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部精彩的傳記中，艾倫·雅各布斯講述了一個原汁原味的“納尼亞人”：從路易斯在愛爾蘭與哥哥沃尼玩耍的童年時代，到他在一戰壕溝中的可怕經歷，到他與托爾金等牛津大學一批知識分子的友誼，和他晚年與喬伊的婚姻，艾倫·雅各布斯記錄了影響路易斯哲學、神學、小說思想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對於讀者來說，這本書或許是一則令人驚訝的寓言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既了解巨大的失落，也有過偉大的輝煌，最重要的是他明白這個世界遠比我們每個人看到的更豐富、更有意義。
基本介紹
- 書名：納尼亞人:C.S.劉易斯的生活與想像
- 作者：艾倫·雅各布斯
- 出版日期：2014年11月10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9787567523128
- 外文名：The Narnian：The Life and Imagination of C.s.Lewis
- 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頁數：352頁
- 開本：16
- 品牌：上海九久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專業推薦,媒體推薦,名人推薦,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本書為讀者呈現了一個原汁原味的“納尼亞人”，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C.S.路易斯的傳記，作者描繪的是路易斯的想像世界和精神生活，是在為路易斯深奧而偉大的想像和思想作傳。
作者簡介
艾倫·雅各布斯（Alan Jacobs），美國著名文學家，同時身兼文學教授、文化評論家和媒體撰稿人等多重身分。自1984年始，一直擔任美國伊利諾州惠頓學院英文系教授，直到2012年搬至德克薩斯州，被聘為貝勒大學的傑出教授。著作頗豐，包括《原罪：一段文化史》、《閱讀的神學》、《消遣時代的閱讀樂趣》等，還編輯過詩人奧登的《焦慮的年代：一首巴洛克牧歌》詩評集。
雅各布斯在季刊《新亞特蘭蒂斯》定期發表文章，並在這本刊物的網站經營一個叫做Text Patterns的部落格，評論閱讀、寫作、研究以及知識的科技。他還定期為《波士頓環球報》、《美國學者》、《牛津美國》、《華爾街日報》等其他刊物撰寫文學、文化的評論文章。
雅各布斯在季刊《新亞特蘭蒂斯》定期發表文章，並在這本刊物的網站經營一個叫做Text Patterns的部落格，評論閱讀、寫作、研究以及知識的科技。他還定期為《波士頓環球報》、《美國學者》、《牛津美國》、《華爾街日報》等其他刊物撰寫文學、文化的評論文章。
專業推薦
媒體推薦
★對於闡述路易斯的生活和作品，很難想像會有比《納尼亞人》更富洞見、更不偏不倚的了，書中沒有把路易斯封為聖人，而是非常公允地描寫了路易斯作為人類和作家的複雜性。
——弗雷德里克·布赫納（美國當代最受歡迎的基督教作家之一）
★正如路易斯幫很多人釐清了許多事一樣，艾倫·雅各布斯幫我們釐清了路易斯。這位近一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辯護者找到了一位傑出的作傳者。
——理察·約翰·諾伊豪斯（《首要事務》總編輯）
★雅各布斯將他特有的簡潔明晰、智慧和熱情投入到一個生命故事裡，這個故事遠比早期那些講述路易斯的書里所呈現的更複雜、更富有啟發、更深刻。這一本關於路易斯的書，即便是那些對路易斯的作品意興闌珊的讀者，讀來也會覺得有趣迷人。
——愛德華·孟德爾頌（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W.H.奧登文學遺產受託人）
★《納尼亞人》是一本講述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傳記。當然，和一般傳記一樣，它也包含路易斯人生的基本事件，但這本書真正有力之處，在於引人入勝地探討了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約翰·D. 考菲德（“亞馬遜網”資深書評人）
——弗雷德里克·布赫納（美國當代最受歡迎的基督教作家之一）
★正如路易斯幫很多人釐清了許多事一樣，艾倫·雅各布斯幫我們釐清了路易斯。這位近一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辯護者找到了一位傑出的作傳者。
——理察·約翰·諾伊豪斯（《首要事務》總編輯）
★雅各布斯將他特有的簡潔明晰、智慧和熱情投入到一個生命故事裡，這個故事遠比早期那些講述路易斯的書里所呈現的更複雜、更富有啟發、更深刻。這一本關於路易斯的書，即便是那些對路易斯的作品意興闌珊的讀者，讀來也會覺得有趣迷人。
——愛德華·孟德爾頌（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W.H.奧登文學遺產受託人）
★《納尼亞人》是一本講述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傳記。當然，和一般傳記一樣，它也包含路易斯人生的基本事件，但這本書真正有力之處，在於引人入勝地探討了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約翰·D. 考菲德（“亞馬遜網”資深書評人）
名人推薦
對於闡述路易斯的生活和作品，很難想像會有比《納尼亞人》更富洞見、更不偏不倚的了，書中沒有把路易斯封為聖人，而是非常公允地描寫了路易斯作為人類和作家的複雜性。
——弗雷德里克·布赫納（美國當代最受歡迎的基督教作家之一）
正如路易斯幫很多人釐清了許多事一樣，艾倫·雅各布斯幫我們釐清了路易斯。這位近一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辯護者找到了一位傑出的作傳者。
——理察·約翰·諾伊豪斯（《首要事務》總編輯）
雅各布斯將他特有的簡潔明晰、智慧和熱情投入到一個生命故事裡，這個故事遠比早期那些講述路易斯的書里所呈現的更複雜、更富有啟發、更深刻。這一本關於路易斯的書，即便是那些對路易斯的作品意興闌珊的讀者，讀來也會覺得有趣迷人。
——愛德華·孟德爾頌（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W.H.奧登文學遺產受託人）
《納尼亞人》是一本講述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傳記。當然，和一般傳記一樣，它也包含路易斯人生的基本事件，但這本書真正有力之處，在於引人入勝地探討了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約翰·D. 考菲德（“亞馬遜網”資深書評人）
——弗雷德里克·布赫納（美國當代最受歡迎的基督教作家之一）
正如路易斯幫很多人釐清了許多事一樣，艾倫·雅各布斯幫我們釐清了路易斯。這位近一百年來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辯護者找到了一位傑出的作傳者。
——理察·約翰·諾伊豪斯（《首要事務》總編輯）
雅各布斯將他特有的簡潔明晰、智慧和熱情投入到一個生命故事裡，這個故事遠比早期那些講述路易斯的書里所呈現的更複雜、更富有啟發、更深刻。這一本關於路易斯的書，即便是那些對路易斯的作品意興闌珊的讀者，讀來也會覺得有趣迷人。
——愛德華·孟德爾頌（哥倫比亞大學文學教授，W.H.奧登文學遺產受託人）
《納尼亞人》是一本講述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傳記。當然，和一般傳記一樣，它也包含路易斯人生的基本事件，但這本書真正有力之處，在於引人入勝地探討了路易斯文學/神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約翰·D. 考菲德（“亞馬遜網”資深書評人）
圖書目錄
目 錄
前言與致謝
引言
第一章 “目前雖然幸福，但防備欠周……”
第二章 “粗鄙、沒有腦子的英格蘭學生們”
第三章 “帶血牛排和濃啤酒”
第四章 “我從來沒有嚇到祈禱的地步”
第五章 “真正的家在別的什麼地方”
第六章 “我讓步”
第七章 “堅定地信仰基督”
第八章 “你們認為我是在設法編制咒語嗎？”
第九章 “我對他們所有人都充滿了無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第十章 “沒有人能夠駁倒路易斯”
第十一章 “我們很快就學會去愛我們知道一定會失去的東西”
第十二章 “喜悅是天國的要緊事務”
後記 納尼亞的未來
注釋
前言與致謝
引言
第一章 “目前雖然幸福，但防備欠周……”
第二章 “粗鄙、沒有腦子的英格蘭學生們”
第三章 “帶血牛排和濃啤酒”
第四章 “我從來沒有嚇到祈禱的地步”
第五章 “真正的家在別的什麼地方”
第六章 “我讓步”
第七章 “堅定地信仰基督”
第八章 “你們認為我是在設法編制咒語嗎？”
第九章 “我對他們所有人都充滿了無以言表的感激之情”
第十章 “沒有人能夠駁倒路易斯”
第十一章 “我們很快就學會去愛我們知道一定會失去的東西”
第十二章 “喜悅是天國的要緊事務”
後記 納尼亞的未來
注釋
文摘
第一章 “目前雖然幸福，但防備欠周……”
克萊夫·斯特普爾斯·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四歲的時候，那是1902或1903年，他很突然地對他母親、父親和哥哥宣稱，從那天開始他就不叫克萊夫了，而叫“傑克絲”(Jacksie)。以後叫他別的任何名字他都不答應。最後他接受了微小的修正——傑克絲變成傑克斯(Jacke)，後來最終成為傑克(Jack)——但他永遠不再是克萊夫了。除了教師和只在正式場合結識的人以外，人們一直叫他傑克直到其生命結束，即六十年以後。
這一大膽體現了一種早熟的自信，而這么說無疑是正確的：僅僅幾年以後，傑克闖到父親的書房裡宣稱，“我對法國人有偏見。，，父親問他為什麼，他回答道：“如果我知道為什麼，那就不是偏見了。，’如此看來，是自信，對的，但這也是一種受寵感覺的確信——家裡最小的孩子時常得到寬容、愛撫甚至溺愛。
根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喜愛的、並使之趨於完美的摯愛家庭的標準，路易斯的家庭是快樂的：一家之長的父親，他在家裡的天使，以及尊父愛母的孩子們(在這個家裡是兩個兒子)。傑克六歲的時候，他們家從位於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近郊的鄧德拉一處聯體別墅里搬了出來——此後的幾十年里還沒有北愛爾蘭——來到了位於更為有名的斯特蘭德敦的一座不規則的、寬敞的新磚房裡，房子裡堆滿了書籍。他們把這所房子叫做里伯勒，或者更加親切地叫‘‘小里”。這所房子擁有一個花園，僕人們都和氣。有一次，路易斯一家到法國度假。假日過得完美，但是，半個世紀之後，路易斯在他的書《驚喜之旅》中寫到他的童年時，卻在第一章的引言裡引用了彌爾頓《失樂園》中撒旦的隱晦陳述，撒旦窺視著伊甸園裡的人，沉思道：“目前雖然幸福，但防備欠周。”*
路易斯的母親名叫弗洛倫斯·漢密爾頓，大家都叫她弗洛拉。1862年出生於科克郡，是一位英國國教牧師的女兒，在她的大部分童年時期，他在羅馬領導一個教會。1864年他回到愛爾蘭，擔任鄧德拉的聖馬可大教堂的教區長。這位受人尊敬的托馬斯·漢密爾頓牧師深深地為基督教的信仰和教義所感動，以至於他在自己布道的過程中真的落淚。就像許多阿爾斯特英國國教信徒一樣，他鄙視天主教徒，而且認為他們不僅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肯定是邪惡的，但是他並非簡單地一味復古。就他所處的時代和地點而論，他異乎尋常地支持婦女受教育：當嶄新的皇家愛爾蘭大學(成立於1878年，現在叫女王大學)從一開始宣布招收女學生，並且給予她們與男生同樣的權利與特權——在牛津或劍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的時候，他就送女兒弗洛拉去上學。她的確表現很好，1885年獲得了邏輯學的一級學位和數學的二級學位。一年以後，一個名叫阿爾伯特．路易斯的人向她求婚；她拒絕了。這似乎並沒有嚇退他，因為1893年她接受了他的再次求婚，儘管她並不假裝狂喜或者(看起來是)任何類似於浪漫的東西。“我愛你嗎?”她寫信給阿爾伯特，好像是在思考一個邏輯學問題。“我拿不準。我知道至少我很喜歡你，而且我應該再也不會想到愛上別人。”至少在信里，她從來不承認曾經愛上阿爾伯特，但是這些信件的確越來越親密，而且越來越向他展示出自己的性格。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她對曾經聽過的若干講道的機智模仿，一種對所謂難解的原文“哈伯德老媽媽，她走向碗櫃”的小心謹慎的解釋。鑒於她的小兒子日後展現出作為諷刺作家和遊戲詩文作家的特殊才能，人們不清楚這種才能是否遺傳了下來。
這個阿爾伯特·路易斯和弗洛拉出生在同一個郡，就在科克市內；他比她小一歲。還在嬰兒時期，阿爾伯特的父親——他是從事造船業的——就搬到了都柏林，以後又搬到貝爾法斯特。阿爾伯特在阿馬郡的勒根學校(愛爾蘭對於英式預科學校的模仿)接受了主要的教育，該校的校長是蘇格蘭阿爾斯特人，名叫W．T．柯克派屈克，他在路易斯家族的日後歷史中是個主要人物。後面我們會聽到有關他的更多事情。 1879年從勒根學校畢業以後，阿爾伯特被“雇”到都柏林的一個律師事務所一一就是說，被接收為某種學徒。五年以後，他取得律師資格，很快就搬到貝爾法斯特自己開業。作為律師，他優於旁人。他的小兒子日後寫到他時，說他“感情脆弱、熱情而講究修辭”，這些品質也許有時讓人難以與他相處，但在法庭上卻極有價值。阿爾伯特以前的老師柯克派屈克寫道：“想持有自己想法的可憐陪審員慘了，他會發現自己被一道無法抵抗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所壓倒。”也許弗洛拉·漢密爾頓有過類似的經歷；無論如何，1894年與她結婚的這個男子正處於上升態勢，而且最終會成為貝爾法斯特公眾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1929年他去世時，報紙上的訃聞醒目、篇幅長而且感情橫溢。
……
P16-18
克萊夫·斯特普爾斯·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四歲的時候，那是1902或1903年，他很突然地對他母親、父親和哥哥宣稱，從那天開始他就不叫克萊夫了，而叫“傑克絲”(Jacksie)。以後叫他別的任何名字他都不答應。最後他接受了微小的修正——傑克絲變成傑克斯(Jacke)，後來最終成為傑克(Jack)——但他永遠不再是克萊夫了。除了教師和只在正式場合結識的人以外，人們一直叫他傑克直到其生命結束，即六十年以後。
這一大膽體現了一種早熟的自信，而這么說無疑是正確的：僅僅幾年以後，傑克闖到父親的書房裡宣稱，“我對法國人有偏見。，，父親問他為什麼，他回答道：“如果我知道為什麼，那就不是偏見了。，’如此看來，是自信，對的，但這也是一種受寵感覺的確信——家裡最小的孩子時常得到寬容、愛撫甚至溺愛。
根據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喜愛的、並使之趨於完美的摯愛家庭的標準，路易斯的家庭是快樂的：一家之長的父親，他在家裡的天使，以及尊父愛母的孩子們(在這個家裡是兩個兒子)。傑克六歲的時候，他們家從位於愛爾蘭貝爾法斯特近郊的鄧德拉一處聯體別墅里搬了出來——此後的幾十年里還沒有北愛爾蘭——來到了位於更為有名的斯特蘭德敦的一座不規則的、寬敞的新磚房裡，房子裡堆滿了書籍。他們把這所房子叫做里伯勒，或者更加親切地叫‘‘小里”。這所房子擁有一個花園，僕人們都和氣。有一次，路易斯一家到法國度假。假日過得完美，但是，半個世紀之後，路易斯在他的書《驚喜之旅》中寫到他的童年時，卻在第一章的引言裡引用了彌爾頓《失樂園》中撒旦的隱晦陳述，撒旦窺視著伊甸園裡的人，沉思道：“目前雖然幸福，但防備欠周。”*
路易斯的母親名叫弗洛倫斯·漢密爾頓，大家都叫她弗洛拉。1862年出生於科克郡，是一位英國國教牧師的女兒，在她的大部分童年時期，他在羅馬領導一個教會。1864年他回到愛爾蘭，擔任鄧德拉的聖馬可大教堂的教區長。這位受人尊敬的托馬斯·漢密爾頓牧師深深地為基督教的信仰和教義所感動，以至於他在自己布道的過程中真的落淚。就像許多阿爾斯特英國國教信徒一樣，他鄙視天主教徒，而且認為他們不僅不是基督教徒而且肯定是邪惡的，但是他並非簡單地一味復古。就他所處的時代和地點而論，他異乎尋常地支持婦女受教育：當嶄新的皇家愛爾蘭大學(成立於1878年，現在叫女王大學)從一開始宣布招收女學生，並且給予她們與男生同樣的權利與特權——在牛津或劍橋，這是不可想像的事——的時候，他就送女兒弗洛拉去上學。她的確表現很好，1885年獲得了邏輯學的一級學位和數學的二級學位。一年以後，一個名叫阿爾伯特．路易斯的人向她求婚；她拒絕了。這似乎並沒有嚇退他，因為1893年她接受了他的再次求婚，儘管她並不假裝狂喜或者(看起來是)任何類似於浪漫的東西。“我愛你嗎?”她寫信給阿爾伯特，好像是在思考一個邏輯學問題。“我拿不準。我知道至少我很喜歡你，而且我應該再也不會想到愛上別人。”至少在信里，她從來不承認曾經愛上阿爾伯特，但是這些信件的確越來越親密，而且越來越向他展示出自己的性格。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她對曾經聽過的若干講道的機智模仿，一種對所謂難解的原文“哈伯德老媽媽，她走向碗櫃”的小心謹慎的解釋。鑒於她的小兒子日後展現出作為諷刺作家和遊戲詩文作家的特殊才能，人們不清楚這種才能是否遺傳了下來。
這個阿爾伯特·路易斯和弗洛拉出生在同一個郡，就在科克市內；他比她小一歲。還在嬰兒時期，阿爾伯特的父親——他是從事造船業的——就搬到了都柏林，以後又搬到貝爾法斯特。阿爾伯特在阿馬郡的勒根學校(愛爾蘭對於英式預科學校的模仿)接受了主要的教育，該校的校長是蘇格蘭阿爾斯特人，名叫W．T．柯克派屈克，他在路易斯家族的日後歷史中是個主要人物。後面我們會聽到有關他的更多事情。 1879年從勒根學校畢業以後，阿爾伯特被“雇”到都柏林的一個律師事務所一一就是說，被接收為某種學徒。五年以後，他取得律師資格，很快就搬到貝爾法斯特自己開業。作為律師，他優於旁人。他的小兒子日後寫到他時，說他“感情脆弱、熱情而講究修辭”，這些品質也許有時讓人難以與他相處，但在法庭上卻極有價值。阿爾伯特以前的老師柯克派屈克寫道：“想持有自己想法的可憐陪審員慘了，他會發現自己被一道無法抵抗的尼亞加拉大瀑布所壓倒。”也許弗洛拉·漢密爾頓有過類似的經歷；無論如何，1894年與她結婚的這個男子正處於上升態勢，而且最終會成為貝爾法斯特公眾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1929年他去世時，報紙上的訃聞醒目、篇幅長而且感情橫溢。
……
P16-18
後記
納尼亞的未來
唯一保留下來的傑克·路易斯給喬伊·達韋曼的信，寫於1953年9月，主要談及當時阿瑟·C．克拉克的一部新的科幻小說《童年的結束》(Childhood's End)。路易斯剛讀了這本小說，很喜愛它，他以相當長的篇 幅詳述小說的優點，並且將之與許多現代作品的缺點相比。然後，在信的末尾，他把現代主義的大廈看作由艾略特們和喬伊斯們、龐德們和伍爾芙們構築起來的，他並說：“二十年前，我覺得自己肯定會活到看見這座大廈土崩瓦解、偉大文學回歸的一天；但是現在我在這裡，頭童齒豁，卻還沒有雲開見日。”一年前他曾寫信給凱瑟琳·法勒，說到剛剛出版的托爾金的《指環王工：護戒使者》，信中也談到類似的主題，不過情緒上比較懷有希望。“如果這本書真的成功(我是說銷售情況好)，那多好啊!這本書將開闢一個新時代。我們敢這樣希望嗎?”
在某種意義上，《納尼亞》系列和《指環王》——它們的方式不同，讀者也不同——的確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倒不是現代主義的大廈像巫術城堡那樣倒塌了：艾略特們和喬伊斯們、龐德們和伍爾芙們至少仍然在統治著學術界(如我所判斷的那樣，這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路易斯的，他們理應如此)。但是在這些現代主義統治者之間，托爾金和路易斯形成了一種有力的反傳統，這種反傳統較少在學院——雖然美國各大學特別開設了許多有關托爾金或路易斯或淡墨社成員的課程——而較多在普通讀者中找到其力量。如果現代圖書館所選擇的在文學方面自命不凡的人提名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年)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那么，(在由英國廣播公司和“水磨石”書店聯合委託的民意測驗中)英國的“普通讀者”卻表示反對，而把這個稱號給了《指環王》。《納尼亞》系列在兒童故事方面的影響更大：諸如勞埃德·亞歷山大、蘇珊·庫珀和瑪德琳·朗格爾等作家鼓勵復興奇幻文學，此後，這一影響在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羅琳說過，部分是為了表示對《納尼亞》系列的敬意，她的系列也將是七本)的巨大成功中達到頂點。
的確，這種反傳統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許多新進作家都覺得有推翻它的必要，好像托爾金和路易斯是兩個殘酷無情、壓制其他講故事的方式的暴君。錢納·米埃維爾在黑暗和令人煩擾的奇幻故事方面是極其有才華的作者，他曾經寫道：
托爾金是奇幻文學屁股上的粉瘤。他的全部作品厚重、也極有感染力——你根本無法忽視它，所以連試也別試。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自覺地設法切開癤子。而且有許多東西令人不快——他的偽華格納式的誇耀，他對戰爭中男孩自己的冒險經歷的自豪，他對分等級現狀的眼光狹隘而反動的喜愛，他對絕對道德的信仰，這種絕對道德模糊了道德與政治複雜性之間的界限。托爾金的陳詞濫調——精靈、小矮人和魔戒——已經像病毒一樣地散布開來了。米埃維爾後來修正了其中某些說法，但是沒有真正地收回它們(除了承認人們只能臉上長“粉瘤”，屁股上不能長)。小說家菲利普·亨舍爾表明，米埃維爾在寫作時對惡言謾罵還有一兩樣東西要學：
讓我們把C．S．路易斯和他關於納尼亞的可怕、自負、愚笨至極、賺大錢的胡言亂語儘可能快地扔進身邊最近的深洞裡面去。其實，我倒是願意或多或少地假設這些可怕的書多年以前就沒有人讀了……它們是令人厭惡的、卑鄙的書，用寓言來腐蝕年輕人的思想，裝模作樣地指責任何哪怕僅在最微小的方面不同於路易斯本人信條的東西，而他的信條是清潔生活、強身派基督教、抽菸斗、厭惡女人、種族主義，還有最粗俗的勢利眼。
不要把C．S．路易斯的書給你的孩子們閱讀；不要讓他們讀《納尼亞》系列，讀《地獄來鴻》，讀那駭人聽聞的科幻小說《上帝是太空人嗎?》，這本科幻小說看起來幻想豐富，但它是卑劣、心胸狹窄的產物，他企圖窺探孩子們的想法，再用這些故事來嘲笑挖苦孩子們。給孩子們別的任何東西——《布魯克林黑街》、一瓶伏特加、一小瓶氰化氫，甚至是小熊維尼——但是千萬不要讓他們碰《黎明踏浪號》。
另外一位英國作家菲利普·普爾曼試圖(我認為並沒有成功)挑戰亨舍爾令人愉快的長篇激烈演說，將納尼亞所傳達的信息概括為：“死亡比生命好；男孩比女孩好；膚色淺的人比膚色深的人好；等等。要是你能直率而勇敢地正視它的話，《納尼亞傳奇》里這種令人噁心的胡言亂語比比皆是。”即使當路易斯被封為聖徒時——我不清楚是用的什麼辦法，因為英國國教徒是不封聖徒的——“我們之中那些厭惡超自然力、反動諷刺、厭女症、種族主義及其絕對虛偽的敘述方法的人仍將繼續反對他。”但是普爾曼反對《納尼亞傳奇》、事實上是反對路易斯對於人類生命及其種種可能性的全部想像力的真正論據，應該到他那有才氣但令人煩擾的奇幻三部曲《黑暗物質三部曲》中去找，這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琥珀望遠鏡》(The Amber Spyglass)就是對《天淵之別》的一個鏡像修正。
儘管那誇張的修辭是喜劇性的，但它下面隱藏著嚴肅的觀點。雖然亨舍爾和普爾曼的確覺得路易斯的寫作是種族主義和男性至上主義的，但他們責難路易斯的核心並不在此。他們兩人都沒有對路易斯和托爾金那一代其他作家的種族主義和男性至上主義表示出特別的關注，雖然在這些人的作品中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的確，亨舍爾甚至說過他願意在這類事情上放過托爾金，因為托爾金的著作要比路易斯的更有技巧。但這么說有些不夠坦率，使亨舍爾和普爾曼等人發怒的，並不是路易斯作為文學工匠的局限性，而是他堅持認為人是不朽的。正是路易斯對於基督教允諾永生的堅持——甚至是強調——才使亨舍爾指責路易斯進行“教條主義者的威脅”，使普爾曼譴責路易斯相信“死亡比生命好”。我們不必告訴普爾曼說，路易斯真正相信的是天堂生活比塵世生活好，那毫無用處；只會讓他更加發怒。在所有無神論者不認同的基督教信仰中，似乎唯一引發真正深刻的憤怒的是對於永生的信仰——提供“不久以後的天堂”——和推論而來的關於某些人選擇的是悲慘的永生的論調。
但是對路易斯和托爾金提出的類似“膚色淺的人比膚色深的人好”的指責，那又怎么說呢?《納尼亞》系列裡的卡樂門人——就像《指環王》里哈拉德“南部”的人一樣——的確被描述為“黑黝黝的”和“黑色的”。表面上看來這很奇怪：畢竟，在路易斯和托爾金的有生之年，英國的主要敵人所崇拜的是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但是這兩個人的想像力都形成於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的確屬於一種古老的西方文化，數百年來，古老西方文化的主要威脅一直是奧斯曼帝國。卡樂門人和哈拉德人只不過是掠奪成性的土耳其人略加偽裝罷了，五百多年以來，土耳其人一直充斥於歐洲兒童的噩夢之中——但是土耳其人“異國情調的”文化(表現在雅致的地毯圖案、濃烈的甜咖啡、腳趾上翹的拖鞋，還有構思精巧的講故事的傳統等方面)也一直是令人著迷的愉悅的無盡源泉。總之，路易斯和托爾金有一個現成的“東方”比喻的源泉，可以從那裡汲取營養以豐富他們的虛幻世界，而且他們所處的時代對於文化歧異的敏感度要比我們低，他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不去從那裡汲取素材。也許應該認為這對他們不利，但是情況很少如此。我認為這是由於讀者(以《指環王》而論是觀眾)能夠辨別對某種異域文化有敵意的描述與僅僅利用文化歧異作為情節設計這兩者之間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事情上，路易斯比托爾金更注重細微差別。哈拉德人無一例外都是邪惡的僕人——在《指環王》里，他們誰都不是實際的主要人物——W．H．奧登喜愛《指環王》，卻認為托爾金把獸人作為一個種族來加以譴責的決定是“異教的”。相反，在《最後一戰》里，我們有善良的卡樂門人伊梅思，他對於真理的獻身——那就是他的名字希伯來文的意思——使他得以進入新納尼亞，哪怕他是塔什神的崇拜者。阿斯蘭太過慈悲，因而不能譴責只是因其所受教育失敗而未能追隨他的人。)
任何此類爭論都有可能因《獅子、女巫和魔衣櫃》於2005年12月被拍成電影而加劇——就像圍繞托爾金的爭論，因彼得·傑克遜將《指環王》拍成電影而被賦予新的生命一樣。但是托爾金也許不如路易斯那樣明顯地成為批評的靶子，因為他的基督教信仰只是間接地表現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獅子、女巫和魔衣櫃》結構上的基督教色彩遠比托爾金的著作要明顯和突出，雖然這部電影的編劇安·皮科克寧願使用更為普遍的道德語言來描述它。安·皮科克一受僱於沃爾登傳媒便說：“《獅子、女巫和魔衣櫃》是我五個孩子喜愛的書之一；我因受命編寫這個故事的電影劇本而非常激動，這個故事將所有年輕人都需要知道的公理如真理、榮譽、同情、忠誠和勇氣濃縮在一起。”她沒有提到這一事實，即哪怕這些真實而崇高的美德，也不能避免佩文西家孩子們及其朋友的毀滅，也不能結束邪惡的白女巫對納尼亞的統治——納尼亞總是冬天，聖誕節從不到來——如果沒有阿斯蘭的自我犧牲的話。
但是也許人們不必為這種做法——故事的普遍化描述、將有特色的各種事件壓縮為一張完美的基本美德一覽表——而擔心：它畢竟不過是解說詞罷了。故事會為自己說話，也可能不會為自己說話；《納尼亞傳奇》會繼續得到新的朋友和愛好者，要不然它會逐漸衰落而湮沒無聞；路易斯將繼續被奉為“返璞歸真”的一個有才氣和有力的發言人，要不然他就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腳註。如喬治·歐威爾有一次寫的那樣，‘‘根本就沒有什麼人們能夠藉以捍衛一首詩的論點”——他說的詩是指任何文學藝術創作。“它以倖存來捍衛自己，要不然它就是無法捍衛的。，’類似於亨舍爾和普爾曼那樣的憤怒，其延續時間只會和人們喜愛路易斯的故事的時間一樣長：沒有人因已經被人遺忘了的書籍或者它們被人遺忘的作者而憤怒。誰能說納尼亞的未來會有什麼?
上個世紀英國戲院里最特殊的人物之一是肯尼思·泰南，他有著火焰一般無法抑制的天賦，他能讓他觸到的任何東西都帶電。他也許太有才華了：無論是作為戲劇家、編劇家、批評家、隨筆作家、導演還是劇團經理，他的業績都優於他人，而且他一生就在這些各種各樣的角色之間飛來飛去。1950年，當時他才二十三歲，他寫了一篇居高l臨下的英國戲劇界調查，結果他非但沒有被叱責為妄圖給長輩講課的自負的傻小子，反而立即被任命為有影響的雜誌《旁觀者》(Spectatot)的戲劇批評家。他在這個職位上做了許多鼓勵和支持“舞台上的憤怒青年”的工作(特別是對那有才氣的約翰·奧斯本，此人的《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實質上創造了英國戲劇的一個流派)。1960年代，他成為勞倫斯·奧立弗創辦的國家劇院的文學顧問。以後泰南為演員以及其他“演藝人員”寫了一系列有才氣的人物概評，是為《紐約客》寫的，其中包括對約翰尼·卡森的概評，許多人都認為這是該雜誌所曾出版過的最佳概評。
泰南從青少年時期以來就既才華橫溢又靈敏精細。他瘦，看起來像是肺病患者，這是由於他肺部有問題，並在五十三歲時要了他的命；他還明顯口吃。但是他的穿著打扮有著奧斯卡·王爾德的風格，作為牛津大學的學生，他是當時的偉大“人物”之一。他結過兩次婚，有三個孩子，對孩子們很盡心，但他終生尋花問柳、亂交，並且是明顯的施虐受虐狂。他一心一意地開拓自己的學術疆土，一度尖銳地說出那些不能在英國廣播電視台上說的話，還一度又導演第一出全裸音樂劇《喔，加爾各答!》。(十六歲時他就宣布了寫作計畫，不是寫道德劇，而是一個無道德意識的劇本。“我覺得，這個劇本的整個意義在於，‘魔鬼’因上帝的仁慈而感到恐怖，認為上帝是不道德的。”)
1945年，他來到牛津，他在牛津的學院是摩德林；指導教師是C．s．路易斯。也許這看起來很不可能：像路易斯這樣一個旗幟鮮明的老派人物和泰南這樣如此過於自負的大學生會相處得很好，然而事實的確如此。泰南在牛津的第一個月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的指導教師C．S．路易顛極其健康而快樂。”而且泰南很為路易斯的“緒論”講課所折服，若干年後，泰南說路易斯曾對他所有的學生講，問題不在於中世紀文學是否與學生有關，而是學生是否與中世紀文學有關。
但是講課不是路易斯給泰南的最偉大的禮物。1974年10月1日，泰南在日記中回想他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性時刻：
昨天，一位頭禿、耳聾、年長的加拿大人來採訪我有關路易斯的事，此人正在寫有關路易斯的書。我對著他的助聽器吼了一通關於這個偉大人物的回憶，路易斯的腦子是去掉威嚇的詹森式的，也是去掉滑稽的切斯特頓式的。如果說我曾經偶然進入基督教的陣營，那可能是因為路易斯在類似《神跡》這樣的書里所提出的論點。(他從來不把這些論點硬塞到輔導班裡去。)因為我口吃，他好心地為我朗讀我每周的短論文，我總是期待著聽到自己寫就的詞語以那有趣且審慎得奇妙的嗓音讀出來，這對我的散文風格有一種永久性的自控作用。
他也是個極其仁慈和寬容的人。1948年夏天有一次我絕望地找到他：吉爾·羅韋一達頓在我們結婚的前夕單方面拋棄了我，而我在那個學期的大部分時間因支氣管疾病時時臥床，我肯定我的支氣管疾病很快會發展成肺結核。我把我的煩惱說給路易斯聽，問他可不可以將我的期末考試推遲到聖誕節。對於這一點他立即同意：之後他繼續履行基督徒的安慰工作。【在一次採訪中泰南加上一句說，他曾經告訴路易斯：他看不到有什麼理由要活下去。】他提醒我有一次我是如何告訴他關於空投水雷的事，水雷是1940年一次空襲中從一架德國轟炸機上扔下來的，差一點就炸中了我們在伯明罕的家，我們第二天從家裡的煙囪里發現了降落傘的一些殘片。(這枚水雷摧毀了馬路對面的六家房子，還把我家的窗子全部炸碎了。)要不是那毫釐之差——只差了那么幾英寸——我可能已經(路易斯溫和地指出)死了八年了。自從那時以來，生活中的每一時刻都是賺來的，是一份免費的厚禮，是只有最忘恩負義的人才會拒絕的贈予。聽著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的問題開始縮小到它們應有的尺寸；我初進他的房間時想自殺。離開時卻心情愉快。
這就是路易斯為什麼是如此可資信賴的指導教師的原因：雖然他發現指導教師的工作中有許多純粹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自己能夠通過純粹的仁慈使學生的生活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師生之間的對話發生在路易斯生活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並沒有勸誘改宗或是特別援引基督教學說，他知道泰南不相信基督教學說：他只是用泰南理解並且接受的語言安慰他。
當年晚些時候，泰南果然來考試，他未能得到他想要而且大家都認為他能得到的一等學位。路易斯立即寫信對他進一步予以鼓勵：“不要讓這件事成為創傷!這件事沒那么重要。”泰南在如此鼓勵之下振作起來，立即寫了使他成為英國戲劇界中心人物的那本書。
路易斯的這種仁慈肯定使泰南更加認真地看待路易斯的種種著作——因此他評論說《神跡》的力量使他轉向“基督教陣營”。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屢次重讀路易斯的各種著作，他說到這些著作時候的腔調讓我們感受到的不是被辯論說服的頭腦，而是為一種最適宜人們生活的遠景所深深吸引的精神。僅僅在我所引用的那天日記的兩個月以後，泰南又提到路易斯：“我饒有興趣地注意到w．H．奧登在他最近的一本書里寫道‘克爾凱郭爾、威廉斯和路易斯引導我們回到信仰中去。’(當然是C S．路易斯。)他能最終引導我嗎?”三年以前他曾經拾起《那股邪惡的力量》並且寫道，“他讓仁慈看起來是多么令人驚心動魄啊——多么真實而燦爛啊!”1975年他到莎士比亞的故鄉拜謁莎翁的墳墓，注意到在當地教堂的小書攤上有一些路易斯的著作，他買下來並且開始閱讀。次日他寫道：“如往常一樣，我對他強有力的建議做出回響，他說負罪感和羞恥感並非取決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而是人類對於永生世界中盛行的各種標準的真正理解。”甚至在他不同意路易斯的時候，或者認為路易斯沒有充分地解釋某種苦難的時候(他正在讀《痛苦的奧秘》)，他寫道：“C．S．L一如既往地對我的想像力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在所有這些中重要的是“C．S．L．”向泰南呈現一幅想像中的仁慈與愛的圖畫，他一直在被拉向這幅圖畫——就連論據沒有說服他的時候也沒有停歇。他生活中沒有別的東西會向他提供這幅圖畫、這種景象，而如果他把路易斯丟在腦後，那也不會令人奇怪；但他做不到。那景象仍然在向他招手。泰南清楚地感覺到奧斯汀·法勒在路易斯的葬禮布道中指出的某種東西：“但是他的真正力量不是證明，而是敘述。他的著作中有能被人想到和感覺到的基督教的宇宙，在這宇宙中他舒適輕鬆，也讓他的讀者舒適輕鬆。”
但是它意味著什麼呢?路易斯曾經設法讓泰南改變信仰成為基督徒嗎?很可能沒有——或者最好還是說，也許沒有。1980年泰南給妻子凱瑟琳寫了一張便條，其中，他以一句出處不明的法文作為他自己的祈禱：A I'heure de mort,soyez le refuge de mon ame etonnee et recevez~vous dans le sein de Notre misericorde——“在我死亡的時刻，希望你是我受驚靈魂的避難所，希望你接受我到你慈悲的胸懷之中。”幾個月之後，他死於肺氣腫。凱瑟琳沒有理解她丈夫的宗教衝動，也不懂他對路易斯的著迷——關於路易斯，她除了知道他是那“未必確實的宗教指導，影響和困惑了肯的一生”之外，一無所知——但是她懂得他的骨灰不應該埋在他的伯明罕家鄉(他把那裡叫做“沒有圍牆的墓地”)，也不應該埋在他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的洛杉磯，也不應該在他有過最大成功的倫敦，而是應該在牛津。她希望他能埋葬在摩德林學院範圍之內的什麼地方，因為她知道他在那裡曾經最快樂，但是當這么做不可能時——事實上這樣做是非法的——學院當局建議採取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辦法：聖十字架教堂，那裡離學院沒幾步遠。這個地點比他們所知的更加合適，因為已經有兩個人埋在那裡了，這兩個人對於路易斯的意義，甚至一點都不低於路易斯對於泰南的重要性：肯尼思·格雷漢姆(《楊柳風》的作者)和查爾斯·威廉斯。 這塊墓地保管得不好——或者說在我歷次去的時候都保管得不好——泰南的墓碑在邋遢的紀念碑和雜草叢生的草坪上很是顯眼：他的墓碑比多數老墓碑略高一些，是一塊見稜見角的長方形花崗岩，上面鐫刻著簡單而乾淨利落的現代字型。這塊墓碑似乎有些不合適，因為泰南自己的確似乎願意湮沒在埋葬在這裡的眾人之間。但是通過死亡他與那個世界聯繫起來了，這是他愛戴的指導教師的世界，這位指導教師曾經向他提供一個“真實而燦爛的”仁慈景象，這是他既不能設法忘懷也不能完全抗拒的景象。
1980年9月，泰南下葬，摩德林學院的神學院主持牧師誦讀了禱文，泰南的幾位朋友發了言或是朗讀了詩歌。最後是十三歲的羅克珊娜·泰南，她讀了三句話。這三句話引自《榮耀的價值》(The Weight of Glory)，這是路易斯於1941年在聖母瑪麗亞的大學教堂的布道，恰好是年輕的肯尼思·泰南在德國對伯明罕的轟炸中逃過死亡的幾個月之後。泰南本可能在數十年後才發現這段文字的，而且也許它最後會讓他明白路易斯通過掙扎與痛苦所嘗到的東西——我們心裡隱藏著一種渴望，這種渴望同時也是一種愉悅，這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滿足的渴望，也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堪與比擬的愉悅。無論如何，只有路易斯的話才是泰南本人希望作為自己一生的最後評語。這些句子所表達的思想處處交織在路易斯著作的結構之中；它是《納尼亞傳奇》所代表的全部；它是阿斯蘭在《最後一戰》中對其追隨者所作的最後教導。如果這種思想有未來，那么納尼亞就有未來，C．S．路易斯著作的主體也會有未來。以下是羅克珊娜．泰南在她父親墳墓前所讀的話：
如果我們倚靠自己認為美寓於其中的書籍或音樂，它們就一定會背叛我們；美麗並不寓於其中，美只不過曾穿行其中，而穿行其中的正是渴望。這些東西——美、對於我們自己過去的回憶——是我們真正渴望的東西的良好印象；但是如果把它們誤認為就是那東西本身，它們就會變成無生氣的偶像，使崇拜它們的人心碎。因為這些本身不是我們渴望的東西；它們只是我們尚未看到的一朵花兒的芬芳，是我們尚未聽到的一種曲調的回聲，是來自我們尚未到訪的一個國度的訊息。
唯一保留下來的傑克·路易斯給喬伊·達韋曼的信，寫於1953年9月，主要談及當時阿瑟·C．克拉克的一部新的科幻小說《童年的結束》(Childhood's End)。路易斯剛讀了這本小說，很喜愛它，他以相當長的篇 幅詳述小說的優點，並且將之與許多現代作品的缺點相比。然後，在信的末尾，他把現代主義的大廈看作由艾略特們和喬伊斯們、龐德們和伍爾芙們構築起來的，他並說：“二十年前，我覺得自己肯定會活到看見這座大廈土崩瓦解、偉大文學回歸的一天；但是現在我在這裡，頭童齒豁，卻還沒有雲開見日。”一年前他曾寫信給凱瑟琳·法勒，說到剛剛出版的托爾金的《指環王工：護戒使者》，信中也談到類似的主題，不過情緒上比較懷有希望。“如果這本書真的成功(我是說銷售情況好)，那多好啊!這本書將開闢一個新時代。我們敢這樣希望嗎?”
在某種意義上，《納尼亞》系列和《指環王》——它們的方式不同，讀者也不同——的確開闢了一個新時代。倒不是現代主義的大廈像巫術城堡那樣倒塌了：艾略特們和喬伊斯們、龐德們和伍爾芙們至少仍然在統治著學術界(如我所判斷的那樣，這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路易斯的，他們理應如此)。但是在這些現代主義統治者之間，托爾金和路易斯形成了一種有力的反傳統，這種反傳統較少在學院——雖然美國各大學特別開設了許多有關托爾金或路易斯或淡墨社成員的課程——而較多在普通讀者中找到其力量。如果現代圖書館所選擇的在文學方面自命不凡的人提名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1922年)為20世紀最偉大的小說，那么，(在由英國廣播公司和“水磨石”書店聯合委託的民意測驗中)英國的“普通讀者”卻表示反對，而把這個稱號給了《指環王》。《納尼亞》系列在兒童故事方面的影響更大：諸如勞埃德·亞歷山大、蘇珊·庫珀和瑪德琳·朗格爾等作家鼓勵復興奇幻文學，此後，這一影響在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羅琳說過，部分是為了表示對《納尼亞》系列的敬意，她的系列也將是七本)的巨大成功中達到頂點。
的確，這種反傳統已經變得如此強大，以至於許多新進作家都覺得有推翻它的必要，好像托爾金和路易斯是兩個殘酷無情、壓制其他講故事的方式的暴君。錢納·米埃維爾在黑暗和令人煩擾的奇幻故事方面是極其有才華的作者，他曾經寫道：
托爾金是奇幻文學屁股上的粉瘤。他的全部作品厚重、也極有感染力——你根本無法忽視它，所以連試也別試。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自覺地設法切開癤子。而且有許多東西令人不快——他的偽華格納式的誇耀，他對戰爭中男孩自己的冒險經歷的自豪，他對分等級現狀的眼光狹隘而反動的喜愛，他對絕對道德的信仰，這種絕對道德模糊了道德與政治複雜性之間的界限。托爾金的陳詞濫調——精靈、小矮人和魔戒——已經像病毒一樣地散布開來了。米埃維爾後來修正了其中某些說法，但是沒有真正地收回它們(除了承認人們只能臉上長“粉瘤”，屁股上不能長)。小說家菲利普·亨舍爾表明，米埃維爾在寫作時對惡言謾罵還有一兩樣東西要學：
讓我們把C．S．路易斯和他關於納尼亞的可怕、自負、愚笨至極、賺大錢的胡言亂語儘可能快地扔進身邊最近的深洞裡面去。其實，我倒是願意或多或少地假設這些可怕的書多年以前就沒有人讀了……它們是令人厭惡的、卑鄙的書，用寓言來腐蝕年輕人的思想，裝模作樣地指責任何哪怕僅在最微小的方面不同於路易斯本人信條的東西，而他的信條是清潔生活、強身派基督教、抽菸斗、厭惡女人、種族主義，還有最粗俗的勢利眼。
不要把C．S．路易斯的書給你的孩子們閱讀；不要讓他們讀《納尼亞》系列，讀《地獄來鴻》，讀那駭人聽聞的科幻小說《上帝是太空人嗎?》，這本科幻小說看起來幻想豐富，但它是卑劣、心胸狹窄的產物，他企圖窺探孩子們的想法，再用這些故事來嘲笑挖苦孩子們。給孩子們別的任何東西——《布魯克林黑街》、一瓶伏特加、一小瓶氰化氫，甚至是小熊維尼——但是千萬不要讓他們碰《黎明踏浪號》。
另外一位英國作家菲利普·普爾曼試圖(我認為並沒有成功)挑戰亨舍爾令人愉快的長篇激烈演說，將納尼亞所傳達的信息概括為：“死亡比生命好；男孩比女孩好；膚色淺的人比膚色深的人好；等等。要是你能直率而勇敢地正視它的話，《納尼亞傳奇》里這種令人噁心的胡言亂語比比皆是。”即使當路易斯被封為聖徒時——我不清楚是用的什麼辦法，因為英國國教徒是不封聖徒的——“我們之中那些厭惡超自然力、反動諷刺、厭女症、種族主義及其絕對虛偽的敘述方法的人仍將繼續反對他。”但是普爾曼反對《納尼亞傳奇》、事實上是反對路易斯對於人類生命及其種種可能性的全部想像力的真正論據，應該到他那有才氣但令人煩擾的奇幻三部曲《黑暗物質三部曲》中去找，這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琥珀望遠鏡》(The Amber Spyglass)就是對《天淵之別》的一個鏡像修正。
儘管那誇張的修辭是喜劇性的，但它下面隱藏著嚴肅的觀點。雖然亨舍爾和普爾曼的確覺得路易斯的寫作是種族主義和男性至上主義的，但他們責難路易斯的核心並不在此。他們兩人都沒有對路易斯和托爾金那一代其他作家的種族主義和男性至上主義表示出特別的關注，雖然在這些人的作品中這樣的例子俯拾即是；的確，亨舍爾甚至說過他願意在這類事情上放過托爾金，因為托爾金的著作要比路易斯的更有技巧。但這么說有些不夠坦率，使亨舍爾和普爾曼等人發怒的，並不是路易斯作為文學工匠的局限性，而是他堅持認為人是不朽的。正是路易斯對於基督教允諾永生的堅持——甚至是強調——才使亨舍爾指責路易斯進行“教條主義者的威脅”，使普爾曼譴責路易斯相信“死亡比生命好”。我們不必告訴普爾曼說，路易斯真正相信的是天堂生活比塵世生活好，那毫無用處；只會讓他更加發怒。在所有無神論者不認同的基督教信仰中，似乎唯一引發真正深刻的憤怒的是對於永生的信仰——提供“不久以後的天堂”——和推論而來的關於某些人選擇的是悲慘的永生的論調。
但是對路易斯和托爾金提出的類似“膚色淺的人比膚色深的人好”的指責，那又怎么說呢?《納尼亞》系列裡的卡樂門人——就像《指環王》里哈拉德“南部”的人一樣——的確被描述為“黑黝黝的”和“黑色的”。表面上看來這很奇怪：畢竟，在路易斯和托爾金的有生之年，英國的主要敵人所崇拜的是金髮碧眼的雅利安人。但是這兩個人的想像力都形成於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之前。他們的確屬於一種古老的西方文化，數百年來，古老西方文化的主要威脅一直是奧斯曼帝國。卡樂門人和哈拉德人只不過是掠奪成性的土耳其人略加偽裝罷了，五百多年以來，土耳其人一直充斥於歐洲兒童的噩夢之中——但是土耳其人“異國情調的”文化(表現在雅致的地毯圖案、濃烈的甜咖啡、腳趾上翹的拖鞋，還有構思精巧的講故事的傳統等方面)也一直是令人著迷的愉悅的無盡源泉。總之，路易斯和托爾金有一個現成的“東方”比喻的源泉，可以從那裡汲取營養以豐富他們的虛幻世界，而且他們所處的時代對於文化歧異的敏感度要比我們低，他們看不到有什麼理由不去從那裡汲取素材。也許應該認為這對他們不利，但是情況很少如此。我認為這是由於讀者(以《指環王》而論是觀眾)能夠辨別對某種異域文化有敵意的描述與僅僅利用文化歧異作為情節設計這兩者之間的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事情上，路易斯比托爾金更注重細微差別。哈拉德人無一例外都是邪惡的僕人——在《指環王》里，他們誰都不是實際的主要人物——W．H．奧登喜愛《指環王》，卻認為托爾金把獸人作為一個種族來加以譴責的決定是“異教的”。相反，在《最後一戰》里，我們有善良的卡樂門人伊梅思，他對於真理的獻身——那就是他的名字希伯來文的意思——使他得以進入新納尼亞，哪怕他是塔什神的崇拜者。阿斯蘭太過慈悲，因而不能譴責只是因其所受教育失敗而未能追隨他的人。)
任何此類爭論都有可能因《獅子、女巫和魔衣櫃》於2005年12月被拍成電影而加劇——就像圍繞托爾金的爭論，因彼得·傑克遜將《指環王》拍成電影而被賦予新的生命一樣。但是托爾金也許不如路易斯那樣明顯地成為批評的靶子，因為他的基督教信仰只是間接地表現在他已出版的著作中；《獅子、女巫和魔衣櫃》結構上的基督教色彩遠比托爾金的著作要明顯和突出，雖然這部電影的編劇安·皮科克寧願使用更為普遍的道德語言來描述它。安·皮科克一受僱於沃爾登傳媒便說：“《獅子、女巫和魔衣櫃》是我五個孩子喜愛的書之一；我因受命編寫這個故事的電影劇本而非常激動，這個故事將所有年輕人都需要知道的公理如真理、榮譽、同情、忠誠和勇氣濃縮在一起。”她沒有提到這一事實，即哪怕這些真實而崇高的美德，也不能避免佩文西家孩子們及其朋友的毀滅，也不能結束邪惡的白女巫對納尼亞的統治——納尼亞總是冬天，聖誕節從不到來——如果沒有阿斯蘭的自我犧牲的話。
但是也許人們不必為這種做法——故事的普遍化描述、將有特色的各種事件壓縮為一張完美的基本美德一覽表——而擔心：它畢竟不過是解說詞罷了。故事會為自己說話，也可能不會為自己說話；《納尼亞傳奇》會繼續得到新的朋友和愛好者，要不然它會逐漸衰落而湮沒無聞；路易斯將繼續被奉為“返璞歸真”的一個有才氣和有力的發言人，要不然他就會成為歷史上的一個腳註。如喬治·歐威爾有一次寫的那樣，‘‘根本就沒有什麼人們能夠藉以捍衛一首詩的論點”——他說的詩是指任何文學藝術創作。“它以倖存來捍衛自己，要不然它就是無法捍衛的。，’類似於亨舍爾和普爾曼那樣的憤怒，其延續時間只會和人們喜愛路易斯的故事的時間一樣長：沒有人因已經被人遺忘了的書籍或者它們被人遺忘的作者而憤怒。誰能說納尼亞的未來會有什麼?
上個世紀英國戲院里最特殊的人物之一是肯尼思·泰南，他有著火焰一般無法抑制的天賦，他能讓他觸到的任何東西都帶電。他也許太有才華了：無論是作為戲劇家、編劇家、批評家、隨筆作家、導演還是劇團經理，他的業績都優於他人，而且他一生就在這些各種各樣的角色之間飛來飛去。1950年，當時他才二十三歲，他寫了一篇居高l臨下的英國戲劇界調查，結果他非但沒有被叱責為妄圖給長輩講課的自負的傻小子，反而立即被任命為有影響的雜誌《旁觀者》(Spectatot)的戲劇批評家。他在這個職位上做了許多鼓勵和支持“舞台上的憤怒青年”的工作(特別是對那有才氣的約翰·奧斯本，此人的《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實質上創造了英國戲劇的一個流派)。1960年代，他成為勞倫斯·奧立弗創辦的國家劇院的文學顧問。以後泰南為演員以及其他“演藝人員”寫了一系列有才氣的人物概評，是為《紐約客》寫的，其中包括對約翰尼·卡森的概評，許多人都認為這是該雜誌所曾出版過的最佳概評。
泰南從青少年時期以來就既才華橫溢又靈敏精細。他瘦，看起來像是肺病患者，這是由於他肺部有問題，並在五十三歲時要了他的命；他還明顯口吃。但是他的穿著打扮有著奧斯卡·王爾德的風格，作為牛津大學的學生，他是當時的偉大“人物”之一。他結過兩次婚，有三個孩子，對孩子們很盡心，但他終生尋花問柳、亂交，並且是明顯的施虐受虐狂。他一心一意地開拓自己的學術疆土，一度尖銳地說出那些不能在英國廣播電視台上說的話，還一度又導演第一出全裸音樂劇《喔，加爾各答!》。(十六歲時他就宣布了寫作計畫，不是寫道德劇，而是一個無道德意識的劇本。“我覺得，這個劇本的整個意義在於，‘魔鬼’因上帝的仁慈而感到恐怖，認為上帝是不道德的。”)
1945年，他來到牛津，他在牛津的學院是摩德林；指導教師是C．s．路易斯。也許這看起來很不可能：像路易斯這樣一個旗幟鮮明的老派人物和泰南這樣如此過於自負的大學生會相處得很好，然而事實的確如此。泰南在牛津的第一個月寫信給一個朋友說，“我的指導教師C．S．路易顛極其健康而快樂。”而且泰南很為路易斯的“緒論”講課所折服，若干年後，泰南說路易斯曾對他所有的學生講，問題不在於中世紀文學是否與學生有關，而是學生是否與中世紀文學有關。
但是講課不是路易斯給泰南的最偉大的禮物。1974年10月1日，泰南在日記中回想他生活中的一個關鍵性時刻：
昨天，一位頭禿、耳聾、年長的加拿大人來採訪我有關路易斯的事，此人正在寫有關路易斯的書。我對著他的助聽器吼了一通關於這個偉大人物的回憶，路易斯的腦子是去掉威嚇的詹森式的，也是去掉滑稽的切斯特頓式的。如果說我曾經偶然進入基督教的陣營，那可能是因為路易斯在類似《神跡》這樣的書里所提出的論點。(他從來不把這些論點硬塞到輔導班裡去。)因為我口吃，他好心地為我朗讀我每周的短論文，我總是期待著聽到自己寫就的詞語以那有趣且審慎得奇妙的嗓音讀出來，這對我的散文風格有一種永久性的自控作用。
他也是個極其仁慈和寬容的人。1948年夏天有一次我絕望地找到他：吉爾·羅韋一達頓在我們結婚的前夕單方面拋棄了我，而我在那個學期的大部分時間因支氣管疾病時時臥床，我肯定我的支氣管疾病很快會發展成肺結核。我把我的煩惱說給路易斯聽，問他可不可以將我的期末考試推遲到聖誕節。對於這一點他立即同意：之後他繼續履行基督徒的安慰工作。【在一次採訪中泰南加上一句說，他曾經告訴路易斯：他看不到有什麼理由要活下去。】他提醒我有一次我是如何告訴他關於空投水雷的事，水雷是1940年一次空襲中從一架德國轟炸機上扔下來的，差一點就炸中了我們在伯明罕的家，我們第二天從家裡的煙囪里發現了降落傘的一些殘片。(這枚水雷摧毀了馬路對面的六家房子，還把我家的窗子全部炸碎了。)要不是那毫釐之差——只差了那么幾英寸——我可能已經(路易斯溫和地指出)死了八年了。自從那時以來，生活中的每一時刻都是賺來的，是一份免費的厚禮，是只有最忘恩負義的人才會拒絕的贈予。聽著他說這些話的時候，我的問題開始縮小到它們應有的尺寸；我初進他的房間時想自殺。離開時卻心情愉快。
這就是路易斯為什麼是如此可資信賴的指導教師的原因：雖然他發現指導教師的工作中有許多純粹是苦差事，但他知道，自己能夠通過純粹的仁慈使學生的生活發生變化。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次師生之間的對話發生在路易斯生活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同時值得注意的是，路易斯並沒有勸誘改宗或是特別援引基督教學說，他知道泰南不相信基督教學說：他只是用泰南理解並且接受的語言安慰他。
當年晚些時候，泰南果然來考試，他未能得到他想要而且大家都認為他能得到的一等學位。路易斯立即寫信對他進一步予以鼓勵：“不要讓這件事成為創傷!這件事沒那么重要。”泰南在如此鼓勵之下振作起來，立即寫了使他成為英國戲劇界中心人物的那本書。
路易斯的這種仁慈肯定使泰南更加認真地看待路易斯的種種著作——因此他評論說《神跡》的力量使他轉向“基督教陣營”。但是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他屢次重讀路易斯的各種著作，他說到這些著作時候的腔調讓我們感受到的不是被辯論說服的頭腦，而是為一種最適宜人們生活的遠景所深深吸引的精神。僅僅在我所引用的那天日記的兩個月以後，泰南又提到路易斯：“我饒有興趣地注意到w．H．奧登在他最近的一本書里寫道‘克爾凱郭爾、威廉斯和路易斯引導我們回到信仰中去。’(當然是C S．路易斯。)他能最終引導我嗎?”三年以前他曾經拾起《那股邪惡的力量》並且寫道，“他讓仁慈看起來是多么令人驚心動魄啊——多么真實而燦爛啊!”1975年他到莎士比亞的故鄉拜謁莎翁的墳墓，注意到在當地教堂的小書攤上有一些路易斯的著作，他買下來並且開始閱讀。次日他寫道：“如往常一樣，我對他強有力的建議做出回響，他說負罪感和羞恥感並非取決於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而是人類對於永生世界中盛行的各種標準的真正理解。”甚至在他不同意路易斯的時候，或者認為路易斯沒有充分地解釋某種苦難的時候(他正在讀《痛苦的奧秘》)，他寫道：“C．S．L一如既往地對我的想像力起到了有力的作用。”
在所有這些中重要的是“C．S．L．”向泰南呈現一幅想像中的仁慈與愛的圖畫，他一直在被拉向這幅圖畫——就連論據沒有說服他的時候也沒有停歇。他生活中沒有別的東西會向他提供這幅圖畫、這種景象，而如果他把路易斯丟在腦後，那也不會令人奇怪；但他做不到。那景象仍然在向他招手。泰南清楚地感覺到奧斯汀·法勒在路易斯的葬禮布道中指出的某種東西：“但是他的真正力量不是證明，而是敘述。他的著作中有能被人想到和感覺到的基督教的宇宙，在這宇宙中他舒適輕鬆，也讓他的讀者舒適輕鬆。”
但是它意味著什麼呢?路易斯曾經設法讓泰南改變信仰成為基督徒嗎?很可能沒有——或者最好還是說，也許沒有。1980年泰南給妻子凱瑟琳寫了一張便條，其中，他以一句出處不明的法文作為他自己的祈禱：A I'heure de mort,soyez le refuge de mon ame etonnee et recevez~vous dans le sein de Notre misericorde——“在我死亡的時刻，希望你是我受驚靈魂的避難所，希望你接受我到你慈悲的胸懷之中。”幾個月之後，他死於肺氣腫。凱瑟琳沒有理解她丈夫的宗教衝動，也不懂他對路易斯的著迷——關於路易斯，她除了知道他是那“未必確實的宗教指導，影響和困惑了肯的一生”之外，一無所知——但是她懂得他的骨灰不應該埋在他的伯明罕家鄉(他把那裡叫做“沒有圍牆的墓地”)，也不應該埋在他度過生命中最後幾年的洛杉磯，也不應該在他有過最大成功的倫敦，而是應該在牛津。她希望他能埋葬在摩德林學院範圍之內的什麼地方，因為她知道他在那裡曾經最快樂，但是當這么做不可能時——事實上這樣做是非法的——學院當局建議採取一種可供選擇的替代辦法：聖十字架教堂，那裡離學院沒幾步遠。這個地點比他們所知的更加合適，因為已經有兩個人埋在那裡了，這兩個人對於路易斯的意義，甚至一點都不低於路易斯對於泰南的重要性：肯尼思·格雷漢姆(《楊柳風》的作者)和查爾斯·威廉斯。 這塊墓地保管得不好——或者說在我歷次去的時候都保管得不好——泰南的墓碑在邋遢的紀念碑和雜草叢生的草坪上很是顯眼：他的墓碑比多數老墓碑略高一些，是一塊見稜見角的長方形花崗岩，上面鐫刻著簡單而乾淨利落的現代字型。這塊墓碑似乎有些不合適，因為泰南自己的確似乎願意湮沒在埋葬在這裡的眾人之間。但是通過死亡他與那個世界聯繫起來了，這是他愛戴的指導教師的世界，這位指導教師曾經向他提供一個“真實而燦爛的”仁慈景象，這是他既不能設法忘懷也不能完全抗拒的景象。
1980年9月，泰南下葬，摩德林學院的神學院主持牧師誦讀了禱文，泰南的幾位朋友發了言或是朗讀了詩歌。最後是十三歲的羅克珊娜·泰南，她讀了三句話。這三句話引自《榮耀的價值》(The Weight of Glory)，這是路易斯於1941年在聖母瑪麗亞的大學教堂的布道，恰好是年輕的肯尼思·泰南在德國對伯明罕的轟炸中逃過死亡的幾個月之後。泰南本可能在數十年後才發現這段文字的，而且也許它最後會讓他明白路易斯通過掙扎與痛苦所嘗到的東西——我們心裡隱藏著一種渴望，這種渴望同時也是一種愉悅，這是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滿足的渴望，也是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堪與比擬的愉悅。無論如何，只有路易斯的話才是泰南本人希望作為自己一生的最後評語。這些句子所表達的思想處處交織在路易斯著作的結構之中；它是《納尼亞傳奇》所代表的全部；它是阿斯蘭在《最後一戰》中對其追隨者所作的最後教導。如果這種思想有未來，那么納尼亞就有未來，C．S．路易斯著作的主體也會有未來。以下是羅克珊娜．泰南在她父親墳墓前所讀的話：
如果我們倚靠自己認為美寓於其中的書籍或音樂，它們就一定會背叛我們；美麗並不寓於其中，美只不過曾穿行其中，而穿行其中的正是渴望。這些東西——美、對於我們自己過去的回憶——是我們真正渴望的東西的良好印象；但是如果把它們誤認為就是那東西本身，它們就會變成無生氣的偶像，使崇拜它們的人心碎。因為這些本身不是我們渴望的東西；它們只是我們尚未看到的一朵花兒的芬芳，是我們尚未聽到的一種曲調的回聲，是來自我們尚未到訪的一個國度的訊息。
序言
從通常意義說，以下的故事接近於傳記。本書不像傳統傳記那樣嚴格按照編年敘述，而且略去了負責的傳記作者必須包括的某些細節。例如，C．S．路易斯費去許多個夏季為英國學校和大學充當“校外主考者”以掙外快。這一活動占去了他生命中的許多歲月，但本書對此只簡短地提過一次。同樣，雖然路易斯在假期里多次駕車或徒步在英格蘭、威爾斯和愛爾蘭旅行，我對此也沒有依次敘述。從其他傳記作者處可以獲悉他何時訪問劍橋以會見其他主考者，並且發現他與哥哥在威爾斯度假時去過什麼古蹟。
我略去這類事情，是因為我的主要任務是寫一種精神生活、一個想像力的故事。本書的根據是一個問題：寫《納尼亞傳奇》系列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創造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自己就住在“納尼亞”的人是誰?什麼樣的知識、什麼樣的經驗、什麼樣的經歷促使一個來自阿爾斯特 、長大後在牛津以英國文學為業的男孩，到了近五十歲時轉而為兒童寫故事，並且這些故事競躋身人類有寫作以來最廣泛最為人喜愛的著作之列?這真是令人好奇的和(我認為)迷人的故事：某些方面揭示了20世紀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主流，其他方面又展現了一個人獨特的古怪經驗。但不管怎樣，本書試圖為讀者描繪的是路易斯的想像世界，而絕非他的旅行遊記。
路易斯想像世界中的那些羊腸小道的確值得我們遊歷一番，因為在路易斯的有生之年，他是一位頗有名望也頗有影響的學者、虛構文學寫作者，更重要的，是一位為基督教信仰代言的護教論者。自他去世以來，兒童文學作家的聲譽很可能已經使他的其他成就黯然失色——至少以銷售數字而論——但是對於許多基督教徒來說，他仍然是具有獨特權威的人物。寫有關“C．S．路易斯對……是怎么想的”的書籍和文章的作者們早就不再有什麼題目可寫了，於是他們開始寫有關“C．S．路易斯可能對……怎么想，要是他活得夠久看到的話”的書籍和文章了。對於任何渴望從基督教視角來反省當代文化的人來說，這種傾向都讓人頗為氣餒，不過這恰恰表明了路易斯在這方面的聲望一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為自己贏得了這一聲望一一他就各種有關基督教的話題進行了清晰的思考和有力的表達。而事實上，對許多其他人也是一樣。我由於過度信賴路易斯而氣餒到了不能再氣餒的地步，但這並沒有阻止我既為了愉悅也為了教誨而一次又一次地去讀他的書；我很少因如此的重複閱讀而掩卷失望。
當然，許多人輕視路易斯，這一事實與他在基督教徒中的巨大聲望不無聯繫。我甚至知道有人說自己失去信仰主要是由於路易斯的《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1952年)，他認為既然他所有虔敬的朋友都告訴他說，這本書是關於基督教信仰是什麼的定論，那么，如果他討厭這本書，他也就在道義上有責任討厭基督教。公眾對於路易斯的抨擊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甚至近年來還有所加強，《納尼亞》系列的第一個故事《獅子、女巫和魔衣櫃》(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1950年)，先是改編成話劇，現在拍成了電影，這讓人們重新開始關注路易斯，不然的話，有些人還真可能把他給忘了。但是，當然沒有人費事去抨擊一位小人物；抗議的強烈(有些抗議本書稍後會加以說明)證明路易斯著作的力量一一因此，從某一特定角度看，則是路易斯著作的危險性。英國諷刺小說家金斯利·艾米斯說路易斯“重要到值得取笑”，他這樣說的時候心裡想的和上述意思差不多。艾米斯這句話時常被人引用，但是人們很少知道他還說過路易斯是“我極其尊重的人”——的確，艾米斯在威爾斯斯旺西大學學院開始他的教師生涯時，他關於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講課，直接根據的就是他聽路易斯牛津講座時所作的筆記。
如果說基督教徒以及若干反對基督教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路易斯的宗教寫作，那成百萬的讀者只知道他是《納尼亞》的創造者——其中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也不知道這些故事說的是基督教的主題。《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就是這類讀者之一，她某次接受採訪時說，“我小時候喜愛【《納尼亞》系列故事】。我是如此著迷，以至於我並不認為C．S．路易斯在特別鼓吹基督教。”她又說，“我現在讀《納尼亞》，發現他的下意識訊息根本不是出於下意識”——儘管如此，許多人，包括兒童和成人，都沒有得到這樣的訊息，或者甚至沒有想到這些系列故事裡有訊息：他們只是像小喬安妮·羅琳那樣，為故事的敘述而著迷。同樣地，尼爾·蓋曼L．3l，一個才華橫溢的奇幻小說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青少年的高度稱讚(但也相當令人困擾)。他記得小時候讀《納尼亞》系列故事，《黎明踏浪號》(The Voyage 0f the Dawn Treader，1952年)讀到一半時發現作者有一個“幕後動機”，此時他感到“個人受到了冒犯”。但是，他又說，“我當然會去讀其他的書，但我心裡明白那只是因為沒有無了無休的《納尼亞》系列故事可讀。”此外，“C.S.路易斯是第一個讓我想當作家的人……我想，也許，路易斯的天才在於他創造了對我來說比我生活的世界更加真實的世界；而如果作家們都必須寫‘納尼亞’的故事，那我想當作家。”
與此相反，許多基督教徒幾乎把《納尼亞》系列故事當成虔誠的宗教實踐的指南：有一次，我對一位基督徒朋友說，我認為《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要比《納尼亞》系列故事好，他這樣回答我，“可能吧——但是哈利·波特會讓小孩子形成基督的品質嗎?”能夠如此強烈地打動如此不同的讀者，這些書肯定非常特殊，而且它們的迷人之處將歷久彌新。任何能夠寫出這樣作品的人，其生活都是值得去了解的。
我首先應該主要感謝舊金山哈潑出版社的米基·莫德林，他是我的編輯，他向我解釋為什麼要我寫這本傳記。這是一樁令人歡欣的任務，但如果沒有莫德林清楚的頭腦和明確的目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會清醒得足以接受這樁任務。我也感謝哈潑的其他人，他們為這本書辛苦工作：辛迪·迪蒂伯里奧、克勞迪婭·布圖特、萊娜·阿德勒、特里·倫納德，特別是辛迪·巴克，他為本書手稿做了文字編輯工作。 我對寫作本書時在各方面給予我幫助的朋友表示感謝。約翰·威爾遜在本項目早期也正是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提供了支持和鼓勵。我常常逛進傑伊·伍德的辦公室並開始談起路易斯，伍德總是特別有耐心；與他的對話有助於我在行文時跨過某些障礙。馬特·文森讀過頭幾章的草稿，提出了有價值的批評意見。傑西卡·德韋爾閱讀了本書手稿的較新版本，並在一個對我來講非常合適的時候(不過卻給她帶來了很大不便)向我提出了充滿智慧的寶貴建議和意見。我的代理人克里斯蒂·弗萊徹使我得以集中力量於寫作本書，還在一兩個危機關頭幫助我保持心智健全。
妻子塔莉和兒子韋斯利一如往常地讓我的生活充滿生氣、充滿快樂，在我遇到困難時給我激勵，有時甚至成功地說服我，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能力、有見地的寫作者。他們肯定沒有我那樣時常地懷疑自己。但是塔莉做得更多：她不辭辛勞地讀原稿；她提供了洞察力、評論、挑戰、糾正、鼓勵、大量熱咖啡，還有(尤其是)持續的愛。陳詞濫調之為陳詞濫調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毫不猶疑地說：我不知道沒有她該怎么辦。
寫作本書時，我有幸能擁有一間辦公室，它離世界上路易斯研究資料的最佳收集地——偉頓學院的馬里恩·韋德中心不遠。克里斯·米切爾、馬喬里·米德和海蒂·特魯蒂持續地給予幫助和支持，而且優雅地不提起——尤其是我在場的情況下——他們比我更了解路易斯。我還必須指出，每一位寫路易斯的作家——路易斯的每一個讀者——都欠沃爾特．胡珀一份情，胡珀作為遺囑指定的文學方面的執行人，花費生命最後四十年時間使路易斯的各種著作得以問世。
最後，我還要對碰巧讀了本書並對我所寫的若干主張、描述或論點感到不快的熱愛路易斯的讀者或研究路易斯的學者說一句話。正如貝特麗絲說到培尼狄克的那樣，“我知道您的老脾氣”——說得好，的確，若干年以前，我發下重誓不再寫有關路易斯的一個字，這樣也許就再不會感到你們的憤怒了。我顯然而且相當引人注目地違背了我的誓言，我想我必須承擔其後果。但是在你們寫信、打電話、發傳真或發電子郵件把斥責的話告訴我以前，請先聽我一句：我道歉。的確，我痛心疾首地懺悔。我向你們的智慧與學識鞠躬，我答應我不會再犯這樣的錯誤。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再也不會寫有關路易斯的一個字了。
我略去這類事情，是因為我的主要任務是寫一種精神生活、一個想像力的故事。本書的根據是一個問題：寫《納尼亞傳奇》系列的是個什麼樣的人?創造了——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他自己就住在“納尼亞”的人是誰?什麼樣的知識、什麼樣的經驗、什麼樣的經歷促使一個來自阿爾斯特 、長大後在牛津以英國文學為業的男孩，到了近五十歲時轉而為兒童寫故事，並且這些故事競躋身人類有寫作以來最廣泛最為人喜愛的著作之列?這真是令人好奇的和(我認為)迷人的故事：某些方面揭示了20世紀歐洲知識分子生活的主流，其他方面又展現了一個人獨特的古怪經驗。但不管怎樣，本書試圖為讀者描繪的是路易斯的想像世界，而絕非他的旅行遊記。
路易斯想像世界中的那些羊腸小道的確值得我們遊歷一番，因為在路易斯的有生之年，他是一位頗有名望也頗有影響的學者、虛構文學寫作者，更重要的，是一位為基督教信仰代言的護教論者。自他去世以來，兒童文學作家的聲譽很可能已經使他的其他成就黯然失色——至少以銷售數字而論——但是對於許多基督教徒來說，他仍然是具有獨特權威的人物。寫有關“C．S．路易斯對……是怎么想的”的書籍和文章的作者們早就不再有什麼題目可寫了，於是他們開始寫有關“C．S．路易斯可能對……怎么想，要是他活得夠久看到的話”的書籍和文章了。對於任何渴望從基督教視角來反省當代文化的人來說，這種傾向都讓人頗為氣餒，不過這恰恰表明了路易斯在這方面的聲望一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為自己贏得了這一聲望一一他就各種有關基督教的話題進行了清晰的思考和有力的表達。而事實上，對許多其他人也是一樣。我由於過度信賴路易斯而氣餒到了不能再氣餒的地步，但這並沒有阻止我既為了愉悅也為了教誨而一次又一次地去讀他的書；我很少因如此的重複閱讀而掩卷失望。
當然，許多人輕視路易斯，這一事實與他在基督教徒中的巨大聲望不無聯繫。我甚至知道有人說自己失去信仰主要是由於路易斯的《返璞歸真》(Mere Christianity，1952年)，他認為既然他所有虔敬的朋友都告訴他說，這本書是關於基督教信仰是什麼的定論，那么，如果他討厭這本書，他也就在道義上有責任討厭基督教。公眾對於路易斯的抨擊直到今天還在繼續；甚至近年來還有所加強，《納尼亞》系列的第一個故事《獅子、女巫和魔衣櫃》(The Lion，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1950年)，先是改編成話劇，現在拍成了電影，這讓人們重新開始關注路易斯，不然的話，有些人還真可能把他給忘了。但是，當然沒有人費事去抨擊一位小人物；抗議的強烈(有些抗議本書稍後會加以說明)證明路易斯著作的力量一一因此，從某一特定角度看，則是路易斯著作的危險性。英國諷刺小說家金斯利·艾米斯說路易斯“重要到值得取笑”，他這樣說的時候心裡想的和上述意思差不多。艾米斯這句話時常被人引用，但是人們很少知道他還說過路易斯是“我極其尊重的人”——的確，艾米斯在威爾斯斯旺西大學學院開始他的教師生涯時，他關於文藝復興時期文學的講課，直接根據的就是他聽路易斯牛津講座時所作的筆記。
如果說基督教徒以及若干反對基督教的人首先想到的是路易斯的宗教寫作，那成百萬的讀者只知道他是《納尼亞》的創造者——其中許多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基督教徒，也不知道這些故事說的是基督教的主題。《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J．K．羅琳就是這類讀者之一，她某次接受採訪時說，“我小時候喜愛【《納尼亞》系列故事】。我是如此著迷，以至於我並不認為C．S．路易斯在特別鼓吹基督教。”她又說，“我現在讀《納尼亞》，發現他的下意識訊息根本不是出於下意識”——儘管如此，許多人，包括兒童和成人，都沒有得到這樣的訊息，或者甚至沒有想到這些系列故事裡有訊息：他們只是像小喬安妮·羅琳那樣，為故事的敘述而著迷。同樣地，尼爾·蓋曼L．3l，一個才華橫溢的奇幻小說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了青少年的高度稱讚(但也相當令人困擾)。他記得小時候讀《納尼亞》系列故事，《黎明踏浪號》(The Voyage 0f the Dawn Treader，1952年)讀到一半時發現作者有一個“幕後動機”，此時他感到“個人受到了冒犯”。但是，他又說，“我當然會去讀其他的書，但我心裡明白那只是因為沒有無了無休的《納尼亞》系列故事可讀。”此外，“C.S.路易斯是第一個讓我想當作家的人……我想，也許，路易斯的天才在於他創造了對我來說比我生活的世界更加真實的世界；而如果作家們都必須寫‘納尼亞’的故事，那我想當作家。”
與此相反，許多基督教徒幾乎把《納尼亞》系列故事當成虔誠的宗教實踐的指南：有一次，我對一位基督徒朋友說，我認為《哈利·波特》系列故事要比《納尼亞》系列故事好，他這樣回答我，“可能吧——但是哈利·波特會讓小孩子形成基督的品質嗎?”能夠如此強烈地打動如此不同的讀者，這些書肯定非常特殊，而且它們的迷人之處將歷久彌新。任何能夠寫出這樣作品的人，其生活都是值得去了解的。
我首先應該主要感謝舊金山哈潑出版社的米基·莫德林，他是我的編輯，他向我解釋為什麼要我寫這本傳記。這是一樁令人歡欣的任務，但如果沒有莫德林清楚的頭腦和明確的目的，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會清醒得足以接受這樁任務。我也感謝哈潑的其他人，他們為這本書辛苦工作：辛迪·迪蒂伯里奧、克勞迪婭·布圖特、萊娜·阿德勒、特里·倫納德，特別是辛迪·巴克，他為本書手稿做了文字編輯工作。 我對寫作本書時在各方面給予我幫助的朋友表示感謝。約翰·威爾遜在本項目早期也正是我最需要幫助的時候，提供了支持和鼓勵。我常常逛進傑伊·伍德的辦公室並開始談起路易斯，伍德總是特別有耐心；與他的對話有助於我在行文時跨過某些障礙。馬特·文森讀過頭幾章的草稿，提出了有價值的批評意見。傑西卡·德韋爾閱讀了本書手稿的較新版本，並在一個對我來講非常合適的時候(不過卻給她帶來了很大不便)向我提出了充滿智慧的寶貴建議和意見。我的代理人克里斯蒂·弗萊徹使我得以集中力量於寫作本書，還在一兩個危機關頭幫助我保持心智健全。
妻子塔莉和兒子韋斯利一如往常地讓我的生活充滿生氣、充滿快樂，在我遇到困難時給我激勵，有時甚至成功地說服我，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能力、有見地的寫作者。他們肯定沒有我那樣時常地懷疑自己。但是塔莉做得更多：她不辭辛勞地讀原稿；她提供了洞察力、評論、挑戰、糾正、鼓勵、大量熱咖啡，還有(尤其是)持續的愛。陳詞濫調之為陳詞濫調是有原因的，所以我毫不猶疑地說：我不知道沒有她該怎么辦。
寫作本書時，我有幸能擁有一間辦公室，它離世界上路易斯研究資料的最佳收集地——偉頓學院的馬里恩·韋德中心不遠。克里斯·米切爾、馬喬里·米德和海蒂·特魯蒂持續地給予幫助和支持，而且優雅地不提起——尤其是我在場的情況下——他們比我更了解路易斯。我還必須指出，每一位寫路易斯的作家——路易斯的每一個讀者——都欠沃爾特．胡珀一份情，胡珀作為遺囑指定的文學方面的執行人，花費生命最後四十年時間使路易斯的各種著作得以問世。
最後，我還要對碰巧讀了本書並對我所寫的若干主張、描述或論點感到不快的熱愛路易斯的讀者或研究路易斯的學者說一句話。正如貝特麗絲說到培尼狄克的那樣，“我知道您的老脾氣”——說得好，的確，若干年以前，我發下重誓不再寫有關路易斯的一個字，這樣也許就再不會感到你們的憤怒了。我顯然而且相當引人注目地違背了我的誓言，我想我必須承擔其後果。但是在你們寫信、打電話、發傳真或發電子郵件把斥責的話告訴我以前，請先聽我一句：我道歉。的確，我痛心疾首地懺悔。我向你們的智慧與學識鞠躬，我答應我不會再犯這樣的錯誤。你們知道為什麼嗎?因為我再也不會寫有關路易斯的一個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