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病

英國病

英國病簡單的說:有自我毀滅的民族懷疑悲觀情緒。這種病是由英國精英階層中所謂的輿論製造者們散布的。這些人自以為知道什麼是人們大家的最佳選擇。這種病的表現為:總喜歡輕視自己的國家,讚揚別的國家;貶低自己人民的成就,羨慕別人的成就;蔑視自己的國家制度,讚許別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本國的每一個全國性人物。悲觀主義者們已經散布了一種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學者、教會神職人員、作家、評論家和新聞記者們表現出新英國病的全面症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英國病
  • 分類:經濟學,城市化,心理學
  • 突出表現:政治家,學者等
  • 源於:英國精英階層
  • 最早出現於:二戰後
  • 定義:有自我毀滅的民族懷疑悲觀情緒
分類,歷史回顧,

分類

經濟學中的“英國病”
所謂的“英國病”,是指在二戰結束後,英國經濟出現的滯脹狀態,而且這種狀態持續了近三十年,被一些經濟學家戲稱為“英國病”。( 本世紀以來,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英國經濟發展相對緩慢,英國在世界列強中的實力地位下降,人們通常稱它作“英國病”或英國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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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病”的出現還有著複雜的背景。戰後的英國奉行凱恩斯的市場供求經濟學說,無論在什麼階段,政府都喜歡用凱恩斯經濟理論來解決。不錯,在戰後的一段時期內,凱恩斯主義的確幫助英國解決了不少問題。在就業、投資、國家干預等問題上都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成為英國各界政府挽救經濟的法寶。然而這種過於迷信的崇拜,讓英國經濟策略變得單調,缺乏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的靈活性。而且最致命的是,政府受到了凱恩斯主義的誘導,忽略了社會基本矛盾,而將注意力單純放在了供求關係上,為國家的經濟安全埋下了重大的安全隱患。
英國學者薩姆,艾倫諾維奇說:“英國發展不快,生產率低,增長速度慢,實際收入增加不多,支配世界已不可能”、“相對衰退不可避免’。戴維·科茨和約翰·希拉德說:“自19世紀末以來,所謂‘英國病’,已經廣泛滲透到現代社會的每一個領域”,“幾乎所有輿論都認為情況不妙,衰退加劇”有人則把“英國病”和19世紀歐洲病夫土耳其相比。
“英國病”的症狀,從縱向看,表現為主要經濟指標增長緩慢。從橫向看,表現為英國在世界的經濟地位日趨下降。對“英國病”根源,國內外學者眾說不一。有的強調:“深植於國家的社會結構和精神環境之中”。有的強調導致衰退的不同政治、經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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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契爾夫人針對傳統經濟政策的弊端,採取以貨幣學派為主的綜合治療“英國病”措施,取得了經濟發展的明顯成效,使“英國病”症有了緩解。
不得不承認,倘若英國沒有及時出現一位如此果斷的首相,恐怕"英國病"遲早會將英國推入墳墓。
一個創造了歷史奇蹟的人,最終還是選擇了離開。11年來,英國經濟在柴契爾的精心扶持下逐漸壯大,困擾英國幾十年的"英國病"也基本治癒。儘管柴契爾在職期間對於一些政策的制定缺乏考慮,但她所製造的"柴契爾奇蹟"永遠被保留在歷史最光輝的篇章中。她為了黨內團結而不惜犧牲自己政治生命的氣節,更是讓許多人感動。直到今天,人們提到英國還會想到那位有著堅定笑容的女首相。
城市化中的“英國病”
城市化是指一定地域內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科學技術的廣泛套用,所造成的人口、生產力逐漸由農村向城市轉移和集中的過程。人口相對集中,並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是城市化的主要標誌。
所謂“英國病”,是指工業化促進城市化過程中,人口自鄉村向城市的過度匯集,產業污染對城市生態環境造成毀滅性的損害,城市犯罪的增加給社會帶來種種負面影響,直至給“整個國民經濟乃至國家”都帶來深遠影響。
英國是最早步入城市化的國家。早在18世紀工業革命後,英國的城市化進程加快,至20世紀30年代,城市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已達80%,50年代居住在10萬人以上的城市人口比例為38.4%。50年後,超過90%的英國人生活在占國土面積10%的大城市中。急速城市化的過程中,城市生活環境急劇惡化,人口向狹小城市圈集中,導致了良莠混雜的城市文明及生活方式的浸透。
未來中國的城市化也將面臨各種挑戰,人口高密度、產業結構失調、城市污染對生態環境的危害、城市犯罪帶來的負面影響,都將是造成城市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發展過程中的“英國病”現象的主要原因。避免城市化中的“英國病”,首先要解決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的結構矛盾;實現城市與區域互動、都市與農村呼應;以中心城市為依託帶動周邊城市和地區經濟、技術協調發展的創新都市圈體制與政策,作為主導中國城市化發展的基本形式。城市與區域發展的互動、合作包括兩種形式:一是都市圈域內城市間的交流、互動與合作,如長三角都市圈內城市間的互動合作。另一是都市圈之間的合作互動,如長三角與中西部都市圈經濟、技術與生態環境的合作互動。
在未來都市圈域經濟的互動中,中心城市應有所取捨,逐步退出與中小城市爭資源、爭資金、爭市場的競爭性產業領域,採取進退結合、先後有序的策略。近20年,美國成功實行了城市功能轉變,城市產業退二進三,完成了工業經濟向服務經濟的轉換和升級,生產職能減弱,流通信息功能增強,城市由工業中心轉變為信息交換和經濟決策中心。
第一產業中的農業與第二產業、第三產業的互動,是創新城市化的又一重要方面。在新的城市化進程中,農業地位很重要,大城市郊區的農林業既是城市居民生產、生活的物質基地,又是維繫都市生態環境有序循環的“綠肺”。在日本,綠色農業是首都圈經濟的一大熱點。第一產業雖比重不大,卻注重都市農業、生態農業和觀光農業的發展,不斷提升農業新技術,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使首都圈第一產業產值大大超過近畿圈和中部圈之和。在中國城市化互動中,人力和人才資源、資金和投融資,以及知識、技術的東西部互動,是實現未來50年中國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證。
在我國城市化互動中,人力和人才資源、資金和投融資,以及知識、技術的東西部互動,是實現未來50年我國可持續發展城市化的可靠保證。
從全國看,地域間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本的互動將為城市化帶來兩大社會效益:其一,縮小工資差別,實現生產力各部門間的均等化,從而拉動城市技術與生產力的發展。其二,由於部門間邊際生產力的平均化,可以實現城市與區域經濟總體產出水平的極大化。
心理學中的“新英國病”
不列顛民族歷來所面臨的最大的威脅既不是來自蘇聯,也不是來自核武器擴散,甚至也不是來自國內的恐怖活動。它來自我們中間。
這個威脅是什麼呢?它是新的英國病:自我毀滅的民族懷疑悲觀情緒。這種病是由英國精英階層中所謂的輿論製造者們散布的。這些人自以為知道什麼是我們大家的最佳選擇。這種病的表現為:總喜歡輕視我們的國家,讚揚別的國家;貶低我們的成就,羨慕別人的成就;蔑視我們的國家制度,讚許別的民族的制度;嘲笑我們的每一個全國性人物。悲觀主義者們已經散布了一種毒素。太多的政治家、學者、教會神職人員、作家、評論家和新聞記者們表現出新英國病的全面症狀。
一個不珍視自己的民族特性的國家,不可能保持長期的穩定和繁榮。自我懷疑腐蝕著我們的制度,使國家削弱。
出了什麼毛病呢?我們的國家在面對戰爭的災難時曾經具有很高的抗禦力,可是在面臨和平時期的失望時缺乏精神力量。也許,我們看見那些曾被我們打敗過或者在我們幫助下免遭失敗的國家,一個一個地從廢墟上興起,並在經濟上超過我們時,我們感到不開心。也許正是這種失望情緒導致了沉湎於自哀自憐和妄自菲薄。
民族寬容的優良傳統已經蛻變為走向虛無主義的新傾向。這種虛無主義占了上風的事例一直給人以深刻印象。在教育領域,這種虛無主義導致我們鄙視出類拔萃,模糊了衡量成就的尺度,並且撤銷了我們的大多數文法學校。
不單單是在教育領域,同樣嚴重的是,虛無主義已經把英國的每一種制度變都成了嘲笑的對象,包括英國王室,而且議會也一直受到類似的攻擊。我們的輿論製造者們或許是染上了新英國病,但是英國人民並沒有患這種病。大多數英國人希望回歸到傳統價值觀念。他們為自己的國家而自豪,並熱愛她的那些突出的特點,但有人每天都向他們散布悲觀主義和懷疑論的做法,使他們感到失望。
因此,我們必須改變局面。如果悲觀懷疑情緒已成為這個新的社會權力體制的首要特徵,那么,我們就必須向它提出挑戰。

歷史回顧

英國的政黨制形成於工業革命時期,當時圍繞著是否要求削弱國王的權利形成了兩派,一派主要是支持國王的貴族階層,形成了保守派,另一派則是以新興資本主義階級為代表的改革派,他們分別稱為托利黨和輝格黨(需要註明的是這兩個詞都是貶義詞,是強盜和小偷的意思,當時的兩個黨為了相互攻擊對方,互相為對方起名為強盜和小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派就接受對方給予自己的稱呼,形成托利黨和輝格黨兩個黨派) 。到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各派的主要執政觀點已經發生根本變化,由原來的保守派和改革派形成了以後的自由黨和民主黨,再以後自由黨又改名為工黨,即現在的工黨與民主黨兩黨制。英國是現代西方議會制度和政黨制度的發源地,同美國的兩黨制相比,英國的兩黨制更具有典型性,對世界很多國家特別是對前英屬殖民地國家政黨制度的影響更深遠。 英國議會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3世紀,而政黨在英國直到17世紀末才出現。英國最早出現的兩大政黨實際上是議會中的兩派,當時忠於國王的集團被稱為宮廷黨,又名托利黨;其對立面被稱為鄉黨,又名輝格黨。托利黨代表議會中的保守勢力,是保守黨的先驅;輝格黨是議會中的激進派,是自由黨的前身。當時,兩黨僅僅是在議會中活動,還不能說已經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兩黨制。直到19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一系列議會改革立法的實現,兩大黨的組織在全國範圍內得到發展。1832年,托利黨建立了“卡爾頓俱樂部”,次年改名為保守黨。幾乎與此同時,輝格黨改稱為自由黨,並於1834年成立了“改革俱樂部”。兩黨制在英國運作了幾百年,可謂是效果不錯。與其他類型政黨制度相比,兩黨制主要功效是: 兩黨制能產生長期穩定的政府。在英國的議會中,雖然不乏兩大黨之外的其他政黨的代表,但是真正有力量組織政府而不需要第三黨支持的,始終只有兩大政黨,先是托利黨和輝格黨,後來是保守黨和自由黨,從本世紀20年代開始,又是保守黨工黨。根據現行制度,在大選中獲下院多數席位的政黨為執政黨。受命組織政府。在這種情況下,議會中的多數議員為政府派,這樣議會就很難把政府趕下台,這就為政府的穩定提供了根本的保證。這一點是多黨制國家所不及的。 綜上所述,英國的兩黨制雖有功效,但也有很大弊端。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的,政治制度也不例外。採用某一種模式,在得到了它的功效的同時,也就把它的弊端接受了過來。應該看到的是,任何一種制度模式,都是這個國家歷史、政治、經濟和社會環境的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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