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本名：秦士文
- 字號：彬予
- 出生地：山東蒙陰
- 出生時間：1569
- 去世時間：1628
個人簡介,東蒙秦氏,為官清正,
個人簡介
他父親名希夏，是一位民間良醫 ，後升任御醫，授郎官。祖父名洪，是一位慈善家。嘉靖年間，蒙陰縣大飢，秦洪出粟萬石，以救饑民，活萬餘人。
有一糧差，不小心丟失了百餘金，急欲自盡，秦洪拾金不昧，馬上將金子歸還失主。他還把人們欠他的賬單，全部當眾燒掉，不叫欠戶償還。秦士文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他從青年時代就關心民眾疾苦。
1590年（萬曆十八年）應青州府試選拔貢，1594年（明萬曆二十二年）參加北京順天府鄉試中舉人，1604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參加北京會試中進士。初任寶坻縣令，再任密雲縣令，又任山西長治縣令。在這三個縣內，秦士文勤於政事，深受百姓愛戴。因政績卓著，於1613年（萬曆四十一年）升禮部主事，1619年（萬曆四十七年）升任陝西洮岷兵備，布政司參政，按察司僉事。在任職期間，“祗靖邊陲，督治雄要”，“興茶馬之利，革互市之弊”，“綏靖邊民，聲振河隍”。
1625年（天啟六年），因北京宣化邊事告急，秦士文被授以觀察銜晉升僉都御史，懷來兵備。當時邊鎮“軍需虛，馬駝疲，將心冷”。秦士文“宣恩威以勵士氣，寬法網以懷將心，核屯鹽以佐軍需，清賦償以結屬僚，除奸貪以杜漏厄，明偵探以時備御”，號令嚴明，將士齊心，所向披靡，在龍門與匈奴一戰，軍威大振。匈奴避兵漠北，不敢再進犯邊疆。秦士文以赫赫軍功，得綬白金彩綺，晉升兵部尚書，協理戎政，授階資政大夫。
1626年 （天啟七年），秦士文因久歷疆場致疾乞歸，1628年（崇禎元年）5月病故，“正襟危坐而逝”。據《蒙陰清志》載，秦士文因秉性剛直，得罪了宦黨魏忠賢，遭其誣陷，憤然乞歸，因報國之志未酬，鬱郁成疾而逝。秦士文為明末軍事家，因朝廷腐敗未能盡顯才華。其出身進士，戎馬倥傯之餘，必秉燭著文，一生著有《撫宣奏議》九卷，詩、文各一卷。
東蒙秦氏
東蒙秦氏家族，明中晚期醫學世家，館閣世家。三代官宦，除秦士文父子外，弟秦士禎，萬曆進士，歷任信陽、高郵知州；四子秦珝，順治年間授任太谷縣令，後升應州知州。縣城曾建有“兄弟進士坊”。秦氏祖林位於常路北樓村河東，自北至南依次為秦希夏、秦士禎、秦士文墓。明末進士趙玉成所撰秦士文墓志銘載《秦氏族譜》，今存墓志銘刻石。
為官清正
三任繁邑，為黎民鞠躬盡瘁
秦士文舉進士後，隸事白雲府。萬曆三十四年(1606)授順天府通州寶坻知縣。寶坻取《詩經》中“如坻如京”之意命名，是一個漢、回、滿、壯、蒙古等少數民族聚集區，民風淳樸，漁鹽豐盈。秦士文上任後，“清徭糧、革火耗、核屯田、理獄訟、辟書院、倡教化”社會風氣蔚然一新。寶坻銀魚是朝廷貢品，內使常來強征擾民，漁民苦不堪言。秦士文出面議定貢額，由地方如數貢送，請罷內使，民眾無不稱頌。寶坻與三河、香河兩縣（今河北境內）濕地相臨，每年為泄洪常常引發械鬥，多次釀成大案。秦士文倡議三縣共同出資築高台、植樹木進行治理，並以法彈壓，多年爭鬥遂絕。時宦官高淮(寶坻縣大口屯人)奉旨抽稅山海關，私養家丁打手千人，仗勢騷擾府縣，劫持民財，走私貨物，百姓恨之入骨。凡橫行鄉里、霸人田產者，秦士文均予以拘捕治罪，並多次奏請順天府巡撫劉白梧、薊遼總督蹇達彈劾高淮。高淮伏法後，秦士文名聲大著。
萬曆三十五年冬（1607），秦士文因治縣有方，調任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知縣。密雲縣素有“燕國天府”之稱，漁陽（今薊縣，原屬密雲）又居邊塞，為佐輔要地，因而密雲承擔著實民政、佐軍機的雙重責任，歷來非精幹官員不能勝任。秦士文到任後，“勸農桑、清積案、明教化、彌盜奸、興教育、革陋習，以民政佐軍機，政績卓然”，使全縣上下政通人和。萬曆三十六年（1608）十月，韃靼台吉諸部侵犯邊境。韃靼是退據蒙古高原的北元政權及其治下的蒙古族部落，驍勇善戰，然當時邊防廢弛，糧草空虛，兵甲不足，直到韃靼進犯到“京都門戶”古北口（今北京東北邊界），朝廷還在為糧草、兵械不足遲遲無法出兵。時總督蹇達求助秦士文，秦士文當即以商賈為質，購軍械、籌軍糧，一天一夜籌足出征物資，保證了明軍及時出征擊退韃靼。萬曆三十七年（1609），總督蹇達應西路副將之請，修築長城牆子嶺一帶內女人牆。秦士文親臨考察，發現築牆名為禦敵，實為述職考績邀功之需，且要損壞多處民間田居。秦士文即向總督提出修城十弊，堅決抵制了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受到百姓擁戴。
萬曆三十七年(1609)，秦士文任職滿三年，考績優等，授文林郎。同年十二月，母病逝，遂趕赴山東蒙陰老家丁憂。
萬曆四十年（1612年）九月，秦士文任滿後，補山西省潞安府長治知縣。長治縣位於上黨腹地，雄琚太行之脊，山川雄勝，物阜民殷。素有“宗藩大國”、“山西巨郡”之稱，歷代為兵家必爭之地，縣名即取“長治久安”之意。秦士文到任後，清理民政獄訟、確定綢貢數額，罷免內使騷擾，使長治面貌迅速改觀，邑人爭相稱頌。
萬曆四十一年（1613），秦士文按慣例進京參加逢辰、戌、醜、未歲朝覲（時為癸丑年）。因銓敘優秀，晉禮部祠祭司主事。祠祭司主管祀典、天文、國恤、廟諱之事。次年，受禮部尚書何昆柱之命，主持萬曆三十八年以來名臣封謚。秦士文“持衡清議、不附權貴、考證詳實”，共有四十四名賢能之臣獲美謚。他對求情者一律嚴拒:“易名之典，榮辱千秋，必此人不虧其典，予不敢因情市恩”。其清廉公正贏得當時朝野欽服。
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秦士文將秦希夏從老家蒙陰迎養京城官邸。時已中舉的秦士禎同行，一家四代，歡聚一堂，盡享天倫之樂。是年恰逢秦希夏七十大壽，誕辰之日，京地官員慕秦希夏之名和與秦士文之誼，紛紛前往祝賀。後任禮部尚書的盛以弘、王思任，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太保賀逢聖，翰林院右替善、禮部右侍郎駱從宇、丘士毅、彭凌霄；後任工部尚書、太子少傅的薛鳳翔；後任禮部尚書的林學曾、謝啟光，南京禮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倪思輝；後任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副都御史的熊文燦，兵部侍郎魏應嘉、張宗衡；後任吏部待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的黃儒炳；後任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的楊守勤；陽武侯、太子太師薛濂；東寧伯焦夢熊等71位官員親筆書丹為秦希夏祝壽，盛況空前。秦士文為感謝同仁厚愛，將所題詩文真跡分兩卷裝裱，定名為《秦太翁壽章》，並親筆於前題撰《乞言小契》《乞言續契》《左書》和《目錄》，囑後人作為“傳家之寶，世代珍藏”，成為研究明史及明代書法作品的珍貴資料。
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秦士文晉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因其喜愛陰陽之學、通曉曆法，奉命監製《大統歷》，使曆法為之一新。萬曆四十七年（1619），晉禮部主客司郎中。主客司主管外國朝員接待、賞賜事宜。秦士文針對當時司內紀律鬆弛、疏請不報、外國使臣近千人滯留國內不返以刺探國情等情況，奏請一一調處，頓時司內秩序井然，被譽為禮部不可多得之幹才。
入主兵部患病三疏乞歸
公報私仇遭巫陷遺恨終生
天啟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天啟帝駕崩。
十二月，秦士文以兵部左侍郎署掌京營戎政。同時奉旨的還有張聖方、李師元、周昌晉分任文選司、考功司和都察院職務（《崇禎長編》）。
當時的朝廷情況十分特殊，可以說從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都察院到地方總督、巡撫都是魏黨人物。而秦士文雖為兵部尚書，卻不是魏忠賢扶持的，而是由崇禎帝把他從邊塞召回京，從一個兵部右侍郎身份的巡撫，在短短的幾個月的時間內一步步委以要職，不僅交給他了軍權，還交給他了京城的衛戍權，可見崇禎帝對他的信任程度非同一般。然而，一些典籍憑推論以訛傳訛。如《中國人名大辭典》稱：“秦士文，萬曆進士，累遷僉都御史，巡撫宣府，號令嚴明，邊人折服，以功加兵部右侍郎。於宣府建魏忠賢生祠，俄進兵部尚書”。其實，秦士文晉兵部尚書等要職都是崇禎的提攜，與早已死去的魏忠賢毫無關係。
崇禎元年（1628）二月，京城清魏党進入高潮。戶科給事中閻升首先彈劾李蕃、李精白為魏忠賢建生祠。戶部尚書郭允厚、兵部尚書秦士文等受到牽連。 。
秦士文為何受到連累呢？天啟七年春，宣大總督張曉決定上疏請為魏忠賢在宣府建生祠，並請皇帝申請祠額，天啟帝題祠名“隆勛”，並批准建祠。上疏時雖以總督名義，但身為宣府巡撫的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張素養同時署了名（《先拔志始》）。秦士文雖非主要責任，但他當時職務僅次於張曉，因此也就難免其咎。
時年60歲的秦士文，長期奔波在抗擊韃靼、瓦剌一線，連綿不斷的戰事使他鬚髮盡白、體弱多病。他藉機向崇禎帝提出回老家養病的請求。不知是崇帝對他各外寵愛，還是考慮到他的職務特殊，竟在這個關口批准“賜歸調理，病痊起用”。
二月底，秦士文回到蒙陰老家閒居。
三月，朝廷因功蔭秦士文一子入國子監讀書。可見崇禎對他受牽連之事沒有深究的意思。然而讓秦士文意想不到的是，更大的危機就要到來了。
四月，喬若雯（萬曆四十七年進士，河北臨城人,時任禮部主事），見有機可乘，上疏彈劾秦士文在宣府迎導魏忠賢畫像，口稱“上公公萬福”，並行五拜三叩之禮。隨之二次上疏，彈劾秦士文追隨內閣首輔魏廣微，指使其黨徒陳九疇（弘治十五年進士，菏澤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訥（僉都御史）、智鋌（監察御史）排除異己（《明史》）。並由宣府兵備道張宗衡作證，要求部院議處。
當時正值清除魏黨的風口浪尖，秦士文雖不在職，但仍任崇禎朝軍、警最高長官，雖明代作為中國最民主的一個朝代，任何人都隨時可以毫無顧忌的批評皇帝、指責朝廷、彈劾高官，但特定的時間和秦士文所處的特殊位置都決定了他政治生命的結束。
秦士文是否涉附魏案，史學界一直頗有爭議。其一，魏忠賢真正掌握朝柄在泰昌元年至天啟七年上半年，這7年多時間中，秦士文三年在蒙陰老家為父丁憂，三年在偏遠的陝甘邊塞巡防，兩年在晉冀邊塞忙於戰事，不可能攀附上紅極一時的內閣首輔魏廣微，更不可能攀上魏忠賢。其二,陳九疇先任甘肅巡撫、後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應為秦士文上級，秦士文晉兵部右侍郎後，一直在萬全前線與韃靼鏊戰, 不久崇禎帝繼位，指使陳九疇等打擊異己之說難以成立。其三，天啟七年（1627）三月，總督張曉請建生祠，時秦士文自該年正月至六月一直在上谷、赤城、萬全等地主持軍務，並取得了三戰三捷之戰果，史之有載。秦士文一向對宦官干政十分反感，五月欽頒魏忠賢畫像至宣府時，恰逢陽和（今山西陽高縣西北）戰事，秦士文由上谷急赴陽和督戰，只有監司、總兵以下人參與迎導。更談不上迎導和行五拜三叩之禮。其四，以當時情形，即使秦士文真的參與了迎導魏忠賢畫像也不值得喬若雯兩疏彈劾。因天啟年間，魏忠賢獨攬朝政，浙江巡撫潘汝禎為討好魏忠賢，首建生祠，天啟帝準奏，並親賜名為“善德祠”。“自是上至督撫大吏、下至武夫商賈、爭相頌德立祠”，致使“諸方效尤，幾遍天下”，一時“奏章無巨細，爭相頌忠賢”《明史》。御史劉之待遲轉建祠疏文被削籍，遵化道耿如杞入祠不拜被論死。因為當時整箇中國“建祠已形成一種潮流，即使為了保護自己也不得不隨潮流而動（《中國通史》）。”其五，秦士文撫宣其間，與主政之魏黨應無瓜葛。當時巡撫一般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銜或兵部侍郎銜，而秦士文作為九大重鎮之巡撫，僅是右僉都御史銜，如有瓜葛恐不致如此。且內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魏廣微，吏部尚書崔呈秀，新都御史王紹微編《縉紳便覽》《天監錄》《東林點將錄》分列東林黨、魏黨名單，均未涉及到秦士文。
椐史料證實，喬若雯彈劾秦士文事出有因，或者說有公報私仇之嫌。天啟七年（1627）三月，秦士文撫宣不久，見被稱為“邊墉屏障”的南山(北京延慶縣境內)一帶長城坍塌嚴重，遂籌資對道字十一號至火焰山段一萬三千七百丈長城，五十座墩台進行修葺。時喬若雯以中書舍人身份，為戶部押送錢糧至上谷（今張家口），秦士文宴請並備土特禮品。時宣府鎮出缺，喬若雯受人之託，要求讓剛受處分的孫尚智補缺。秦士文一聽頗為不快，因駱駝山一戰，孫尚智見死不救，致使秦士文損兵折將，受到朝廷非議。秦士文說：“使君之命不敢有違，然罪弁孫尚智駱駝山一戰聞警規避，陷兵將於死地，請使君明察！”為此二人鬧得不悅。此時兵備道張宗衡（字石村，山東臨清人，天啟元年進士）入，問道：“使節遠道而來，我們備何禮相送？”時秦士文正在氣頭，冷冷地說：“巡撫本是肥差，但在這窮陋之地，為節支我入宣即罷幕府、減幕僚，這你是知道的。喬公品行高尚，又是內閣官員，我不敢玷污他的清名”。守道張宗衡見此情形，忙笑而退去。秦士文與喬若雯自此結怨。
喬若雯彈劾秦士文時，張宗衡暗中使人偽證，張宗衡與秦士文本是同僚、同鄉，秦士文在禮部時與張宗衡就關係甚好，何張宗衡暗中行落井下石之事？這要從他們共事中的誤解說起。天啟七年五月，赤城之戰剛剛結束，將士同樂，然萬全右衛官兵到巡撫署鼓譟鬧事，原因是餉銀有假，秦士文逐級追查，張宗衡私自找秦士文認錯，稱其好爐火的朋友為之，願受處罰。秦士文顧及其情面，遂令將劣銀暫存旗鼓處，待驗明真假後處之。遂命張宗衡暗中以良銀易之，平息事端。張宗衡面似感激，卻始終耿耿於懷。
同年九月，秦士文奉旨由上谷回兵部理事，按慣例向吏部推薦繼任者，張宗衡請求推薦，秦士文知其貪墨剛愎，且有侵占軍餉之劣跡，但考慮其確有軍事才能、又比較熟悉邊情，遂首推張宗衡、次推李養沖。然朝廷確定人選時卻以李養沖代之，張宗衡副之。此雖系朝廷決定之事，但張宗衡卻認為是秦士文從中作梗，遂成怨恨。事後，張宗衡差兩友人攜重金入京，一為疏通關節求取晉升，二有報一箭之仇之意。繼任李養沖、舊吏張本懷等知情後，急信告秦士文提防小人尋事生非，並建議以賄賂罪將其治罪。秦士文覆信稱：“治罪系廠衛之責，吾不能以私仇陷人於法”。於是喬張合謀，在當時之大氣候下，秦士文有口難辯，屈辱蒙冤。其舊吏及知情者紛紛指責喬若雯：“一雙手豈能掩盡千萬目，現手書俱存，將來恐不免獲紅牌說謊之罪”。說來也怪，喬若雯彈劾秦士文不久，竟以對先帝不尊的罪名受到崇禎帝的處分。
此時，已在老家養病的秦士文聞之坦然中又不無遺憾：“吾白首籌邊，歷四主三十年如一日，常思以軀封疆，報累朝恩遇之隆，雖死我之幸也。然今朝廷以浮言辱吾身，而不得吾志也。”同年五月，回家僅兩個多月的秦士文心情抑鬱，病情加劇，數日前仍邀摯友清淡國事，二十一日在家中危襟正坐而逝，終年六十歲，葬於蒙陰縣常路鄉北樓村東方山之陽。
崇禎二年(1629年)三月，朝廷欲定附逆案，起初負責辦理此案的內閣首輔韓廣僅以四五十人列案。重禎帝不悅，命再查。又以30餘人入案，崇禎還不許，後增加到161名。崇禎仍嫌太少，命將擁載、建祠、稱頌魏忠賢者均列逆案，致使黨爭擴大化。涉逆案官員分八類，涉及當時京城和地方高官計260餘人。秦士文因喬若雯彈劾“在宣府迎導魏忠賢畫像並行五拜之禮”，被列入附逆案第七類：交結近侍又次等中之第40名（《崇禎朝野記》）受到削職為民處分。因為在封建時代，封疆大吏，特別是手握兵權之人，與內臣交往當屬重罪。但這時秦士文已故去十個月之久。
秦士文與魏黨究竟有沒有關係呢？可以肯定地說，秦士文絕非魏黨人物，但作為一名封疆大吏，如果說與魏黨毫無關係，在當時也不可能。椐野史記載，在魏忠賢當政時，朝廷一批高官聯合給魏忠賢送了一隻金杯，並在金杯上刻上贈送者名單，其中就有秦士文的名字，即史說的“饋器鏤名”（《先拔志始》）。此外，秦士文在上疏中對魏忠賢有“業赫聖明之世，昭上公之功”的頌美之言，然當時地方大員上疏都由獨攬朝政的魏忠賢包辦，皇帝只聽匯報，藉機做個順水人情似乎可以理解。這事雖不見正史，但相當可信。再就是秦士文任巡撫時，為實現自己的治軍主張，對欽差宦官監軍葛九思又打又拉，競使仗權滋事的葛九思完全聽命於他，甚至還上疏稱頌秦士文敏捷飈飛、法紀嚴明等等。這說明秦士文為了自己的仕途，對魏黨人物既有應酬討好的一面，但在原則問題上也極善於把握分寸，是一個政治上成熟、手腕強硬、學識淵博、且善於左右逢源的封建官僚。
秦士文涉附逆案後，同僚舊吏紛紛上疏辯解，其親屬亦盼朝廷明察平反。然隨著親魏勢力的消亡，東林黨全面主政，期盼結束黨爭的崇禎帝，又陷入了東林黨人的全面內訌。志高才疏的崇禎帝面對只尚清談、無能治國的東林黨人，完全亂了方陣。加之內憂外患，任職十七年間先後撤換內閣大學士50人，刑部、兵部尚書31人，殺死、逼死督師、總督、巡撫23人，戮殺官員無數，滿朝文臣武將人人自保，崇禎也眾叛親離，當李自成部隊陷城時，崇禎上朝議事，文武官員早已鳥獸散，不見一人，只要隨身太監於朝恩，陪他一根長繩吊死在煤山。平反自然也就成了美麗的泡沫。
奉直大夫趙玉成（崇禎十年進士，因看透時事，崇禎十六年隨平山寺主持出家。法號悟因，品行高潔，道行精深，為時人所重），為秦士文列附逆案不平，親筆寫了上萬言的《秦士文墓志銘》(碑文現存蒙陰縣常路鎮北樓村)，頌揚其軍功政績，並賦詩曰：
維岳效靈，篤生人傑。立朝居官，侃侃大節。
分符劇邑，載卻貂璫。秉鉞專閫，盡瘁封疆。
桓桓司馬，實乃天授。毒中食沙，此心無疚。
事久論定，日星炳懸。母也同歸，松楸蔚然。
德厚流光，子孫千億。崇正斥邪，永失無斁。
言傳身教囑後人以德立世
克守大義多子孫為國捐軀
秦士文一生處世淡泊，性尚儉樸，不愛財寶，不蓄玩物，不近聲色，終生無姬媵；常居陋室，食不兼味，好著布素衣，子孫事浮華必呵叱之。回鄉丁憂及養病期間，不愛在家閒居，好同父老談農論桑，遇人好談經術忠義之事，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不滿於宋儒以道學誤社稷，為文清健，為人慷慨，先世所遺田居多予里人，常以布粟接濟鄉親，甚得鄉里口碑。
秦士文嚴以律己，更嚴格律人。他要求家人“居官者以清白自勵，以點染為恥；在學者以讀書自勵，以奔競為恥；為布衣者以農桑自勵，以入衙為恥。”凡族人要老慈幼、少敬長、生相賀、死相吊、善相勸、過相規、難相恤。一族相與，宜公、宜和、宜讓、宜忍。勿夸以財，勿軋以勢，勿爭名，勿奪利，勿相謔，勿相字。卑幼尊貴遇貧窮之尊長必執弟子之禮，不得挾貴；卑幼至尊長家中不得當客居位，有不平之事，必先告族長調處，不得擅自訴訟。
秦士文任山西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時親筆撰寫《秦氏宗脈碑序》，告誡後人：“後人觀此碑讀其文，知吾曹皆同根生，遇之有不起敬、不起愛、慶弔往來、患難扶持者，豈人情乎；有不安農桑，自食其力，奮志不帷、克紹書香，乃甘與下流為伍者，豈人情乎；有把持武斷、六博局騙、百端囂凌為鄉里所切齒而側目自羅三尺者，豈人情乎。如此相規相戒，比屋皆為循良，則族雖稍稍衰落而人情嚮往，鬼神呵護……”。秦士文對後人的要求和期望忠懇而情動。
秦士文一生為人正直忠厚，赤心報國，其家人也無不如此。
其妻張氏 (1659—1647)，嫻淑儒雅，恤孤周急，深明大義。甲申春，聞明王朝廢，哭奠於庭，囑族人曰：“我家世受國恩，勿為不義。”遂率族人去縣東北30里外云云山辟荊而居，里黨聞訊而從。大清定後，戶部以招撫令下，遂率族人入城。今原居處稱司馬岩或司馬寨。張氏一生好為善事，出資在蒙山仙洞山陰建有“大士閣”。
其弟秦士楨，初授河南信陽知府，後任江蘇高郵知府，才華橫溢，卒於任。秦士楨與楊漣（字文儒，萬曆三十五年進士，湖廣應山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東林黨重要人物，因彈劾魏忠賢十二大罪狀慘死獄中）情趣相投，關係密切，始終保持書信往來（《蒙陰縣誌》康熙十五版收錄楊漣致秦士楨書信多篇）。秦士楨為人正直，其兄逝後，兄弟兩家分房居田產，他堅持將財產分為五分，其兄四個兒子各得一份，他和其子秦珽共得一份。配李氏，誥封孺人。子一，秦珽，字佛民，廩生，娶新泰籍進士、密雲知縣徐光前之三女為妻（《徐光前墓志銘》）。繼配徐氏。子二，長子秦之驄，庠生。次子秦之馬囧，廩生。
秦士文長子秦琮，字用韜，拔貢，娶通判王尚忠之女。清順治四年（1647年），流賊丁明吾部率兵攻打蒙陰縣城，率眾守城失敗，與知縣崔崶（順治三年進士，河南長垣人）同時殉難。秦琮二子二女。長子秦之騄，庠生，娶舉人鄭之韓女。次子秦之驌，庠生，娶庠生李煜之女，順治四年與父同時殉難。（《蒙陰縣誌》康熙十一年版）。長女許監生劉弼明之子，次女許庠生趙維璋之子。
次子秦璣（1602—1642），字用明，舉人，氣度莊偉，宏朗雅俊，娶監生王新命之女。崇禎十四年（1642），大災之年，草根樹皮盡為人食。秦璣出家中所藏，放糧賑災，並焚燒借據，同時煮粥救助外來難民。時土寇峰起，攻打縣城，秦璣率眾守城，土寇中多有秦璣救助者，知秦璣守城，盡行散去。同年七月，史東明部攻城，自晨至夕，矢石如雨，秦璣冒生死協助官兵堅守，敵攻城不下退去。青州道台張公所稱秦璣為“顓臾之長城”。十二月，史東明部李青山、朱連堂部率精銳騎兵攻城，氣勢浩大，官府讓紳士發動百姓守城。時秦璣正準備進京參加半年後舉行的癸未會試，其聞訊後毅然棄行：“吾家世受國恩，兵至輒先去之，於義不可。”遂於知縣葉爚（字廷子，舉人，陝西人）堅守東城，直至力盡同時被執。時秉義不屈，仰天長吁：“吾死城以報君，死宗廟以報親，吾何悲哉！”時年40歲。事後青州道台扶柩淚涕橫流：“此烈節當自題敘，用慰九原，以彰後世。”山西榆林兵備道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督捕司員外郎、提督山西學政張四教，為彰行其為國捐軀大義，親筆寫下《秦用明墓志銘》。秦璣死後葬於今新泰市汶南鎮新莊村北，至今，鐫刻著“丙子畿魁秦公用明之墓”的高大的墓碑仍存。秦璣一子一女。子秦之驥（字稱甫，號方麓、耽野居士），廩生，娶兵馬張瑞明之女。女許廩生張鳳翔。
三子秦璿，字用敏，拔貢。學純而正，文雅幹練，娶通判張時英之女。清順治四年（1647），於丁明吾作戰中殉難。其妻孫氏寧死不屈同時被害。秦璿一子二女。子秦之驊，庠生，娶知縣孔弘頤之女，與父同時殉難。長女許庠生牛顯之子，次女許庠生高名芳之子。
四子秦珝（字用肅，號歸愚、鴻雪居士），恩貢。氣宇高曠，才華橫溢，娶序班王尚禮之女。初任山西太原府太谷知縣，時因戰亂逃亡頗眾，丁役混淆，秦珝整治秩序，救助苦勞，流移頓歸。時民之徭役，勢豪加倍取償，剜盡窮民骨髓，秦珝刊石禁止，嚴加懲治，風氣大改。太谷士疏日久，遂選拔其優者，親自講授，貧者濟其財，弱者濟其力，人文以盛。太谷時尚奢華，秦珝毀淫祠，倡節儉，懲奸疏，風氣一新，鄉人感其恩，立碑以記，並作德政詩頌其政德。後晉山西應州知府，頗有政聲，著有《鴻雪集》。長子秦之駪，娶知府劉翰明之女.次子秦之馬吉庠生，娶貢生孫琰齡之女。三子秦之馬周，娶監生張沐之女。
秦士文女嫁庠生管恆之子。
順治四年（1647），秦氏族人為守衛蒙陰城遭到丁明吾部空前洗劫和殺戮，氣數大傷。秦士文兩個兒子、兩個孫子在守衛蒙陰縣城中同時殉難。之妻張氏也因悲痛過度於當年十一月二十日去世。
椐秦珝《鴻雪居士序》記載：時族人“數百口半沒於兵間，宇舍悉燼……遂接茅東山，因岩以棲，拾橡栗自給。素為膏粱，至是手足胼胝，一裘溫蔽，累累如懸鶉”。明、清兩次兵亂，秦士文四子中有三子為國捐軀，只有四子在外地為官幸免於難。故此,史有 “秦門多義士”之說（《蒙陰縣誌》康熙二十四年版）。因而，秦珝《鴻雪集》、秦敦嵃 (字碩亭，號師竹)《緣荷詩草》所收詩作多充滿悲感之情，字裡行間滲透著族人劫難後的悲涼、艱辛和抗爭。
康熙南巡駐秦宅褒獎忠良
詩書傳世古風範源遠流長
明末清初族人遭受曠世之災後，沒有就此蕭寂衰落，而是以更加頑強的意志，在優秀家族傳統和豐厚文化底蘊的薰陶感召下，在東蒙這塊廣袤的土地上，生生不息、自立自強，以人格的力量和家族的實力贏得世人的認可乃至朝廷的敬重。
康熙二十三年（1684），東蒙秦氏迎來了入清後的第一次殊榮。十月十三日，康熙帝聖駕東巡，途徑蒙陰，慕秦氏家族滿門忠烈之名，駐蹕太學生秦詵（字爾廷，廩生，侯補州同，秦士文曾孫，秦之驥之子）家中（東宅）之清閒閣。時值小雪。待臣奏：“明日小雪”。康熙帝喜其應候，十四日晨刻觀蒙頂積雪。其間，皇帝於此圍獵，問民疾苦，萬民得觀天顏，人情喜悅。按慣例，凡駐蹕州縣，特旨免24年之丁徭，蒙陰得以沾聖澤，秦氏家族聲譽日隆（《蒙陰縣誌》康熙二十四年版）。
康熙三十七年（1698）二月，東蒙秦氏迎來第二次聖恩。康熙帝南巡二過蒙陰，第二次駐蹕秦詵家中（《蒙陰縣誌》宣統三年版）。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秦氏家族迎來第三次聖寵。康熙帝南巡三過蒙陰，第三次駐蹕秦詵家中（《蒙陰縣誌》宣統三年版）。康熙帝感其忠義, 臨行前欽贈御碗十隻（現僅存一隻），並親筆御書匾懸於大門之上。一代大帝20年間三次南巡同駐一家，在歷史上可為罕見。
秦氏家族在明清兩朝倍受皇恩，赤心報國，忠孝繼世，詩書傳家。有“貴登顯要而勳業卓然一世者，有名震甲科文章籍於人口者，有出殉國難以氣節而風勵百代者，有內修於家敦善行而沾被一鄉者”。明清兩朝進士、舉人，監生、貢生、廩生、庠生等以百人計。今天秦氏族人更是牢記祖訓，恪守先輩之風範。雖幾經戰亂、地震和承傳，原住宅等隨著城市建設不見痕跡外，但族人仍珍藏著秦希夏七十大壽時京城達官貴人的賀壽詩和秦士文親筆做序的《秦太翁壽章》原本及秦士文用過的端硯、印章等古物。為使子孫後代了解家族文化，秦氏祖譜也刊載了《誥命》《秦士文墓志銘》《秦用明墓志銘》《楊漣書信》《德政詩》《鴻雪集》等詩文信傳的部分內容。可以說，東蒙秦氏是一個有著輝煌歷史和優良傳統的家族，願她的後人秉承祖輩優秀文化，在新的時代求新進取，以嶄新的業績上慰古人，下勵來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