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都邑考》是王國維所著作品，出自於《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秦都邑考
- 作者：王國維
- 作品出處：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品原文,出處,作者簡介,
作品原文
秦之祖先，起於戎狄，當殷之末，有中潏者，已居西垂，大駱、非子以後，始有世系可紀，事跡亦較有據。其歷世所居之地，曰西垂，曰犬邱、曰秦，曰渭汧之會，曰平陽，曰雍，曰涇陽，曰櫟陽，曰鹹陽，此九地中，惟西垂一地，名義不定。犬邱、涇陽二地，有異實而同名者，後人誤甲為乙，遂使一代崛起之地與其經略之跡不能盡知，世亦無正其誤者。案：西垂之義，本謂西界。《史記·秦本紀》：“中潏在西戎，保西垂。”又：“申侯謂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又雲莊公“為西垂大夫”。以語意觀之，西垂殆泛指西土，非一地之名。然《封禪書》言：“秦襄公既侯，居西垂。”《本紀》亦云：“文公元年居西垂宮。”則又似特有西垂一地。《水經·漾水》注以漢隴西郡之西縣當之，其地距秦亭不遠。使西垂而系地名，則酈說無以易矣。唯犬邱一地，徐廣曰：“今槐里也。”案：槐里之名犬邱，班固《漢書·地理志》、宋衷《世本注》均有此說。此乃周地之犬邱，非秦大駱、非子所居之犬邱也。《本紀》雲“非子居犬邱”，又雲“大駱地犬邱”，夫槐里之犬邱為懿王所都，而大駱與孝王同時，僅更一傳，不容為大駱所有。此可疑者一也。又雲宣公子莊公以“其先大駱地犬邱為西垂大夫”。若西垂泛指西界，則槐里尚在雍岐之東，不得雲西垂。若以西垂為漢之西縣，則槐里與西縣相距甚遠。此可疑者二也。且秦自襄公後始有岐西之地，厥後文公居汧渭之會，寧公居平陽，德公居雍，皆在槐里以西，無緣大駱、莊公之時已居槐里。此可疑者三也。案：《本紀》又雲“莊公居其故西犬邱”，此西犬邱實對東犬邱之槐里言，《史記》之文，本自明白，但其餘犬邱字上均略去“西”字。余疑犬邱、西垂本一地，自莊公居犬邱、號西垂大夫，後人因名西犬邱為西垂耳。然則大駱之起，遠在隴西，非子邑秦，已稍近中國。莊公復得大駱故地，則又西徙。逮襄公伐戎至岐，文公始逾隴而居汧渭之會，其未逾隴以前，殆與諸戎無異。自徐廣以犬邱為槐里，《正義》仍之，遂若秦之初起已在周畿內者，殊失實也。此稿既成，檢楊氏守敬《春秋列國圖》，圖西犬邱於漢隴西郡西縣地，其意正與余合。
《史記》於《始皇本紀論贊》後復敘秦世系、都邑、陵墓所在，其言與《秦本紀》相出入；所紀秦先公諡號及在位年數，亦與《本紀》及《國表》不同，蓋太史公別記所聞見之異辭，未必後人羼入也。其中雲“肅靈公即《秦本紀》之靈公。居涇陽”，為《秦本紀》及《六國表》所未及。涇陽一地，注家無說，余曩作《狁考》，曾據此及涇陽君、高陵君之封，以證《詩·六月》之涇陽非漢安定郡之涇陽縣。今更證之，考春秋之季，秦、晉不交兵者垂百年。兩國間地在北方者，頗為諸戎蠶食。至秦厲共公十六年，始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則今之陝西同州府大荔縣也。二十一年始縣頻陽，則今之蒲城、同官二縣間地也。至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六國表》作“七年，與魏戰少梁”。十三年城藉姑，皆今之韓城縣地。然則厲共公以後，秦方東略，靈公之時，又拓地於東北，與三晉爭霸，故自雍東徙涇陽。涇陽者，當在涇水之委，今之涇陽縣地。決非漢安定郡之涇陽也。且此時義渠方強，綿諸未滅，安定之涇陽與秦，中隔諸戎，勢不得為秦有。即令秦於西北有斗入之地，而東略之世，決無反徙西北之理。厥後靈公子獻公徙治櫟陽，櫟陽在今高陵縣境，西距涇水入渭之處不遠，則涇陽自當在高陵之西，今涇陽之境矣。余說詳《狁考》中，然則有周一代，秦之都邑分三處，與宗周、春秋、戰國三期相當，曰西垂，曰犬邱，曰秦，其地皆在隴坻以西，此宗周之世秦之本國也。曰汧渭之會，曰平陽，曰雍，皆在漢右扶風境，此周室東遷、秦得岐西地後之都邑也。曰涇陽，曰櫟陽，曰鹹陽，皆在涇渭下游，此戰國以後秦東略時之都邑也。觀其都邑，而其國勢從可知矣。
又案：於獻公即位前說：“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強，奪河西地。”孝公元年，下令國中，亦曰：“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國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疆，徙治櫟陽，且欲東伐。”云云。似靈公之世，國勢頗蹙，又未嘗東徙。後雖雲“靈公居涇陽”，然於其陵墓，則雲“葬悼公西”，悼公葬雍，則靈公亦葬雍。厥後，簡公、出子亦葬於雍，是靈公雖居涇陽，未嘗定都也。然以其經營東北觀之，則其居涇陽之事，殆無可疑。河西之失，亦非盡事實。書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而靈公之子獻公未立時亦居河西，則河西仍為秦有，不過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時有之耳。孝公下令，欲激發國人，故張大其辭，觀、所紀靈公時事可知矣。
【注】：以上是原文的部分內容
出處
此文出自《王國維卷（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
作者簡介
王國維，1877年12年3日生於浙江海寧，字靜安，一字伯隅，晚號觀堂，中國近代學術的開拓者，20世紀獨步史壇的巨擘。其學淹博，幾無涯略，舉凡甲骨金文、鐘鼎彝器、齊魯封泥、漢魏碑刻、流沙墜簡、敦煌寫經、西北史地、宋元戲曲、版本目錄、典籍校勘等領域，無不卓有建樹，令人至今不敢望其項背。其所創立的以“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證的“二重證據法”，堪稱史學研究之革命，至今為學界遵奉。1927年6月2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