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軍士兵在硫磺島豎起國旗》(Raising the Flag on Iwo Jima),又譯作《國旗插在硫磺島上》、《美國國旗插上硫磺島》,是二戰時美國一幅著名攝影作品。作者是美聯社的隨軍記者喬·羅森塔爾(Joe Rosenthal)。這幀照片表現了六名美軍在硫磺島折缽山豎立美國國旗的情形。這幀照片十分受歡迎,旋即成為許多雕塑和繪畫作品的原型,在很多美國電影中都有模仿。它也成為唯一一張當年拍攝當年就奪得普立茲攝影獎(這個獎項已於1968年分為多個項目)的照片。
這張照片是1945年2月23日(為時36天的硫磺島戰役的第5天)拍下的,反映了美軍陸戰隊士兵攻占硫磺島主峰後將國旗插上山頂的情景。攝影師喬·羅森塔爾當時是美聯社的隨軍攝影記者。他在2月23日登上該島,準備拍攝一些有價值的新聞照片。當天美軍海軍陸戰隊第28師(應該是海軍陸戰隊5師第28團)剛剛攻占了折缽山,並於上午10點20分在山頂舉行了升旗儀式。喬·羅森塔爾聞訊趕來,在路上他碰到剛從山下來的《海軍陸戰隊雜誌》記者路易斯·蘇萊上士,後者得意地說他已經拍到士兵在山頂升旗的照片,這使得羅森塔爾有些失望,但他仍決定繼續上山去看看。到了折缽山頂,他看到六位陸戰隊隊員正在把一面破舊的軍旗從旗桿上取下來,以便換上一面新的旗子。他意識到機會來了,便把一些石塊堆在一起,站上去,選好角度,待士兵插旗桿的時候按下了快門。拍照時他還對戰士們大聲地說:“振作點,這可是歷史性的”。照片9天后在《生活》雜誌發表並引起轟動,甚至一度惹來爭議,因為有人認為他的照片是擺拍的結果。當誤會被澄清後,喬·羅森塔爾獲得了當年美國最高的新聞攝影獎項——普利茲新聞攝影獎。
由於這張照片真實反映了二戰期間美國軍人浴血奮戰的英雄形象,美國聯邦政府不僅在戰時將它作為獻給陣亡將士的禮物,而且在戰後還根據照片製作了一座雕像,安放在華盛頓阿靈頓國家公墓,任後人憑弔。
照片中出現的六人,其中三人不久即陣亡,其餘三人後被安排在美國巡迴,呼籲人民購買軍券。
1945年2月23日早上約10時20分,美軍攻下折缽山。少校戴夫·E·塞弗倫斯(Dave E. Severance)命令中尉哈羅德·G·斯瑞爾(Harold G. Schrier)在山頂插上國旗,以告訴其他部隊該地已成功占領。《Leatherneck》 雜誌隨軍記者喬·羅森塔爾拍攝了當時的情形。有參與豎旗的人還包括查爾斯·W·連特貝格(Charles W. Lindberg)、小恩尼斯特·I·湯姆斯(Ernest I. Thomas Jr.)、亨利·O·"漢克" 漢森(Henry O. "Hank" Hansen)、路易斯·C·查洛(Louis C. Charlo)和詹姆斯·米歇爾斯(James Michels)。可是,這面旗太小,只有54×28吋,其他部隊難以看到。
在那天前一晚,海軍長官詹姆斯·福瑞斯圖(James Forrestal)要求部隊取下折缽山後便要插上國旗,還表示很想要那面旗留為紀念。上校錢德拉·強生(Chandler Johnson)頗為不甘,認為那面旗應屬於他們眾人,便命令助理作戰官泰德·托圖(Ted Tuttle)取下那面旗,插另一面旗,還提醒他第二面旗要大點。
托圖找到一面96×56吋的國旗。此時,喬·羅森塔爾、卜·坎貝爾(Bob Campbell)和比爾·吉拿斯特(Bill Genaust)等三名攝影記者在上山。剛好眾人插上第二面旗。結果,羅森塔爾拍下了這張歷史性的圖片,而他身旁吉拿斯特則拍了一段短片。
相中有六人:邁可·史達蘭克(Michael Strank)、雷內·加儂(Rene Gagnon)、艾拉·海耶斯(Ira Hayes)、富蘭克林·蘇斯利(Franklin Sousley)、約翰·布拉得利(John Bradley)和哈倫·布洛克(Harlon Block)。
在看過這幅照片之後,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這張照片是第七輪軍券(為籌措軍費而發行的國債)購買的極好宣傳品,於是下令辨認照片中的士兵並帶他們回國。通過放大照片,六人之一的雷內·加儂確認了照片中的其他四人,但是他拒絕透露第六個人的名字,並說他承諾那個人不將他的名字說出來。其實加儂是因為艾拉·海耶斯曾經威脅殺死他而拒絕透露他的名字。他隨後被帶到海軍總部並被告知這是總統的命令,拒絕透露那人的名字將被視為一項嚴重的犯罪,加儂終於說出了海耶斯的名字。
加儂還將哈倫·布洛克誤認為在那場戰鬥中喪生的亨利·漢森(巧合的是,亨利·漢森曾參加第一次升旗)。約翰·布拉得利最初也認同加儂的判斷。1945年4月8日,海軍公布了其中五名升旗者的名字(包括漢森)- 海軍當時正在通知富蘭克林·蘇斯利家人關於他的死訊,因此沒有公布他的名字。4月19日,回到華盛頓的艾拉·海耶斯立刻就發現了名單中的問題,並向海軍公共關係官員報告。不過由於名單已經被正式發布,這位官員要求艾拉·海耶斯對此事保持沉默。
三名生還者隨後進行了軍券的巡迴銷售活動。銷售很成功,共賣出了263億美元,兩倍於當時的目標。
哈倫·布洛克的身份辨認問題引發了一些疑問。布洛克的母親,貝爾·布洛克(Belle Block)說:“我知道那是我的孩子,我給他換過如此之多的尿布”,並拒絕接受官方的名單。一年半以後,戰後情緒抑鬱並酗酒的艾拉·海耶斯來到德克薩斯州並告訴布洛克的家人布洛克是六名升旗手中的一員。海耶斯記得雷內·加儂和約翰·布拉得利沒有記起來的細節,因為他們是在最後關頭才加入到這次行動中來的。當時哈倫·布洛克、米高·史達蘭克、富蘭克林·蘇斯利和艾拉·海耶斯自己在當天早晨已經爬上了折缽山來鋪設電話線。雷內·加儂後來加入並帶來了第二面國旗。亨利·漢森沒有參與此次行動。布洛克的母親馬上寫了一封信給當時的美國議員米爾頓·韋斯特(Milton West)。韋斯特隨即將信轉發給了海軍司令員阿歷山大·范德格利夫特(Alexander Vandegrift),並由范德格利夫特司令下令進行調查。 在證據面前,布拉得利和加儂同意那人極有可能是布洛克而不是漢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