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簡述
先後參加及主持各類科研、技術項目40餘項,參與研究出版專著14部。其中,主持或與他人合作主持課題18項。公開發表和通過鑑定的課題成果累計百萬餘字,獨立撰寫並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十餘篇,獲國家級獎項三篇、省部級獎項一篇,多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全文轉載。
獲獎情況:
(1)論文“黨的先進性與黨的階級基礎、民眾基礎” 2003年獲共青團中央、求是雜誌社頒“全國青年學習十六大精神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知識競賽和徵文活動二等獎”;
(2)論文“新階段統一戰線內部構成、相互關係和基本特徵研究”2004年獲中共中央統戰部頒“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統一戰線”研討會優秀論文獎;
(3)論文“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一些方法論問題的現時代意義”為1998年由中組部、中宣部、中央黨校、中央文獻研究室等六部門主辦的國家級大型理論研討會雲南省唯一入選論文,獲雲南省首屆“文化精品工程優秀獎”。
研究課題目錄
1、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組織的國家級課題《全國百家大中型企業調研之雲錫公司卷》,1992;
2、雲南省社會科學“八五”規劃課題《方向與策略——論中國共產黨堅持社會主義、反對和平演變的鬥爭》,1994;
3、《馬龍縣情與發展》,1994年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4、雲南省紀委課題《走向廉潔——反腐倡廉機制研究》,1997年出版(雲南民族出版社);
5、《硯山發展研究》,1998年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6、雲南省“九五”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鄧小平社會主義論》,1998年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7、雲南省社科院1997年度青年課題《鄧小平國際關係思想》,1999,本人獨立承擔完成,28萬字;
8、雲南省社科院1999年度課題“澳門問題研究”,1999;
9、雲南省委宣傳部重點課題《哲學與信仰》,1999年出版(雲南民族出版社);
10、雲南省“九五” 社會科學規劃課題“鄧小平科技思想與科技興滇戰略實施研究”,2000,本人協助主持;
11、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組織的國家級課題《全國百家大中型企業調研之雲天化公司卷》,2001年出版(當代中國出版社);
12、雲南省委宣傳部課題“理論創新機制研究”,本人協助主持,2001;
13、中國社科院、當代中國研究所組織的國家級課題《全國百家大中型企業調研之雲銅公司卷》,2002;
14、雲南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課題“黨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與發展”,2002,本人協助主持,2007年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
15、雲南省社科院年度重點課題“十六大精神在雲南的宣傳實施方案”,2002,本人協助主持;
16、昆明市五華區委區政府委託課題“五華區2003——2005年小康社會建設研究”,2003;
17、中共雲南省委組織部指定課題“公選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2003,主持;
18、中共雲南省委組織部指定課題“政治文明建設與雲南省黨政領導人才資源開發”,2003,主持;
19、雲南省社科院課題“越南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新探索”,2003;
20、雲南省社科院年度重點課題“制度創新與政治文明建設研究”,2003,主持,2006年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
21、雲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叢書《雲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之路》,2004年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
22、雲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叢書《縣域發展研究》,2004年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
23、雲南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叢書《政治文明建設與雲南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2005年出版(中國書籍出版社);
24、中央統戰部課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階段統一戰線內部構成、相互關係、和基本特徵研究”,2004年,主持;
25、雲南省委宣傳部課題“雲南‘三農’問題的‘四性’與‘四化’”,2004;
26、國家社科基金西部課題“邊疆民族地區政治發展指標體系研究”,2004,主持;
27、雲南省社科院年度課題“地方政府信用建設研究”,2005年,主持;
28、雲南藍皮書《2004~2005雲南政治文明建設報告》2005年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29、雲南藍皮書《2005~2006雲南政治文明建設報告》2006年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30、雲南省委組織部、武定縣委組織部委託調研課題(涉密)“武定縣農村黨員信教問題暨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研究”,2006年6月通過鑑定驗收;
31、雲南藍皮書《2006~2007雲南哲學社會科學發展與研究前沿報告》2007年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32、雲南省委宣傳部張田欣部長委託研究課題“雲南省文化產業新階段發展思路”,2007年10月通過鑑定驗收;
33、雲南省人民政府高峰副省長委託研究課題“雲南省農村義務教育狀況與政策效果評估”,2007年12月通過鑑定驗收,主持;
34、雲南省智慧財產權戰略專題研究之《雲南省智慧財產權戰略綱要》,2008年3月完成實體研究階段;
35、中宣部委託“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研究項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理論和經驗研究》,2008年4月啟動;
36、雲南省人事廳“雲南省行政機關推行‘三項制度’及‘行政負責人問責辦法’績效評估方案”,2008 年5月;
37、雲南省經濟社會及城鄉綜合改革試點之:紅河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實施方案,2008年8月;
38、雲南省文產辦委託研究項目《雲南文化產業十年報告1996-2006》,本人任執行主編,2010年1月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39、雲南省文產辦委託研究項目《2007雲南文化產業年度報告》,本人任執行主編,2010年1月出版,雲南大學出版社;
40、雲南南天信息產業集團委託課題“南天企業文化建設”,2009年10月立項,2010年9月完成;
41、雲南智庫課題“推進雲南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建議研究”,主持,2010年2月立項,2010年3月完成;
42. 昆明市官渡區委託課題“昆明市官渡區塔密佛寺重建規劃方案” ,2010年6月立項,2010年10月完成;
43、中共雲南省委宣傳部項目“雲南省學習型黨組織建設評估指標體系研究”,2010年12月,任首席專家;
44、中共雲南省委組織部、黨建研究會課題“民族地區基層黨建工作的特點與規律”,2011年3月;
45、中共雲南省委組織部、黨建研究會課題“兩新組織黨建工作的制度環境建設分析”,2011年3月;
46、雲南南天信息產業集團委託項目“南天管理人員培訓”,2011年4月;
47、雲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委託項目“環保使命的理論基礎研究”,2011年5月,主持。
學術思想簡要自述
在哲學方面,主要研究興趣是技術哲學,確切說應該是“經由技術哲學路徑的元哲學及元技術”探討。主要思路如下:
技術哲學是一門新興的交叉型部門哲學。由於新興,就顯得時髦。但是如果僅僅是趕時髦,技術哲學就僅僅只能局限於一種真正意義上的部門哲學,而這種“真正意義”的部門哲學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技術哲學不應該僅僅是一種傳統意義上的部門哲學——比如以前曾經風靡一時的歷史哲學、藝術哲學等等;更不應該是日常意義上的通俗哲學,比如我們通常所說的生活哲學、愛情哲學等等。技術哲學,應該具有更加深刻的影響,更加強盛的生命力,更加重大的使命。因為今天的人類社會,最迫切的問題是在地球村的有限境遇中如何處理生存的問題,通常情況下,這個問題被表述為各種命題的“可持續發展”。而其問題原型則是在有限資源前提下,現有技術體系的一切改進可能性可以維繫人類生存的期限。一般而言,認真直面這個問題是很難讓人樂觀起來的。所以,倫理學家們傾向於渲染這個問題,經濟學家們一般傾向於迴避這個問題,政治家們一般傾向於不那么嚴肅地直面這個問題,工程技術人員則致力於改善技術條件以修飾這個問題。
對該問題更抽象的表述是:在給定條件下,如何解決問題。給定條件是:人類目前的技術條件已經使得地球資源的有限性成為現實。必須解決的問題是:技術體系對生存期限的逼近速度。改進制度性安排對於技術來說,作用非常有限,並且基本上不會影響這種逼近的趨勢與軌跡;改進技術或者尋求新的替代技術,或許能夠減緩一些速度,但是並不能改變整個技術的發展趨勢,所以作用也有限。
必須有一種改變,改變我們整個文化的面貌,因為正是如此這般的文化預訂了如此這般的技術體系,同時也正是如此這般的技術體系造就了我們今天的文化的整體面貌。而文化的大模樣,是由一個時代的哲學根基所塑造的。這樣,就需要一種植根於這種技術時代根本問題進行思考的新哲學,這種哲學可以稱之為“技術哲學”。
但,這肯定是一種不同於已有技術哲學的技術哲學。為什麼呢?這需要從技術哲學的現狀談起。目前,我們所能夠見到的技術哲學,概而言之,有如下四種“技術”進路:一是用技術說一切事的工程論進路,二是對技術說其他事的人文論進路,三是拿技術說自家事的分析論進路,四是以技術說別的事的批評論進路。其實質都是技術的對象論,也就是把技術作為一個對象。嚴格來講,這樣的“技術哲學”既不十分“技術”,也不十分“哲學”。原因在於缺乏一種對自身使命的自覺——任何事物在一個時代的產生必定有其不得不如此的理由和使命,儘管在其誕生之初往往都不會有這種自覺。
那么,技術哲學所籍以產生的依據是什麼呢?這得從我們這個時代的背景和問題來查看。從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這個時代的最重要問題有二:一是整個人類文明在現今的技術體系中遇到了困境,我們有時甚至會對發展的極限問題感到絕望——“可持續發展”的全球共識就是證據;二是哲學作為時代文化的根基已經遭遇自身的困境——關於哲學的出路與定位的問題,這其實是自二十世紀初期就產生的世界性焦慮,存在論轉向以及語言學轉向其實都沒有解決這個難題。從技術的角度看,目前沒有人會否認這是一個技術社會,而技術社會最要命的問題也有兩個:一是整個技術體系正在無可迴避地趨近技術邊界的底線,也就是資源的邊界。這一趨勢從農業種植技術的傳播開始就不可逆轉,進入工業社會後以加速度發展,後工業社會僅僅是禁止了現場感。二是技術無法變革自身,尤其是當我們把技術視為一個滲透所有日常生活細胞的母體——Matrix的時候。我們既無法依靠這個體系繼續生存,也無法脫離這個體系而生存,同時,我們還不能在這個體系當中改造它。這是一種“三難”困境。有沒有解?如何求解?這需要一種任何知識所無法提供的求解,只能是哲學求解——因為僅有哲學據有這種“平常心,異常思”的功能特徵。
但在此之前,哲學得先解決自己。
哲學,就其自身的發展理路而言,也到了不得不解決自身問題的時候了:知識論問題式之後,何去何從。不解決這個問題,哲學是否有必要繼續存在,都很成問題。而一旦解決了這個問題,哲學將成其為真正的實踐智慧,以往的哲學史則都可以視為這種智慧的準備。(從對“概念”的操作,成為對“形勢”與“變通”的操作)。哲學將打破近代以來對歐洲古典哲學脈絡的單一依賴,迎來百家爭鳴的新“軸心”時代。
改變一種技術,需要改變一種思考的角度或思路;改變整個的技術體系,需要改變整個哲學的模樣,或者是整個哲學的思維方式。技術無法從其自身產生異質性的靈感,它需要來自文化根基的變革所帶來的點提。然而,哲學也無法從其自身——既有的哲學體系——中產生不同的問題式,它需要技術的棒喝。
因此,技術哲學所肩負的使命有二:一是為人類技術社會探尋出路,二是為哲學的時代的定位探尋出路。惟其如此,技術哲學才能步入正軌,進入成熟階段。這樣,技術哲學需要變態,脫胎換骨為一種新的模樣:首先是一種能夠為哲學脫困的哲學,其次是一種能夠為技術社會脫困的文化根基。技術哲學就負有雙重的“元”任務:一方面是“元”哲學,另一方面是“元”技術。在邏輯上,“元”技術必先“元”哲學。而在思維的操作上,這兩手又必須同時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