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廣州,中國最古老的通商口岸和開放之都,經過近年來的重新梳理和妝扮,已展現出應有的“摩登”線條和靚麗風韻。廣州是 一個大視窗,因為它是中國最早的通商口岸,因為它有聞名於世的廣交會。一定程度說,新中國建立幾十年來,外國商人來中國首先會到廣州,正像外國遊人來中國,首先會選擇北京一樣。
廣交會,與對外經貿大學有著割捨不斷的歷史情緣。四十多年來,這裡一直是我校學生的實習場所;這裡的管理者中也不乏我校畢業生的名字,如廣交會前任秘書長任光斌校友和現任秘書長鬍楚生校友。胡楚生原任外經貿部辦公廳主任,於2001年初被任命為中國外貿中心主任、廣交會秘書長。
記得還是2000年春天,胡楚生曾在外經貿部辦公廳為我安排了採訪石廣生部長的日程,並提供了UIBE校友參與中美關於中國加入WTO談判的情況。他那時還是外經貿部新聞發言人。那段時間,中美剛剛達成中國入世協定,入世成為新聞媒體報導的熱點,那段時間,胡楚生在中央電視台頻頻出鏡,將中國入世的最新進展傳遞給世人。遺憾的是,他只差一年未能親臨多哈那個歷史性的會場。歷史總是由眾人寫成,在歷史中,個人只能擁有或前、或後、或中間的一小段。應該說,胡楚生經歷了中國入世十五歷史中雖不是大結局卻是高潮的一段;其實,他大學畢業後的四十年工作經歷,包括到廣交會,每一段也都是中國外貿的大歷史的一部分。
開始續寫廣交會歷史的胡楚生,2001年2月1日到廣州,就投入到第89屆
中國出口商品交易會緊張的籌備工作中。在部里工作時,他曾多次參加廣交會,但加在一起也無法與此時作為當家人的感覺相提並論。他在重新認識和理解著廣交會的功能和任務,重新認識著廣交會的歷史:廣交會始建於1957年,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貿部。當時,中國由於周邊環境的惡劣,因此大門緊閉,只在廣州打開這扇窗。胡楚生感受到,在廣交會場館的大理石地板上,印滿中國從反禁運到外貿大發展的足跡,更刻下中國從弱到強,從封閉到開放的歷程;那談判間裡,彌散著老相識新朋友間說不完的故事……
歷史的另一頭是今天和未來。2001年4月,胡楚生以第89屆廣交會大會副主任兼秘書長的身份接受了新聞媒體的採訪。這年10月,他又主持了第90屆廣交會。這屆交易會更是給胡楚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該屆交易會成交額和累計到會客商,都比上屆有所下降。原因是世界經濟成長速度明顯回落,國際市場需求減少,尤其是美國“911”事件發生後,增加了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因素,許多客商信心受到影響,觀望多,簽單少;同時,“911”事件也使客貨運輸不便,運輸成本上升,保險費用增加……
2002年1月21日,也就是胡楚生到廣州差不多一年之時,我有機會在廣交會他的辦公室採訪了這位老校友。他的談話充滿了對母校的感情和對母校教育的關心。他說,廣交會創辦至今的四十多年裡,每年每屆都能看到經貿大學學生實習的身影。作為廣交會新一任當家人,他非常歡迎母校的同學們繼續將廣交會當作實習鍛鍊的場所。明天,他將率團赴東南亞國家招商。利用出國前最後的一點空隙,他談起他事業的歷程和感悟。
從東方到西方
說起自己大學畢業後的工作,胡楚生說他的經歷在相當長時間裡是“超穩定”的。從1965年至2000年的三十五年間,他從未離開過外經貿部機關;而且其中的三十年,他的工作領域一直是歐洲地區,只不過前期是蘇聯、東歐,後期則是整個歐洲。
但所謂超穩定,有時只是一種外在形式,而其外在結構的內部,可能發生了根本性的、波瀾壯闊的巨變。作為風雲變幻的大歷史中的一員,作為國家間關係經歷了“溫度”的大冷大暖變故的外貿工作者,胡楚生的工作方式和思維方式不可能處於超穩定之中,他更是讓自己始終保持一種應變心態。
人才成長的一大客觀要素,就是穩定的社會環境;對於外貿人員來說,還要加上一個穩定的國際環境。1965年胡楚生大學畢業時,中國經濟剛剛擺脫了自然災害的陰影,外貿形勢也開始趨暖。畢業前夕,前任中國駐蘇聯商務參贊鄭拓彬同志來校為畢業班學生作的一次形勢報告,令胡楚生印象非常深刻,使他對未來的工作充滿嚮往。巧的是,他正好被分配到外貿部一局,也就是對蘇、朝、蒙、越貿易地區局工作,而局長就是鄭拓彬。這位老領導的言傳身教,對胡楚生後來的工作有著重要影響。他參加工作僅一年,“文革”爆發,剛剛穩定下來的外貿局面頓成幻夢。而中蘇貿易原本
鋼筋混凝土般超穩定結構更是瀕於坍塌。
中國對外環境的轉暖,始於中國加入聯合國和中美關係的改善,因此外貿人才的幸運也在於他們早幾年獲得了專業對口的機會。在這種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下,1975年至1979年,胡楚生第一次被派駐外使館商務處工作。他的工作正式步入正軌,並第一次擁有了一個正式頭銜——商務處隨員。其後,他擁有了4次共12年的出國常駐經歷,其中兩次蘇聯、一次匈牙利,還有一次是俄羅斯,他最後的外交職務是駐俄羅斯公使銜商務參贊。
穩定並不意味著成功,穩定中的壓力也不輕於變動中的壓力。在國外多年的外交生涯磨礪著胡楚生多方面的素質:禮賓上的,交涉上的,外語上的,寫作上的,紀律上的,等等。他在積累工作經驗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工作風格:嚴格按照組織程式辦事,善於捕捉信息並寫出規範報告,善於分析並處理方方面面的問題。
“穩定”用於胡楚生,還可以說明他事業進步的節奏:他從來都是一步一個腳印地走,他的職務也是“按部就班”地從處到局;從副到正,從未“跳躍”過。但這種穩定的節奏間其實蘊含了靜中之動。這種動,是內部之動,是不斷向自我挑戰之動。
20世紀80年代末的世界政治地圖不再以意識形態劃界,外經貿部機構名稱變化就是一個體現。1990年,胡楚生從匈牙利商務參贊的任上回國後,被任命為新成立的歐洲司第一任副司長。歐洲司的名稱淡化了同處這個地區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界限。兩大陣營的模糊,背後是中國對外貿易方式的轉變和歸一:即從過去社會主義國家採用的記賬貿易方式轉向國際通行的現匯貿易方式。歐洲司工作對象的多元性,使胡楚生能夠較早地跳出過去計畫經濟貿易思維的局限,跳出那種完全根據人為意志辦事的習慣做法,代之以按經濟規律辦事,依法辦事的新思維。這個過程,對今天的年輕人或許認為是天經地義之事,但對從計畫經濟走過來的人們來說,卻是近似於“鳳凰涅盤”的過程。胡楚生主動地接受了這個挑戰,讓自己的思維較快地跳出了“穩定”的舊結構。難怪一些老同志這樣評價胡楚生:他多年從事對蘇聯、東歐方面的貿易業務,但後來他的工作領域從東方到西方,在巨大的變化面前,他的思想很快便適應了市場經濟的變化,很快便進入新角色。
1995年,胡楚生正在俄羅斯任公使銜參贊任期未滿就接部里通知,他已被任命為發展司司長。這一任命意味著他將從地區國別貿易業務轉向綜合管理業務,也意味著他幾十年所熟悉的業務結構被打破。
發展司的工作,使胡楚生的工作對象從國外轉向了國內。這裡的主要工作,一是公司、辦展的審批,二是對外貿巨觀體制改革、政策的研究。胡楚生對發展司同志提出兩句希望:淡化權利慾,強化服務意識。發展司的工作,使胡楚生對國內外貿運行機制有了全面了解。
從1995年至2000年,胡楚生持續了三十年“超穩定”的工作崗位發生了一系列變動。他在發展司只幹了一年,就被任命為歐洲司司長;三年後,即1998年,他又當上部辦公廳主任。一位副部長在與他談話時說:辦公廳像一個筐,裝得下要裝,裝不下也要裝,要有寬闊的胸懷,沒有批評就是表揚。胡楚生總結這個職務的五大素質是:耳要靈,嘴要緊,手要短,腿要勤,腦子要快。
永難忘懷的日子
1991年,世界發生了足以打破“超穩定”的美蘇兩霸格局的重大事件:
蘇聯解體。此一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也是巨大而深遠的。就在這些從蘇聯分離出去的國家即將成立的前一天,正擔任著歐洲司副司長的胡楚生接受了一項重要任務:陪同李嵐清部長訪問剛剛成立的俄羅斯及烏克蘭等七個獨立國協國家並與他們簽署第一個
雙邊貿易協定。當時李嵐清部長的要求非常明確:蘇聯的解體,意味著中蘇關係的陰影已經消除,代之以中俄間新的貿易關係,同時幾個獨立國協國家將與中國單獨簽署雙邊貿易協定,他們的領導人對此很重視,我們一定不能錯過這個時機,中國要在這些國家成立後成為第一個承認他們的國家,並與他們簽署第一個雙邊貿易協定。
這是一次真正意義的“飛行外交”。本次由外經貿部和外交部組成的代表團所乘包機,於蘇聯宣告解體的那天晚上啟程,並於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降下的那個晚上抵達莫斯科。胡楚生出了那么多次國,從來沒帶過這么多材料,因為他不知道與那些新成立的國家簽約時會用上哪些材料,於是就多多益善都帶上了。此次外事活動之“奇”在於,由於在這七個新成立的獨立國協國家都還未建立我國的大使館,因此也就沒有談判簽約的場所,於是包機便成為流動工作間。而此番包機的功能又豈止於此,它簡直成了流動的旅館,代表團成員們睡於斯、食於斯、工作於斯。
此次貿易談判的程式是:李嵐清部長親自與俄羅斯外貿部長和獨立國協七國的總統談締結雙邊貿易協定的大原則,胡楚生則落實具體雙邊貿易條款,談完就簽字。蘇聯外貿長期實行壟斷體制,中國與各獨立國協國家的貿易協定條文,採納了中方思路。難以想像的是,由於這些獨立國協國家未建商務處,連電腦等辦公設備也沒有,於是中國與這些國家的貿易協定都是手寫的。這也是此行的又一“奇”。
代表團幾乎一天半時間就跑一個國家,而且一下飛機就約見。連續作戰的疲勞感讓每個人都經受著體力的煎熬,大家最大的幸福就是睡覺。後來,包機上準備的食品都吃光了,便代之以速食麵。某些新獨立的獨立國協國家氣候極其寒冷,飯店設施不全,供暖不足,有人只好將房內所有的燈全部點明,用於取暖。這是此行之第三“奇”。
一系列的“第一個”貿易協定就是在這一系列的艱苦條件下高效率地簽署,它們為中國與這些國家貿易的快速上升奠定了基礎,胡楚生為參加這次有意義的外事活動而驕傲。這次出訪的每一天都令胡楚生永難忘懷。
“中國第一展”
評價2001年10月的第90屆廣交會,胡楚生說自己:“好像扒了一層皮。”這確實是一次大考驗。“911”以後,美國和中東國家關係緊張,廣交會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大會預計,不光是美國客商將銳減,而且中東客商也會受影響。中東許多國家是中國的老朋友,中東近年來也是與我國貿易成交上升最快的地區,在這種緊張局面下我們要不要邀請他們?胡楚生面對風險決策。他最後一咬牙:為了貿易關係的發展,應該邀請;但內部須加強安檢工作,真的出了問題,接受組織處分!結果,在廣東安全部門的配合下,這次交易會共接待了來自中東地區的三千多名客商。他們接到邀請後說:中國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為什麼不來!
胡楚生說,“911”事件對世界經濟產生的進一步負面影響,是導致第90屆交易會出口成交下降的主要原因,美國和中東地區的到會客商人數明顯下降,但亞洲和歐洲的到會客商人數相對穩定。丹麥、法國、英國、波蘭和俄羅斯的到會客商人數還較上屆有不同程度的增長,對歐洲的成交額還明顯增加,起到了穩定市場的作用。胡楚生說,在當前特殊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下,本屆廣交會的到會客商和成交能達到目前的規模是正常的,與近期其他國家的一些交易會相比,廣交會取得的成績是來之不易的。胡楚生說,從本屆廣交會的成交狀況中,也可以看到中國擴大外貿出口的一些新機遇。儘管世界經濟發生了變化,但對日用必需品需求狀況影響很小。由於經濟衰退降低了人們對收入的預期,使某些日用消費品的需求不僅沒有下降,反而有一定增長。本屆廣交會加強了信息網路的開發、利用和管理,完善了信息設施和信息功能。由廣交會電子商務部推出
三維立體技術助展,並推出“外經貿電子商務服務平台”,客商可以實現網上實時洽談,平台提供全程貿易服務。通過各方面的努力,本屆廣交會依然發揮了其“中國第一展”的功能,取得顯著成績。
2002年新年一過,胡楚生又開始為第91屆交易會忙碌。這屆廣交會將有重大改革:會期將由過去的每屆連續12天改為一屆兩期,每期6天。胡楚生說:這一改革的出發點是更好地滿足企業的需要。他說,中國加入WTO後,外貿經營許可將由審批制向登記備案制過渡,越來越多的企業將獲得外貿經營權,他們迫切希望利用廣交會這一便捷的渠道,獲得開展對外貿易的機會。廣交會分期後,將使更多優秀的生產企業、民營企業和三資企業獲得參展機會,為他們走向國際市場創造有利的條件。同時,廣交會分期舉辦有利於向名牌產品、名牌企業提供更大的展示空間。廣交會分期舉行,也有利於海外客商到會採購。廣交會分期舉行後,將按照國際慣例和買家的採購習慣將現有的參展商品重新分類,展區的設定更加科學和清晰,布展更加專業,會期也較原來縮短,從而使海外客商能在更短的時間和更集中的範圍內挑選他所感興趣的商品。這就提高了交易的效率。此外,分期舉辦還有助於最佳化展館條件和服務設施,為客商創造良好的交易環境。目前每屆廣交會到會客商10多萬人,分期舉辦不僅大大緩解安全保衛和服務接待工作的壓力,而且還可以騰出相當的空間用作休閒和服務區。
“中國第一展”,在經過四十多年的風雨歷程後,如今已經成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國字頭品牌。胡楚生來廣州的最大希望,就是在自己的任期內,能繼續打造這個品牌,使它煥發出新的魅力。他知道,在各種展覽會四面開花的今天,廣交會的“惟一”地位受到挑戰,“皇帝女兒不愁嫁”已成歷史,因此要想讓廣交會魅力永存,必須來一個肌體更新。
廣交會現有職工2000多人,實行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胡楚生一上任就提出“客戶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的口號,並結合學習江澤民同志“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要求幹部們圍繞:“先進的生產力的要素是什麼?我們現在是否先進?”等問題展開討論。他對員工們說,外面已經發生了巨大變革,我們的院牆內不能不變,壟斷已被打破,我們這個“中國第一展”現在就好像處在一個斜坡上,要向上走就要藉助於一種拉力,否則必然是下滑;所以我們必須建立一種催人上進的機制,每個人也要振奮精神,適應這個變革。
胡楚生還親自帶領員工們打響了環境改造的戰役。2001年至2002年,場館內新裝了8000門電話,2500個寬頻網連線埠,使攤位上可以直接通話並上網;改造了場館內衛生間等設施,使之達到四星級標準;經過三個多月雨中奮戰,場館外部也被裝飾、粉刷一新。廣交會開始告別衰老,變得年輕而富於朝氣了。
在廣交會的一年,胡楚生直接感受到中國正由外貿大國向外貿強國的跨越,看到我國自1999年實施的
科技興貿戰略以來收到的明顯成效。2001年全國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370億美元,增長50%,比全國外貿出口增速高出22個百分點,在所有出口產品中增幅最高,廣交會參展商品結構和出口結構正在發生重大變化,高技術含量的產品在廣交會占據最顯眼的位置。胡楚生為此而備感欣慰。
如今,從計畫經濟的穩定結構走來的胡楚生,正在為最動態、因而最缺少“穩定”的廣交會書寫著他職業生涯的最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