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公共新聞學運動

公共新聞學（public journalism）是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美國新聞界興起的一個社會運動，是新聞界面對社會的批評和信任危機而提出的解決方案。它強調由公眾而非新聞工作者來設定新聞報導的議程，對傳統新聞規範形成了強烈的挑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美國公共新聞學運動
• 外文名：public journalism
• 時間：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
• 國家：美國

定義

紐約大學的羅森(Jay Rosen)教授被稱為“公共新聞學之父”，他呼籲，新聞業應當更加開放，成為公眾的民主論壇；新聞媒介不能滿足於向公眾提供信息，因為民主政治基礎已經被破壞，理智、知理的公眾已經不復存在，因此，在告知公眾之前，新聞媒介首先塑造公眾。從日常工作的角度，羅森對公共新聞學進行了全面的定義：

“公共新聞學”要求新聞工作者：（1）視人民為市民、公共事務的潛在參與者，而非受害者或旁觀者；（2）幫助政治性社群針對問題而行動，而非僅僅知曉問題；（3）改善公共討論的環境，而非僅僅看著它被破壞；（4）幫助改善公共生活，使得它值得人們關注。如果新聞工作者能夠找到恰當的方法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就能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重新建立與逐漸遠離的客群的關係，重新點燃專業的理想，以一種更實質的方式，促進美國民主的健康發展，而這才是我們給予新聞工作者特權和保護的原因所在。

主要內容

從公共新聞形成的社會背景和理論背景來看，公共新聞的興起是為了彌補傳統新聞理論和實踐的缺陷和不足，從本質上說，就是回歸新聞的公共性傳統，即重新承擔起新聞媒介在民主政治中的神聖使命，為公眾提供對話協商的場所和方式，在相互疏遠的公民之間、公民與公眾生活之間重新建立一個聯繫的橋樑，創建一個廣泛的、理性和寬容的公共領域，從而推動美國公眾生活的復興。回歸新聞的公共性是公共新聞的本質目標。因而，公共新聞理論就在反思傳統新聞的公共性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公共新聞理論就是關於如何認識新聞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實現新聞的公共性的觀念總和。

一、公眾及公眾的作用

公共新聞的重要理論家詹姆士·凱里(JamesCaTey)在《新聞與公眾對話》回答說，“公眾就是一群聚合在一起討論新聞的陌生人”。“陌生人”為討論共同關心的事而“聚合”起來就形成公眾。集會、演講和著述是社會賴以生存的活動，使公眾變得具體可見，人們彼此認識。沒有公眾，就沒有公眾生活，就沒有民主政治。這意味著新聞事業應該為公眾而存在，因為只有為公眾和公眾生活而存在的新聞事業才有資格享受憲法保護的新聞自由。

所以詹姆士·凱里說，“新聞媒介的靈魂是公眾”，“新聞若有委託人，這個委託人就是公眾。新聞媒介以公眾的名義證明自己：它存在就是為了形成公眾，就是作為公眾延伸的眼睛和耳機，就是為了保護公眾的知曉權，就是為了公共利益服務。新聞事業源自新聞與公眾的關係。公眾是新聞事業的法寶。”“新聞不是作為公眾權利的代理者而存在，而是一個傳達公眾言論和幫助公共場所形成並確定它的身份的工具。新聞作為一個機構必須支持和維護公共空間和公眾生活，必須找到公眾能輻互交流的方式。必須提高公眾對話的質量，保證公共空間的發展。”

新聞因公眾而存在，新聞的公眾作用就是放大和改善交談者的交談。但是公共新聞理論者認為，傳統新聞的主義哲學阻礙了新聞公共作用的發揮，因為主義意識的專業記者把公民看成是民主的旁觀者和潛在的新聞消費者，他們滿足於向新聞生產的另一端提供滿足消費者個人需求的信息，這是導致公民遠離公眾生活、公眾遠離新聞的思想根源。因此新聞記者應該重新審視傳統新聞視野中的客群，應該看到公眾是民主生活的主體，公眾和公眾生活是新聞的關鍵和立身之本。記者不應將人們看成是被追求的消費者或尋求娛樂的觀眾，不應將人們看成是事件的旁觀者，而應將人們看作是公眾，看作是有行動能力的市民，看作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對話者”。當新聞媒介和記者把新聞傳播活動的主體看成是有行動能力的市民時，新聞事業才會明確自己的方向，積極地與公眾及公眾生活發生聯繫，尋求各種方法來鼓勵公眾參與討論和解決公共事務。只有有了公眾的普遍參與，公眾生活才能健康地發展，新聞的公眾作用才得以顯現。因此，公共新聞是以公眾和公眾生活為核心的新聞事業。

二、記者與記者的倫理規範

公共新聞理論者認為，傳統新聞的專業記者將客觀性原則視為新聞的法寶，這導致專業記者將自己定位於新聞事件的旁觀者和客觀報導者，使記者脫離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導致公眾對記者的不信任@。因此，記者必須重新確立自己在公眾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新聞記者不只是一個專業人士，他還是一個負責任的、積極參與民主群體建設的公民。記者兼有公民和專業記者的雙重身份，因此，記者不應將自己看成是社會事務的旁觀者，看成是保持超然態度的專業記者，薅應傲一個有責任的公民記者(citizen{ournalists)，即以公民的標準來重新確定自己的工作領域，履行記者作為公民的職責，成為民主進程的參與者而不僅僅是民主政府的監督者。具體而言，新聞記者的任務就是要擺脫報導新聞的局限，擴大自己的使命，不僅儀報導新聞，還應致力於提高社會公眾在獲得新聞信息後的行動能力，關注公眾之問對話和交流的質量，參與到公共事務的解決過程中，幫助人們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告訴社會公眾如何去處理社會問題，而不是讓他們成為這些社會問題的旁觀者。這意味著公共新聞記者必須重新理解以客觀性為核心的傳統專業記者倫理規範，從而確立一種新的倫理規範。但是在如何理解客觀性、確立一種什麼樣的新聞倫理規範上，公共新聞理論者並沒有形成一致的意見。

專業定位

1、公共新聞學與社會責任論的異同

毫無疑問，公共新聞學和社會責任論都是在批評自由主義新聞學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也都強調新聞媒介對社會(社區)的責任，公共新聞學的一些鼓吹者也將社會責任論視為它的先驅，但是，二者的區別十分明顯：

首先，二者的哲學基礎不同。社會責任論批評自由主義，但並沒有絲毫拋棄、取代自由主義的意思，相反，社會責任論希望通過加入責任的概念，修補、完善自由主義的思想，從而捍衛自由主義理想。而公共新聞學的哲學基礎社群主義被視為自由主義的挑戰者，是與自由主義不同的一種思想流派。

其次，二者的責任內涵不同。社會責任論要求媒介是對抽象的社會負責，而責任的核心內容則是保護新聞自由與公眾的知情權。相比之下，公共新聞學的責任內涵更加具體、明確：改善公共討論環境、幫助公眾針對問題而行動，最終促進美國民主的健康發展。這種明確性使得責任變得切實可行，讓新聞從業人員有“法”可依。不過，這種明確性同時也意味著狹隘眭，它強調媒介的政治責任，忽略了媒介的文化責任。J·D·彼得斯說，公共新聞學是嚴肅的、崇高的、直截了當的，但它“忽略了民主生活中的傳播形式的多樣性” (Peters，1999：110)。最後，二者的實踐方式也不一樣。社會責任論的抽象性使其“缺乏實踐指導價值”(Lambeth，1991)，始終僅僅是一個理論而難以付諸實施。公共新聞學則相反，它不僅是“新聞從業人員自覺的、有組織的集體行為”(Carey，1999：58)，而且努力將新聞從業人員、新聞學者、公眾三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新聞實踐更具開放性(Rosen，1991)。

2、公共新聞學與調查性新聞的異同

公共新聞學或多或少地繼承了調查性新聞的積極行動理念和責任觀念。調查性新聞不滿於客觀新聞的被動反映、客觀冷靜，他們以十分積極主動的姿態投入到調查、揭醜的活動當中。調查性新聞工作者也自視為社會的良心，要實踐社會責任論。從抽象的概念來看，公共新聞學和調查性新聞對於責任和行動的強調，是它們區別於強調自由的傳統新聞學的標誌。但責任與行動背後的哲學精神卻大為不同。調查性新聞浸透了懷疑主義的精神。阿特休爾(Altschull，1990)認為，懷疑主義姿態就是敵對，耙糞傳統形象地代表了新聞界的懷疑主義精神，尤其是在20世紀60年代的樂觀主義蒸發以後，悲觀主義、憤世嫉俗與懷疑主義籠罩了美國的新聞界。哲學的懷疑主義認為絕對知識不可能，調查過程必須包括不斷地檢驗。因此，阿特休爾指出，當代新聞的核心價值應當是明達的懷疑主義，應當使其成為專業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而公共新聞學則相反，公共新聞學要求新聞工作者玩“信任遊戲”(Pauly，1999)——暫時收起疑心，傾聽他人。而且，公共新聞學本身就是在批評傳統媒介與政治所造成的憤世嫉俗、信用危機、政治冷漠、社會疏離中崛起的，其使命就是要挽救這種懷疑主義。人們批評傳統新聞媒介與新聞來源之間無休無止的鬥爭，使得公眾備感厭倦，導致對雙方都不信任，而公共新聞學的使命是修補公眾、媒介與新聞來源之間的關係，填補信任鴻溝。比如，面對批評者關於負面報導多、愛走極端的指責，媒介讓支持者和反對者坐在一起，共同協商討論諸如墮胎是否合法之類的問題，以促進問題的解決，而不是以簡單的平衡報導，加劇社

會敵對和分化。

由此，又導致了公共新聞學與調查性新聞分野的第二個特徵：與公眾的關係。伊森(D．L．Eason)認為，調查性新聞的悖論是，他們雖然自視為人民的代表，但事實上他們與新聞來源的關係過於密切，反而疏遠了他們所代表的人民。新聞工作者所做的和公眾的需要之間有一個不可填補的鴻溝。另外，調查性新聞記者不重視本地新聞，他們認為自己的價值是更廣泛的(Coleman，1997)。公共新聞學則不然，他們通過各種手段加強與客群，尤其是當地客群的互動。而且，他們希望通過媒介的作用，加強公眾之間的聯繫，以協商、對話的形式解決現實問題。因此，在公共新聞學的字典里，聯繫、連通性是核心概念。3、公共新聞學與公共服務媒介的異同乍看來，公共新聞學並非什麼新思想，它與早已存在、並備受批評的公共服務媒介似乎是一回事。的確，單從名稱來看，二者都以“公共”為限定詞，都體現了對公共性的強調。但是，二者的相似之處也僅此而已，它們對於如何實現

媒介的公共性有著本質的區別。

公共服務媒介在西方國家以廣播電視為主，是區別於私營和國營的第三種管理模式：公營。公營媒介不以贏利為目的，主要經費來源是國會撥款、企業贊助、公眾捐款等。其主要目的是使有限的公共資源能夠更充分地為公眾服務。在以私營模式為主導的美國，在解除管制浪潮中出現的公共新聞學，絲毫沒有重振公營媒介的意思，相反，公共新聞學強調的是在私營體制與傳統框架內的改革，呼籲私人所有的媒介更具有公開性。如羅森指出，媒介公司的企業文化要更具開放性，則必須是真正的文化導向，而非僅僅以利潤為中心(Rosen，1991)。舒德森(Schudson，1999)將這一運動視為新聞業自身的民主化努力。他認為公共新聞學

沒能走出第四條道路：市場、政黨、專業以外的道路一將訴諸公眾。相反，它要求公眾更加信任新聞業。因此，這場改革實質上是保守主義的。

美國早期嘗試

公共新聞興起於90年代前後。早在1987年，美國奈特．里德(Knight．Ridder業集團旗下一家名為《哥倫布底帳調查者報》(Columbus(GA)Ledger-Enquirer)就發起了“哥倫布2000：發展議程”(ColumbusBeyond2000：AgendaforProgress)的系列報遴活動，這被視為公共薪聞的最早嘗試。起初，這家日發行量6萬的中型報紙花了5000美元進行民意調查，電話隨機採訪了411戶家庭，了解公眾對本地經濟狀況的看法和建議；編輯室還根據哥倫布商會提供的清單對各社區的領導、商會部長、政治領導和當地顯要人物等開展問卷調查。然後在城市版編輯傑克·斯韋弗(Jack Swift)組織下．報紙根據這些調查結果提出一個改革議程，並號召社區組織專門力量來推動改革進程。顯然，這種報導方式超越了傳統新聞的客觀性、超然性原則。報紙不再是事件的報導者和旁觀者，而成為推動社會力量進行社會改革的領導者。

這次新聞改革嘗試到1990年年底隨著傑克·斯韋弗的自殺而停止，使許多人對這種新聞改革產生了種種懷疑，但是這一系列活動和報導產生的一些積極效果：如政府採納了報紙的一些建議。推動了政府和不同種族的人們為促進本地經濟發展開展合作等，因而引起了人們對這種新的新聞實踐嘗試的興趣。

在早期公共新聞嘗試中，影響最大的要屬《威奇塔鷹報》(WichitaEagle)和《夏洛特觀察者報》(Charlotte Observer)，正是這兩家報紙將公共新聞發展為一個令人矚日的事業。堪薩斯州的《威奇塔鷹報》也是奈特．里德報業集團的一員。1990年，當時已在《威奇塔鷹報》做了18年編輯的戴維絲·梅里特(Davis”Buzz“MeTriU)深感美國政治選舉報導的弊端，決心改革政治報導。他領導他的同事突破傳統的政治新聞報導模式，不再關注候選人的競選謀略和競選過程，雨是圍繞公眾感興趣的問題來確立報導議程。雜誌社和一家地方電台合作開展了一項名為“選民工程(Voter Proiect)”的報導。他們同樣是先對公眾進行調查，確立公眾對哪些政治事件感興趣以及關心的程度，然後想方設法讓候選人也注意到這些問題，強迫候選人討論公眾提出的公共事務問題。在選舉前的六個周末，雜誌對讀者確定的重要事項進行了深度報導，並將候選人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公布出來。梅里特回憶說：“我們做了很多努力來改變選舉。”“我們在選民決定是否投票的問題上放棄了中立。我們積極促使選民登記和參加投票。”據調查，《維吉塔鷹報》的這次公共新聞實踐使讀者對該報的滿意度上升了12%。受《維吉塔鷹報》試驗的啟發，1992年《夏洛特觀察者報》在大選報導中也突破傳統新聞的競選報導由候選人決定報導議程的模式，徵集了1000名市民組成一個市民座談小組，由他們設定報導候選人的議程。《夏洛特觀察者報》根據這些議程，要求候選人回答市民小組認為重要的問題，並對這些問答進行報導。《維吉塔鷹報》和《夏洛特觀察者報》的這些新聞嘗試被譽為是從被動的新聞向積極的新聞的飛躍o。它們所創造的選舉報導模式成為其它許多報紙效仿的對象。戴維絲·梅里特因此被譽為公共新聞的創始人之一。早期公共新聞嘗試主要體現為選舉報導的改革。這些報紙改變傳統的選舉報導模式，採取民意測驗、召開市民座談小組等方式，了解公眾在選舉過程中最關注的問題，然後根據公民對事務的關注程度來決定新聞報導的議程，而不是由政治候選人來決定議程。隨著公共新聞實踐的發展，這種報導方式及其理念逐漸被用於其它公共事務中。

美國事業發展

從1993年開始，公共新聞運動進入了一個發展期，並在20世紀末最後幾年中達到一個高潮。這主要體現t各種公共新聞協會和機構的創立；公共新聞實踐的數量和規模增長；公共新聞研究成果的湧現和公共新聞教育的推廣等。1993年皮尤慈善信託委員(PewCharitable Trusts)成立了皮尤公民新聞中心(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對美國公共新聞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該中心設立了公民新聞基金、詹姆·K·巴頓優秀公民新聞獎來資助和鼓勵新聞媒介開展公民新聞試驗。與傳統新聞相比，開展公共新聞的成本較高，皮尤公民新聞基金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公共新聞的經濟困難。據統計，從1993年到1996年間，皮尤公民新聞中心向24個城市的34項公共新聞工程提供5000到61000美元不等的資金支持，涉及22家報紙、24家電視台和20家廣播電台。這些資金用於開展幫助媒介開展民意測驗、召集市政會議和核心團隊(focus groups)、支付記者的差旅費和采編室協調員(coordinator,社區組織者角色)的工資等。到2003年止，中心共資助了226個新聞機構參與的121項公民新聞工程。此外，皮尤公民新聞中心還與廣播電視新聞主任基金(Radio and Tclcvision NewsDirectors Foundation)、梅納德學會(Maynard Institute)、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美國公共廣播公司的民主政治工程(PBS’SDemocracy Project)、凱特林基金會(TheKetteringFoundation)、全國黑人記者協會(NationalAssociationofBlack Journalists)、波因特媒介研究機構(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協會(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s)等機構加強合作，共同推動公共新聞實踐和理論研究的開展。

在各種機構的推動下。到1997年全美己相繼開展了400多個公共新聞工程；截至2003年底，美國最大的大眾傳播歷史藏書室威斯康辛歷史館(Wisconsin Histod—calSociety)已收藏了全美將近800個公民新聞工程的檔案，包括1993年開始的《夏洛特觀察者報》與WSOC電視台、兩家電台合作“找回我們的社區/卡羅萊納州犯罪問題的解決方案”、1993年《西雅圖時報》和當地兩家公共廣播電台合作開設的“前沿論壇”(Front Porch Forum)、1994年《塔拉哈西民主黨人》與WCTV6、佛羅里達農業機械大學(FloridaA&MUmversity)、佛羅里達州大學合作的“公眾議程”(PublicAgenda)、1994年3月《波士頓環球報》(Boston Globe)和兩家地方公共電台電視台WBUR—FM、WBZ-TV合作的“人民的聲音”(the People’S Voice)、威斯康星州“我們威斯康辛人民” (“we tlIe People，Wisconsin”)以及1996年《夏洛特觀察家》和其它北卡羅萊納州媒體一起發起的“你的意見，你的選票”(Your Voice．Your VOte)

等一批具有較大影響力的公共新聞工程。這些公共新聞的主題已經涉及到政治選舉、教育、犯罪、經濟、種族關係、犯罪、公民職責、管理等多個公共事務領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公眾生活的復興。公共新聞實踐的開展引發了廣泛的學術關注。刺激了公共新聞的理論發展。除了皮尤公民新聞中心網站，大眾傳播教育協會開設的公共新聞興趣小組(CivicJouma．1ism Interest Group)、肯尼蘇州大學(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的雷納多·維特(Leonard Witt)教授主持的公共新聞網站(The Public Journalism Network)及美國其它新聞院系開設的公共新聞網頁都是新聞界和學術界交流公共新聞實踐經驗、探討公共新聞理論的重要平台。通過交流，公共新聞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一批有影響的公共新聞論著和論文集相繼問世，如《公共新聞和公共生活：為什麼說新聞是不夠的》。《美國公共新聞運動：新聞編輯室的福音傳道士》罾、《公共新聞：理論與實踐》。《公共新聞思想》。《混雜的新聞：關於公眾/市民，共產社會主義新聞的討論》。等。紐約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羅森(Jay Rosen)是公共新聞的理論開創者之一，他和《威吉塔鷹報》的編輯梅里特一起被譽為公共新聞之父。羅森教授在紐約大學講授《媒介批評》、《新聞文化》《新聞倫理》等課程。從1990年起，羅森教授開始領導“公共新聞”運動的開展。在奈特基金(Knight Foundation)的資助下，羅森教授從1993年到1997年問豐持了一個名為“公共生活與新聞媒介研究”(the Project on Public Life andthe Press)，這項研究的悶的是通過為美國記者舉辦研討會進行專題討論的方式，對這些記者的新聞經驗進彳亍案例研究，以推進“公共新聞”運動的發展。他的這項研究成果，在1999年集結成書，名為《新聞的目標》(WhatArc Journalisml70r)。從90年代初以來，羅森教授在《讓新聞更“公眾”》《讓事情更“公眾”：論傳媒知識分子的政治責任》。《玩世不恭和搖擺不定的公眾意志：我們應該做什麼》。《公共新聞：公共知識的容器》。等論文中不斷深入闡述和完善他的公共新聞思想。羅森教授吸收了約翰·杜威的民主觀點，即全體公民參與重要的公共事務的討論。他指出公眾討論是優秀的新聞事業和良好的公共政策的基礎，因此，新聞媒介應該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來增進公民責任，推進政治討論，復興公眾生活。羅森認為“只要我們能夠鄭重地安排公眾談話。我們就能夠鼓勵這些重要的談話更有‘公眾性’，用杜威的話說，當我們提高社會調查的科學性。我們就能夠提高建立在共同經驗基礎之上的溝通藝術。”他還呼籲記者和教授匯合到一起，重做一件杜威一直希望公共知識分子能做的事，那就是“社會事務的知識化”。梅里特(Davis”Buzz”Merritt)既是公共新聞實踐的開創者之⋯，也是公共新聞理論研究的重要人物，他與羅森教授有著深厚的交往與合作。梅里特一度以奈特一里德報業集團的高級編輯身份在全國各媒體編輯室講授公共新聞。他的公共新聞理想和信念集中體現1995年出版和1998年再版的專著——《公共新聞和公共生活：為什麼報導新聞是不夠的》中。在這本書中，作者從新聞與民主的密切聯繫及自身的實踐經歷探討了美國新聞業改革的必要性。他考察了美國瓤聞專業的文化演變。以及文化是如何影響作者這樣一個有四十年新聞經歷的記者，從而得出結論：傳統新聞生存的出路就是放棄它的冷靜、客觀的超然性，重新以一種社會改革力量出現。梅里特認為“公眾生活的下降”與“新聞效力的下降”是相關的，因此新聞有責任“在報導新聞之外做更多鮑事，”包括推動社區根據薪聞所提供的信怠採取行動的能力，關心公

眾對話的質量，反映社會如何解決問題。__公共新聞事業的發展也體現公共新聞教育的推廣上。公共新聞實踐的開展使美國許多新聞學院教師斷言：講授傳統新聞已是二流工作。這思想傾嚮導致公共新聞在學院中的迅速發展。許多新聞學院教師開始講授公共新聞，並對公共新聞教學提出了建設性意見。。一些基金會專門設立基金來鼓勵公共新聞教育的開展，如安尼·E·凱西(Annie E．Casey)基金會專門設立資金，獎勵那些從事公共新聞教育的優秀教師。公共新聞的學院派希望通過公共新聞教育使公共新聞成為美國的主流新聞。

歷史剖析

“公眾新聞”的產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刻的歷史根源。縱觀美國新聞史，可以看出，對“公眾新聞”的探索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只是拘囿於歷史條件，雖然其核心理念相似，表現形式卻可能千差萬別。我把這些神似“公眾新聞”的報導形式稱為“類公眾新聞”，用“類公眾新聞”的歷史演變軌跡勾勒出美國歷史上“公眾新聞”思潮的薪繼火傳。

1、殖民地時代的公共新聞烏托邦

“類公眾新聞”的出現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時代的美國。早在1690年9月25日，美國還出於殖民地時代，報紙還不是大量流行的工具，新聞產業只是萌芽階段，R·皮爾斯(R·Pierce)印刷所出版了一份4版的報紙，但只印了三面，第四版為空白，讀者可以在傳閱前將自己知道的新聞寫上去”。這種報導形式跟20世紀90年代末的“公眾新聞”沒有直接聯繫，囿於當時的社會條件也不可能大規模地推廣開來，但這種形式給客群提供的話語自由卻成為人類新聞歷史中孜孜以求的精神理念。

2、政黨報刊時期的公共新聞缺位

18世紀的美國新聞業處於政黨報刊時期，雖然出現丹尼爾·笛福(DanielDefoe)這樣偉大的社論員，也有高度文學性的“隨筆報紙”(Essay Paper)，但這個時期的新聞出版業是屬於統治者的。“在這種制度下，新聞報導必須嚴格限於娛樂消遣，或是不痛不癢的評淪。”“1798年6月和7月國會通過的《外僑法》(Alien Act)和《煽動法》即是政府鉗制言論的典型表現。由於政黨報刊的絕對主導地位，在這一時期並沒有出現大規模的新聞思潮和異彩紛呈的報導形式，但政黨報刊卻很大程度上確保了美國建國初期的政治體制穩定，這種穩定對新生國家的發展至關重要，為19世紀的經濟崛起和新聞思潮埋下了伏筆。

3、黃色新聞時代的公共新聞畸變

19世紀中葉出現了“新式新聞思潮”，當時社會的重要變革有：內戰給報業帶來了飛躍性的技術變革，出現了遠程傳輸信號的電報；而對電報的依賴決定了新聞寫作的簡潔化，記者們力圖以更簡潔的文字以節省費用：出現了修正個人主義經濟理論的“動態社會”經濟理論，以社會學家萊斯特·沃德為代表，認為應該把政府視為一種積極的力量，政府應該主動尋找實現社會改良的途徑(《動態社會學》1883年)。”這些因素都注定了不同於“政黨報刊”的“新式新聞”出現。“新式新聞”的特點之一是在社論版上表示對平民百姓的支持。約瑟夫·普利茲的《聖路易斯郵訊報》(St．Louis Post—Dispatch)和《紐約世界報》、威廉·羅克希爾·納爾遜的《堪薩斯城明星報》被視為“新式新聞”的旗幟。普利茲長期重視社論版，《紐約世界報》對重大社會問題採取明智而公正的態度，結合新聞隊伍的報導力量和社論撰稿人的支持，來從事進步的、切中時弊的社會改革思潮。赫斯特也為“新式新聞事業”作出重要貢獻，他在技術方面實行革新，試驗了許多排版式樣，安排了對稱的標題形式，採用了醒目的鉛字型，色0造了一種與眾不同、後來為其他報紙所效仿的程式。這些努力都使“新式新聞”的易讀性、公眾貼近性產生巨大影響，可以算作“公眾新聞”的一次探索。遺憾的是，由於新聞產業競爭的升級和19世紀末晚報小報的泛濫，“新式新聞”衝破洪閘，滑向“黃色新聞”時代。為增強新聞易讀性而採取的編排方式、漫畫版、大字標題等變成了“黃色新聞”誇大視覺衝擊力的工具，為增強貼近性而提倡的關注私人生活、記者參與等方式變成了暴力色情軟新聞泛濫的溫床。真理和謬誤往往只有一線之隔。“黃色新聞是一種沒有靈魂的新式新聞思潮。黃色新聞記者在標榜關心‘人民’的同時，卻用駭人聽聞、華而不實、刺激人心和滿不在乎的那種新聞阻塞普通人所依賴的新聞渠道，把人生的重大問題變成了廉價的鬧劇，把新聞變成最適合報童大聲叫賣的東西。最糟糕的是，黃色新聞不僅起不到有效的領導作用，反而為罪惡、性和暴力開脫。””提起“黃色新聞”時代，大家往往覺得它是新聞史上不堪回首的時期，卻忽視了“新式新聞”的革新帶來的正面影響，忽視了媒體在“社會公器”和“賺錢機器”之間搖擺的社會張力的消長。19世紀的“新式新聞”思潮可以說是一次流產的“類公眾新聞”思潮，它之所以始亂終棄、發生畸變，究其原因還是社會條件的不成熟。雖然有一些技術上和經濟理論方面的革新，但是完整規範的新聞從業規範並沒有形成，大規模工業化產生的社會矛盾暫時被高速的經濟成長所掩蓋。

4、黑幕揭發時代的公共新聞探索

積蓄的社會矛盾在跨入20世紀後不久進行了大爆發，反映在新聞業上，即出現了歷史上著名的“黑幕揭發時代”。當時的移民潮以及內陸城市人口的急速增長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危機；貧窮、文盲、童工、健康問題等各種衝突引起了改革者的注意；資本主義發展進入壟斷階段，許多公司為擠垮對手成為寡頭不擇手段”。“黑幕揭發運動”是由《麥克盧爾》(McClure’S Magazine)發表的這三組重要的系列文章開始的。從1902年末開始，《麥克盧爾》開始連載編輯部成員艾達·M·塔貝爾的《美孚石油公司史》(History ofStandardOil)。塔貝爾以翔實確鑿的證據報導了這家公司通過不正當的手段把競爭對手擠垮的行為，這使得洛克菲勒公司在後來多年中處於被動地位。林肯·史蒂芬斯(LincolnSteffens)也在《麥克盧爾》發表其題為《城市的恥辱》(Shame of the Cities)的連載文章，揭露了聖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匹茲堡、費城、芝加哥、紐約和其他城市政府的腐敗。雷·斯坦納德·貝克也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勞工問題，尤其是關注童工和黑人經濟地位的文章”。1905年以後，“黑幕揭發運動”的旗幟轉移到了《柯里爾》手中，它發表了塞繆爾·霍普金斯·亞當斯(Samuel Hopkins

Adams)有關專賣藥製造業內幕的文章，這些文章取名為《美國大騙局》，揭露許多聲稱“包治百病”的流行藥品是假的，並且證明其中有些還含有有毒成分。除了《麥克盧爾》和《柯里爾》以外，《世界主義者》、《人人雜誌》(Everybody’S)、《皮爾遜》(Pearson’s)《美國雜誌》(American Magazine)等雜誌也是“黑幕揭發運動”的鼓吹者和實踐者。在1910年中期，“黑幕揭發思潮”衰落下去了，首要的原因是經濟問題。類似《麥克盧爾》的雜誌必須承受有關調查報導的巨大支出，如果期望這些支出完全靠發行來彌補顯然不現實，於是必須依賴廣告，而“黑幕揭發思潮”中的媒體已經在揭醜活動中大大得罪了廣告主。同時，產業界也成立了對外公共關係組織來對抗“黑幕揭發思潮”的揭露性調查活動。”“黑幕揭發思潮”持續的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其通過揭發社會黑幕來促使政治力量改革和教化公眾參與改革，很大程度上強調了媒體的社會責任。雖然“黑幕揭發”的記者們主要把社會暗角暴露在公眾面前，還沒有主動到組織公眾參與改革進程的程度，但是其提倡的理念已經跟的“公眾新聞”非常接近，可以看作是“公眾新聞”的鼻祖。在19世紀“新式新聞”時代被扼殺在萌芽狀態的“公眾新聞”理想的種子，終於在“黑幕揭發”時代破土而出。

5、專業主義時期的公共新聞僵化

“黑幕揭發”這場“類公眾新聞”思潮最終被壓制下去了，但其重要的成果是催生了第一批新聞行業道德規範。1923年，在美國報紙主編協會、全國廣播電視業者協會的首屆年會上，提交了一項被稱為道德準則的《新聞規約》(Cannons of Journalism)，首席執筆人是《紐約環球報》的創辦人H·J·賴特(H·J·wright)“1。接下來的1931年，電視台新聞部主任協會成立。1933年，在《紐約世界電訊報》好鬥的自由派專欄作家海伍德·布龍的號召下，“報業公會”成立。1942年，“美國新聞出版自由委員會”由《時代》雜誌的創始者亨利·盧斯創立。1946年美聯社編輯主任協會成立，第二年全國社論撰稿人聯合會成立。創立於1887年的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在1961年成立了旨在為延伸項目籌集資金的“美國報紙發行人協會基金會”31。一系列行業協會的成立，在規範新聞競爭、凸顯社會責任、推進媒體改革等方面功不可沒。還有一項重要的成果是“美國新聞出版自由委員會”(芝加哥大學校長羅伯特·梅納德·哈欽斯當選主席後亦稱“哈欽斯委員會”)1947年發表的題為《自由的和負責任的媒體》(A Free and Responsible Press)的報告，該報告的精髓被傳播學者彼德森融合歸納為著名的報刊四種理論之一——“社會責任倫”，該理論認為“觀點的自由市場”的自我糾正過程的功效是靠不住的，必須靠新聞傳媒切實對社會負責，而要做到這一點，新聞界自身必須努力，公眾和政府也有責任。對於新聞界而言，關鍵是要有職業精神、奉行職業準則，提供公眾所需要的多樣化、大量的、高質量的信息和討論；媒介應切實負起充當信息和討論的公眾傳遞者(CommonCarrier)的責任，刊播信息不能只考慮直接經濟收益，節目安排應擺脫廣告商的控制，媒介之間應當互相進行嚴格的批評和監督。對於公眾來說，應該認識到媒介的強大力量，認識到媒介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裡的事實，認識到媒介尚未滿足社會的需要，幫助覓補商業媒介的缺陷，例如學校之類非營利機構可以為被商業媒介排除在外的客群製作影視片等；評估媒介工作，敦促新聞自律，成立獨立機構對媒介工作進行評價，並且每年提出這方面的報告；加強新聞傳播教育與研究。政府的職能則是要鼓勵新聞業中有利於負責任的新聞自由的立法，有必要時介入大眾傳媒實踐，以補充私有媒介的不足。可以說，這個時期對新聞傳媒業社會責任的思考已經遠遠超越了實踐。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新聞傳播業在經歷了“黃色新聞”的泛濫和“黑幕揭發”的洶湧兩個“類公眾新聞”極端後，進行了較為深刻的行業反思和規則制訂，進入了一個相對穩定的“新聞專業主義”時代。表現之一是出現了一批以批判為主的另類新聞報刊：I·F·斯通的《斯通周報》(Stone Weekly)、凱里·麥克威廉斯的《民族》(Nation)周刊和多蘿西·戴的《天主教工人》(theWorkerofCatholic)。在1960年代，新加入了《村聲》、《舊金山灣衛報》(BayGuardian)、《塞維落基山新聞報》(CervisRockyMountain Journal)和《德克薩斯觀察家》(the Texan Observer)”。表現之二是調查性報導和解釋性報導的流行。“調查性報導(Investigative Reporting)是指利用長時間內積累起來的足夠的訊息來源和檔案，向公眾提供對某一事件的強有力的解釋。”“這個時期的新聞突出了其“客觀性”和“專業主義”，但同時也顯得獨立有餘而社會合作不足，並沒有像“社會責任論”所期待的那樣，成為公眾和政府充分溝通的橋樑。調查性報導後來甚至被政治利用，成為黨派之間互相傾軋的手段。六、七十年代出現了一種“文學新聞”(亦稱“新式非虛構報告文學”)，它利用感知和採訪技巧獲取對某一事件的內部觀點，而不是依靠一般採集信息和提出老一套問題的手法；它還要求利用寫小說的技巧，把重點放在寫作風格和描寫方面。但是這類報告文學大多出各種雜誌和書籍中，其寫作運動沒有擴大到報紙上“。這種形式偏離了“新聞專業主義”的絕對客觀，引導了記者們的參與和體驗，更鼓勵記者們把感受用感性的語言表現出來。其表現形態與所講的“公眾新聞”有些相似，但就其本質而言，仍是記者們為公眾代言，媒體為公共輿論代言。

6、新世紀的公共新聞呼喚

新聞業發生的變化是更廣闊的社會變化的折射。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政治、經濟經歷了重大變革。州際高速公路的修建、電視的普及、汽車的數量的增加大大改變了美國的面貌。另外，民權思潮、婦女思潮和環境思潮此起彼伏，再加上反戰思潮，也引起了美國國內局勢的變化。在國際層面上來看，各國經濟之間的互相依賴改變了各國關係，最終導致了冷戰的結束”。從國內來看，水門事件引起了美國政治體系的大動盪，各個特殊利益集團及其政治行動委員會(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PAC)獲得了更多的自治權，政黨的作用進一步減弱。國內外種種變化交匯到一起，引起了美國公眾對於社會制度樂觀看法的消失以及社會關係的巨大變化”。公眾開始厭惡政治，E·J·迪昂尼認為，如果說他們對於政治沒有憤怒，至少也是失去了耐心的”。美國參加大選的相對選民人數大致已經比戰前減少了50%以上。這非常不利於新聞媒體的工作，因為美國媒體很大一部分報導內容就是全國的政治活動，如果公眾不再對政治生活感興趣，那么新聞媒體就失去了大部分與公眾生活相關的話題。新聞界對於這種趨勢無法扭轉，因此不得不重新考慮新聞界和公眾的關係。公眾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時期的城市化思潮更加深入，公眾之間的關係出現重大變化。二戰以前，美國社會鄰里之間關係非常緊密；而二戰後隨著居住條件和社會階層的新變化，鄰里之間的關係逐漸鬆弛了(我國也在經歷這種變化)，更多的人將自己禁錮在自己的小環境裡面而拒絕參與外部社區活動和交流。“公眾與公共生活越來越分離，這也帶來了公眾對於政府和媒體信任度的降低”。技術方面，網際網路的興起和多媒體技術的發展也帶來了新聞媒體之間的競爭。例如有線電視技術的發展引起了一股有線電視熱，24小時有線新聞頻道CNN的成立就使得新聞媒體的競爭更加激烈。而殘酷的競爭又引起了大型企業之間的合併，新聞業不斷進行重組。面對種種變化，為了挽救新聞理想以及媒體的自身救贖，一些報紙又開始走煽情新聞的路線，而另一些則選擇了能夠改善“社會公共生活”的道路”，後者的努力形成了美國20世紀90年代的“公共新聞”思潮。

特徵分析

美國傳統的公共事務報導追求客觀、平衡、中立地報導準則，致力於做真實事件的記錄者。而公共新聞運動強調的則是記者編輯放棄冷漠的記錄者角色，用他們的新聞策劃、報導鼓勵人們走出家庭的狹小空間，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去，幫助人們克服那種對公共生活毫無作為，以及被社會疏遠的感覺。公共新聞運動強調媒體在保持社會“看門狗”本色的同時，增加作為“導盲犬”的責任，除了在大選中幫助公民掌握更多的信息和參選技巧外，還要讓公民在民主社會中找到真正能發揮個人作用的位置。為更好地履行“導盲犬”的職責，參與公共新聞運動的各地媒體在公共新聞報導方式上採取了很多積極的改進。主要包括以下幾點：

1、選題方面，通過大量的客群調查了解他們真正關心的信息和話題。

公共新聞運動廣泛開展之前，許多地方媒體記者認為自己的工作就是做當地的一面鏡子，把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反映出來。但是這種反映的方式忽視了社區事務與個體之間的關聯，同時他們的目光也基本集中在當地比較著名的機構和團體組織上，缺乏對社區整體生活的認識。探討的公共話題，大多數比較抽象。雖然具有普遍性，但是針對本地社區生活的不多。比如討論有關墮胎控制、槍枝管理以及同性戀是否可以結婚等議題。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媒體紛紛改變選題理念，把目光轉向社區內，通過與社區居民的廣泛接觸，發現他們共同關心的生活話題，繼而展開調查式報導，幫助居民增加對這些問題的了解。

2、重視地方問題的解決之道。

對於公共問題如何解決，此前媒體習慣於邀請一些專家對相關問題展開討論，最好能形成針鋒相對的觀點，但是也僅限於討論的層面，沒有進一步的行動。而公共新聞運動則提倡媒體真正行動起來，去考察其他地方。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否可以用於本地。報紙試圖從相關的普通人那裡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通過報導顯示這件事值得社區每一個人關心。無運用集體的智慧找到問題的切入點，更好地解決問題，這不僅提高了市民們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同時也讓他們承擔起處理公共事務的責任，並為此不斷努力。

3、在新聞報導的敘述方式上，改變說教的口吻，用事實說話，關注新聞事實本身，提供充足的信息幫助公民思考，促進公民與事件的聯繫。

此前有關公共問題的報導．媒體習慣於大量引用專家和政府官員說教式的評論，而忽視了新聞事實本身的說服力。改變說教的口吻，用事實說話，關注新聞事實本身，提供充足的信息幫助公民思考，避免無謂的指責和辯解，減少衝突，把重點集中在新聞事件本身。

4、避免衝突，構建和諧的社會關係。

1998年，皮尤基金會在研究柯林頓一萊溫斯基醜聞的報導中發現，媒體將焦點集中在柯林頓和肯·斯塔爾、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的對決。但是民意測驗表明，大多數美國公眾雖然不贊同柯林頓的行為，但是並不認為這會影響到柯林頓的執政能力，因此柯林頓依然享有很高的支持率，儘管如此，許多華盛頓的記者卻對民意調查的結果置若罔聞，不予報導。國公共新聞運動提倡重新定義“平衡”的意義，主張不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尋求力量的平衡而是通過對中問意見的強化報導來平衡兩個極端的力量。公共新聞運動的倡導者認為，長期以來，讀者並不在乎對立雙方的輸贏，他們不只是希望做一個美國政治的觀眾，誰給予媒體的壓力大就支持誰，他們希望自己的觀點和聲音能在新聞報導中有所體現，讓評論不僅僅局限在雙方觀點，而是在四方或者八方意見之中展開。

5、從社區中拓展新聞源。

在公共新聞運動開展過程中，許多地方報紙都對一些關於社區及其公共事務的既定看法進行反思，然後通過記者的實地調查去驗證。記者致力於找尋社區中最有行動力和號召力的那些人，他們也許並不出名，也不是機構的負責人，但他們是許多社區機構的聯絡人，見多識廣。擁有廣泛的信息渠道，了解社區中正在發生的一切。找到他們之後，記者需要做的是和他們進行開放式的對話而不是採訪，和他們建立友誼，聽聽他們對於社區的看法。在既定的概念里，犯罪意味著暴力和貪婪，好的學校意味著高升學率，但是在他們眼中，這些表象都有更深的含義，他們會給記者提供很多鮮活的背景故事，讓人們對社區公共事務有新的認識。一旦，記者和這些人建立了聯繫並且讓他們覺得自己的觀點受到了重視，他們會主動給記者提供有關社區的新聞，這些線索人物會提供第一手的新聞素材。

6、通過技術手段，增加與客群的互動。

公共新聞運動追求與客群進行雙向信息交流，採用了例如辟出專版供讀者發表言論、和廣播電視媒體就同一話題展開合作，網站bbs論壇主題討論等媒介交流形式，以及現實生活中的人際交流形式．例如由媒體牽頭組織公民論壇、市鎮會議等等。計算機在90年代的普及使用，擴大了公共新聞運動的影響範圍，新聞媒體對網際網路、資料庫等技術工具的使用，便於發現公共話題，分析公眾意見類型，形成網上虛擬社區就公共話題進行集中討論，新聞媒體組織公共生活以及公民的參與都變得越發容易。網路的檢索功能使得新聞媒體可以為公共生活提供更多的背景和歷史資料，幾乎無限的“賽博空間”可以將一些過分占用報紙版面的內容展讀者面前，人們可以通過對公共資料的梳理，形成自己對公共問題的看法，這大大減輕了公共新聞運動中媒體所負擔的前期解釋工作。在新興技術的影響下，傳統媒體所引導的“一對多”的傳播模式在網路上呈現“多對多”的格局，對於公共事務的討論速率大大加快，意見的交流不再受敝面等客觀因素的制約。

運動影響分析

1、公共新聞運動對美國社會的影響

公共新聞運動正是為了恢復民主的公共生活而做出的努力。公共新聞運動的廣泛開展，觸發了公民的公共行為，喚起了公眾討論公共事務的興趣，促使公眾由消極的投票者變成積極的公共事務志願者,由出席社區會議變成投身具體的行動小組，公共新聞運動指導公眾如何投身公共事務之中，讓他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變得具體可為。公共新聞運動還幫助公眾增加對公共事務的知識,提高社區處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影響了公共政策的變更。有人感到社區的溫暖，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緩解了政府的困難，分擔了政府部門的治理責任。幾乎所有的報紙都認為，公共新聞運動及其理念對美國公民的公共生活產生了正面的影響。

2、公共新聞運動對美國新聞媒體的影響

公共新聞運動對美國媒體最大的影響是對以個人理性主義為基調的思想自由市場理論形成的挑戰。其理論根源及思想論證將在第三章做重點闡述。公共新聞運動首先是增加了媒體和公眾的聯繫。公眾可以廣泛地接觸到媒介，一方面便與記者獲得更多更真實的新聞素材，另一方面便於公眾了解新聞媒介的運作，增加公開發表言論的機會．贏得公眾對媒體的信任，也贏鎝了發行量。擴大公民接觸媒介的機會是新聞民主化的必然要求，公共新聞運動有助於恢復媒介的民主催化劑功能。

其次輸入了以公民為主的新聞操作理念。無論從新聞來源、選題目的還是敘述方式、報導意義上都是圍繞著公民來展開的。報導重點從以權力機構為主適度轉向以公共利益為主。記者堅信公民的知情權，他們的公共服務精神和社會責任意識空前加強，公共利益的訴求被高度認知。

再次公共新聞運動的發展恰好證明了當前美國新聞媒體發展的不健全。在商業壓力面前，新聞媒體是逐利的，以利潤為導向；在日益加快的競爭節奏下，新聞媒體是快速、膚淺的，新聞報導的質量大不如前；在白人的領導下，新聞媒體是傲慢、排外、以自我為中心的。因此激進的公共新聞理念支持者認為傳統的新聞媒體是以記者為中心，缺乏公眾活力，且無助於社會的改善。公共新聞運動是對當前美國新聞媒體狀況的一次反恩。對主義的新聞思想敲響了警鐘。

第四,對於傳統新聞操作模式的解構。在公共新聞運動倡導下，正面新聞報導的數量有明顯提升，色情庸俗的新聞數量有所削減，越來越多的記者不甘心做權力機構和公眾人物的忠實記錄者，更多的記者希望通過調查性報導一舉成名。傳統的衝突敘事結構受到解釋性敘事結構的衝擊。在追求報導平衡的時候中間人群的觀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新聞報導更趨本地化和特寫化，更加貼近社區，貼近不同的社群。

第五，新聞媒體經營思路的拓展。傳統的美國主流媒體是依靠其重大新聞報導的性來贏得讀者的，而地方報刊由於實力的原因，往往依靠新聞的獵奇性來吸引讀者。公共新聞運動的思路是讓地方媒體以地方新聞報導為依託，由接近性優勢進而達到性的效果，雖然沒有專家學者的言論，但是可以刊載真正熟悉社區公共事務的本地人的看法。這樣經營思路就由獵奇式的吸引轉向由性去贏得讀者的模式，培養讀者的忠誠度，變由於吸引而閱

讀為由於關心而閱讀。誠然，公共新聞改革需要大量的經費投入，對於規模較小的地方報紙來講，組織大型的公共事務報導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一旦沒有基金會的支持，很多報紙難以為繼。然而。公共新聞運動卻揭示了今後新聞媒體發展的一個趨勢。據弗里德蘭德和尼克爾的調查發現，在已經實行了公共新聞改革的全國322家報紙中，儘管類似於皮尤這樣的基金會的贊助迫於壓力目益減少，但是仍有102家報紙明確許諾將用三年或更長的時間繼續實行對公共新聞的改革，這占到美國全國報紙的7%。。

美國新聞反思

據統計，1994-2001年，美國有超過兩成的報社執行了某種形式的公共新聞；各種形式的做法累計達800多件；近四成的報導獲得了讀者正面回應；近四成的報導對公共政策發揮了直接影響力。“公共新聞運動”已被譽為“美國新聞史上最有組織的內部社會運動”。

儘管如此，Pew中心的Leonard Witt認為，公共新聞上的早期嘗試“往往是某些‘特別項目’的一部分”，開支巨大，耗費時日，而且還是片斷式的。“並非所有記者與編輯參與了公共新聞，某些人甚至還直捷了當地表示反對，所以向編輯部里的人伸出橄欖枝從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2003年春，這一運動實際上逐漸銷聲匿跡，專事公民新聞研究的Pew中心也早於2002年安靜地關上了大門。究其原因，傳統新聞媒體有著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而這些局限性是此次運動所無法改造的。“為人民”並不意味著“公民能夠近用媒體而成為新聞生產過程的一環”。

第一，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決定了它對話語權的壟斷。傳統新聞媒體是一個具有專業主義(Profession“sm)的職業意識形態(Occupational Ideology)，也是實行分工合作的龐大企業組織。這決定了這些公眾還得通過“過濾”程式，通過電視、廣播的主持人、報紙的版面編輯這些中介(me—diate)，發表經過“篩選”的言論。而這些“演說者”，也往往是經過“篩選”的具有代表性與專業性的少數人，這與媒體及其中介的專業地位相稱。普通公民依舊不能擔當記者、編輯的角色，不可能任意發表自創的新聞或自我的觀點。

第二，傳統媒體有限的時空，決定了它對議程設定的壟斷。報紙的版面、電台的時段，是媒體最寶貴的、最有限的資源。因此，媒體必須對議題進行篩選，強調某些媒體自身認為重要而且數量有限的事件，並努力將公眾的注意力集與此；同時，它還不得不忽略其他事件。時空資源的稀缺性也注定議程必須經過排序，以此集中公眾有限的注意力。結果，某些議題被廣泛討論，而其他的則被忽略。因此，能夠定義問題的傳統媒體就具備了意識形態的權力。這些媒體的本質因素是體系內部的運動所無法打破的，新聞傳播依舊受到以媒體為主導的議程設定(Agenda setting)的框架所約束。

第三，傳統媒體的傳播環境，決定了它對意涵解讀的壟斷。公眾的意見進入傳統媒體之後，不再以獨立的形態存在，往往成為引用和佐證，變成新聞敘事論述中的一部分，原本意涵的解讀難免受敘事整體的影響。傳統媒體的專業主義指導著它要求守門人追求正確性(actuadjty)，進而造成意識形態的封閉性(closure)，接著將客群鎖定(anchor)在從優解讀(prefeⅡed reading)的方向上來看待新聞報導這個“劇本”。於是乎，公眾與有識之士奮力抗爭取得了傳統媒體的近用權，他們自己卻反倒扮演了傳統媒體編撰的劇本中的一個角色；而這種參與，更使編撰的劇本具有真實性和可行性，更使其合法化、合理化。

第四，公眾中的不同團體共同爭奪稀缺的時空資源，造成邊緣團體的再度邊緣化。依據媒體再現理論(Represent“on theory)，個人和團體向傳統媒體抗議自己沒有近用電視、報紙等傳統媒體，以至於不能在公眾的心目中推展自己的觀點；媒體的有識之士也希望真實地再現社會的“真實性”。可是依據再現理論推出的“不偏倚”(impaniality)原則，即在任何話題上各種聲音都有近用權，看似迎合了近用權的需求，但諸如環保、女權等邊緣團體原本以為可以藉此結束自身在大眾傳媒上邊緣化的現狀，卻“自然而然”地被再度邊緣化，而主流聲音變得更為主流。所以，受到傳統媒體自身局限性的影響，傳統媒體向公民下放部分近用權、公民與社團向傳統媒體索要近用權，這些努力終究會會落入不尷不尬的境地。幸而隨著技術的進步，憑藉無處不在的網際網路、便捷靈活的移動技術以及部落格(weblog)、聊天室、留言板、維基(wiki)的出現，以改造傳統媒體為主旨的公共新聞運動，已經於2004年向邁向一個新的階段——“市民新聞”(Citizen Joumal—ism)①或參與性新聞(P跏icipatory JoumaJism)。發起人已經放棄了“為人民的新聞”，轉而求助於“人民的新聞”，也就是新出現的、尚未定型的“我們媒體”(we Media)的概念。

無論如何，公共新聞運動是美國新聞史上輝煌的一筆。“美國新聞界對‘公共新聞’的實踐探索和學術爭議，是美國社會發展和大眾傳媒發展的結果，它表現了美國新聞工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媒體社會責任的新的思考和努力。”“在對美國內部事務的報導中，在溝通社會信息、化解社會矛盾、維護美國社會的穩定發展方面，美國新聞界的公共新聞理論及其實踐的確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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