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民主：台灣環境運動的研究

內容簡介

序論：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在1986年的春天，鹿港小鎮籠罩在一團未知的恐懼之中。在政府的極力爭取下，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中台灣設定二氧化鈦工廠。對於官員而言，這項投資案一方面可以解決閒置以久的彰濱工業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從1984年勞基法施行以來的低迷景氣。他們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會樂見跨國工業的進駐，以及就業機會與土地價值的提升，就如同二十餘年前，鄰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龍舞獅的方式來迎接台灣化纖公司的設廠。樂觀的官員萬萬沒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鎮長的帶領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綿密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保存一個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個香火鼎盛、生意活絡的濱海小鎮，而不是煙囪陰影下的工業城。在六○年代中期，台化彰化廠正式開工，附近的農民開始發現自己的農田再也長不出結實飽滿的稻穗，因為工廠污水破壞了肥沃的土地。彰化市民失去了新鮮的空氣，長期的廢氣排放除了引...(展開全部) 序論：台灣環境運動二十歲在1986年的春天，鹿港小鎮籠罩在一團未知的恐懼之中。在政府的極力爭取下，美國杜邦公司決定在中台灣設定二氧化鈦工廠。對於官員而言，這項投資案一方面可以解決閒置以久的彰濱工業區，另一方面也可以提振自從1984年勞基法施行以來的低迷景氣。他們有理由相信，鹿港居民也會樂見跨國工業的進駐，以及就業機會與土地價值的提升，就如同二十餘年前，鄰近的彰化市民以舞龍舞獅的方式來迎接台灣化纖公司的設廠。樂觀的官員萬萬沒有想到，鹿港居民在新任鎮長的帶領下，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綿密的反對運動，他們要求保存一個自己所熟悉的鹿港——一個香火鼎盛、生意活絡的濱海小鎮，而不是煙囪陰影下的工業城。在六○年代中期，台化彰化廠正式開工，附近的農民開始發現自己的農田再也長不出結實飽滿的稻穗，因為工廠污水破壞了肥沃的土地。彰化市民失去了新鮮的空氣，長期的廢氣排放除了引發撲鼻的不適，也導致了各種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呼吸道病變。隔著大肚溪，從台中南下的旅客可以遠眺籠罩在彰化上空的混淆空氣；一進入了市區，龐大而醜陋的工廠廠房也是迎接他們的第一個景象。二十年來，彰化居民早就知道在繁榮地方的承諾背後，現代工廠往往隱藏了各種健康、財富的代價。鹿港人見證鄰居二十年來的教訓，他們堅決主張，同樣的故事情節不能再發生自己的家鄉。為了反對杜邦設廠，他們發動遊行、北上請願、舉行演講、串連其他公害受害地區、組織反公害協會、發行宣傳刊物、動員學童繪製反公害牆報等等。換言之，鹿港居民創造出一個未曾存在過的事物，亦即是本土的環境運動。經過了一年多的努力，戴維終於戰勝巨人哥利亞，杜邦公司決定放棄彰濱設廠計畫。這項未意料到的勝利宣告台灣環境運動春天的到來。從鹿港起義到政黨輪替後的第六年，我們又經歷了整整二十年。在這段期間，環境運動的風潮蔓延到台灣各個角落。無論關於工業污染、焚化爐、道路、水庫、國家公園、行動電話基地台等環境議題，許多小區都經歷了大大小小的集體行動。在要求改善環境的強烈民意下，環保署成立了，公害糾紛調處、環境影響評估、禁用免費塑膠袋、廚餘回收等一系列的制度開始實施。在二十年前，黨外人士宣稱與鹿港人民站在一起，他們試圖吸納這一股來自草根的反叛勢力；在二十年後，他們已經高居國家廟堂，在民進黨執政下，有兩位環保署長是來自於當初積極鼓吹環境意識的知識分子。事實上，早在台獨運動轉向公投路線之前，二十年前的鹿港反對人士已經在倡導鎮民自決。在接連的環境運動動員下，公投逐漸從政治異端轉變成為一項體制內的民主機制。環境運動除了帶來結構性的衝擊，也在許多人的生命歷程中留下了不可抹滅的印記。二十年前，大學生開始下鄉調查各地蜂起的反公害抗爭，校園的社會參與不再是局限於七○年代的「農村服務」、「山地服務」，進而轉變成為貨真價實的社會運動。九○年代以降台北街頭的年度反核遊行，也曾經是許多青年的政治啟蒙第一堂課，理想主義的認同也促使其中的一些人選擇了社會運動作為他們的生涯。一位知名的文化評論者第一篇投稿報社的文章就是為了聲援核四公投，另一位反核運動者選擇了在有反核聖地之稱的貢寮拍攝他們的婚紗照。當然也有人因此而付出昂貴的代價，在1991年一○○三貢寮事件之後，林順源已經花蓮監獄待了十五個年頭，他無法親身經歷後來反核動員的高漲與廢核的頓挫。在這二十年來，環境運動被觀察者賦與不同的名稱。環境運動是「社會力」，因為它代表了一股獨立於政治權力與經濟資本的反對力量。環境運動是「民間社會」，不滿的人民挑戰了威權控制。環境運動也是「公民社會」，因為它創造了另一種公民之間相互連結的可能性。對於其抨擊者而言，環境運動代表著一股盲目、不理性、不信任專業的「民粹主義」，一位國民黨籍的經濟部長就將環境抗爭比喻成為「吸食安非他命」。無論是被推崇或是被指責，被期許或是被畏懼，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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