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的幸福:關於盧梭的隨筆》集中討論的是人類的道路，焦點則是人的個體性和人的社會性之間的關係。以此為中心線索，托多羅夫對盧梭的理論框架、社會理念以及盧梭習用的一系列概念的意義，逐一展開解析。
基本介紹
- 書名：脆弱的幸福:關於盧梭的隨筆
- 作者：茨維坦•托多羅夫 (Tzvetan Todorov) 姜丹丹
- 出版日期：2012年9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1795446, 7561795440
- 外文名：Frele bonheur：EssaI sur Rousseau
-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126頁
- 開本：32
- 品牌：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脆弱的幸福:關於盧梭的隨筆》是敘事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托多羅夫討論盧梭的隨筆。盧梭是西方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響同時也頗具爭議的人物，其精神世界極為宏闊，學說涉及宗教、倫理、政治、教育、文學等各個領域。
作者簡介
作者：（法國）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譯者：孫偉紅
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1939—），939年出生於保加利亞的索菲亞，1963年移居法國。自1968年起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托多羅夫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敘事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其論著涉及文學理論、思想史以及文化現象分析等諸多領域。
孫偉紅，女，1969年生於吉林。巴黎八大文學博士，1994年至2008年就職於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現為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著有《詩與真——關於盧梭自傳作品的一種解析》等多篇關於盧梭研究的論文。
茨維坦·托多羅夫（Tzvetan Todorov 1939—），939年出生於保加利亞的索菲亞，1963年移居法國。自1968年起成為法國國家科研中心（C.N.R.S.）研究員。托多羅夫是結構主義文學批評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敘事學理論的主要奠基者，其論著涉及文學理論、思想史以及文化現象分析等諸多領域。
孫偉紅，女，1969年生於吉林。巴黎八大文學博士，1994年至2008年就職於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現為復旦大學外文學院副教授。著有《詩與真——關於盧梭自傳作品的一種解析》等多篇關於盧梭研究的論文。
圖書目錄
譯序
原序
1 理論構成
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
療救之法
人與公民
個體目標的兩個版本
2 公民
公民教育
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
3 孤獨的個體
孤獨
有限的交流
尋找自我
不幸的結局
4 道德個體
第三條道路
親職教育
智慧
文中引用盧梭作品年表
注釋說明
主要參考書目
原序
1 理論構成
自然狀態與社會狀態
療救之法
人與公民
個體目標的兩個版本
2 公民
公民教育
愛國主義與世界主義
3 孤獨的個體
孤獨
有限的交流
尋找自我
不幸的結局
4 道德個體
第三條道路
親職教育
智慧
文中引用盧梭作品年表
注釋說明
主要參考書目
序言
時下距京師同文館設立推動西學東漸之興起已有一百五十載。百餘年來。尤其是近三十年，西學移譯林林總總，汗牛充棟。累積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學人從西方尋找出路的理想，以至當下中國人提出問題、關注問題、思考問題的進路和理路深受各種各樣的西學所規定，而由此引發的新問題也往往被歸咎於西方的影響。處在21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的新情境裡，如何在譯介西學時作出新的選擇，又如何以新的思想姿態回應，成為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的一個嚴峻問題。
自晚清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一直面臨著現代性的衝擊所帶來的種種尖銳的提問：傳統是否構成現代化進程的障礙？在中西古今的碰撞與磨合中，重構中華文化的身份與主體性如何得以實現？“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中西、古今”的對立傾向能否徹底扭轉？在歷經滄桑之後，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如何重新激發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中，當代西方文明形態的理想模式一再經歷祛魅，西方對中國的意義已然發生結構性的改變。但問題是：以何種態度應答這一改變？
中華文化的復興，召喚對新時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戰的深刻自覺，與此同時，也需要在更廣闊、更細緻的層面上展開文化的互動，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經典，既包括對古典的歷史文化資源的梳理與考察，也包含對已成為古典的“現代經典”的體認與奠定。
面對種種歷史危機與社會轉型，歐洲學人選擇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讀歐洲的經典，既謙卑地尊重歷史文化的真理內涵，又有抱負地重新連結文明的精神巨鏈，從當代問題出發，進行批判性重建。這種重新出發和叩問的勇氣，值得借鑑。
一隻螃蟹，一隻蝴蝶，鑄型了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一枚金幣圖案，象徵一個明君應具備的雙重品質，演繹了奧古斯都的座右銘：“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進)。我們化用為“輕與重”文叢的圖示，旨在傳遞這種悠遠的隱喻：輕與重，或曰：快與慢。
輕，則快，隱喻思想靈動自由；重，則慢，象徵詩意棲息大地。蝴蝶之輕靈，宛如對思想芬芳的追逐，朝聖“空氣的神靈”；螃蟹之沉穩，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託“土地的重量”。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那裡，這種-障論演繹出一種智慧：審慎的精神與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達和傳播。快者。易亂；慢者，易墜。故既要審慎，又求平衡。在此，可這樣領會：該快時當快，堅守一種持續不斷的開拓與創造；該慢時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潛與深耕。用不逃避重負的態度面向傳統耕耘與勞作，期待思想的輕盈轉化與超越。
“輕與重”文叢，特別注重選擇在歐洲(德法尤甚)與主流思想形態相平行的一種稱作essai(隨筆)的文本。Essai的詞源有“平衡”的涵義，也與考量、檢驗的精細聯結在一起，且隱合“嘗試”的意味。
這種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達形態，承襲了從蒙田、帕斯卡爾到盧梭、尼采的傳統，在20世紀，經過從本雅明到阿多諾，從柏格森到薩特、羅蘭·巴特、福柯等諸位思想大師的傳承，發展為一種富有活力的知性實踐，形成一種求索和傳達真理的風格。Essai，遠不只是一種書寫的風格，也成為一種思考與存在的方式。既體現思索個體的主體性與節奏，又承載歷史文化的積澱與轉化，融思辨與感觸、考證與詮釋為一爐。
選擇這樣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種思潮、不言說一套學說或理論，而是傳達西方學人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問題場域提問和解析，進而透徹理解西方學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自覺、對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質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這恰恰是漢語學界還需要深思的。，
提供這樣的思想文化資源，旨在分享西方學者深入認知與解讀歐洲經典的各種方武與問題意識，引領中國讀者進一步思索傳統與現代、古典文化與當代處境的複雜關係，進而為漢語學界重返中國經典研究、回應西方的經典重建做好更堅實的準備，為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創造可能性的條件。
是為序。
姜丹丹、何乏筆
2012年7月
自晚清以來。中國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一直面臨著現代性的衝擊所帶來的種種尖銳的提問：傳統是否構成現代化進程的障礙？在中西古今的碰撞與磨合中，重構中華文化的身份與主體性如何得以實現？“五四”新文化運動帶來的“中西、古今”的對立傾向能否徹底扭轉？在歷經滄桑之後，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如何重新激發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在對現代性的批判與反思中，當代西方文明形態的理想模式一再經歷祛魅，西方對中國的意義已然發生結構性的改變。但問題是：以何種態度應答這一改變？
中華文化的復興，召喚對新時代所提出的精神挑戰的深刻自覺，與此同時，也需要在更廣闊、更細緻的層面上展開文化的互動，在更深入、更充盈的跨文化思考中重建經典，既包括對古典的歷史文化資源的梳理與考察，也包含對已成為古典的“現代經典”的體認與奠定。
面對種種歷史危機與社會轉型，歐洲學人選擇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解讀歐洲的經典，既謙卑地尊重歷史文化的真理內涵，又有抱負地重新連結文明的精神巨鏈，從當代問題出發，進行批判性重建。這種重新出發和叩問的勇氣，值得借鑑。
一隻螃蟹，一隻蝴蝶，鑄型了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的一枚金幣圖案，象徵一個明君應具備的雙重品質，演繹了奧古斯都的座右銘：“FESTINA LENTE？’ (慢慢地，快進)。我們化用為“輕與重”文叢的圖示，旨在傳遞這種悠遠的隱喻：輕與重，或曰：快與慢。
輕，則快，隱喻思想靈動自由；重，則慢，象徵詩意棲息大地。蝴蝶之輕靈，宛如對思想芬芳的追逐，朝聖“空氣的神靈”；螃蟹之沉穩，恰似肄文化土壤的立足，依託“土地的重量”。
在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那裡，這種-障論演繹出一種智慧：審慎的精神與平衡的探求。思想的表達和傳播。快者。易亂；慢者，易墜。故既要審慎，又求平衡。在此，可這樣領會：該快時當快，堅守一種持續不斷的開拓與創造；該慢時宜慢，保有一堡不可或缺的耐心沉潛與深耕。用不逃避重負的態度面向傳統耕耘與勞作，期待思想的輕盈轉化與超越。
“輕與重”文叢，特別注重選擇在歐洲(德法尤甚)與主流思想形態相平行的一種稱作essai(隨筆)的文本。Essai的詞源有“平衡”的涵義，也與考量、檢驗的精細聯結在一起，且隱合“嘗試”的意味。
這種文本孕育出的思想表達形態，承襲了從蒙田、帕斯卡爾到盧梭、尼采的傳統，在20世紀，經過從本雅明到阿多諾，從柏格森到薩特、羅蘭·巴特、福柯等諸位思想大師的傳承，發展為一種富有活力的知性實踐，形成一種求索和傳達真理的風格。Essai，遠不只是一種書寫的風格，也成為一種思考與存在的方式。既體現思索個體的主體性與節奏，又承載歷史文化的積澱與轉化，融思辨與感觸、考證與詮釋為一爐。
選擇這樣的文本，意在不渲染一種思潮、不言說一套學說或理論，而是傳達西方學人如何在錯綜複雜的問題場域提問和解析，進而透徹理解西方學人對自身歷史文化的自覺、對自身文明既自信又質疑、既肯定又批判的根本所在，而這恰恰是漢語學界還需要深思的。，
提供這樣的思想文化資源，旨在分享西方學者深入認知與解讀歐洲經典的各種方武與問題意識，引領中國讀者進一步思索傳統與現代、古典文化與當代處境的複雜關係，進而為漢語學界重返中國經典研究、回應西方的經典重建做好更堅實的準備，為文化之間的平等對話創造可能性的條件。
是為序。
姜丹丹、何乏筆
2012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