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思想:海外學人訪談錄》由河西所著。自由的代價，往往是孤獨。不依附於廟堂，顯示出學人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問題意識。《自由的思想:海外學人訪談錄》訪談的大多數對象作為中國大陸的一面鏡子而存在。這些居於英國、法國、美國、中國香港和台灣的學者，暢所欲言地討論了民主、改革、學術自由、身份認同、城市發展、文學垃圾問題等，形成思想的碰撞。
基本介紹
- 書名：自由的思想:海外學人訪談錄
- 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 頁數：253頁
- 開本：16
- 作者：河西
- 出版日期：2012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108041219, 9787108041210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自由的思想:海外學人訪談錄》是繼《革命的標記——今日先鋒訪談錄》的又一力作，前者多談人生歷程，而這本主要側重於文學思想。
作者簡介
河西，本名何映字，1976年生，在《天涯》、《花城》、《大家》、《文景》、《字花》（香港）等刊物上發表作品二百餘萬字，著有《摺子書》、《革命的標記——今日先鋒訪談錄》、《弗里達》；譯有《我們都愛普魯斯特》、《彼得·布魯克訪談錄》等多部。現居上海。
圖書目錄
序言：自由的問題意識
許倬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杜維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趙鼎新：儒法國家、資本主義與民主
王德威：現代性面面觀
哈金：孤獨的等待
徐賁：現代性與大屠殺
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張旭東：夢中觀夢
顧彬：作家應該忠誠於他的事業
葛浩文：翻譯中國
漢寶德：建築乃地上之文章
施舟人：讓世界認識“五經”
阿蘭·德波頓：我渴望過一種平靜的生活……
戴維·洛奇：一個後現代主義者的文學立場
揚—維爾納·米勒：德國知識分子的“內戰”
讓—米歇爾·付東：中國電影與好萊塢分庭抗禮
傑弗里·羅伯遜：正義與革命
諾曼·馬內阿：“我已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羅伯特·庫恩：中國改革的偉大變遷與嚴肅問題
許倬云：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杜維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趙鼎新：儒法國家、資本主義與民主
王德威：現代性面面觀
哈金：孤獨的等待
徐賁：現代性與大屠殺
梁文道：香港的原罪
張旭東：夢中觀夢
顧彬：作家應該忠誠於他的事業
葛浩文：翻譯中國
漢寶德：建築乃地上之文章
施舟人：讓世界認識“五經”
阿蘭·德波頓：我渴望過一種平靜的生活……
戴維·洛奇：一個後現代主義者的文學立場
揚—維爾納·米勒：德國知識分子的“內戰”
讓—米歇爾·付東：中國電影與好萊塢分庭抗禮
傑弗里·羅伯遜：正義與革命
諾曼·馬內阿：“我已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羅伯特·庫恩：中國改革的偉大變遷與嚴肅問題
序言
自由的問題意識
“海外”這個詞，當然是與“海內”相對的。
海內的學界情況自改革開放以來。當然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論文的評價體系，職稱的評價制度，最關鍵的，在我看來，仍然是我們頭上無處不在的那些金箍和緊箍咒，總是要讓孫悟空們發出無奈之嘆。
海外學者，沒有這樣的限制，或者說。他們的限制和忌諱要少一些小一點，這讓他們能暢所欲言，對於中國，不管是否批評的意見，總是一種鏡鑒。
這些訪談大都發表於國內新聞類媒體上，其中，影響最大、甚至可以說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的無疑是與顧彬教授的對話。顧彬之前接受《新京報》採訪時的“中國文學垃圾論”已經讓國內作家和大眾非常不痛快，板磚、批駁的文章紛至沓來，到我與顧彬的這篇訪談發表時，原以為恐怕只會是死水微瀾，竟不料熱度不減風波不止，亦成為當年飯余的一大談資，始料未及。
中國文學是不是垃圾，當然不是顧彬一人說了算的，但可笑的是，顧彬一再強調，他所說的是“衛慧、棉棉的小說是垃圾”，還有小說家(比如馬原、阿城)“寫的電視劇劇本是垃圾”。衛慧、棉棉作品的文學價值可以再商榷(在我看來，顧彬對《上海寶貝》顯然過於低估)。對顧彬的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也可以持不同意見，但竟以偏賅全，或故意對顧彬的辯解視而不見，把一頂“中國文學垃圾論”的大帽子硬生生地扣在顧彬的頭上，實在讓人哭笑不得。從這樣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媒體乃至大眾和學者的“浮躁”(郎成平先生用這個詞對中國民族性的概括在我看來確是非常準確)。
葛浩文和于堅之後在和我的訪談中都談到了他們對顧彬言論的不同看法。一個溫和，一個猛烈，一個為中國文學辯護，一個則強烈質疑顧彬的學術水平。我無意站在任何一方，我只是想說，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了“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的一邊倒模式，就不能讓這些聲音同時存在，眾聲喧譁呢？
自由地發表意見和看法，無論對錯，不被打殺和棒殺，這同樣非常重要。
而自由的代價，往往是孤獨。在美國，哈金是唯一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華裔作家，這既是榮耀．也讓他承擔了許多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卻又堅忍地守著，就像他筆下的淑玉那樣，在孤獨中等待著希望。我不知道哈金在美國的成功是否應該算作是中國文學本身的成功。他應該算是“海外”吧，國內對他的態度模稜兩可，他在國內名氣很大，而他的大部分著作卻不能在內地出版。來自國內的抄襲指責讓他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機之中，哈金是否抄襲，同樣不是我的訪談能夠完全回答的問題，但有一點，在抄襲問題之外，我希望讀者能更多地關注哈金小說《戰廢品》中體現出來的感人至深的人道主義立場。沒有強大的心靈，沒有一種為歷史擔當的精神，沒有對戰爭和政治的深入反思，他不會去寫這樣一部小說——即使在美國，仍然難能可貴。
於梨華在美國獲得的肯定要比哈金早很多(雖然更多在華文圈子裡)。作為張愛玲生前的摯友，她的寫作打下了那個年代白話文寫作的深深烙印。也許正因為此，她雖然曾擔任美國紐約大學中文部主任職務，小說寫作卻並不為美國主流所接受。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和哈金的命運相仿，她當年所遭受的批評恐怕不會少於哈金。因為同情新中國，並應邀在“文革”時訪問中國，在當時兩蔣執政的台灣，她的名字和“赤化分子”恐怕沒什麼區別。沒有多少人理解她，可以說，於梨華和哈金既都成績斐然，又都是寂寞的，原因僅僅因為，他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也因為他們對於新中國的不同立場。
中國的問題，在我看來，既有作者浮躁的問題，也有市場消費需求轉變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箇中國，當然已經不再是儒家的中國。當我們大張旗鼓地讀經、尊儒、開設“百家講壇”的時候．我們離儒學是更近了，還是更遠了？儒學潛在的政治批判立場在“讀經熱”中顯然被消解了，在種種犬儒或奴性的儒學面前，我們到底該如何恢復梁漱溟先生當年的錚錚鐵骨？這是個問題。和杜維明談儒學的那個下午，我們並沒有得出什麼結論，但也並不悲觀。
如今，儒家政治已成記憶。那也許是比較遙遠的記憶，另一種記憶則更為貼近每個人的個人生活。當美國聖瑪麗學院的徐賁在蘇州的文化宮裡重新聽到公開播放的“文革”語錄歌時，他感到不寒而慄。那是他這一代人不堪回首的年代，如今卻被作為一種時髦或者政治波普的調味品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剛剛過去了三十年，我們就已經忘記了那段非人的歲月了嗎？為什麼我們的民族總是要求他者勿忘歷史自己卻總是選擇遺忘？這讓徐賁感到震驚和憤怒。
看一看德國人是如何考慮公共記憶和歷史罪責問題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揚一維爾納·米勒先生是德國人，他對戰後德國知識分子不同立場和觀點的描述也許對我們應持怎樣的歷史態度也有其借鑑意義。聯合國大律師傑弗里‘羅伯遜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學理上的分析，他直接參與了起訴皮諾切特、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的案件，也是培訓審判薩達姆·海珊的法官之一。他用實際行動來考慮這樣一些棘手而必須承擔的問題：歷史罪責和國家罪責究竟能不能追究其責任，並訴諸法律？究竟誰應該為國家和國際災難埋單？
讀完漢娜·阿倫特那本多少有點相對主義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後，我對這個問題感到迷惘。也許那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只能責怪自己太過倒霉？抑或“勝者為王敗者寇”？我們每個人是否都如《聖經》所言是有“原罪”的？
也許有，也許沒有。
但是梁文道覺得，他們香港人是有“原罪”的，他為後殖民時期香港公民所受到的不公平輿論待遇而憤憤不平。香港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在光鮮亮麗的東方之珠的背後，其實還有許多潛在的問題需要認真思考。
香港，毫無疑問成為中國內地城市化進程的一個樣板。這也是一個城市包圍農村的時代。農民工作為“工農聯盟”的絕對主體，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只為逃離鄉村，或者讓農村變得有那么點城市味兒，這本身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嗎？我不知道。
美國花旗銀行高級顧問羅伯特·庫恩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他自1989年應宋健之邀訪問中國之後，二十多年來，堅持自己出資來中國調查和採訪，並寫成《中國三十年》一書，詳細記述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成就、困難、危機和解決之道。弔詭的是，在中國，對庫恩的質疑與對顧彬恰好相反。人們說．他說的好話太多了——雖然米歇爾·付東也在那兒狂說中國電影的好話。
有不滿。房價太高、工人下崗、大學生失業等等現實問題讓民怨在累積。這是中國特色的民生問題，還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都市總是在摧毀田園，都市的興起，讓張旭東有機會從本雅明的角度“夢中觀夢”。夢中觀夢，多少有些看不真切，沒有關係，至少有一點，張旭東強調，我們需要一種“問題意識”！解決的道路總是曲折的，但如果沒有這種自由的問題意識，解決，又從何談起？
在中國，問題意識常常被壓制。我們早已學會了聽話和順從。諾曼’馬內阿選擇了逃離，他不會用戴維·洛奇那種喜劇的後現代態度來消解無形的壓力，他的寫作流淌著俄國和東歐作家的血液，沉重的話題．以反諷的形式出現，總是在不停地反芻，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馬內阿選擇了逃離。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那么做。在南京大學見到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時．許先生談到了王世傑先生面對蔣介石時不卑不亢的態度．確實讓人感佩。不依附於廟堂，顯示出學人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問題意識，這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需要勇氣！
是為序。
河西
2010.5.3
“海外”這個詞，當然是與“海內”相對的。
海內的學界情況自改革開放以來。當然也有長足的進步，但是論文的評價體系，職稱的評價制度，最關鍵的，在我看來，仍然是我們頭上無處不在的那些金箍和緊箍咒，總是要讓孫悟空們發出無奈之嘆。
海外學者，沒有這樣的限制，或者說。他們的限制和忌諱要少一些小一點，這讓他們能暢所欲言，對於中國，不管是否批評的意見，總是一種鏡鑒。
這些訪談大都發表於國內新聞類媒體上，其中，影響最大、甚至可以說引起一場軒然大波的無疑是與顧彬教授的對話。顧彬之前接受《新京報》採訪時的“中國文學垃圾論”已經讓國內作家和大眾非常不痛快，板磚、批駁的文章紛至沓來，到我與顧彬的這篇訪談發表時，原以為恐怕只會是死水微瀾，竟不料熱度不減風波不止，亦成為當年飯余的一大談資，始料未及。
中國文學是不是垃圾，當然不是顧彬一人說了算的，但可笑的是，顧彬一再強調，他所說的是“衛慧、棉棉的小說是垃圾”，還有小說家(比如馬原、阿城)“寫的電視劇劇本是垃圾”。衛慧、棉棉作品的文學價值可以再商榷(在我看來，顧彬對《上海寶貝》顯然過於低估)。對顧彬的精英知識分子立場也可以持不同意見，但竟以偏賅全，或故意對顧彬的辯解視而不見，把一頂“中國文學垃圾論”的大帽子硬生生地扣在顧彬的頭上，實在讓人哭笑不得。從這樣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媒體乃至大眾和學者的“浮躁”(郎成平先生用這個詞對中國民族性的概括在我看來確是非常準確)。
葛浩文和于堅之後在和我的訪談中都談到了他們對顧彬言論的不同看法。一個溫和，一個猛烈，一個為中國文學辯護，一個則強烈質疑顧彬的學術水平。我無意站在任何一方，我只是想說，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了“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的一邊倒模式，就不能讓這些聲音同時存在，眾聲喧譁呢？
自由地發表意見和看法，無論對錯，不被打殺和棒殺，這同樣非常重要。
而自由的代價，往往是孤獨。在美國，哈金是唯一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的華裔作家，這既是榮耀．也讓他承擔了許多常人難以承受的壓力，卻又堅忍地守著，就像他筆下的淑玉那樣，在孤獨中等待著希望。我不知道哈金在美國的成功是否應該算作是中國文學本身的成功。他應該算是“海外”吧，國內對他的態度模稜兩可，他在國內名氣很大，而他的大部分著作卻不能在內地出版。來自國內的抄襲指責讓他陷入空前的信任危機之中，哈金是否抄襲，同樣不是我的訪談能夠完全回答的問題，但有一點，在抄襲問題之外，我希望讀者能更多地關注哈金小說《戰廢品》中體現出來的感人至深的人道主義立場。沒有強大的心靈，沒有一種為歷史擔當的精神，沒有對戰爭和政治的深入反思，他不會去寫這樣一部小說——即使在美國，仍然難能可貴。
於梨華在美國獲得的肯定要比哈金早很多(雖然更多在華文圈子裡)。作為張愛玲生前的摯友，她的寫作打下了那個年代白話文寫作的深深烙印。也許正因為此，她雖然曾擔任美國紐約大學中文部主任職務，小說寫作卻並不為美國主流所接受。另一方面，在政治上，和哈金的命運相仿，她當年所遭受的批評恐怕不會少於哈金。因為同情新中國，並應邀在“文革”時訪問中國，在當時兩蔣執政的台灣，她的名字和“赤化分子”恐怕沒什麼區別。沒有多少人理解她，可以說，於梨華和哈金既都成績斐然，又都是寂寞的，原因僅僅因為，他們堅持了自己的想法，也因為他們對於新中國的不同立場。
中國的問題，在我看來，既有作者浮躁的問題，也有市場消費需求轉變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以來，確實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箇中國，當然已經不再是儒家的中國。當我們大張旗鼓地讀經、尊儒、開設“百家講壇”的時候．我們離儒學是更近了，還是更遠了？儒學潛在的政治批判立場在“讀經熱”中顯然被消解了，在種種犬儒或奴性的儒學面前，我們到底該如何恢復梁漱溟先生當年的錚錚鐵骨？這是個問題。和杜維明談儒學的那個下午，我們並沒有得出什麼結論，但也並不悲觀。
如今，儒家政治已成記憶。那也許是比較遙遠的記憶，另一種記憶則更為貼近每個人的個人生活。當美國聖瑪麗學院的徐賁在蘇州的文化宮裡重新聽到公開播放的“文革”語錄歌時，他感到不寒而慄。那是他這一代人不堪回首的年代，如今卻被作為一種時髦或者政治波普的調味品出現在大庭廣眾之下。剛剛過去了三十年，我們就已經忘記了那段非人的歲月了嗎？為什麼我們的民族總是要求他者勿忘歷史自己卻總是選擇遺忘？這讓徐賁感到震驚和憤怒。
看一看德國人是如何考慮公共記憶和歷史罪責問題的。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揚一維爾納·米勒先生是德國人，他對戰後德國知識分子不同立場和觀點的描述也許對我們應持怎樣的歷史態度也有其借鑑意義。聯合國大律師傑弗里‘羅伯遜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學理上的分析，他直接參與了起訴皮諾切特、海斯廷斯‘卡穆祖·班達的案件，也是培訓審判薩達姆·海珊的法官之一。他用實際行動來考慮這樣一些棘手而必須承擔的問題：歷史罪責和國家罪責究竟能不能追究其責任，並訴諸法律？究竟誰應該為國家和國際災難埋單？
讀完漢娜·阿倫特那本多少有點相對主義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之後，我對這個問題感到迷惘。也許那些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只能責怪自己太過倒霉？抑或“勝者為王敗者寇”？我們每個人是否都如《聖經》所言是有“原罪”的？
也許有，也許沒有。
但是梁文道覺得，他們香港人是有“原罪”的，他為後殖民時期香港公民所受到的不公平輿論待遇而憤憤不平。香港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政治原因，在光鮮亮麗的東方之珠的背後，其實還有許多潛在的問題需要認真思考。
香港，毫無疑問成為中國內地城市化進程的一個樣板。這也是一個城市包圍農村的時代。農民工作為“工農聯盟”的絕對主體，他們所付出的勞動，只為逃離鄉村，或者讓農村變得有那么點城市味兒，這本身是改革必須付出的代價嗎？我不知道。
美國花旗銀行高級顧問羅伯特·庫恩是個有爭議的人物。他自1989年應宋健之邀訪問中國之後，二十多年來，堅持自己出資來中國調查和採訪，並寫成《中國三十年》一書，詳細記述中國改革進程中的成就、困難、危機和解決之道。弔詭的是，在中國，對庫恩的質疑與對顧彬恰好相反。人們說．他說的好話太多了——雖然米歇爾·付東也在那兒狂說中國電影的好話。
有不滿。房價太高、工人下崗、大學生失業等等現實問題讓民怨在累積。這是中國特色的民生問題，還是一個世界級的難題？都市總是在摧毀田園，都市的興起，讓張旭東有機會從本雅明的角度“夢中觀夢”。夢中觀夢，多少有些看不真切，沒有關係，至少有一點，張旭東強調，我們需要一種“問題意識”！解決的道路總是曲折的，但如果沒有這種自由的問題意識，解決，又從何談起？
在中國，問題意識常常被壓制。我們早已學會了聽話和順從。諾曼’馬內阿選擇了逃離，他不會用戴維·洛奇那種喜劇的後現代態度來消解無形的壓力，他的寫作流淌著俄國和東歐作家的血液，沉重的話題．以反諷的形式出現，總是在不停地反芻，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
馬內阿選擇了逃離。但是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那么做。在南京大學見到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許倬雲先生時．許先生談到了王世傑先生面對蔣介石時不卑不亢的態度．確實讓人感佩。不依附於廟堂，顯示出學人獨立的思考和自由的問題意識，這是多么重要，又是多么需要勇氣！
是為序。
河西
201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