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作者：吳景超
- 類別：社會經濟學
- 字數：210千字
- 首版時間：1937年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作品思想,作品評價,出版信息,作者簡介,
內容簡介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收集了十六篇文章，都是作者在《新月》《清華學報》《社會科學》《大公報》及《獨立評論》中發表過的。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在第一篇文章里，闡述了第四種國家的意義，而中國就是第四種國家，如何改變不幸的境遇，就是該書所要討論的。全書主要分為四章，第一章是導言，全書的要義，已在於此，第二至四章，發揮這些要義，但每章都有一個中心主張：第二章提倡機械化的生產方法，第三章提倡節制人口，第四章提倡公平的分配。
作品目錄
| 上篇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下篇 相關研究補編 |
|---|---|
自序 | 耕者何時有其田 |
第一章 導言 | 中國農村的兩種類型 |
一 世界上的四種國家 | 論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後 |
二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 | 中國手工業的前途 |
第二章 經濟建設 | 中國工業化問題的檢討 |
三 農民生計與農村運動 | 中國工業化的途徑 |
四 中國農民的生活程度與農場 | 吳景超先生學術年表 |
五 從佃戶到自耕農 | 應是鴻蒙借君手——吳景超和他的《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六 地方財政與地方新政 | |
七 近代都市化的背景 | |
八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 |
九 再論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 |
十 都市教育與鄉村教育 | |
十一 我們沒有歧路 | |
第三章 人口政策 | |
十二 多福多壽多男子 | |
十三 土地分配與人口安排 | |
十四 中國的人口問題 | |
第四章 分配問題 | |
十五 新稅制與新社會 | |
十六 階級論 |
創作背景
20世紀30年代，圍繞著中國社會發展的未來出路，學界展開了論戰，並身體力行推動中國社會的積極改變。其中，一派以梁漱溟和晏陽初為代表，將中國社會的出路置於農村改善和發展上，強調鄉村建設和鄉村教育，通過改變農村社會來實現中國社會的改善。另一派則以吳景超、喬啟明為代表，他們把問題的出路置於城市的發展，強調社會經濟因素分析，通過城市化和工業會，轉移農村人口，提高農業技術，實現農村社會發展，進而實現整個國家的繁榮富強。事實上，這一觀點也構成了吳景超一生的研究主題。《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作出來的。
作品思想
中國是第四種國家
吳景超根據人口密度和職業兩個維度，將世界上的主要國家分為四種。第一種國家，特點是人口密度高，在農業中謀生的人口比例低，以英德為代表。第二種國家，人口密度低，從事農業的人口比例也低，以美國、澳大利亞、紐西蘭為代表。第三種國家，人口密度低，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比例比較高，以蘇俄為代表。第四類國家，人口眾多，密度大，謀生以農業為主體，以中國、印度以及東歐國家為代表。對於這四種國家，吳景超認為，第一類國家，人口密度需要改良；第二類國家則人口密度和職業協和，可稱模範；第三類國家，職業分工需要改良；而第四類國家，無論是人口密度，還是職業分工都需要改良。
20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
2010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第四種國家有兩個特點，一是人口密度比較高；二是以農立國。這種國家人口的共同之處就是貧窮。他們主要的謀生方法是農業，但由於人口數量大，人均耕地面積便較小，一年辛苦的農業勞動只能解決溫飽。稍有凶災動亂，便會發生饑荒。這種國家的農民收入有限，消費結構單一，除了衣食住的消費外，沒有其他消費類型。社會陷入到一種普遍貧困當中。這種現象一方面表示第四種國家人口過多，因人致貧問題突出；另一方面，也表示大量勞動力沒有得到充分利用，並沒有在農業之外從事工業、商業等實業，缺乏生財之源。因此，要提高第四種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改良人口密度和職業分工是需要的。
作為第四類國家的現實，構成了中國社會的基本國情和問題根源。這種現實情況導致中國經濟社會條件的落後，造成了人民貧困和農村落後。在吳景超看來，影響一國人民生活程度的因素主要有四個方面，而這些因素恰恰是中國家作為第四種國家國情的具體寫照。
第一個影響因素是國家的資源。中國的自然資源是比較豐富的，地域面積廣、耕地多，煤藏量世界排名靠前，但是由於各種因素的限制和阻礙，豐富的資源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以創造財富，改善國民生活水平。一個國家的資源稟賦是無法改變的，可求之舉在於另外一些因素的改善上。
第二個影響因素是生產技術。中國在技術上的落後是顯而易見的，包括生產工具（機械技術）的落後和生物技術（種子等）的落後。農業生產中機械的使用並不廣泛，更直接的則是充足的不計成本的勞動力使用。有限的人均耕地面積進一步加劇了舊技術落後導致的人均產量低下和貧困問題。當然，這些問題產生的原因在於農民本身，小農缺乏資金引進和改良生產技術，缺乏受教育而不能用科學知識去增加生產。農業尚且如此，工業等實業的生產效率更是落後。工業生產技術的落後，導致中國的都市和工業發展弱小，進一步的結果就是都市和工業對農業人口的轉移就業能力太小。大部分人口都擠在鄉下，使鄉村和農業呈現出一種畸形發展的現象。生產效率低下，使得中國無法與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較，這是中國落後貧困的根源。
第三個影響因素是人口數量。中國人口太多，達四億。連同其他因素作用在一起，結果生產產出有限，然分利者眾，造成人均資源有限。落後的生產產出難以提供更多的食品和享受，結果只是人口“越生越窮”，人民生活程度提高無從談起。龐大的人口數量是整個國家的最大敵人。具體說，一者是龐大的人口阻礙了中國的現代化。現代化的主要條件是用機械的生產方法，來代替筋肉的生產方法。而大量廉價勞動力的存在阻礙了新技術的採用。二者是龐大的人口是中國大多數人民貧窮的主要原因。三者是婦女大量生育，對於其身心健康以及嬰兒的成活率和發育都造成了影響，不合人道之舉。吳景超受五四以來新風之影響，重視人道，倡導婦女權益保障。此外，人口膨脹也給衛生事業發展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隨著醫療水平的改善，人口死亡率會大幅降低，不斷增加的人口數量會嚴重加劇衛生事業負擔，造成公共衛生和醫療福利難堪重負。
第四個影響因素是分配方式。吳景超指出，世界各國都存在分配不公平的問題，中國也不例外。但中國的問題更為嚴重。這種不公平分配的關鍵在於大多數社會成員陷入到貧困中。這些社會窮民，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另一方面缺乏發展資金，無法從事實業等，缺少改變自身社會程度的有效能力。
中國社會的分配不公除了上面提到的收入分配不公外，吳景超還特別提到了社會地位的階層分配不公問題。在他看來，階級不同於等級，前者是基於建立在天賦基礎上的分工和經濟能力所產生的差異，而後者則是建立在身份差異的基礎上的。前者是流動身份，後者則是世襲身份。社會階級是一種社會組織現象，無論什麼樣的社會，都無法改變不同群體間的地位差異。“所謂公平的社會，是不消滅階級制度，也可以達到的。”因此，建立公平的社會，並不是要消滅階級，而是要賦予和增強社會下層建立在個體天賦基礎上的社會流動性。但是，當時之中國在階級分布上呈現出兩端極化的社會現象，一端是社會權者和富者，另一端則是農村的窮民。由於地位差異和流動障礙，社會下層缺少上升的機會，尤其是普遍的受教育機會。同時，生活也缺乏保障和足夠的就業機會，很容易陷入貧困。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作為第四種國家的中國，雖然地大物博，資源豐富，但並沒有富強起來。中國以農立國，但農業和工業等實業技術落後，人扣眾多且愚弱，社會兩極分化，占社會總人口比重高的農村人口陷入普遍貧窮。對於如何提高整個社會，尤其是農村人口的生活程度的問題，吳景超給出了四種途徑，分別是充分利用國內的資源；提倡機械化的生產方法；提倡節制人口；提倡公平的分配。具體來說：
第一，充分利用國內的資源和稟賦。這表現在要開墾更多荒地，開採更多的礦產資源等。
第二，提高生產技術，使用機械。在第一種和第二種國家中，無論人口多少，其包括農業在內的各業中對機械和生產技術的採用普遍。新技術提高了生產效率，增加了產出，提高了國民的生活程度，使國民可以在基本的衣食需求滿足之外，獲得更多的享受。而中國農民卻由於技術落後，機械化程度低，只能解決溫飽，如遇凶年災荒，以致飢殍遍野。同時，通過工業等實業技術的改善，發展都市，也可以為鄉下貧窮的過剩農民提供一條生路。因此，吳景超認為不但農業的技術要改良，其他實業的技術也要提高。只有在農業、工業、商業和礦業、交通運輸等方面都要趕上歐美，這樣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提高。
第三，節制人口。中國傳統觀念強調多子多福，人口數量不斷激增，生存壓力不斷增大，導致人均耕地面積狹小。產出少，食者眾，以致龐大的人口數量成了人們的敵人，成為中國發展的一大阻礙和社會普遍貧閒的重要原因。對此，吳景超提出，一方面要開墾土地，另一方面要發展工業和都市，轉移農村人口。此外，更根本的則在於節制人口，控制人口過度超前增長。減少人口壓力的方法，消極的有移民，積極的有節育。節制生育是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最好辦法，是中國應該採取的人口政策。但吳景超也認為，對於節制人口，並沒有引起社會的廣泛認識和共識。在這種情況下，節制人口需要分兩步走，首先，積極宣傳節育知識，改變社會大眾的觀念和認識。承擔這一任務的是各地基層衛生機關。各基層衛生機關等應充分供給醫療衛生和節制生育的基礎服務。其次，如輿論已經成熟，則由政府在各地設立婦嬰保健所，義務地供給各種人民以節育的藥品和物件等。向義務教育一樣，將節育幫助納入政府公共服務供給體系。
第四，改善分配方式，實施公共分配。各國的分配方式，大多都不公平，中國也不例外。但建立公平的分配方式，並不是要提倡平均主義，而是建立在能力基礎上，承認分配的差異，但不致差距過大。在如何實現公平分配的問題上，吳景超強調政府在其中的作用。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稅收手段，開徵所得稅和遺產稅，發揮其對財富分配、減貧平等的調節作用。另一個是發揮政府對社會下層階級的保障作用，諸如受教育、就醫、風險救助等。
改善公平分配，還表現在社會結構的最佳化和階層流動上。階層社會是建立在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其平等之處，在於社會成員可以在自己天賦的基礎上實現社會流動，下層階級具有向上流動、改變自身低下社會地位的機會。吳景超認為，所謂公平的社會，是不消滅階級制度也可以達到的。在他看來，事實上階級無法消滅，因為一者個體之間存在天賦差異，二者存在社會分工（社會組織過程中存在權力）。在社會存在兩個極端階級（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之外，吳景超強調要大力發展中產階級。中產階級介於資本家和勞動者之間，是實現社會穩定的重要保障力量和社會公平的重要體現。
中國農村社會的出路：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通過比較中國與美國的農民在家庭日用品消費方面的差異，吳景超指出，中國農民的生活貧困。中國農民生計困難的原因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第一，農民的農場太小，耕地面積有限；第二，生產方法落後，機械使用程度低；第三，交通不便，農產品無法外運出售；第四，受國外廉價工業產品侵入影響，如紡織絲茶等副業生產的衰弱；第五，便是剝削勢力的大量存在，這些剝削勢力包括地主、高利貸者、苛捐雜稅、匪兵勾結的騷擾、奸商，甚至還包括農民的子女（因過多生育導致家庭返貧）。這些原因導致當時中國農村的破產普遍。後來，吳景超又提出另外一個造成農村貧困、農民負擔加重的原因，便是“新政”的實施。新政本是積極的，有為的，政府試圖負擔起原本不需要負擔的治理責任，主要如“管（理）”、 “教（育）”、 “養（路）”、“（保）衛”等。但是，這些公共管理服務的實施，卻需要財政支出負擔。在以農立國的中國，農業和農村是政府財政的主要來源。結果便出現了尷尬的邏輯：人民的負擔加重，是由於政府的支出增加，支出增加的一個原因，是由於推行新政。結果，新政進一步加劇了農民的貧困。
吳景超便將農民生計的民生問題與經濟建設聯繫在一起，認為政府要承擔起經濟建設與發展民生的義務，通過經濟建設改善農村民生。在他看來，農民的生計問題是經濟建設的一部分。要解決它，就只能依靠政治化的力量，集中全國的人才，集中全國的力量，制訂一個經濟建設的遠大計畫，然後協力實施。具體說來，包括這樣幾個方面的舉措：1．開墾荒地，擴大農場面積。但唯此一法，遠遠不夠，因為土地增加的潛力始終有限，根源在於中國龐大的人口數量。2．擴大中國農場的第二個法子，便是發展農業以外的實業，吸收農場上的過剩人口，而這要與農民節制生育共同實施。3．政府增加財政收入應該通過整理田賦、厘定財源來實現，而不致加重農民負擔。4．政府要通過財力協助、對地主過多的土地徵收高額累進稅等方式，使大量佃戶和半自耕農獲得土地，變為自耕農，因為自耕農是農村社會的中間力量，有恆產者可以通過自己的力量逐步擺脫貧困。5．政府通過整理田賦和稅收外，還要積極地培養新的稅源，就是要鼓勵除農業以外的各種實業的發展，大量使用機械，提高生產效率。
吳景超認為，中國的經濟基礎支持不住新的政治。而新政是已開發國家的普遍做法，因此，為鞏固新政的基礎，中國人民的經濟生活非徹底地現代化不可。而國民經濟建設是基本、迫切的工作。綜觀世界經驗，近代都市化的主要原因是農業的改良、工業的革命、商業的發展。而這些經驗對中國具有很好的借鑑意義。吳景超提出，中國農村乃至全中國的出路，就是要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發展都市包括四個方面：第一，要興辦工業。中國農村人口眾多，分食者眾，農業已無路可走。過剩的人口遷入都市，進入工廠是明智的選擇。第二，要發展交通，增加城鄉、地區之間的原材料和商品流通，擴大產品市場，增強產品的市場選擇性。第三，要擴充金融機構。這樣，一方面可以吸收內地的現金來做生產的實業，另一方面可放款於內地，使農民減輕利息負擔。他認為，都市與鄉村並不是敵對的，而是互助的。第四，便是中國的領袖要有“都市意識”，放棄對農業的沉迷，要重視實業，強調以工業等實業立國，而不是農業立國。
當然，並不是因工業而廢棄農業。實際上，各部門經濟要平衡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產生協調高效的效果，從而實現效用最大化。而在中國發展都市，主要是加快推進現代都市的工業化生產，轉移農村人口，提高生產效率，進而促進農村的發展。實際上，對於以農立國卻遭遇農業破產的當時的中國，發展都市和工業化，救助的不僅是中國農村，還是整箇中國社會。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農村破產，農業凋敝，農民貧困不堪，整個國家陷入發展困境中。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都在積極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出路，或舉革命觀點，或行鄉村建設，或寄希望於政治改革，或強調教育之為本。面對當時中國的社會問題，吳景超獨闢蹊徑，主張發展都市和工業，以救濟農村。它是一種新的關於中國發展道路的探索，這種道路顯然異於“鄉村建設運動”之路。
在知識貢獻上，吳景超提出了一種綜合的經濟社會分析方式，將社會問題與經濟建設緊密地聯繫起來，強調一種綜合的分析出路。在他看來，工農業技術要同時提高，而不能只將落後視為是農村的問題，陷入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膚淺之舉，而要從城鄉社會經濟體系整體出發，綜合考慮。因此，一方面，要改良農業，提供農業生產技術，增加農業生產效率和產出；另一方面，根本的是要發展工業，發展都市。
作品評價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呂文浩：《第四種國家的出路》對於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提出了一種總體上的分析框架。吳景超也有其他有分量的著述，但因多為某一個方面的研究，沒有對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做出總體上的論斷，所以影響力都不及該書。“第四種國家”已經成為對時代課題做出有力回應的標誌性論斷，該書也因之成為代表20世紀30年代中國社會學水準的經典著作。
出版信息
| 書名 | ISBN | 出版社 | 出版時間 |
|---|---|---|---|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 | 商務印書館 | 1937年 |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78-7-100-05184-2 | 商務印書館 | 2008年 |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978-7-100-07427-8 | 商務印書館 | 2010年 |
《第四種國家的出路》 | 978-7-100-15151-1 | 商務印書館 | 201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