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經濟思想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的深刻闡釋，是對他自己提出的“要學好用好政治經濟學”的遵循，是對30多年前鄧小平提到的“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初稿”的賡續，寫就了21世紀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新篇章”。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習近平經濟思想

習近平經濟思想

概念

習近平經濟思想根植於中國實際，是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問題的深刻闡釋，寫就了21世紀中國特色經濟學的“新篇章”，體現出深刻的戰略新意，並一以貫之不斷豐富發展。深入領會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深刻內涵，是實現經濟發展水平新飛躍的基本遵循。

主要內容

國內經濟發展戰略。京津冀協同發展、打造長江經濟帶、新型城鎮化戰略等成為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探索區域發展新路、推動國土空間均衡開發、推進各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隨著各項區域發展戰略逐步落實，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新棋局正在悄然展開。

對外經濟發展戰略。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戰略，在海內外引發熱議，許多國家表達了積極回響的強烈願望。“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是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國際環境，著眼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而提出的經略周邊、聯通世界的戰略構想。“一帶一路”戰略和加快自貿區建設與談判、打造命運共同體等，反映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中國未來發展格局的運籌帷幄和對國際經濟形勢的深刻洞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經濟、政治、外交意義。

“經濟新常態”戰略判斷。習總書記面對中國經濟呈現出的階段性特徵，作出了我國已經進入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戰略判斷。他在多個場合闡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特點、面臨機遇和挑戰等，明確提出只有主動適應新常態，積極挖掘新動力，努力創造新亮點，中國經濟才能實現發展動力的換擋升級。

專家闡釋

為幫助讀者進一步學習好、掌握好、貫徹好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深刻意涵和精神實質，人民論壇本期特別策劃專題約請權威專家和兩會代表委員對習近平經濟思想進行闡釋。

全國人大代表、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顧海良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經濟思想主要體現在：“社會生產力總體躍升”的新境域、經濟趨勢性變化階段性特徵的新判斷、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布局、“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的新格局、“新常態”經濟的新探索；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黨委副書記、教授劉瑞指出，習式經濟戰略已漸入佳境，按照對戰略範式和類型的劃分，習近平的經濟戰略還是帶有趕超型的，但是已經向均衡範式靠攏。從根本意義上說，在中國沒有完成現代化強國夢之前，趕超型戰略是一種常態；

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指出，新常態是由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這是一個規律，要尊重規律，也就是適應新常態；進入新常態後，增速不可能像以前那么快了，要更講究增長質量；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雙中高”目標，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潛力非常大，前景非常廣闊；

……

展望2015年，中國經濟仍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經濟形勢越是複雜多變，越需要有站位高遠、內涵深刻的經濟思想作為指導。惟其如此，戰略上才更有定力，實踐中才更有信心。習總書記圍繞經濟發展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作出的一系列重要判斷，高瞻遠矚，寓意深刻，必將成為統一全黨共識，凝聚中華民族奮進力量，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強大思想武器。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全新內涵

　

“社會生產力總體躍升”的新境域

黨的十八大召開後不久，習近平就強調，黨領導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行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過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當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同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作用緊密相聯。習近平提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作用愈益凸顯，工程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導作用更加突出，不僅成為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勞動生產率提升的決定性因素，而且成為推動教育、文化、體育、衛生、藝術等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要突出工程技術創新在發揮科學技術第一生產力作用中的意義和作用，這不僅是新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重要特徵和基本規律，也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根本出路和關鍵環節。與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相連線的新生產力觀的結論就是“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

“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是習近平對新生產力觀的又一重要觀點。他提出，要從“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進一步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這“三個進一步解放”的總體關係上，更好地理解“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當代中國正在推進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對社會生產力的解放，也是對社會活力的解放，是推動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是“總體”意義上的社會生產力的躍升。因此，在開始提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時，習近平強調就是為了“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也是根本目的。習近平從“最大限度解放和激發科技作為第一生產力所蘊藏的巨大潛能”，到“實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總體躍升”的系列闡釋，提供了全面深化改革新的理論指導，開闢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關於生產力理論的新境域。

經濟趨勢性變化階段性特徵的新判斷

對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問題的認識和判斷，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基本出發點和重要著力點。2012年12月，在黨的十八大後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就提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變化、新特徵。根據經濟發展的這些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必須保持清醒頭腦，增強“問題意識”，深入分析背後的原因，引導“問題倒逼”，採取有效舉措解決問題。據此，習近平作出了“要繼續把握好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這一涉及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的準確判斷。

在2014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明確地把“科學認識當前形勢，準確研判未來走勢，必須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徵”問題提了出來。他從我國經濟中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出口和國際收支、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生產要素相對優勢、市場競爭特點、資源環境約束、經濟風險積累和化解、資源配置模式和巨觀調控方式等方面變化的分析中提出：“這些趨勢性變化說明，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經濟發展方式正從規模速度型粗放增長轉向質量效率型集約增長，經濟結構正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並存的深度調整，經濟發展動力正從傳統增長點轉向新的增長點。”據此，習近平作出了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的判斷。

2015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正處在爬坡過坎的關口，體制機制弊端和結構性矛盾是‘攔路虎’，不深化改革和調整經濟結構，就難以實現平穩健康發展”。顯然，這一“經濟發展的大邏輯”，作為對經濟發展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的新研判，無論對經濟改革發展的頂層設計，還是對新常態經濟運行把握，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歷史地、辯證地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趨勢性變化和階段性特徵，是習近平關於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基本方法和重要內涵。

經濟轉型發展的新布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具創新性的理論和實踐問題，也是實現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體制性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對中國經濟轉型發展新布局的探討中，習近平強調，經濟體制改革任務遠遠沒有完成，經濟體制改革的潛力還沒有充分釋放出來。要找準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新布局。

在黨的十八大以後召開的三次中央工作會議上，習近平根據經濟改革和發展的新情況，對經濟轉型的格局作出新的闡釋可以概括為以下十個方面：一是加強和改善巨觀調控，加快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使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建立在擴大內需的基礎上；二是要堅持穩中求進，促進提質增效升級，積極發現培育新增長點，保持經濟增速在合理區間平穩運行；三是深化產業結構戰略性調整，提高產業整體素質；四是最佳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完善區域政策，促進各地區協調發展、協同發展、共同發展；五是保持物價穩定，為推進改革和調整結構創造良好環境；六是毫不放鬆抓好“三農”工作，加快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夯實農業基礎，保障農產品供給；七是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八是堅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核心支撐能力；九是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突出民生優先，促進社會公正，進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十是實施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創建新的競爭優勢，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平等。這些對轉型發展中完善和調適經濟運行各方面問題的論述，凸顯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實踐性和指導性。

“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的新格局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進一步創建全面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的新格局中，習近平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極大地拓展了改革開放的視野，全面深化了改革開放的實踐與理論。如何“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是習近平部署全方位改革開放新格局的重要思想。

在2013年3月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就提出，“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的思想。次年3月，習近平再次提到：“要牢牢把握國際通行規則，加快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基本制度體系和監管模式，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作為全方位開放格局的新的實驗，要提升戰略眼光，要增強戰略思考。“要大膽闖、大膽試、自主改，儘快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新制度”，“在自由貿易試驗區要做點壓力測試，把各方面可能發生的風險控制好，切實防範系統性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習近平闡明了“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在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深刻意蘊。

在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開始建設的同時，2013年9月習近平在出訪哈薩克斯坦時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10月在出訪印度尼西亞時提出：“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這是在全球經濟的大平台上，對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的國際表達，也是對“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格局的新的戰略構思。

2013年10月，在周邊外交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從“著力深化互利共贏格局”的高度，提出“要同有關國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建設好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4年11月，在亞太經合組織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習近平再次提到“一帶一路”建設。自“一帶一路”的構想提出以來，在國際上引起強烈共鳴和熱烈反響。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更是將“一帶一路”建設與區域開發開放結合起來，加強新亞歐大陸橋、陸海口岸支點建設。這是有望提振全球經濟發展的“中國聲音”和“中國貢獻”，是黨的十八大後開拓對外開放新格局的“中國方案”和“中國道路”，也是對“以開放的最大優勢謀求更大發展空間”的理論和實踐的新拓展。

“新常態”經濟的新探索

對中國經濟發展新態勢的探索，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一直高度關注的問題。對於中國經濟新態勢的認識，要正確處理好勇於改革、勇於創新和穩妥審慎、穩中求進的辯證關係。在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中，既有過去“積存多年的頑瘴痼疾”，也有現在和未來面對的“硬骨頭”和“險灘”，需要一種既堅守已有成就和經驗的經濟發展的“常態”，又不斷開拓進取的“新”態勢。

中國經濟運行軌道，正進入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疊加，各種矛盾和問題相互交織的關鍵時段。這就要求破除“唯GDP神話”、擺脫高速度增長的“糾結”，要保持合理的增長速度，讓經濟運行處於合理區間；要堅守轉方式、調結構的總體目標，以提高創新驅動發展能力、提高產業競爭力、提高經濟成長質量和效益為根本手段，縝密謀劃高效率、低成本、可持續經濟發展的新態勢。這些成為習近平謀劃經濟發展新常態基本事實和重要基礎。

“新常態將給中國帶來新的發展機遇”。對於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特點，習近平作了深入闡釋。在新常態經濟發展中，“經濟結構最佳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經濟成長朝著質量更好、結構更優方向發展。面對經濟發展這一新態勢，習近平清醒地意識到：“新常態也伴隨著新矛盾新問題，一些潛在風險漸漸浮出水面。能不能適應新常態，關鍵在於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在2014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對經濟發展新常態進一步作出新的闡釋。他強調，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面對我國經濟發展新常態，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這些系統闡釋，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集中體現和深刻凝練。

從六方面理解習近平經濟思想

其一：整體性

十八大以來這四年，“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的經濟政策框架”已經充分形成，“整體性”特徵明顯。這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做了概括總結：一是“新常態”成為大邏輯，二是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導、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三是始終貫徹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始終強調“戰略定力、問題導向、底線思維、釘釘子精神”。

帶著問題導向，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根源是“重大結構性失衡”，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目的是滿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給質量，根本途徑是深化改革”。措辭並不繁多，對此關鍵問題的整體性判斷已被清晰勾勒。

其二：連貫性

僅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任務的逐步提出、深化，就能看出這種“連貫性”。有些同志以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總書記在國內外多個場合提“供給側”，作為供給側改革思想的起點。其實不然。早在201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總書記就提出了中國經濟新常態下的九個“趨勢性變化”。那裡面隻字沒提“供給側改革”這個詞，但那九個變化，個個都跟供給側改革上我們所面臨的壓力、任務相關。

可以說，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作了對其“大邏輯”的鋪墊性分析，在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正式提出了這個概念及“三去一降一補”任務，而在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提出了怎么“深入推進”的具體要求。兩年多的跨度，三次重要會議，環環相扣，步步推進，連貫性極強。

其三：針對性

由於有著鮮明的問題導向、底線思維，習近平經濟思想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針對性強。比如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中，針對農業生產結束“十二連增”、面臨結構質量發展壓力的局面，強調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針對股市、匯市、債市、樓市等領域金融風險有所積聚的局面，強調了防控金融風險；針對實體經濟面對的諸多轉型難題，強調了著力振興實體經濟；針對國企改革初步完成頂層設計、亟待具體推進的局面，強調了把混合所有制改革作為明年國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其四：通俗性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一播出，“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這句話就瞬間在網際網路上刷屏了。這么生動的一句話，實質上是在強調對“房子”、“房地產業”的基本定位。定位清晰，才能把政策理順、讓市場有序。

在四年來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經濟發展與經濟改革的論述中，這類通俗性強、好記易懂的說法曾經出現過很多。比如他強調過經濟政策不能“翻燒餅”，意思是要保持連貫性，別讓人摸不著頭腦。比如他多次講，“我們既要綠水青山，也要金山銀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而且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把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說得生動形象。

通俗性強，不僅是一個怎么表達的問題。把深刻的經濟思想用大白話說出來，從深層用意看，是為了讓“內行”和“外行”有更多共識，讓公眾對重大經濟決策也能知曉，減少經濟運行中的不確定性，壓縮某些人對政策前景的炒作空間。

其五：務實性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際，也正逢全面深化改革三周年。過去三年，三十次中央深改小組會議，以去年7月的第十四次會議為節點，到本月的第三十次，連續強調改革中的一個“實”字——務實的實，落實的實，抓實的實。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更好發揮改革牽引作用”，意在讓處在“落準、落細、落實”階段的全面深改，對2017年經濟工作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務實性強，就是一次把問題說透，把一個問題上的關鍵點都“拎出來、講明白”。比如在說了“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那句話後，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圍繞“房”背後的四個關鍵影響因素——錢、地、人、市，分別提出了指向性極強的要求，“錢”要用於支持自住、遏制投資投機，圍繞“地”要合理調節土地供應量，圍繞“人”要疏解部分城市功能，“市”要加強監管和規範。沒有空話套話，句句直奔關鍵點、著力點。

其六：平衡性

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充滿著辯證法的光輝。所謂平衡性強，就是強調辯證看問題、堅持用“兩點論”看問題。之前在論及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時，他就強調過要處理好“整體推進和重點突破的關係，全局和局部的關係，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關係，膽子要大和步子要穩的關係”，辯證看待、平衡把握。

在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中，特彆強調“穩”和“進”的關係，強調要充滿信心又強調要堅持問題導向，強調“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的辯證統一，強調“既補硬短板也補軟短板，既補發展短板也補制度短板”，強調“既要推動戰略性新興產業蓬勃發展，也要注重用新技術新業態全面改造提升傳統產業”，強調“既抑制房地產泡沫，又防止出現大起大落”，等等。這都是平衡性的具體體現。

從昨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一出來，很多解讀者都是敏銳地抓出了會議精神中的“新詞”、“新提法”。這種認識方式當然很好，但一定要注意，不能只關注這次會議精神里的新說法。把中央部署中最新的變化和一貫堅持強調的內容放在一起看，才能把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看準、看全、看懂，也才能把習近平總書記經濟思想的大邏輯、大格局，認識到、把握準、落實好。

“三隻手合力”論

日前剛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國家主席習近平同志發表重要講話，首次提出“三隻手合力”論的新概念、新理念，即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積極性，盡最大可能推動政府、社會、市民同心同向行動，使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市民勤勞之手同向發力。

我把它稱之為“三隻手合力”論，即三大主體：政府、社會、市民；三同目標：同心、同向、同力；三手動力：有形之手、無形之手、勤勞之手。其關鍵字是“合力”，即成為推動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強大合力。這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之一。在此之前，習近平曾經提出“兩隻手合力”論。

在當代中國經濟社會體制改革過程中，至少有兩個相互關聯的核心問題。就經濟體制改革而言，主要是兩大主體，即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前者是各級政府，後者是7600萬由實有企業、個體工商戶等構成的市場主體。因此如何正確認識並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核心問題；就社會體制改革而言，主要是三大主體，即政府、社會(包括市場主體和社會組織法人)與人民(在城市的7.5億市民)的關係，如何正確認識並處理好政府、社會與人民的關係是核心問題。城市改革，既是經濟體制改革又是社會體制改革，因而就聚焦在政府、社會與市民這三大主體，如何才能處理好上述兩大關係？如何創新指導原則？又進一步推動和指導中國的城市改革？這的確有一個對從“兩隻手合力”到“三隻手合力”的實踐過程和認識過程，更有一個如何運用唯物辯證法不斷創新理念的過程。

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政府與市場關係，還是政府、社會與人民關係，始終都存在著各種矛盾性、衝突性、甚至排他性，問題在於我們常常忽視了它們之間的統一性、和諧性、互補性，這就需要正確地運用唯物辯證法來認識上述矛盾，處理上述關係，形成“合力論”，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習近平同志能夠提出“兩隻手合力”論，進而又提出了“三隻手合力”論。

首先，習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時期，提出了著名的“兩隻手合力”論。2014年5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體學習時指出：在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問題上，要講辯證法，兩點論，“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新華社北京2015年5月27日電。]這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重要創新之處，正確回答了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也成為指導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還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

其次，習近平同志在我國城市發展的關鍵時期，及時提出了“三隻手合力”論。這是針對我國正經歷世界規模最大、速度最快、各類矛盾最突出的城鎮化進程，最基本關係和核心矛盾既有政府與社會之間的矛盾，也有政府與市民(包括非戶籍人口)之間的矛盾，還有社會與市民之間的矛盾，為此習近平同志及時回應挑戰，科學理性提出“三隻手合力”論，不是相互打架、相互抵消，而是相互合作、形成合力，這就成為指導我國城市體制改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的基本原則，也將成為社會各界的廣泛共識。

那么，如何發揮好“三隻手”的作用並形成強大的合力呢？對此習近平同志提出了十分務實又十分清晰的路線圖。

首先要實現“城市共治”。政府、社會、市民共同治理，尤其是政府要主動創新城市治理方式，使社會、市民享有城市發展決策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

其實是實現“城市共管”。政府、社會、市民共同管理，尤其是政府要注意加強城市精細化管理，鼓勵企業和市民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城市管理。

此外要實現“城市共建”。政府、社會、市民共同建設，尤其是政府要鼓勵和市民通過各種方式參與城市建設，特別是投身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潮，積極參與城市建設，包括物質文明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生態文明建設。

最後還要實現“城市共享”。政府、社會、市民共同分享，尤其是政府要關注短板、補齊短板，幫助困難人群、困難家庭、非戶籍人口共同分享城市發展建設的各類成果和基本公共服務。

總之，習近平同志的“三隻手合力”論，就是統籌政府、社會、市民三大主體，形成利益共同體、發展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充分提高各方的積極性，協調各方利益和矛盾，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化不和諧因素為和諧因素，才能實現“三同”，即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同力同建。這是實現共享發展的成功途徑。

習近平經濟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創新”

中國經濟網編者按：“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源泉，也是中華民族最鮮明的民族稟賦。”無論是在推進改革中強調“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還是在經濟轉型中提出“科技發展的方向就是創新、創新、再創新”，在習近平的執政思路中，“創新”始終占據著重要位置。中央黨校報刊社副總編楊英傑為中國經濟網撰文指出，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創新”是其核心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全文如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關於我國經濟發展的系列重要講話，形成了較為完整的經濟思想體系和理論架構。習近平經濟思想所展現的開放視野、戰略前瞻、實踐路徑和價值理念，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當代中國的生動實踐，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理論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豐富和完善。

在習近平經濟思想中，“創新”是其核心理念。黨的十八大強調，要始終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創新，不斷推進我國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強調，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並再次強調，要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理論創新是引領

經濟發展需要經濟學理論在不斷創新中指引前行的方向，同時，經濟實踐也是經濟理論創新的源泉。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立足我國國情和我國發展實踐，揭示新特點新規律，提煉和總結我國經濟發展實踐的規律性成果，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必然包含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過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結合起來，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形成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許多重要理論成果，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的理論，關於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的理論，關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理論，關於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理論，關於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的理論，關於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理論，關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逐步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論，等等。這些理論成果，是適應當代中國國情和時代特點的政治經濟學，不僅有力指導了我國經濟發展實踐，而且開拓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也正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經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習近平強調要重視理論創新，重視理論創新的引領作用，強調用創新的理論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際。他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既要堅持其基本原理和方法論，更要同我國經濟發展實際相結合，不斷形成新的理論成果。要堅持用新的發展理念來引領和推動我國經濟發展，不斷破解經濟發展難題，開創經濟發展新局面。

我國經濟發展進程波瀾壯闊、成就舉世矚目，蘊藏著理論創造的巨大動力、活力、潛力，亟需以創新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導我們深入研究世界經濟和我國經濟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並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不斷創新發展貢獻中國智慧。

制度創新是根本

習近平多次強調，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經濟體制改革是我國改革的一項大課題，一篇大文章。

強調經濟體制改革是習近平經濟思想中關於制度創新的重要內容。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習近平對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做了深入的闡釋。習近平明確指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他強調，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必須遵循這條規律，著力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干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習近平同時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並不是起全部作用。因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更加強調堅定不移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極端重要性。習近平在《關於<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說明》中，談到如何堅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時，把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作為建立現代金融監管框架的前提要求。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再次強調推進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特別是，在今年訪美期間的演講中，習近平曾對中國發展的出路、改革的方向、改革的目標做了極其清晰深刻的闡述。他指出，中國發展的根本出路在於改革。我們堅定不移堅持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將繼續在市場、財稅、金融、投融資、價格、對外開放、民生等領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實的改革方案。

制度創新的根本指向是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習近平強調，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關係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所有制結構逐步調整，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在發展經濟、促進就業等方面的比重不斷變化，增強了經濟社會發展活力。習近平指出，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更好體現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進一步探索基本經濟制度有效實現形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課題。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從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維度對此做了確定不移的闡釋和回答。

科技創新是核心

黨的十八大作出了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大部署，強調科技創新是提高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的戰略支撐，必須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這是黨中央綜合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國家發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抉擇，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習近平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就是要推動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全面創新。

2014年6月9日，習近平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裡?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

關於如何進一步推進科技創新，習近平提出五個方面的任務和要求。一是著力推動科技創新與經濟社會發展緊密結合。關鍵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通過深化改革，進一步打通科技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通道，讓市場真正成為配置創新資源的力量，讓企業真正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政府在關係國計民生和產業命脈的領域要積極作為，加強支持和協調，總體確定技術方向和路線，用好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和重大工程等抓手，集中力量搶占制高點。二是著力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關鍵是要大幅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努力掌握關鍵核心技術。當務之急是要健全激勵機制、完善政策環境，從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激發科技創新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堅持科技面向經濟社會發展的導向，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新鏈完善資金鍊，消除科技創新中的“孤島現象”，破除制約科技成果轉移擴散的障礙，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三是著力完善人才發展機制。要用好用活人才，建立更為靈活的人才管理機制，打通人才流動、使用、發揮作用中的體制機制障礙，最大限度支持和幫助科技人員創新創業。要深化教育改革，推進素質教育，創新教育方法，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努力形成有利於創新人才成長的育人環境。要積極引進海外優秀人才，制定更加積極的國際人才引進計畫，吸引更多海外創新人才到我國工作。四是著力營造良好政策環境。要加大政府科技投入力度，引導企業和社會增加研發投入，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工作，完善推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稅收政策，加大資本市場對科技型企業的支持力度。五是著力擴大科技開放合作。要深化國際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在更高起點上推進自主創新，並同國際科技界攜手努力為應對全球共同挑戰作出應有貢獻。

企業創新是主體

習近平多次強調，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要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

堅持企業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從文化創新角度看，需要形成一種新的激勵文化氛圍。習近平指出，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要加快形成一支規模宏大、富有創新精神、敢於承擔風險的創新型人才隊伍，要用好科學家、科技人員、企業家，激發他們的創新激情。

2014年11月9日，習近平在APEC工商領導人峰會開幕式上的講話中說，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發市場蘊藏的活力。市場活力來自於人，特別是來自於企業家，來自於企業家精神。激發市場活力，就是要把該放的權放到位，該營造的環境營造好，該制定的規則制定好，讓企業家有用武之地。

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今天，我們十分需要習近平所強調的企業家精神，需要在社會上形成尊重企業家首創精神和包容失敗的文化氛圍，需要不斷推進文化創新。

創新，特別是“創造性破壞”的主體是企業（家）。“創造性破壞”一詞，由德國社會學家沃納·桑巴特提出並經由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的深入闡釋而廣為人知。熊彼特認為，經濟發動機運動的根本推動力既不來自於戰爭、革命，也不來自於人口、資本和貨幣制度的變化，雖然這些因素在改變經濟成長方面也有一定作用；開動和保持經濟發動機的根本推動力來自企業創造的新消費品、新生產方法或運輸方法、新市場以及新產業組織形式。這些創新不斷地破壞舊結構、創造新結構，不斷地從內部使經濟結構革命化。熊彼特將這一破舊立新的過程稱為“創造性破壞”，並認為“創造性破壞”和經濟對“創造性破壞”結果的吸收，共同構成了經濟周期的過程。簡言之，企業（家）的創新決定了經濟周期。

“創造性破壞”是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性力量，這一力量的成長，除了需要政府提供的強制性制度供給，必然也有賴於社會創新文化(19.240,0.11,0.58%)的培育和養成，特別是要有對於企業家創新的寬容、對於企業家精神的尊重以及對企業家創新能力的社會報酬結構的制度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