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的作者，美國文學史上在世時最早被封“正典”的當代作家；《紐約時報書評》、《出版人周刊》、《芝加哥太陽時報》等媒體力薦！《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中譯本首度引進出版！ 《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的故事關乎選擇，關乎背叛，關乎復仇。通過對20世紀美國歷史的嫻熟把握，羅斯描述了二戰後美國那個黑暗的年代，揭露了麥卡錫主義越過政治，對普通人最最私密的愛情、親情與友情生活帶來的創傷。 《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是羅斯“美國三部曲”的其中一部，1998年問世。小說通過兩位老人的交叉回憶展開，敘述了二戰後美國麥卡錫主義下主人公艾拉·林戈爾德從發跡到挫敗，又一個美國夢破滅的故事。 艾拉做過挖溝工人、侍者、礦工，在二戰中成為共產主義者，二戰後成為廣播明星，直到後來與演員伊夫結婚。因為在伊夫與前夫所生女兒的對待問題上二人產生分歧，後導致婚姻破裂。伊夫在一份捏造的檔案上籤字，污衊艾拉為蘇聯間諜，並出版《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終結了艾拉的演員生涯，甚至整個社會生涯。
基本介紹
- 書名：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
- 作者：菲利普•羅斯 (Philip Roth)
- 出版社：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
- 頁數：289頁
- 開本：32
- 定價：25.00
- 外文名：I Married a Communist
- 譯者：魏立紅
- 出版日期：2011年1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44704908, 7544704904
- 品牌：江蘇譯林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文摘,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美國三部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菲利普·羅斯是美國文學史上在世時最早被封“正典”的當代作家。他的“美國三部曲”是《我嫁給了共產黨人》（美國ESU協會書籍大使獎）、《美國牧歌》（普利茲獎）、《人性的污穢》（美國筆會/福克納小說獎）三部作品的合稱，分別對應麥卡錫時代、越戰時代、柯林頓時代，這三個時代，被譽為全景解析二十世紀美國歷史與社會的力作，堪稱美國當代史的縮影。
在“美國三部曲”中，羅斯一改之前譏諷詼諧的喜劇風格，開始關注個人命運與社會政治歷史的糾結聯繫。《美國牧歌》體現了美國社會中由來已久的衝突：相信“美國夢”的人，以為只要努力和正派，就可美夢成真；然而歷史的悲劇性常常和個人是否努力和正派無關。（《紐約時報》）；《人性的污穢》則以1998年美國白宮的醜聞，即柯林頓和萊溫斯基一案作為故事背景；描述戰後美國從麥卡錫白色恐怖，歷經越戰到柯林頓性醜聞這段漫長過程的風俗志和心靈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榮獲美國ESU協會書籍大使獎，羅斯通過對20世紀美國歷史的嫻熟把握，描述了二戰後美國那個黑暗的年代，揭露了麥卡錫主義越過政治，對普通人最最私密的愛情、親情與友情生活帶來的創傷。
在“美國三部曲”中，羅斯一改之前譏諷詼諧的喜劇風格，開始關注個人命運與社會政治歷史的糾結聯繫。《美國牧歌》體現了美國社會中由來已久的衝突：相信“美國夢”的人，以為只要努力和正派，就可美夢成真；然而歷史的悲劇性常常和個人是否努力和正派無關。（《紐約時報》）；《人性的污穢》則以1998年美國白宮的醜聞，即柯林頓和萊溫斯基一案作為故事背景；描述戰後美國從麥卡錫白色恐怖，歷經越戰到柯林頓性醜聞這段漫長過程的風俗志和心靈史。《我嫁給了共產黨人》榮獲美國ESU協會書籍大使獎，羅斯通過對20世紀美國歷史的嫻熟把握，描述了二戰後美國那個黑暗的年代，揭露了麥卡錫主義越過政治，對普通人最最私密的愛情、親情與友情生活帶來的創傷。
作者簡介
作者:(美國)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 譯者:魏立紅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1997年，菲利普·羅斯因《美國牧歌》獲得普利茲獎；1998年，他在白宮獲頒美國國家藝術勳章；2002年，他榮獲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最高獎項小說金獎，該獎曾頒給約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納及索爾·貝婁等人。他曾兩次獲得美國全國圖書獎、福克納筆會獎和美國全國書評家協會獎。
2005年，《反美陰謀》作為“2003—2004年以美國為主題的卓越歷史小說”而獲得美國歷史學家協會獎，並被《紐約時報書評》、《舊金山紀事報》、《波士頓環球報》、《芝加哥太陽時報》、《洛杉磯時報書評》、《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時代》、《新聞周刊》等眾多報刊提名為年度最佳圖書。在英國，《反美陰謀》一書獲得W.H.史密斯獎年度最佳圖書獎，讓羅斯成為該獎46年歷史上首位兩次問鼎的作家。
2005年，羅斯也成為第三位在世時作品就由美國文庫出版綜合性、定論性版本的作家。該八卷本文集的最後一卷定於2013年出版。
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1997年，菲利普·羅斯因《美國牧歌》獲得普利茲獎；1998年，他在白宮獲頒美國國家藝術勳章；2002年，他榮獲美國藝術與文學學院最高獎項小說金獎，該獎曾頒給約翰·多斯·帕索斯、威廉·福克納及索爾·貝婁等人。他曾兩次獲得美國全國圖書獎、福克納筆會獎和美國全國書評家協會獎。
2005年，《反美陰謀》作為“2003—2004年以美國為主題的卓越歷史小說”而獲得美國歷史學家協會獎，並被《紐約時報書評》、《舊金山紀事報》、《波士頓環球報》、《芝加哥太陽時報》、《洛杉磯時報書評》、《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時代》、《新聞周刊》等眾多報刊提名為年度最佳圖書。在英國，《反美陰謀》一書獲得W.H.史密斯獎年度最佳圖書獎，讓羅斯成為該獎46年歷史上首位兩次問鼎的作家。
2005年，羅斯也成為第三位在世時作品就由美國文庫出版綜合性、定論性版本的作家。該八卷本文集的最後一卷定於2013年出版。
媒體推薦
這個苦澀的、略帶詼諧的故事自始至終都是那么引人入勝，它喚醒了我們共有的歷史中那個特定的時間和地點……立體重現了二戰後的理想主義和偽善。
——《紐約書評》
——《紐約書評》
文摘
第一章
艾拉·林戈爾德的哥哥默里是我高中的第一位英文老師，我就是通過他結識艾拉的。1946年默里剛退伍，楔入戰役又稱阿登戰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著名戰役。中他在第17空降師服役；1945年的3月，他參加了那次著名的標示歐洲戰役開始收尾的空降，降落到萊茵河對岸。那些日子裡，默里粗獷不遜，禿頭，個頭不像艾拉那樣高，但四肢頎長，體格強健，他看守著我們，總是一副清醒的神態。他舉止態度方面完全自然大方，不過言談上卻是用詞洋洋灑灑，幾乎給人一種智力上的逼迫感。他最喜好釋義明理，讓我們理解事物，我們談及的每一個話題，他都細細分解，到達根本，其精細不亞於他在黑板上用圖解法分析句子。他的專長在於使對知識的求索生動起來，即便是在嚴謹的求證分析中，在以他那明了的方式朗聲分析我們的所讀所寫時，也充滿著敘事魅力。
林戈爾德先生將他的強健體格和出色的活躍思維帶進課堂，使教室里洋溢著自發與開放的氣氛，這對一幫將要被教訓得聽話懂禮的孩子來說，真是一種啟迪。他們尚未懂得遵守老師訂下的行為規範與智力發育並無關聯。你題答得不對，一個黑板擦就朝你擲過來，他這可愛的癖好，要比他自己或曾構想過的還有意義。或許也並無這般重要。也許林戈爾德先生非常清楚，像我這樣的孩子要學會的不僅在於如何準確地表達自己，培養對語言的敏銳觸覺，也應學會如何做到不馴而不失之愚魯，如何不會城府太深，不過於循規蹈矩，學會如何將陽剛的生命力自對聰明孩子威懾最深的體制規矩中解放出來。
在默里·林戈爾德這樣一位男性高中教師身上，令人感受到那種有性別色彩的力量，沒有被對信仰的虔誠所更改的男性威力；在默里·林戈爾德這樣一位男性高中教師身上，令人看到他職業的神聖使命，他不曾迷失於美國式漫無邊際飛黃騰達的夢想，他與學校里那些女教師不一樣，他可以隨便幹些別的什麼，他卻選擇做了我們的老師，以此為終生的職業。他整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他能影響的年輕人在一起打交道，並由他們的回應中獲得一生最大的樂趣。
他大膽的課堂風格對我的自由觀留下的印記，在那個時期並不明顯。一個孩子尚不會那般去看待學校、教師以及自己。但是剛萌芽的對於社會意義上獨立自主的渴望，應該多少是由於默里的榜樣而滋生。我把這點對默里講了。那是在1997年7月，自1950年高中畢業後第一次碰到默里。他九十歲了，卻顯然仍是那位既無自嘲亦不做作地在學生面前代表著格言“管他的”的老師，他教給學生，若要逾越規矩，不必非得作艾爾 ·科朋，你只須思考即可。“人類社會裡，”林戈爾德先生教我們，“思維是最偉大的逾越。”“批——判式的思——維，”林戈爾德先生說著，將每個音以指節在桌面上叩擊出來，“是終極的顛覆。”我告訴默里，從很早起就從他這樣一個丈夫氣的人那裡聽到這點，並看到他將此演繹出來，這給我的成長提供了最可珍貴的提示。我這樣一個來自外省的高中生，向來在庇護之下，而心性頗高，渴求理性，嚮往著有所作為又不失自由，那時對此雖似懂非懂，卻緊緊握住不放。
默里則把我少年時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個人生活全都講給我聽，那是巨大的不幸，鬧劇充斥其間。如今艾拉死去有三十多年了，可默里仍不時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毀了，為了信仰，毀於政治，毀於歷史。”默里說，“但我不記得有誰是像艾拉那樣被擊垮的。不是倒在他本應該自己挑選的偉大的美國戰場上。或許，不論意識形態，政治和歷史的因素，真正的災難，其本質總是一個人的不幸吧。生活在將人降低壓小方面的作為可不容你有任何懷疑。生活剝去人的意義令人的尊嚴喪失的手段可真是數不清，你真得為此向它致敬。”
當我問起時，默里也告訴我他是如何被剝去了他的意義。我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對細節所知甚少。因為我在1954年大學畢業以後也開始服兵役，有多年不在紐瓦克，而默里所受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5月才開始。開頭，我們聊的是默里的故事。直到下午將盡，我問他是否願意留下來共進晚餐，此時，他才仿佛與我有了一種共識，認為我們的關係更親近了一層，若接下來坦率地談談他的弟弟也無什麼不妥。
我住的新英格蘭西部附近，有一所叫做雅典娜的小型院校，為老年人開設為期一周的系列暑假課程。九十歲的默里報名作學生，上一門名為“莎士比亞在千禧年”的課程。我就是這樣在他抵達的星期日那天在鎮上碰到了他，我沒認出他，幸好他把我認出來了。就這樣，我們一起度過了六個夜晚。就這樣，過往此次重現，寄身於一位老人身上，他的才幹即是在於從不為自己的不幸盤桓多想一分一秒，並且除了正經的話題，仍不願將時間虛擲在空談上面。無論時光將他昔日運動員般的體格吞噬得如何一乾二淨，他的個性卻仍因了一股鮮明的執拗勁而保持著飽滿。看著默里用他那無遮無攔認真嚴謹的語調談著，我想，這就是了——人類的生命。這就是持久的生命力了。
1955年，自收音機上播出將艾拉列入共產分子黑名單後大約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員會從教職上辭退下來，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經過紐瓦克作四天聽證時拒絕合作。後來他復職了，但是歷經了六年的訴訟，終以州最高法院五對四的裁決獲得復職，歸還欠薪，扣去六年來他做吸塵器推銷員養家的收入。
“不知道還能幹什麼，”默里說，微笑著，“就賣吸塵器吧。挨家挨戶。把滿滿一缸菸灰倒在地毯上，然後再給他們收拾乾淨。給他們收拾整所房子。就這么把東西賣掉的。我那時候把新澤西大半的房子清掃過了。內森，有不少人對我不錯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錢治病，我們還有個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頗多的生意，把吸塵器賣給很多人。多麗絲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醫院的實驗室。乾驗血的工作。最後管理實驗室。那時候技術工作和醫學研究還不分家，多麗絲全都乾：抽血，做抹片。用顯微鏡，很有耐心，很仔細。受過專門的訓練，觀察力敏銳，做事精確，知識豐富。她常從我們街對面的貝思·伊思雷爾醫院穿過馬路回到家，穿著實驗服做晚飯。據我所知，從來只有我們家是把色拉醬盛在實驗室用的燒瓶里。愛倫美氏瓶。我們用移液管拌咖啡。家裡所有的玻璃用具都來自實驗室。我們窮困潦倒的時候，是多麗絲在撐著。我們一起對付過來了。”
“他們找上你是因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問他。“我一直這么以為。”
“我也說不準。艾拉是這么想的。或許他們找上我，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從來都沒有個教師該有的樣子吧。或許即便沒有艾拉，他們也會找上我。起初我可是個狂熱分子，內森。滿腔熱情，要樹立職業的尊嚴。那可能是最令他們耿耿於懷的。我開始教書的時候，作為教師得受到何等的輕侮，你無法相信。給當成孩子一樣。上級告訴你什麼，什麼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這個鐘點到，要按時簽到。在學校里待極長時間。下午和晚上還隨時有差事，雖然契約里不包括這個。各式各樣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貶低了。
“我投入到組織工會的活動里，很快升到委員會的領導圈，是董事會任職。我做事直來直去，我得承認，有時候並不多加思索。我以為我什麼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讓教師獲得尊重——為了他們的勞動，獲得尊重和合理的報酬。諸如此類的事情。教師的薪水，工作條件，福利都大有問題……
“教育廳長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對提他做廳長的運動裡頭很賣力。我支持另一個人，那人輸了。我從不諱言與這混蛋的對立，因此他對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時候到了，我被叫到市裡頭的聯邦大廈，參加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會議。去作證。主席是個叫沃特的議員。同來的還有兩名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三個從華盛頓來，帶著律師。調查共產主義在紐瓦克市各個方面的影響，主要還是調查他們所說的在勞工和教育界的‘黨派的滲透’。那時這股聽證風席捲全國，不管是底特律、還是芝加哥。我們知道要到這裡的。無可避免。他們在一天裡頭對付了我們教師，最後一天，5月的一個星期四。
“我作證時間五分鐘。‘你現在是不是或者曾經是……？’我拒絕回答。喔，為什麼不回答呢？他們說。你沒什麼可隱瞞的。為什麼不證明自己清白呢？我們就要些檢舉揭發而已。我們到這裡來就為了這個。我們是立法機構，不是刑罰機構。如此這般。但是據我對人權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與他們無關，我就這么對他們說的——‘與你們無關’。
“那周前幾天，他們找過電業工人聯合會，艾拉在芝加哥時候的老工會。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聯合會成員租了車自紐約來到調查委員會成員住的羅伯特酒店，包圍酒店抗議示威。《星條報》這樣描述示威者，‘敵對勢力反對國會調查，發起入侵’。不是由憲法賦予權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對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員會裡一位國會議員對新聞界指出——對他的言論里隱含的非美國成分沒有絲毫的慚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語喊叫，在他看來，這證明他們對打著的牌子有何意義並不明白，他們只是無知做了共產黨的‘傀儡’。而紐瓦克警局‘反顛覆科’將他們監控起來了，對此他深感寬慰。車隊回紐約的途中在經過了哈得孫鎮後，據報導那邊的某警察稱，‘如果我知道他們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們一夥人全關起來了。’到我在星期四裡頭第一個被傳訊時，當地的氣氛就是這樣的，新聞媒體裡也是這樣報導的。
“在我那五分鐘臨近結束時，對於我的拒絕合作，主席說他很失望，有著我這樣教育背景和理解力的人，居然不願協助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唯一一次我作的敵對回答，是在最後那幫傢伙裡頭有一個對我說‘先生，我懷疑你的忠誠’時，我告訴他，‘而我也懷疑你的忠誠。’然後主席告訴我，如果我繼續‘中傷’委員會成員，就要趕我出去。‘我們不必坐在這裡，’他說，‘聽你的廢話與誹謗。’‘我也用不著，’我說，‘坐在這裡聽你們的誹謗，主席先生。’就這么糟。我的律師低聲告訴我到這裡吧，就這么結束我的作證。可以離席了。
“但是，當我自座位上離開時，一位議員叫住我，我想是為了要侮辱我一下，‘你怎么能拿著納稅人的錢，卻守著對可惡的共產黨的諾言來教授蘇聯那一套？以上帝的名義，你怎么能身為自由人卻去教共產黨的那套獨裁？為什麼不退出來回歸正道？我懇求你，回歸到美國的生活吧！’
“不過我沒上鉤，我沒告訴他們我所教的不過是作文和文學，與獨裁無關，雖然最終看來，我說還是不說都沒什麼用處：當晚，《紐瓦克新聞》體育最後版的封面上，我的頭像下面，大標題是‘赤色分子調查之證人停步不前’，下面一行是：‘“不聽你這套鬼話，”調查委員會告訴紐瓦克教師。’
“委員會裡頭有一個是紐約州來的議員，布賴登·格蘭特。你記得格蘭特家族吧，布賴登和卡特里娜。美國人都知道格蘭特家族。那么，我們林戈爾德家之于格蘭特就如羅森博格。這個精於社交的惡毒的傢伙，幾乎毀了我們家。你知道因為什麼嗎？因為，有一天晚上，格蘭特和妻子在艾拉和伊夫在西十一街開的一個聚會上，而艾拉那么去對付格蘭特，就如他會對付隨便其他什麼人一樣。格蘭特是瓦那·馮·布勞恩的同僚之一，或者說艾拉認為是，艾拉就猛烈地攻擊他。格蘭特看上去就是那種沒骨氣的上流人士，正讓艾拉厭惡之至。他妻子寫那種女人嗜讀的流行言情小說，格蘭特那時還是《美國日報》的專欄作者。對艾拉而言，格蘭特就是濫享特權的化身。他受不了格蘭特。格蘭特的一舉一動都讓他噁心，尤其是格蘭特的政治觀點。
“場面一度很糟，吵起來了。艾拉大喊著，大罵格蘭特。艾拉從那之後一直都堅持認為自那晚起格蘭特與我們結下了怨。艾拉是不慣於掩飾自己的，本色做人，無所保留，不找什麼託辭。在你看來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他的敵人憎恨的也正是這一點。格蘭特就是他的敵人之一。整場爭吵就三分鐘，可是據艾拉看來，這三分鐘決定了他和我的命運。他侮辱了一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美國第十八任總統。的後裔，一位哈佛畢業生，倫道夫·赫斯特的職員，更別提還是1938年及1942年最暢銷的《艾洛伊斯和亞伯拉德》和《加利萊奧的熱情》的作者的丈夫。我們完了：艾拉公然辱罵布賴登·格蘭特，質疑的不只是丈夫那無可挑剔的資歷，還有他妻子不容他人置疑的正確性。
“現在，我拿不準是否一切的事情皆源出於此。當然不是因為格蘭特在濫用職權上就輸於其他尼克森同黨。他進國會前為《美國日報》寫那個專欄，社會新聞專欄，一周三次，百老匯和好萊塢方面的，也有點埃萊諾·羅斯福的事情，穿插一些緋聞。格蘭特的公眾事業就是這么開始的。他因此而頗為勝任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裡者一席。在社會新聞演變到像今日那么紅火之前，他就已是社會新聞專欄作者了。一開始，在偉大先驅者的黃金時代他就入了行。那些人，有喬利·尼克博克、溫切爾、埃德·沙利文、厄爾·威爾遜、戴蒙·魯尼恩、鮑勃·康西丁和赫達·霍珀。這夥人裡頭，布賴登·格蘭特是勢利的一個，他不是街頭搞拳擊的底層人士，不屬於混跡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爾曼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語的訊息靈通人士，他是上層，泡在壁球俱樂部那一夥的。
“開頭，格蘭特寫專欄，名為‘格蘭特內幕’，而後來，你記得吧，他幾乎成了尼克森白宮班子的頭頭。格蘭特議員頗受尼克森青睞，和尼克森一樣坐鎮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白宮實施了不少尼克森總統的強硬手段。我記得1968年時克松新內閣提名格蘭特任幕僚長。後又放棄，太可惜了。尼克森最錯誤的一個決定。如果尼克森能早點發現在掩蓋水門醜聞的行動上不用霍爾德曼而用格蘭特這個惟命是從的上流人士則政治上會有多少好處的話，那么格蘭特的仕途就說不定是以入獄告終了。布賴登·格蘭特在獄中，一個夾在米切爾和埃爾利希曼中間的牢房。格蘭特的墳墓。可是永遠不會了。
“在白宮的錄音里能聽到尼克森大加稱讚格蘭特。文字本里有記錄。‘布萊頓心地不錯，’總統對霍爾德曼說。‘而且他也強硬。能做任何事。我說的是任何事。’他對霍爾德曼說起格蘭特關於對付他們內閣敵人的格言：‘將他們毀滅於媒體’。然後，總統，這位耽於地道的誹謗和刺人眼目的詆毀的人，讚賞地補充說：‘布萊頓有殺手的直覺。沒人幹得比他更漂亮了。’
“格蘭特議員於睡眠中去世，有錢又有權的老政客，在紐約的斯塔茨堡仍很受尊崇，那裡的高中足球場以他命名。
“在聽證會中，我注視著布賴登·格蘭特，設法把他看作應該不只是一個與我結有積怨的政客，要在全國陷入的反左運動里伺機報私仇。我因襲理性，尋覓較高尚的因由和深刻的意義。那時我仍舊習慣對悖理講求理性，在簡單中尋求繁複。我會在其實大可不必時動用才智。我會想，他不會真像看上去那般狹隘乏味。不可能全是這樣。他一定不只如此吧。
“其實何必呢？狹隘乏味也有鄭重其事的時候。還有什麼比狹隘乏味更加難以撼動的呢？狹隘乏味難道會妨礙他的精明強硬嗎？會有損於他做要人的目標嗎？醉心權術並不需要對於人生有深刻的認識，不需要成熟的人生觀亦可當權。其實，成熟的人生觀也許恰恰成了最大的絆腳石，而對生活並無成熟的體味恰是最大的好處。要了解格蘭特議員，不必從他貴族的少年時代尋出些不幸遭遇來。總之，這傢伙自那本來憎恨羅斯福的漢密爾頓·菲什處接任了國會的席位。菲什像羅斯福一樣是哈得孫河畔的上流人士。就在羅斯福後入哈佛。菲什羨慕他，憎恨他，卻因為菲什的選區包含了海德公園而最終成了羅斯福的國會議員。堅決反對美國參與二戰，極蠢笨。早在三十年代，在上層人士裡頭，菲什第一個為那個可惡的委員會的前身做主席。典型的自以為是的沙文主義者，偏狹的混蛋權貴。這就是漢密爾頓·菲什。在1952年，重新劃分這老笨蛋的選區時，布萊頓·格蘭特成了他的部下。
“聽證結束以後，格蘭特離開三個委員和律師所在的高台，徑直走向我的座位。就是他對我說過，‘我質疑你的忠誠。’然而現在他親切地微笑著。只有布賴登·格蘭特才有的那種樣子，仿佛是他發明了這種和善的笑容。他伸出手來，於是，儘管這手對於我是很可憎的，我仍握了握。這隻無理性之手。自然，是彬彬有禮的握手，像拳擊手開賽前互碰對方的手套。而隨後幾天裡頭我的女兒洛蘭都一直為此見到我就怕。
“格蘭特說，‘林戈爾德先生，今天我遠道來到這裡，協助你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能更加協力一些。就是對於我們這些同情你的人，你也仍舊把事搞得很棘手。我想讓你知道，本來不是計畫我帶隊來紐瓦克。可是我聽說你要作證人，於是我要求來了。因為我想如果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唐納德·傑克遜出面的話，對你不會有大好處的。’
“傑克遜就是在委員會裡接任尼克森位子的傢伙，加州的唐納德·L.傑克遜。思想不凡，常公開這樣宣稱，‘對我來說，好像已經到了做或不做美國人的時刻’。帶頭搜捕新教神職人員中的共產黨破壞分子的就是傑克遜和維爾德。對這些傢伙來說此事緊迫，事關國家利益。尼克森退出委員會後，格蘭特就成了委員會的智囊，為他們做重大的決定。讓人遺憾的是，他也確乎不枉擔此名。
“他對我說，‘比起那位加州來的尊敬的先生，我想也許我對你的幫助要大一些。不管今天你的表現如何，我仍認為我可以幫助你。我想要你知道，如果你好好睡上一晚，然後下了決心要為自己辯白的話。’
“就在那時，洛蘭迸發了。她足有十四歲了。她和多麗絲一直就坐在我後面，整個會議中，她一直怒氣沖沖地說話，聲音甚至比她母親還大。她發怒，她坐立不寧，幾乎無法抑制她十四歲身體內的怒火。‘證明他什麼上面的清白？’洛蘭對格蘭特議員說。‘我父親做過什麼？’格蘭特慈祥地對著她微笑。他長得十分好看，那么一頭銀髮。身材勻稱，西裝是最昂貴的特里普勒產品。他的舉止得體，不會冒犯任何人。嗓音融和得恰恰好，富有尊嚴、柔和，又有男子氣，他對洛蘭說，‘你是忠誠的女兒。’但洛蘭不會就此罷休。我和多麗絲也沒想插手。‘證實他的清白？他不需要為自己辯白。他沒有污點，’她告訴格蘭特。‘正是你玷污了他的清白。’‘林戈爾德小姐，你離題了。你父親有案底,’格蘭特說。‘案底？’洛蘭說。‘什麼案底？他有什麼案底？’他又微笑著。‘林戈爾德小姐，’他說，‘你是位很不錯的年輕女士——’‘我是不是不錯與此無關。他的案底是什麼？他做過什麼？他要證明什麼？告訴我我父親做過什麼。’‘那得你父親來告訴我們他做過什麼。’‘我父親已經講了，’她說，‘而你們把他所講的每件事都歪曲成一堆謊言，只為了讓他出醜。他的名聲是清白的。他在晚上可以安心入睡。先生，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夠做到。我的父親和其他人一樣忠心為國家服務。他知道什麼是忠誠和鬥爭，以及什麼是屬於美國的。你們就是這樣對待效忠祖國的人嗎？這就是他奮鬥的目標嗎：為了讓你們坐在這裡將他的名聲抹黑？給他身上潑污水？這就是美國嗎？你們所說的忠誠？你為美國做了什麼？社會新聞專欄？就這么美國化的？我的父親秉持原則，正派的美國原則，而你們才不要想就去毀了他。他到學校去，他教孩子，盡全力工作。你們應該有一百萬個像他這樣的老師。這就是問題所在嗎？他太優秀了？就為了這個，你們要編造他的謊言嗎？別碰我父親！’
“格蘭特仍未回答，洛蘭喊道，‘怎么了？你高高坐在上頭的時候有那么多話要說。現在你卻啞口無言了？緊閉嘴巴了。’就在那時，我把手蓋在她的手上，說，‘好了。’接著她朝我發火了。‘不，還沒好。不會好的，除非他們不再這樣對你。格蘭特先生，不打算說點什麼嗎？這就是美國嗎：對十四歲的人就緘口不言？就因為我沒有選舉權。是這么回事嗎？哼，自然我絕不會投票給你或者你那幫爛朋友！’她哭了，就在那時格蘭特對我說，‘你知道怎么找到我。’然後他對我們三個微笑了一下，動身去華盛頓了。
“事情總是這樣子的。他們整了你，然後告訴你，‘治你的是我，而不是加州的那位尊貴的先生，是你的運氣。’
“我從未和他聯繫過。其實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是很限於地區的。從未像艾拉那樣擴大化。我不像他那樣關心世界的命運。我比較關心從我專業的視角來看的社區公眾的命運。我所關切的，與其說是政治意義上的，不如說是經濟上的，依我看來是社會學方面的，關乎工作條件，關乎紐瓦克市教師的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長對新聞界說，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來教我們的孩子，教育委員會以行為與教師身份不相稱為由對我進行審查。教育廳長看出這正可做甩掉我的正當理由。我沒有回答一位盡職盡責的政府代表的問題，據此事實，我就不稱職了。我對教育委員會的人說，我在政治上的信仰無關乎我做紐瓦克學校體系中的一名英語教師。解僱一個人的依據只有三條：不服從，能力低下，道德敗壞。我認為此三條無一適用於我。從前的學生到聽證會上作證,證明無論在課堂內或任何其他場所，我從未試圖對任何人灌輸過信仰和學說。學校體系里從未有人聽到過我向任何人傳授對英語語言的崇敬之外的任何思想。沒有學生家長，沒有學生，也沒有同事聽到過。我從前軍隊里的上尉為我作證。從布拉格堡來，很讓人感動。
“我喜歡推銷吸塵器。有的人看到我來了就繞到路對面去了，甚至有人是慚愧於這樣的舉動吧，卻又不想受到牽連。但這對我並無困擾。教師工會內部有不少人支持我，也有來自外界的許多支援。有捐款，我們有多麗絲的薪水，我還賣吸塵器。我遇到來自各個行業的人，接觸到教書以外的真實世界。你知道，我是一名專業人員，一名教師，閱讀書籍，教莎士比亞，讓你們孩子用圖解分析句子，背誦詩歌，賞析文學，我以為再無其他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了。然而我走出去了，去賣吸塵器， 對我碰到的許多人，我都頗存敬意，為此我心存感激。我想我因此而對人生有了更好的認識。”
“假使法庭沒有判你復職。你仍舊會對人生持有更加美好的認識嗎？”
“如果我輸了是嗎？我想我還會過得尚可。我想我能好好地過下來。或者會有一些失望。但我想不會影響到我的性情。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再糟糕不過的時候也仍舊有出路。丟了工作，報紙上又稱你作賣國者，這些是極其令人不快的。但這仍然不是極權的情形。我沒有入獄，沒有受到拷打。我的孩子沒有因此而得不到什麼。奪去了我的工作，有人不和我講話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欽佩我。我的妻子欽佩我。我的女兒欽佩我。許多我從前的學生欽佩我。他們是公開講出來的。而且我可以訴諸法律。我有行動自由，可以與記者會面，可以籌積錢款，雇律師，與人對質法庭。我也如此做了。當然，你可以一味鬱悶苦惱竟至突發心臟病。但是你也有別的辦法。我也是如此做了。
“但是，如果工會失敗了就會影響到我了。可我們沒有失敗。我們鬥爭了，終於贏得勝利。使男女同工同酬。使國中和國小教師同工同酬。我們確定下來所有放學以後的活動首先是自願的，其次是有報酬的。爭取到更多病假。據理爭得五天假期，可由個人意願決定休假目的。以考核決定升職，反對靠關係，這意味著所有弱勢群體都有公平的機會。吸收黑人加入工會，隨著人數的增加，他們轉入到領導層的職位。但那是許多年以前了。現在工會大大令我失望。變成了以斂財為目的的機構。拿到多少錢，那決定一切。沒人會思考如何來教育孩子。太令人失望了。”
“那六年的處境是怎樣的惡劣呢？”我問他。“毀掉了你身上什麼東西呢？”
“我不以為它毀過我任何方面。真的不這么想。自然有那么多晚上無法入睡。許多個夜晚我難以入睡。想到各樣事情——怎樣做這個，接下來要做什麼，去找誰，等等。總是把已經發生過的重過一遍，想想會發生什麼。可是接著早晨來臨了，起了床，還是該做什麼做什麼。”
“對你這件事艾拉怎么想？”
“啊，這件事讓他苦惱極了。如果他不是實際上已經被其他一切毀滅了，我不妨可以說他就為這件事毀了。我一直堅信我會贏，也這么告訴他。說他們沒有開除我的合法理由。他就一直講，‘開玩笑啊。他們才不需要什麼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被開除了。就那么回事。最後我是贏了，可是他覺得是他害我攤上了這些事，他餘生一直都擱不下。還有你的事，知道嗎。關於你碰到的事。”
“我？”我說。“我沒什麼事啊。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
“哈，你可有一些事呢。”
發現自己的人生故事竟包含了一項重大事件，不為自己所知，是件重要的事，發現你的人生故事竟是某種你了解得很少的東西，這當然就是件令人吃驚的事。
“還記得嗎，”默里說，“你大學畢業的時候沒申請到富布萊特獎學金。是為了我弟弟的緣故。”
1953—1954年，我在芝加哥的最後一年，我曾為去牛津作文學研究工作申請過富布萊特獎學金而遭拒。在班裡我幾乎是拔尖的，又有人熱心舉薦，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在那事發生以後第一次回想到它——當時我不僅因為被拒而且還因為這個去英格蘭研習文學的獎學金給了一個在班級排名里遠遠在我後面的一個同學而震驚。
“這是真的嗎，默里？我只以為是有些古怪，不公平而已。是命運無常吧。我不知道該怎么去想。我以為是奪去我一次機會罷了，然後我就應徵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這么回事的？”
“特工告訴艾拉的。聯邦調查局的。他跟蹤艾拉多年。隨便來看看他。順路來訪時要他舉報些人。告訴他說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清白。他們把你認作是艾拉的侄子。”
“他的侄子？怎么會是他的侄子呢？”
“別問我。聯邦調查局也並不總能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也許他們不總想把事情搞清楚。那傢伙對艾拉說，‘知道你那個申請富布萊特獎學金的侄子嗎？芝加哥的那孩子？他沒拿到是因為你是共產黨。’”
“你認為確實如此。”
“毫無疑問。”
……
艾拉·林戈爾德的哥哥默里是我高中的第一位英文老師，我就是通過他結識艾拉的。1946年默里剛退伍，楔入戰役又稱阿登戰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著名戰役。中他在第17空降師服役；1945年的3月，他參加了那次著名的標示歐洲戰役開始收尾的空降，降落到萊茵河對岸。那些日子裡，默里粗獷不遜，禿頭，個頭不像艾拉那樣高，但四肢頎長，體格強健，他看守著我們，總是一副清醒的神態。他舉止態度方面完全自然大方，不過言談上卻是用詞洋洋灑灑，幾乎給人一種智力上的逼迫感。他最喜好釋義明理，讓我們理解事物，我們談及的每一個話題，他都細細分解，到達根本，其精細不亞於他在黑板上用圖解法分析句子。他的專長在於使對知識的求索生動起來，即便是在嚴謹的求證分析中，在以他那明了的方式朗聲分析我們的所讀所寫時，也充滿著敘事魅力。
林戈爾德先生將他的強健體格和出色的活躍思維帶進課堂，使教室里洋溢著自發與開放的氣氛，這對一幫將要被教訓得聽話懂禮的孩子來說，真是一種啟迪。他們尚未懂得遵守老師訂下的行為規範與智力發育並無關聯。你題答得不對，一個黑板擦就朝你擲過來，他這可愛的癖好，要比他自己或曾構想過的還有意義。或許也並無這般重要。也許林戈爾德先生非常清楚，像我這樣的孩子要學會的不僅在於如何準確地表達自己，培養對語言的敏銳觸覺，也應學會如何做到不馴而不失之愚魯，如何不會城府太深，不過於循規蹈矩，學會如何將陽剛的生命力自對聰明孩子威懾最深的體制規矩中解放出來。
在默里·林戈爾德這樣一位男性高中教師身上，令人感受到那種有性別色彩的力量，沒有被對信仰的虔誠所更改的男性威力；在默里·林戈爾德這樣一位男性高中教師身上，令人看到他職業的神聖使命，他不曾迷失於美國式漫無邊際飛黃騰達的夢想，他與學校里那些女教師不一樣，他可以隨便幹些別的什麼，他卻選擇做了我們的老師，以此為終生的職業。他整日孜孜以求的，就是和他能影響的年輕人在一起打交道，並由他們的回應中獲得一生最大的樂趣。
他大膽的課堂風格對我的自由觀留下的印記，在那個時期並不明顯。一個孩子尚不會那般去看待學校、教師以及自己。但是剛萌芽的對於社會意義上獨立自主的渴望，應該多少是由於默里的榜樣而滋生。我把這點對默里講了。那是在1997年7月，自1950年高中畢業後第一次碰到默里。他九十歲了，卻顯然仍是那位既無自嘲亦不做作地在學生面前代表著格言“管他的”的老師，他教給學生，若要逾越規矩，不必非得作艾爾 ·科朋，你只須思考即可。“人類社會裡，”林戈爾德先生教我們，“思維是最偉大的逾越。”“批——判式的思——維，”林戈爾德先生說著，將每個音以指節在桌面上叩擊出來，“是終極的顛覆。”我告訴默里，從很早起就從他這樣一個丈夫氣的人那裡聽到這點，並看到他將此演繹出來，這給我的成長提供了最可珍貴的提示。我這樣一個來自外省的高中生，向來在庇護之下，而心性頗高，渴求理性，嚮往著有所作為又不失自由，那時對此雖似懂非懂，卻緊緊握住不放。
默里則把我少年時所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他弟弟的個人生活全都講給我聽，那是巨大的不幸，鬧劇充斥其間。如今艾拉死去有三十多年了，可默里仍不時為此陷入沉思。“那些年，成千上萬的美國人毀了，為了信仰，毀於政治，毀於歷史。”默里說，“但我不記得有誰是像艾拉那樣被擊垮的。不是倒在他本應該自己挑選的偉大的美國戰場上。或許，不論意識形態，政治和歷史的因素，真正的災難，其本質總是一個人的不幸吧。生活在將人降低壓小方面的作為可不容你有任何懷疑。生活剝去人的意義令人的尊嚴喪失的手段可真是數不清，你真得為此向它致敬。”
當我問起時，默里也告訴我他是如何被剝去了他的意義。我知道故事的大概，但對細節所知甚少。因為我在1954年大學畢業以後也開始服兵役，有多年不在紐瓦克，而默里所受的政治迫害到1955年5月才開始。開頭，我們聊的是默里的故事。直到下午將盡，我問他是否願意留下來共進晚餐，此時，他才仿佛與我有了一種共識，認為我們的關係更親近了一層，若接下來坦率地談談他的弟弟也無什麼不妥。
我住的新英格蘭西部附近，有一所叫做雅典娜的小型院校，為老年人開設為期一周的系列暑假課程。九十歲的默里報名作學生，上一門名為“莎士比亞在千禧年”的課程。我就是這樣在他抵達的星期日那天在鎮上碰到了他，我沒認出他，幸好他把我認出來了。就這樣，我們一起度過了六個夜晚。就這樣，過往此次重現，寄身於一位老人身上，他的才幹即是在於從不為自己的不幸盤桓多想一分一秒，並且除了正經的話題，仍不願將時間虛擲在空談上面。無論時光將他昔日運動員般的體格吞噬得如何一乾二淨，他的個性卻仍因了一股鮮明的執拗勁而保持著飽滿。看著默里用他那無遮無攔認真嚴謹的語調談著，我想，這就是了——人類的生命。這就是持久的生命力了。
1955年，自收音機上播出將艾拉列入共產分子黑名單後大約四年，默里被教育委員會從教職上辭退下來，理由是他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經過紐瓦克作四天聽證時拒絕合作。後來他復職了，但是歷經了六年的訴訟，終以州最高法院五對四的裁決獲得復職，歸還欠薪，扣去六年來他做吸塵器推銷員養家的收入。
“不知道還能幹什麼，”默里說，微笑著，“就賣吸塵器吧。挨家挨戶。把滿滿一缸菸灰倒在地毯上，然後再給他們收拾乾淨。給他們收拾整所房子。就這么把東西賣掉的。我那時候把新澤西大半的房子清掃過了。內森，有不少人對我不錯的。我有妻子，她常常要花錢治病，我們還有個孩子，可是我得到了頗多的生意，把吸塵器賣給很多人。多麗絲也不管她脊椎有毛病又去工作了。回到醫院的實驗室。乾驗血的工作。最後管理實驗室。那時候技術工作和醫學研究還不分家，多麗絲全都乾：抽血，做抹片。用顯微鏡，很有耐心，很仔細。受過專門的訓練，觀察力敏銳，做事精確，知識豐富。她常從我們街對面的貝思·伊思雷爾醫院穿過馬路回到家，穿著實驗服做晚飯。據我所知，從來只有我們家是把色拉醬盛在實驗室用的燒瓶里。愛倫美氏瓶。我們用移液管拌咖啡。家裡所有的玻璃用具都來自實驗室。我們窮困潦倒的時候，是多麗絲在撐著。我們一起對付過來了。”
“他們找上你是因為你是艾拉的哥哥吧？”我問他。“我一直這么以為。”
“我也說不準。艾拉是這么想的。或許他們找上我，是因為我的所作所為從來都沒有個教師該有的樣子吧。或許即便沒有艾拉，他們也會找上我。起初我可是個狂熱分子，內森。滿腔熱情，要樹立職業的尊嚴。那可能是最令他們耿耿於懷的。我開始教書的時候，作為教師得受到何等的輕侮，你無法相信。給當成孩子一樣。上級告訴你什麼，什麼就是法律，不容置疑。得這個鐘點到，要按時簽到。在學校里待極長時間。下午和晚上還隨時有差事，雖然契約里不包括這個。各式各樣不值一提的那一套。你感到被貶低了。
“我投入到組織工會的活動里，很快升到委員會的領導圈，是董事會任職。我做事直來直去，我得承認，有時候並不多加思索。我以為我什麼都明白。但是我致力的是讓教師獲得尊重——為了他們的勞動，獲得尊重和合理的報酬。諸如此類的事情。教師的薪水，工作條件，福利都大有問題……
“教育廳長不是我的朋友。我在反對提他做廳長的運動裡頭很賣力。我支持另一個人，那人輸了。我從不諱言與這混蛋的對立，因此他對我恨透了。1955年，解聘的時候到了，我被叫到市裡頭的聯邦大廈，參加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的會議。去作證。主席是個叫沃特的議員。同來的還有兩名委員會的成員。他們三個從華盛頓來，帶著律師。調查共產主義在紐瓦克市各個方面的影響，主要還是調查他們所說的在勞工和教育界的‘黨派的滲透’。那時這股聽證風席捲全國，不管是底特律、還是芝加哥。我們知道要到這裡的。無可避免。他們在一天裡頭對付了我們教師，最後一天，5月的一個星期四。
“我作證時間五分鐘。‘你現在是不是或者曾經是……？’我拒絕回答。喔，為什麼不回答呢？他們說。你沒什麼可隱瞞的。為什麼不證明自己清白呢？我們就要些檢舉揭發而已。我們到這裡來就為了這個。我們是立法機構，不是刑罰機構。如此這般。但是據我對人權法案的理解，我的政治信仰與他們無關，我就這么對他們說的——‘與你們無關’。
“那周前幾天，他們找過電業工人聯合會，艾拉在芝加哥時候的老工會。周一的早晨，一千名聯合會成員租了車自紐約來到調查委員會成員住的羅伯特酒店，包圍酒店抗議示威。《星條報》這樣描述示威者，‘敵對勢力反對國會調查，發起入侵’。不是由憲法賦予權利的合法示威，而是入侵，如同希特勒對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一般。委員會裡一位國會議員對新聞界指出——對他的言論里隱含的非美國成分沒有絲毫的慚愧——很多示威者在用西班牙語喊叫，在他看來，這證明他們對打著的牌子有何意義並不明白，他們只是無知做了共產黨的‘傀儡’。而紐瓦克警局‘反顛覆科’將他們監控起來了，對此他深感寬慰。車隊回紐約的途中在經過了哈得孫鎮後，據報導那邊的某警察稱，‘如果我知道他們是赤色分子，早就把他們一夥人全關起來了。’到我在星期四裡頭第一個被傳訊時，當地的氣氛就是這樣的，新聞媒體裡也是這樣報導的。
“在我那五分鐘臨近結束時，對於我的拒絕合作，主席說他很失望，有著我這樣教育背景和理解力的人，居然不願協助國家安全部門的調查。唯一一次我作的敵對回答，是在最後那幫傢伙裡頭有一個對我說‘先生，我懷疑你的忠誠’時，我告訴他，‘而我也懷疑你的忠誠。’然後主席告訴我，如果我繼續‘中傷’委員會成員，就要趕我出去。‘我們不必坐在這裡，’他說，‘聽你的廢話與誹謗。’‘我也用不著，’我說，‘坐在這裡聽你們的誹謗，主席先生。’就這么糟。我的律師低聲告訴我到這裡吧，就這么結束我的作證。可以離席了。
“但是，當我自座位上離開時，一位議員叫住我，我想是為了要侮辱我一下，‘你怎么能拿著納稅人的錢，卻守著對可惡的共產黨的諾言來教授蘇聯那一套？以上帝的名義，你怎么能身為自由人卻去教共產黨的那套獨裁？為什麼不退出來回歸正道？我懇求你，回歸到美國的生活吧！’
“不過我沒上鉤，我沒告訴他們我所教的不過是作文和文學，與獨裁無關，雖然最終看來，我說還是不說都沒什麼用處：當晚，《紐瓦克新聞》體育最後版的封面上，我的頭像下面，大標題是‘赤色分子調查之證人停步不前’，下面一行是：‘“不聽你這套鬼話，”調查委員會告訴紐瓦克教師。’
“委員會裡頭有一個是紐約州來的議員，布賴登·格蘭特。你記得格蘭特家族吧，布賴登和卡特里娜。美國人都知道格蘭特家族。那么，我們林戈爾德家之于格蘭特就如羅森博格。這個精於社交的惡毒的傢伙，幾乎毀了我們家。你知道因為什麼嗎？因為，有一天晚上，格蘭特和妻子在艾拉和伊夫在西十一街開的一個聚會上，而艾拉那么去對付格蘭特，就如他會對付隨便其他什麼人一樣。格蘭特是瓦那·馮·布勞恩的同僚之一，或者說艾拉認為是，艾拉就猛烈地攻擊他。格蘭特看上去就是那種沒骨氣的上流人士，正讓艾拉厭惡之至。他妻子寫那種女人嗜讀的流行言情小說，格蘭特那時還是《美國日報》的專欄作者。對艾拉而言，格蘭特就是濫享特權的化身。他受不了格蘭特。格蘭特的一舉一動都讓他噁心，尤其是格蘭特的政治觀點。
“場面一度很糟，吵起來了。艾拉大喊著，大罵格蘭特。艾拉從那之後一直都堅持認為自那晚起格蘭特與我們結下了怨。艾拉是不慣於掩飾自己的，本色做人，無所保留，不找什麼託辭。在你看來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而他的敵人憎恨的也正是這一點。格蘭特就是他的敵人之一。整場爭吵就三分鐘，可是據艾拉看來，這三分鐘決定了他和我的命運。他侮辱了一位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美國第十八任總統。的後裔，一位哈佛畢業生，倫道夫·赫斯特的職員，更別提還是1938年及1942年最暢銷的《艾洛伊斯和亞伯拉德》和《加利萊奧的熱情》的作者的丈夫。我們完了：艾拉公然辱罵布賴登·格蘭特，質疑的不只是丈夫那無可挑剔的資歷，還有他妻子不容他人置疑的正確性。
“現在，我拿不準是否一切的事情皆源出於此。當然不是因為格蘭特在濫用職權上就輸於其他尼克森同黨。他進國會前為《美國日報》寫那個專欄，社會新聞專欄，一周三次，百老匯和好萊塢方面的，也有點埃萊諾·羅斯福的事情，穿插一些緋聞。格蘭特的公眾事業就是這么開始的。他因此而頗為勝任在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裡者一席。在社會新聞演變到像今日那么紅火之前，他就已是社會新聞專欄作者了。一開始，在偉大先驅者的黃金時代他就入了行。那些人，有喬利·尼克博克、溫切爾、埃德·沙利文、厄爾·威爾遜、戴蒙·魯尼恩、鮑勃·康西丁和赫達·霍珀。這夥人裡頭，布賴登·格蘭特是勢利的一個，他不是街頭搞拳擊的底層人士，不屬於混跡沙地，布朗·德比或斯蒂爾曼健身房的那些花言巧語的訊息靈通人士，他是上層，泡在壁球俱樂部那一夥的。
“開頭，格蘭特寫專欄，名為‘格蘭特內幕’，而後來，你記得吧，他幾乎成了尼克森白宮班子的頭頭。格蘭特議員頗受尼克森青睞，和尼克森一樣坐鎮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在白宮實施了不少尼克森總統的強硬手段。我記得1968年時克松新內閣提名格蘭特任幕僚長。後又放棄，太可惜了。尼克森最錯誤的一個決定。如果尼克森能早點發現在掩蓋水門醜聞的行動上不用霍爾德曼而用格蘭特這個惟命是從的上流人士則政治上會有多少好處的話，那么格蘭特的仕途就說不定是以入獄告終了。布賴登·格蘭特在獄中，一個夾在米切爾和埃爾利希曼中間的牢房。格蘭特的墳墓。可是永遠不會了。
“在白宮的錄音里能聽到尼克森大加稱讚格蘭特。文字本里有記錄。‘布萊頓心地不錯，’總統對霍爾德曼說。‘而且他也強硬。能做任何事。我說的是任何事。’他對霍爾德曼說起格蘭特關於對付他們內閣敵人的格言：‘將他們毀滅於媒體’。然後，總統，這位耽於地道的誹謗和刺人眼目的詆毀的人，讚賞地補充說：‘布萊頓有殺手的直覺。沒人幹得比他更漂亮了。’
“格蘭特議員於睡眠中去世，有錢又有權的老政客，在紐約的斯塔茨堡仍很受尊崇，那裡的高中足球場以他命名。
“在聽證會中，我注視著布賴登·格蘭特，設法把他看作應該不只是一個與我結有積怨的政客，要在全國陷入的反左運動里伺機報私仇。我因襲理性，尋覓較高尚的因由和深刻的意義。那時我仍舊習慣對悖理講求理性，在簡單中尋求繁複。我會在其實大可不必時動用才智。我會想，他不會真像看上去那般狹隘乏味。不可能全是這樣。他一定不只如此吧。
“其實何必呢？狹隘乏味也有鄭重其事的時候。還有什麼比狹隘乏味更加難以撼動的呢？狹隘乏味難道會妨礙他的精明強硬嗎？會有損於他做要人的目標嗎？醉心權術並不需要對於人生有深刻的認識，不需要成熟的人生觀亦可當權。其實，成熟的人生觀也許恰恰成了最大的絆腳石，而對生活並無成熟的體味恰是最大的好處。要了解格蘭特議員，不必從他貴族的少年時代尋出些不幸遭遇來。總之，這傢伙自那本來憎恨羅斯福的漢密爾頓·菲什處接任了國會的席位。菲什像羅斯福一樣是哈得孫河畔的上流人士。就在羅斯福後入哈佛。菲什羨慕他，憎恨他，卻因為菲什的選區包含了海德公園而最終成了羅斯福的國會議員。堅決反對美國參與二戰，極蠢笨。早在三十年代，在上層人士裡頭，菲什第一個為那個可惡的委員會的前身做主席。典型的自以為是的沙文主義者，偏狹的混蛋權貴。這就是漢密爾頓·菲什。在1952年，重新劃分這老笨蛋的選區時，布萊頓·格蘭特成了他的部下。
“聽證結束以後，格蘭特離開三個委員和律師所在的高台，徑直走向我的座位。就是他對我說過，‘我質疑你的忠誠。’然而現在他親切地微笑著。只有布賴登·格蘭特才有的那種樣子，仿佛是他發明了這種和善的笑容。他伸出手來，於是，儘管這手對於我是很可憎的，我仍握了握。這隻無理性之手。自然，是彬彬有禮的握手，像拳擊手開賽前互碰對方的手套。而隨後幾天裡頭我的女兒洛蘭都一直為此見到我就怕。
“格蘭特說，‘林戈爾德先生，今天我遠道來到這裡，協助你證明自己的清白。我希望你能更加協力一些。就是對於我們這些同情你的人，你也仍舊把事搞得很棘手。我想讓你知道，本來不是計畫我帶隊來紐瓦克。可是我聽說你要作證人，於是我要求來了。因為我想如果是我的朋友和同事唐納德·傑克遜出面的話，對你不會有大好處的。’
“傑克遜就是在委員會裡接任尼克森位子的傢伙，加州的唐納德·L.傑克遜。思想不凡，常公開這樣宣稱，‘對我來說，好像已經到了做或不做美國人的時刻’。帶頭搜捕新教神職人員中的共產黨破壞分子的就是傑克遜和維爾德。對這些傢伙來說此事緊迫，事關國家利益。尼克森退出委員會後，格蘭特就成了委員會的智囊，為他們做重大的決定。讓人遺憾的是，他也確乎不枉擔此名。
“他對我說，‘比起那位加州來的尊敬的先生，我想也許我對你的幫助要大一些。不管今天你的表現如何，我仍認為我可以幫助你。我想要你知道，如果你好好睡上一晚，然後下了決心要為自己辯白的話。’
“就在那時，洛蘭迸發了。她足有十四歲了。她和多麗絲一直就坐在我後面，整個會議中，她一直怒氣沖沖地說話，聲音甚至比她母親還大。她發怒，她坐立不寧，幾乎無法抑制她十四歲身體內的怒火。‘證明他什麼上面的清白？’洛蘭對格蘭特議員說。‘我父親做過什麼？’格蘭特慈祥地對著她微笑。他長得十分好看，那么一頭銀髮。身材勻稱，西裝是最昂貴的特里普勒產品。他的舉止得體，不會冒犯任何人。嗓音融和得恰恰好，富有尊嚴、柔和，又有男子氣，他對洛蘭說，‘你是忠誠的女兒。’但洛蘭不會就此罷休。我和多麗絲也沒想插手。‘證實他的清白？他不需要為自己辯白。他沒有污點，’她告訴格蘭特。‘正是你玷污了他的清白。’‘林戈爾德小姐，你離題了。你父親有案底,’格蘭特說。‘案底？’洛蘭說。‘什麼案底？他有什麼案底？’他又微笑著。‘林戈爾德小姐，’他說，‘你是位很不錯的年輕女士——’‘我是不是不錯與此無關。他的案底是什麼？他做過什麼？他要證明什麼？告訴我我父親做過什麼。’‘那得你父親來告訴我們他做過什麼。’‘我父親已經講了，’她說，‘而你們把他所講的每件事都歪曲成一堆謊言，只為了讓他出醜。他的名聲是清白的。他在晚上可以安心入睡。先生，我不知道你如何能夠做到。我的父親和其他人一樣忠心為國家服務。他知道什麼是忠誠和鬥爭，以及什麼是屬於美國的。你們就是這樣對待效忠祖國的人嗎？這就是他奮鬥的目標嗎：為了讓你們坐在這裡將他的名聲抹黑？給他身上潑污水？這就是美國嗎？你們所說的忠誠？你為美國做了什麼？社會新聞專欄？就這么美國化的？我的父親秉持原則，正派的美國原則，而你們才不要想就去毀了他。他到學校去，他教孩子，盡全力工作。你們應該有一百萬個像他這樣的老師。這就是問題所在嗎？他太優秀了？就為了這個，你們要編造他的謊言嗎？別碰我父親！’
“格蘭特仍未回答，洛蘭喊道，‘怎么了？你高高坐在上頭的時候有那么多話要說。現在你卻啞口無言了？緊閉嘴巴了。’就在那時，我把手蓋在她的手上，說，‘好了。’接著她朝我發火了。‘不，還沒好。不會好的，除非他們不再這樣對你。格蘭特先生，不打算說點什麼嗎？這就是美國嗎：對十四歲的人就緘口不言？就因為我沒有選舉權。是這么回事嗎？哼，自然我絕不會投票給你或者你那幫爛朋友！’她哭了，就在那時格蘭特對我說，‘你知道怎么找到我。’然後他對我們三個微笑了一下，動身去華盛頓了。
“事情總是這樣子的。他們整了你，然後告訴你，‘治你的是我，而不是加州的那位尊貴的先生，是你的運氣。’
“我從未和他聯繫過。其實我在政治上的信仰是很限於地區的。從未像艾拉那樣擴大化。我不像他那樣關心世界的命運。我比較關心從我專業的視角來看的社區公眾的命運。我所關切的，與其說是政治意義上的，不如說是經濟上的，依我看來是社會學方面的，關乎工作條件，關乎紐瓦克市教師的地位。第二天，卡林市長對新聞界說，像我這樣的人不應該來教我們的孩子，教育委員會以行為與教師身份不相稱為由對我進行審查。教育廳長看出這正可做甩掉我的正當理由。我沒有回答一位盡職盡責的政府代表的問題，據此事實，我就不稱職了。我對教育委員會的人說，我在政治上的信仰無關乎我做紐瓦克學校體系中的一名英語教師。解僱一個人的依據只有三條：不服從，能力低下，道德敗壞。我認為此三條無一適用於我。從前的學生到聽證會上作證,證明無論在課堂內或任何其他場所，我從未試圖對任何人灌輸過信仰和學說。學校體系里從未有人聽到過我向任何人傳授對英語語言的崇敬之外的任何思想。沒有學生家長，沒有學生，也沒有同事聽到過。我從前軍隊里的上尉為我作證。從布拉格堡來，很讓人感動。
“我喜歡推銷吸塵器。有的人看到我來了就繞到路對面去了，甚至有人是慚愧於這樣的舉動吧，卻又不想受到牽連。但這對我並無困擾。教師工會內部有不少人支持我，也有來自外界的許多支援。有捐款，我們有多麗絲的薪水，我還賣吸塵器。我遇到來自各個行業的人，接觸到教書以外的真實世界。你知道，我是一名專業人員，一名教師，閱讀書籍，教莎士比亞，讓你們孩子用圖解分析句子，背誦詩歌，賞析文學，我以為再無其他有意義的生活方式了。然而我走出去了，去賣吸塵器， 對我碰到的許多人，我都頗存敬意，為此我心存感激。我想我因此而對人生有了更好的認識。”
“假使法庭沒有判你復職。你仍舊會對人生持有更加美好的認識嗎？”
“如果我輸了是嗎？我想我還會過得尚可。我想我能好好地過下來。或者會有一些失望。但我想不會影響到我的性情。在一個開放的社會，再糟糕不過的時候也仍舊有出路。丟了工作，報紙上又稱你作賣國者，這些是極其令人不快的。但這仍然不是極權的情形。我沒有入獄，沒有受到拷打。我的孩子沒有因此而得不到什麼。奪去了我的工作，有人不和我講話了，可是另外有一些人欽佩我。我的妻子欽佩我。我的女兒欽佩我。許多我從前的學生欽佩我。他們是公開講出來的。而且我可以訴諸法律。我有行動自由，可以與記者會面，可以籌積錢款，雇律師，與人對質法庭。我也如此做了。當然，你可以一味鬱悶苦惱竟至突發心臟病。但是你也有別的辦法。我也是如此做了。
“但是，如果工會失敗了就會影響到我了。可我們沒有失敗。我們鬥爭了，終於贏得勝利。使男女同工同酬。使國中和國小教師同工同酬。我們確定下來所有放學以後的活動首先是自願的，其次是有報酬的。爭取到更多病假。據理爭得五天假期，可由個人意願決定休假目的。以考核決定升職，反對靠關係，這意味著所有弱勢群體都有公平的機會。吸收黑人加入工會，隨著人數的增加，他們轉入到領導層的職位。但那是許多年以前了。現在工會大大令我失望。變成了以斂財為目的的機構。拿到多少錢，那決定一切。沒人會思考如何來教育孩子。太令人失望了。”
“那六年的處境是怎樣的惡劣呢？”我問他。“毀掉了你身上什麼東西呢？”
“我不以為它毀過我任何方面。真的不這么想。自然有那么多晚上無法入睡。許多個夜晚我難以入睡。想到各樣事情——怎樣做這個，接下來要做什麼，去找誰，等等。總是把已經發生過的重過一遍，想想會發生什麼。可是接著早晨來臨了，起了床，還是該做什麼做什麼。”
“對你這件事艾拉怎么想？”
“啊，這件事讓他苦惱極了。如果他不是實際上已經被其他一切毀滅了，我不妨可以說他就為這件事毀了。我一直堅信我會贏，也這么告訴他。說他們沒有開除我的合法理由。他就一直講，‘開玩笑啊。他們才不需要什麼合法理由。’他知道有太多的人被開除了。就那么回事。最後我是贏了，可是他覺得是他害我攤上了這些事，他餘生一直都擱不下。還有你的事，知道嗎。關於你碰到的事。”
“我？”我說。“我沒什麼事啊。那時候我還是個孩子。”
“哈，你可有一些事呢。”
發現自己的人生故事竟包含了一項重大事件，不為自己所知，是件重要的事，發現你的人生故事竟是某種你了解得很少的東西，這當然就是件令人吃驚的事。
“還記得嗎，”默里說，“你大學畢業的時候沒申請到富布萊特獎學金。是為了我弟弟的緣故。”
1953—1954年，我在芝加哥的最後一年，我曾為去牛津作文學研究工作申請過富布萊特獎學金而遭拒。在班裡我幾乎是拔尖的，又有人熱心舉薦，我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在那事發生以後第一次回想到它——當時我不僅因為被拒而且還因為這個去英格蘭研習文學的獎學金給了一個在班級排名里遠遠在我後面的一個同學而震驚。
“這是真的嗎，默里？我只以為是有些古怪，不公平而已。是命運無常吧。我不知道該怎么去想。我以為是奪去我一次機會罷了，然後我就應徵入伍了。你怎么知道是這么回事的？”
“特工告訴艾拉的。聯邦調查局的。他跟蹤艾拉多年。隨便來看看他。順路來訪時要他舉報些人。告訴他說這樣才能證明自己清白。他們把你認作是艾拉的侄子。”
“他的侄子？怎么會是他的侄子呢？”
“別問我。聯邦調查局也並不總能把事情搞得清清楚楚的。也許他們不總想把事情搞清楚。那傢伙對艾拉說，‘知道你那個申請富布萊特獎學金的侄子嗎？芝加哥的那孩子？他沒拿到是因為你是共產黨。’”
“你認為確實如此。”
“毫無疑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