵河猶如一個人”,“站在眼前的一位交往已久的老友”。它給人一種“生動而強烈的萊茵河觀念”,人們應該將萊茵河看作“一個巨大的歷史常數”。
作品影響
《萊茵河》不是費弗爾用來與實證主義相抗衡的主要武器,但是毫無疑問,它具有另一種代表性。它在兩次大戰的炮火間歇期間,面對一系列國家的民族主義復仇的憤怒目光,顯示出法國人、歐洲人掙脫傳統束縛與放下歷史包袱的決心,表明了他們尋求歐洲和平與嚮往化干戈為玉帛的遠見。
作品評價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廣智:《萊茵河》從學科上完成了歷史學與地理學的結合,意義不凡。
作者簡介
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1878年7月22日生於法國南錫,1956年9月11日辭世,是年鑑學派的創始人。
1927年他與
布洛赫(Marc Bloch)共同創辦了年鑑學派的核心刊物《經濟與社會史年鑑》,共同創立了年鑑學派,1946年易名為《年鑑:經濟、社會與文明》。今天,費弗爾已是公認的二十世紀史學大師,其法文作品還包括1911年的《菲立浦二世和弗朗什孔泰》、1922年的《土地與人類演進》、1928年的《命運:馬丁路德傳》、1940年的《全觀歷史》、1942年的《拉伯雷與十六世紀的不信神問題》,與1953年的《為歷史而戰》。英文著作部分,則有1950年的《地理觀的歷史導論》,以及1973年柏克(Peter Burke)選編的《歷史新種類:費弗爾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