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賢說

儒家推舉任用賢才的主張。賢屬於德,才屬於能,舉賢才即選用德才兼備的人做官。

基本介紹

  • 中文名:舉賢說
  • 定義:儒家推舉任用賢才的主張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貴德尊賢禮賢下士,破格用賢,擇才而用在君以身許國在已,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儒家舉賢才是由孔子提出的。《論語·子路》載:“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舉賢才”是施政的重要內容和條件。在當時諸侯競爭的時代,各集團都要積極收攬人才,你不舉,別人要舉,因此孔子說:“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這說明尚賢已成時代潮流。尚賢與推行政事關係密切,賢能在位才能出現好的政治局面。《論語·為政》載:“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這裡所說“直”即賢才,而“枉”則為邪佞小人。進賢退佞,人民擁戴;進佞退賢,人民反對。關於“舉直錯諸枉”,孔子弟子子夏曾做出解說。《論語·顏淵》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這裡將“舉直”說成“舉皋陶”和“舉伊尹”,可見“直”者即賢才。舜舉用皋陶,湯舉用伊尹,使虞舜,成湯時期政治清明。子夏所說“不仁者遠矣”與上面孔子所說“能使枉者直”相對應,是說賢者在位,不僅可以退不肖,而且經過教化可使“枉”者不仁者轉化為直為仁。這說明任用賢能可起移風化俗的作用。孔子反對壓制賢才,他說:“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論語·衛靈公》)臧文仲,魯國大夫,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與他同時的魯國賢人柳下惠沒有得到重用。孔子認為是因為臧文仲知賢不舉,嚴厲指責臧文仲為“竊位”。這說明孔子主張愛賢,反對嫉賢。

貴德尊賢禮賢下士

孟子發展孔子尚賢思想,提出:“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孟子·公孫丑下》)這裡所說“爵”指貴貴,“齒”指敬長,“德”指尊賢。三者並列,而有德者則可以輔世長民、治國安邦。這樣更為突出了尚賢的地位。在戰國爭雄時代,要強國必須尚賢。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孟子·公孫丑上》)國家行仁義則強盛,不行仁義則卑辱,而要行仁義則必須貴德尊賢,使賢才在位,則政治清明,國家強盛,而敵國雖大亦不敢覬覦於我。孟子還說:“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孟子·萬章下》)貴貴和尊賢並提,說明當時任用賢才已突破貴族世襲制度,選賢已不受出身貴賤限制。孟子說:“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于海,百里奚舉於市。”(《孟子·告子下》)這裡所舉大賢皆出身微賤,來於農工商士等平民階層,有的甚至是奴隸。孟子強調君主要招攬人才,必須禮賢下士,他說:“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孟子·盡心上》)賢王好善忘勢是不以勢迫人從己;賢士樂道忘勢,是不慕權勢,不屈從人之勢。因此,王公必須禮賢下士,才能招致人才。孟子已具有賢者為王者之師的思想,他說:“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孟子·公孫丑下》)孟子這裡所說“將大有為之君”是指創業英雄。他生當戰國時代,希望遇到這樣的英雄,藉以實現推行王道的抱負。孟子還說:“聖人百世之師也。”(《孟子·盡心下》)王者要有王者之師即不召之臣輔佐,方能成就大業。孟子這些思想啟發了後世之創業者,他們為收攬人才,能以賢者為師,而致謙恭盡禮。

破格用賢

荀子適應戰國末期形勢,更為主張破格選用賢才。他說:“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荀子·王制》)荀子這個主張帶有新的時代特徵。戰國末年秦統一天下前夕,郡縣制已取代封建制,世官世祿制度進一步被打破,王公士大夫子孫落為庶人,庶人子孫升為卿相士大夫,已成為相當普遍的社會現象。荀子還明確反對“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同上)。這都是反對貴族世襲制度。在任用人才方面,荀子主張:“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同上)這樣破格選用人才,更說明當時爭奪天下在任用人才方面之迫切。

擇才而用在君以身許國在已

先秦儒家尚賢主張為後儒所發揚,以破格用人為儒家的傳統思想,如宋儒司馬光說:“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資治通鑑》卷一百四十《齊紀六·高宗明皇帝中》)選士受門第限制,這是荀子所反對的“以世舉賢”。漢魏晉以來,選舉制雖歷經改變,然而以門第進退人才的弊病始終未能消除,故司馬光發此議論。宋儒程頤亦說:“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故賢才眾而庶績成。及周之衰,公卿大夫皆世官,由是敗矣。”(《河南程氏粹言》卷一《論政篇》)此處所說“世官”亦指貴族世襲制度。此一制度阻礙任用賢才,造成政治腐敗。程頤還發揮孔孟出仕為行道和待禮而後出的思想,他說:“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世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而後出者以此。”(《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賢者出仕是為行道,道合而進,不合則退,不為功名利祿而失自重之道,這也是儒家出處進退的原則。二程均強調君主知人任賢最為重要,如說:“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恩事親不可不知人’。故堯之親九族,亦明俊德之人為先,蓋有天下者,以知人為難,以親賢為急。”(《河南程氏遺書》卷四《游定夫所錄》)知人任賢為國家政事的根本,任人是否妥當,關係社稷興亡,因此說親者非其人,由者非其道,而易生辱身危親之患。這是警告君主要認識尚賢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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