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仲毓（1902—1936），男，苗族，又名胡鐘武，奶名海雲。1902年6月出生於貴州丹江縣（今雷山縣）城西門街，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南昌起義。1928年任紅四軍一師一團團長，1928年9月和賀錦齋師長一起血戰泥沙。1929年奉湘鄂邊前委之命回雷公山地區開展地下革命活動，發展革命武裝力量。1930年4月紅七軍攻打古州（榕江），率民團進發榕江助戰。1934年3月至4月，到廣西河池、懷遠聯繫紅七軍。1934年冬率民團借道榕江往黎平隨紅六軍團長征，到達榕江西門坡時，受到貴州軍閥王家烈布防營阻擊，跟隨紅六軍團長征的願望沒能實現。1936年9月18日被敵人暗害，年僅34歲。胡仲毓是民國時期在貴州省最早開展中國共產黨活動的先驅。
基本介紹
- 別名：胡鐘武
- 所處時代：國共內戰時期
- 出生地：貴州丹江縣
- 出生日期：1902年6月
- 逝世日期：1936年9月18日
- 本名：胡仲毓
胡仲毓，同胞兄弟3人，他排行老二，父親胡文錦在丹江縣財政科當差。仲毓少年時代，就讀于丹江廳城高初等兩級國小。他出身低微，家境貧寒，使他自小憐憫貧民，鑄就了不屈不撓、剛正不阿的氣質和奮力抗爭的精神。在校期間，時逢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在進步教師梁聚五(雷山西江人，著名民主人士)的領導下，仲毓積極參與組織學生聯合會，與同學彭英才、包東山等在學校組織學生罷課、鬧學潮；還深入附近村寨，用民族語言向苗族同胞宣傳革命道理，支持‘‘五四”運動，反對當局推行舊教育制度，反對賣國和洋貨輸入中國，請願從軍洗雪國恥。學生群起回響，青年農民紛紛參與，聲勢不斷擴大，震動到鄉鎮各校，慌了偽政當局，縣長李傳璋親率人馬鎮壓。
1921年，胡仲毓應聘到撫遠國小(現望豐國小)教書。從教期間，他活躍在學校和村寨民眾之中，宣傳進步思想，向學生傳授進步知識，教唱進步歌曲等，深得學生的信任和家長的支持，但卻遭到學校領導的嫉恨和指責，狀告他不務正業，亂傳謬論，赤化學生。於是他棄教從政，1924年任縣屬西區區長。這年，丹江地區遭受特大旱災，莊稼枯死過半，貧民生活疾苦。時任縣長李伯修是一個典型的貪官污吏，苛捐雜稅頻頻，丹江苗族人民苦不堪言。仲毓疾惡如仇，憐憫貧民，不願為統治者向災民催糧逼款。因此，多次受偽政當局責罰，他一氣之下辭職回家。
1925年初，胡仲毓邀好友包東山，以做生意為由，離家外出尋找真理。他倆常往來於銅仁及湖南的沅陵、平江、瀏陽、醴陵等地，一邊做布匹生意，一邊尋找革命隊伍。後經朋友介紹，結識了周逸群(字立鳳、貴州銅仁人)，賀錦齋(賀龍胞弟)等人。是年10月，賀龍第二次在銅仁等地擴充部隊，仲毓得悉後。帶包東山、陶富國(雷山人，1926年在北伐戰爭的一次戰鬥中犧牲)參加了賀龍部隊，在部隊上認識了李光庭等人。“胡仲毓”之名是他投身革命後改的，即陽光普照，萬物更生之意。
仲毓投身革命後，在湖南從事革命活動期間，經常在謝吉昌(胡仲毓遺孀謝翠蘭之父)的客棧接頭、聚會或住店。通過多次接觸，謝老見仲毓為人正直、忠厚、有志向，流露出讚許之情。賀錦齋對屬下時任營長的胡仲毓亦有偏愛之心，在一次住店擺談中點了鴛鴦譜。謝老同意，將閨女謝翠蘭許配給胡仲毓。
1926年初，胡仲毓與謝翠蘭回到老家丹江結為伉儷。婚後無蜜月，沒幾天仲毓便與包東山一起回湖南。1926年6月，胡仲毓、包東山、李光庭等隨賀龍部隊開往大庸，7月在大冶。1927年初，胡仲毓經周逸群、譚平山介紹，與李光庭、包東山等在湖南石門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是年8月1日，隨賀龍部隊參加南昌武裝起義。起義失敗以後，胡鐘毓隨賀錦齋團轉戰湘、鄂西一帶，先後攻克了慈利、石門、澧州、津市、石首等城池。
1928年1月，賀龍肩負黨的重託，同周逸群等化裝乘船離開上海，進入湖北洪湖，先後會合了賀錦齋、肖告鵠、吳仙洲等率領的游擊隊，組建工農革命第四十九路軍，後改稱為“中國工農革命第四軍”，賀龍任軍長、中共湘鄂西前敵委員會書記。賀錦齋任第四軍一師師長，胡仲毓任一師一團團長。1928年8月，湖南省委指示賀龍部隊攻打常德，朱德、毛澤東部隊由井岡山出擊湖南，從南北兩線威脅長沙。當賀龍率部到達石門的渫陽、泥沙時，敵人已從湘西特委處破獲行動計畫，已有準備，使賀龍部隊連遭襲擊。在泥沙戰鬥中，軍參謀長黃鰲、一師師長賀錦齋光榮獻身。胡仲毓投身革命後，一直同賀錦齋師長破城克敵，出生入死，結成親密的戰友和同志關係。因有這樣一段戰鬥歷程，賀錦齋的兒子賀學禹回憶說：“我在1949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隨伯父賀龍部隊解放大西南到達四川後，伯父對我說：‘快進入貴州了，貴州有胡仲毓、李光庭、包東山等人都是你父親的戰友，這些人是在湖南石門參加中國共產黨的，曾與你父親參加泥沙戰鬥，在那次敵強我弱的戰鬥中你父親光榮犧牲。時隔數十年了，但我的記憶猶新”’。
賀龍部隊在湖南石門戰鬥中遭受損失後，率部轉移到桑鶴邊休整。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為了建立和擴大新的革命武裝根據地，配合紅軍實現戰略轉移部署，賀龍與關向應等將領商議，認為貴州黔東有梵淨山和雷公山的天然屏障，軍閥勢力較薄弱，少數民族人民生活貧苦，反抗意識強烈，在客觀上發動建立農民革命武裝的條件容易成熟。於是，委派了胡仲毓、李光庭和包東山等潛回黔東、雷公山地區開展地下革命活動。
1929年2月5日，奉命潛回雷公山地區開展地下革命活動的胡仲毓、李光庭和包東山，扮布匹生意人回到丹江城。考慮到建立游擊根據地，需要人和槍，離家3年余，各種情況不清，在條件不具備前，三人常呆在一起易使敵人懷疑。經議定，各人暫時分散活動，相機行事，以胡家為聯絡點。於是，李光庭外出，包東山在縣城開布店，胡仲毓在城內鄉村尋找機會，結交朋友。此後，胡仲毓襲用原名“胡鐘武”。
同年2月27日，胡仲毓得悉在廣西河池一帶有紅軍活動，決定前往聯繫，邀好友楊應權、陸宴清，途經八寨(今丹寨縣城)、都勻、獨山、進入廣西六寨、河池。因長途跋涉，延誤時間，只在廣西懷遠與紅七軍工作隊取得聯繫。經出示有關證件，說明來意，取得信任後工作隊送給仲毓一隻馬號、一對馬燈和一支馬槍(馬號於1958年大煉鋼鐵時被收購，馬槍解放後交給鎮民兵連，一對馬燈現收藏在黔東南州博物館)，仲毓帶著“三馬”，與楊、陸二人踏上歸途。
回到丹江城後，仲毓找包東山商量，認為僅靠三人的活動能力去拉一幫人馬組建革命武裝隊伍是很困難的，要設法打人地方團防武裝，視機控制隊伍，為我利用。
一天晚上，仲毓正在書房裡苦思苦想鬥爭策略時，聽到妻子說“外面有人找”，出來一看，是一位商人裝扮的陌生人。來人問明確是胡仲毓時，將一封信交給仲毓後，返身走了(限於黨的地下活動紀律，有關重要指示信件，採取單線接頭，碾轉傳遞)。仲毓意識是重要信件，返身進屋關好書房門，在油燈下拆信一看，熟悉的名字，親切的稱謂，剛毅的字型，頓時倍感親切和壓力。這是賀龍在湖北藕池區寫來的指示信件，要求胡仲毓、李光庭、包東山他們壯大隊伍，迎合紅六、七軍到來。胡仲毓召集包東山和李光庭傳達賀龍軍長的指示，研究工作方案。同時，胡仲毓將這份信件視如生命，一刻不離身上。直到1935年的一天，仲毓對妻子謝翠蘭說：“我萬―有個三長兩短(意即被人殺害)時，你要搜我貼身內衣里，找到
什麼都要藏好，什麼人都不要說，就是孩子們也不能講”。謝翠蘭在丈夫遇害時，從屍體上找到了一個小紅布包，按丈夫的遺囑一直保存達半個多世紀，直至1987年農曆7月13日(俗稱“七月半”)這份信件才告白於天下。
胡仲毓根據賀龍的指示，堅持黨的地下活動。他以生意為掩護，伺機尋找機會。在城內活動期間從縣城人流頻繁的集市上，聽到訊息說“在廣西和從江邊界有一支軍隊活動，他們對貧民百姓很好”等等。胡仲毓聽後就知道是紅軍的部隊。為了與紅軍取得聯繫，經探悉，時駐丹江團防武裝司令張元勛(丹江縣人，曾在川軍當兵，升任連長後脫離部隊，收攏殘兵股匪二、三百人，自稱司令，1930年率部占領丹江縣城)有向黎(平)從(江)榕(江)擴張地盤的企圖。這是極好的機會，利用張的部隊，攻打那裡守軍，削弱反動武裝實力，減輕紅軍長征的阻力。通過親友介紹，胡仲毓與張結拜弟兄，打人張部任編修，並自薦為其效勞，願前往探察敵情。仲毓獲準去黎、從、榕探敵守軍實力時，順道打聽紅軍的活動去向，並在荔波、板寨秘密與紅七軍取得聯繫。回丹江城後，促成了張元勛率兵攻打黎平城。因槍彈補給不足而失利敗回。張率殘部出走紫雲等地，後投靠貴州軍閥王家烈。胡仲毓考慮黨交給的使命，留在丹江。
楊昌隆，苗名者里楊，丹江縣人，貧民出生，自小習武，讀過幾天私塾，取了一個書名。他滿腮鬍鬚，鬍子齊胸，人稱“楊鬍子”。他愛打抱不平，接濟貧民，甚得貧苦苗民的擁戴。1925年，楊昌隆為反抗丹江縣偽政府的苛捐雜稅和民族歧視，組織和帶領丹江、榕江、爐山、劍河四縣苗族弟兄近千人，在雷公山成立農民抗暴隊伍，打敗當時占領丹江縣城武裝何統帶(何名超，字希庭，丹江縣永樂人，任“南方游擊統帶部”統帶，人稱“何統帶”，轄1個團2個營兵員，受貴州建國聯軍第十一軍軍長李世榮節制)，攻破丹江城，搗毀偽縣府，威震黔東南地區。後因事被胡仁傑縣長設計逮押至省府。王家烈從其貌其膽其言，認為是可用之才，不究其過，還委他任丹江縣剿匪大隊長，撤銷胡仁傑縣長職務，委派一姓王的接任丹江縣長。楊昌隆回到丹江城後，將隊伍改稱縣民團，自稱團長。王縣長深知“強龍壓不過地頭蛇”，對楊昌隆的所作所為不管不問。
胡仲毓通過對楊昌隆民團進行多方面了解後認為：楊是一個目不識丁的草莽英雄，這支以農民為主體的團防武裝帶有革命傾向性，只要適時引導、改造，將是一支農民革命武裝隊伍。1932年，胡仲毓根據革命工作需要，通過關係，與楊昌隆結拜弟兄，任楊的副官長(人們稱之為“胡團副”)。仲毓有文化，懂軍事戰術和帶兵練兵經驗，辦事精幹老練，深得楊之信任，一切事務放心交辦。縣屬中區區長徐頻洲，也極力舉薦胡仲毓，時任丹江縣偽政府縣長袁善廉委任胡仲毓為中區副區長。胡仲毓充分利用其身份地位作掩護，積極開展地下活動，周旋在民團官兵之間，以及城內土豪紳士之中。
胡仲毓為了完全掌握這支民團隊伍，他適時在兵丁中宣傳一些革命道理，說“窮人不要欺壓窮人，不要聽信反動謠言”、“我們少數民族要齊心、團結，才能夠保護自己”等等。平時辦事和處理事務，不剋扣糧餉，不歧視兵丁，公平辦事，官兵同等。很快得到眾兵丁的信任，有心事亦樂意說知，逢年過節邀去家中做客。為了充實這支基本控制了的縣民團武裝實力，徵得楊昌隆的同意，胡仲毓帶上籌款去廣西，從賓陽請來了一批製造槍彈的工人，在丹江城廟開辦了軍械廠，製造“中正步槍”和子彈。縣民團自有了軍械廠後，裝備充足，實力增強，偽縣府對楊昌隆懼怕三分，楊對胡仲毓更是言聽計從。
不久，李光庭、包東山先後回到丹江城。胡仲毓為加強黨在縣民團的活動力量，經舉薦，包東山也打人縣民團任軍需官。李光庭是外地人，又是孑然一身。為了便於革命活動，由東山的胞妹包秀珍作媒，光庭娶了包家隔壁的張榮青姑娘為妻，並在民團任職。此後，活動在凱里、爐山等地的地下黨員王毅(又名王銘生、仁懷人)、俞雷(畢節人)、王治國到丹江城與仲毓、光庭和東山聯繫，密議建立以雷公山為中心的游擊武裝革命根據地的計畫。他們以胡仲毓家為秘密聚會議事地點。商議事時，胡仲毓就交待妻子白天在大門口、晚上在堂屋做針線活看守掩護，一旦發現可疑人來，就以規定的暗號告示。據謝老太后來回憶說：“他(仲毓)叫我守門我就守門，從來不知道他們做什麼，作為婦道人家也不必過問男人們的事，有一次忙進房間找東西，忘了打招呼，一推門進去，裡面的人各自一驚，見是我以後才穩下來。我看他們有的在寫，有的在看，小聲談論什麼，你一言我一語很熱烈”。
1934年春夏，賀龍、關向應率紅三軍撤出洪湖根據地，進入貴州，攻占了沿河縣。6月19日沿河楓香溪會議，對創建黔東特區的工作進行了布置。7月下旬，在沿河召開了有80餘工農兵代表參加的蘇維埃大會，成立了“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賀龍當選為蘇區主席。
為了開闢黔東特區，賀龍和關向應等研究決定，從部隊抽調百餘名幹部、戰士組成工作隊，分赴各地發動民眾。9月，黔東特區擁有了沿河、印江、德江、松桃、江口等17個區革命委員會，100多個鄉蘇維埃政權。
賀龍在銅仁梵淨山地區活動時，聯想起橫亘黔東南的苗嶺主峰雷公山，想到了因殘酷鬥爭環境而失去聯繫的胡仲毓、包東山等苗、侗同志，一個戰略計畫在腦海醞釀中形成：將梵淨山和雷公山連成一體，開闢新的蘇區，擴大農村革命武裝根據地。於是賀龍和關向應商定，派交通員秘密到雷公山區找原來的戰友和同志。
胡仲毓、包東山很快與賀龍派來的交通員接上頭。黔東特委指示：迅速建立雷公山地區黨領導下的軍事組織，壯大力量，策應黔東蘇區，必要時向黔東匯合。
交通員還給胡仲毓帶來一枚木製“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四方印鑑(現保存在胡仲毓之子胡大志家中)，並按賀、關首長的指示囑咐說：‘‘待時機成熟，你們就以黔東特區革命委員會的名義張貼公告，建立政權”。
曾一度聯繫失敗，僅靠自己的革命意志開展工作的胡仲毓，接到了賀龍和關向應的指示後，猶如黑暗中看見光明，革命道路明確，意志堅定。決定將手上掌握的丹江民團這支隊伍拉出去，與黔東主力紅軍匯合，接受革命教育改造後，再運動回來，作為主要骨幹力量，建立雷公山蘇區。1934年夏，投靠王家烈部的張元勛，得悉丹江縣民團自建有兵工廠以後，武裝實力已今非昔比。便向王家烈獻媚建議：利用與楊昌隆的熟悉關係，與楊合兵攻打銅仁毛光翔(與王家烈有隙)部下、孤守無援的車鳴翼部隊，掃除敵對勢力。王家烈對於排除異己很支持，張元勛率百餘人槍重返丹江，對楊昌隆說明意圖，楊想到王家烈曾有恩於己，但從丹江到銅仁，路途遙遠，人地兩疏，勝數無握。胡仲毓獲知後，認為正是預定投奔紅軍的好時機，就極力支持、慫勇楊昌隆出兵。楊同意增補兵丁東征。
1934年初冬，胡仲毓與楊昌隆率丹江民軍近千人馬東征。他們擇近道，避強敵，幾經跋涉到達銅仁，包圍了車鳴翼部隊。名震黔東地區的楊鬍子(昌隆)帶兵東征的訊息不脛而走，傳說紛揚，引起了湖南軍閥陳渠珍的憂慮和警覺。攻打車部的戰鬥打響後，胡仲毓率領丹江民軍欲以速戰速決解決這場戰鬥。但臨戰增征的民軍，缺乏訓練，再加上武器裝備不足，大多數是大刀長矛武裝，攻擊力量弱。車鳴翼部隊抓住丹江民軍的弱點，集中火力反攻。民軍經不住激烈而殘酷的戰鬥，亂了陣腳。張元勛一看勢頭不妙，帶自己的人馬逃陣而去。胡仲毓為了保存民軍，棄銅仁，進湘境，尋找紅軍主力匯合。剛入湘境，又遭陳渠珍部連番襲擊，丹江民軍損失慘重，失去了良機，撤回丹江。
這一革命歷史過程，據老紅軍戰士陳靖將軍在“紀念長征勝利60周年”的回憶錄《特區黔東，特別有功》 (《當代貴州》1996年10月號刊)一文中記載“……還有一件被忘卻的史實。在20年代即秦光遠(貴州人)任賀龍副官長的時候，有幾個雷公山的苗、侗族青年，也成了賀龍的朋友。……在黔東蘇維埃成立時，為戰略構想，擬將梵淨山和雷公山聯成一體，賀龍和關向應商定，派秘密交通員去苗嶺方面找老朋友，進展順利，很快找到了名叫胡忠武(鐘武，又名仲毓)，陶富國和包小魯(東山)的3個苗侗朋友，並如期組成一支三、四百人‘義勇軍’。當年冬季，義勇軍為向紅軍主力靠攏，曾挺進到玉屏方向，進入湖南地界。不幸的是，遭到湘西軍閥陳渠珍部隊的包圍而失敗。這件事，當時任黔東獨立師政委段蘇權及由井岡山向湘西尋紅六軍的羅維道，都有深刻的印象”。
此次東征，丹江縣社會輿論只認為是民團單純的軍事行動，目的是想撈取好處，擴大自己的勢力而已。胡仲毓沉著應對，努力做好傷亡民軍及家屬的安撫工作，繼續在縣民團站穩腳跟，等待時機。
胡仲毓一邊協助楊昌隆辦理各種事務，補充、整訓民軍；一邊秘密開展地下活動，與光庭、東山、王毅、唐壽南(凱里人)、俞雷等一邊總結經驗教訓，一邊秘密建立雷山黨支部――凱里楊再元老人是雷山黨支部1936年發展的第一批黨員之一。並商定下一步的工作計畫：發展壯大黨在雷公山地區的組織隊伍，組織和領導各地農民武裝，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
不久，紅軍長征途徑黎平、從江、榕江北上的訊息，由地下交通線傳到後，胡仲毓決定率丹江民軍配合。1935年春，胡仲毓與楊應清(丹江縣人，民團營長，殺害胡仲毓的兇手之一)，率民團官兵三百多人馬下榕江。隊伍到達榕江東城邊西門坡時，與王家烈隸屬部隊交戰三天三夜，因槍彈補給不足，攻城得而復失，撤回丹江。此役，至今雷山大多數老人還公認。
仲毓出兵榕江時，按預定計畫，光庭委派凱里黨小組另一領導人李長青，率領凱里、台江、劍河、丹江等地民間農民武裝數百人槍，集結雷公坪，籌建雷公山根據地。因條件不成熟而未能實現。
丹江縣民團幾經征戰，雖有損失，但卻鍛鍊了官兵，並已牢牢掌握在地下黨手中。縣政府縣長陳祖訓(貴陽人)，此人是國民黨的政客，頑固反共分子。他一到任後，就嗅出了異味。但城內多數實權掌握在楊昌隆手中。陳祖訓對楊既恨又怕，明里奉承，暗裡視為眼中釘肉中刺，尤其對胡仲毓的一些活動訊息有所耳聞，列入“赤化分子”派人監視，但抓不到把柄，又是楊昌隆深信的得力助手，不敢冒然下手。然而，善施心計、陰險狡詐的陳祖訓，經探悉楊昌隆與其營長楊應清有隙，便暗地以縣屬中區區長官職許諾楊應清，又用300塊銀元收買楊昌隆侍衛張啟光，部下張啟明、余正龍、余德清5人。又得悉胡、楊、徐三人常在徐宅商量事務，一個排除異己的陰謀應運而生。
1936年9月18日，一樁家庭婚姻糾紛案告到區公所，與楊昌隆有些牽連，不便出面。胡仲毓、徐頻洲受理完糾紛案後，與楊昌隆象往常一樣湊在一起商量其它事務。楊應清等人已事先埋伏在四周，夜深人靜時，衝進徐宅公房(區公所設在徐家)，楊昌隆見是自己的部屬，毫不警覺，持槍在旁侍衛的張啟光先一槍擊在楊昌隆頭上，與此同時，楊應清等舉槍齊擊，胡仲毓身中數彈身亡，徐頻洲從內屋衝出，亦被槍擊身亡。胡仲毓遇害時，年僅34歲。靜夜罪惡的槍聲，驚動了丹江縣城，“9．18”丹江縣城南門事件震動黔東、雷公山地區，也斷裂了歷史。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對冤、假、錯案予以平反昭雪。胡仲毓的遺孀及其子女，向黨和人民政府要求對仲毓同志的生平作出一個公正的評價。貴州省人民政府通過核實有關材料，於1994年5月26日以“黔府函(1994)103號”檔案，批覆黔東南州人民政府的呈報意見，同意追認胡仲毓同志為革命烈士。1994年8月2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給胡仲毓的遺孀及其子女頒發了《革命烈士證明書》。自此以後，雷山縣人民政府於每年春節，以革命烈士家屬予以優待和慰問。先烈的英靈得到了告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