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況以及對弱勢群體的救助，是近年來日益受到我國政府、學術界和廣大社會關注的一個問題。解決弱勢群體問題的政策模式主要有補償性社會政策和發展性社會政策兩種，前者的目標是克服和消除貧困，後者的目標是促進弱勢群體自強與自立，獲得自我發展的能力。從長遠來看，要使弱勢群體從根本上擺脫弱勢的地位，必須依賴發展性政策。而教育作為獲得發展能力的源頭活水，便是發展性政策中最重要的內容。《社會政策:全球本地化視角的研究》探討的中心問題是弱勢群體的教育支持問題。在借鑑美國學者NeilGilbert和PaulTerrell思想的基礎上，形成了《社會政策:全球本地化視角的研究》的分析框架：支持誰？支持什麼？如何支持？如何籌資以及政策選擇的價值基礎（為什麼？），即“5W”問題：who，what，howtodeliver，howtofund，why。 圍繞這“5W”問題，《社會政策:全球本地化視角的研究》首先對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政策進行了文本分析，然後以城市流動兒童為個案，調查了有關政策的實踐狀況，考察了以美國為代表的已開發國家對弱勢群體的教育支持政策，最後，對如何構建我國當前社會弱勢群體的教育支持政策提出了一些建議。
基本介紹
- 書名：社會政策:全球本地化視角的研究
- 出版社：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 頁數：262頁
- 開本：16
- 定價：28.00
- 作者：林閩鋼
- 出版日期：2007年7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4565202
- 品牌：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作者認為，為弱勢群體提供教育支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職責，政府應堅持公正、充足等原則，為弱勢群體接受教育提供足夠的支持與補償。為達到這個目的，《社會政策:全球本地化視角的研究》在展示豐富的國外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一些可供參考的具體建議。
作者簡介
林閩鋼，1967年生，福建省福州市人。自1 989年7月起先後畢業於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社會學系，獲得法學學士、法學碩士（社會學專業）、法學博士（社會學專業）學位；曾受united Boa rd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資助到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學系做訪問學者。
現為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社會政策比較、社會保障理論與制度等。主持和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等。出版學術著作4部．主編統編教材2部，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
現為南京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領域：社會政策比較、社會保障理論與制度等。主持和完成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2項、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3項等。出版學術著作4部．主編統編教材2部，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
圖書目錄
第一篇 全球本地化與社會政策
第一章 全球化下社會政策的轉型
一、工業化下社會政策的形成
二、福利國家改革下社會政策的發展
三、全球化下社會政策的轉型
第二章 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
一、福利體製作為分析框架
二、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比較
三、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改革
四、東亞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
第三章 社會發展與發展型社會政策
一、福利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毒藥嗎
二、發展觀轉變與發展型社會政策
三、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目標和手段
第二篇 歐盟社會政策
第四章 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動力、取向及其問題
一、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動力
二、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取向
三、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問題
第五章 歐盟社會排斥與社會融合政策
一、社會排斥的內涵和測量
二、歐盟“開放方法的協調機制”與反社會排斥
三、歐盟公民參與與社會融合
第六章 歐盟就業政策的轉變
一、歐盟就業政策的形成
二、歐盟就業政策的轉變
三、歐盟兩性平等的就業政策
第三篇 中國社會政策
第七章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研究
一、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治理結構
二、轉型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解構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治理結構
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政策建議
第八章 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分析
一、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路徑之爭
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模式之爭
三、醫療衛生體制的“中國式醫改”辨析
第九章 我國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探討
一、結構轉換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構建原則
二、目標選取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分類
三、機制轉變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制度定性
四、完善我國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政策建議
第十章 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構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演變
二、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分析
三、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構
第十一章 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
一、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與住房政策
二、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的國際比較
三、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的演變
四、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發展問題
五、完善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建議
第十二章 我國轉基因食品政策
一、轉基因食品問題與管理
二、我國轉基因食品管理制度的形成
三、我國轉基因食品政策過程分析
四、我國轉基因食品政策的討論
第十三章 我國中介組織發展政策
一、治理作為分析框架和研究角度
二、我國行業性中介組織發展政策
三、我國專業性中介組織發展政策
四、我國慈善組織社會問責
五、我國非營利組織能力建設
參考文獻
後記
第一章 全球化下社會政策的轉型
一、工業化下社會政策的形成
二、福利國家改革下社會政策的發展
三、全球化下社會政策的轉型
第二章 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
一、福利體製作為分析框架
二、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比較
三、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改革
四、東亞福利體制與社會政策
第三章 社會發展與發展型社會政策
一、福利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毒藥嗎
二、發展觀轉變與發展型社會政策
三、發展型社會政策的目標和手段
第二篇 歐盟社會政策
第四章 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動力、取向及其問題
一、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動力
二、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取向
三、歐盟社會政策發展問題
第五章 歐盟社會排斥與社會融合政策
一、社會排斥的內涵和測量
二、歐盟“開放方法的協調機制”與反社會排斥
三、歐盟公民參與與社會融合
第六章 歐盟就業政策的轉變
一、歐盟就業政策的形成
二、歐盟就業政策的轉變
三、歐盟兩性平等的就業政策
第三篇 中國社會政策
第七章 我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研究
一、傳統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治理結構
二、轉型期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解構
三、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治理結構
四、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政策建議
第八章 我國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分析
一、醫療衛生體制改革路徑之爭
二、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模式之爭
三、醫療衛生體制的“中國式醫改”辨析
第九章 我國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探討
一、結構轉換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構建原則
二、目標選取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分類
三、機制轉變與農村新型社會保障制度定性
四、完善我國農村新型社會保障體系政策建議
第十章 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構
一、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演變
二、我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分析
三、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建構
第十一章 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
一、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與住房政策
二、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的國際比較
三、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的演變
四、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發展問題
五、完善我國城鎮低收入家庭住房政策建議
第十二章 我國轉基因食品政策
一、轉基因食品問題與管理
二、我國轉基因食品管理制度的形成
三、我國轉基因食品政策過程分析
四、我國轉基因食品政策的討論
第十三章 我國中介組織發展政策
一、治理作為分析框架和研究角度
二、我國行業性中介組織發展政策
三、我國專業性中介組織發展政策
四、我國慈善組織社會問責
五、我國非營利組織能力建設
參考文獻
後記
文摘
社會政策發端於19世紀中葉的西方國家。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各種社會問題首先在這些國家尖銳地表現出來，政府必須面對公民福祉，著手預防和矯正工業化過程所產生的弊害。從範圍上看，廣泛涉及收入分配、公民參與、政府財政等領域；從內容上看，包括社會福利與社會保障政策、文化教育政策、醫療衛生政策、城市規劃與住房政策、人口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等等。雖然社會政策研究學科交叉，邊界模糊，但經過130多年的發展，到如今人們對社會政策有了新的認識和共識。社會政策一般被認為是通過國家立法和行政干預，解決社會問題，促進社會安全，改善社會環境，增進社會福利的一系列行動準則和規定的總稱。其目標是保護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民社會權利和整個社會福祉，其核心是解決市場經濟下的公民社會風險。
通觀社會政策的發展過程，以社會政策研究對象為標識，可以把社會政策的發展劃分為如下三個時期：（1）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70年代，面對社會問題，需要社會政策積極介入的社會政策形成時期。（2）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面對福利國家危機，需要社會政策發揮作用的社會政策發展時期；（3）20世紀90年代後，面對全球化風險，需要社會政策調適的社會政策轉型時期。
通觀社會政策的發展過程，以社會政策研究對象為標識，可以把社會政策的發展劃分為如下三個時期：（1）19世紀中葉到20世紀70年代，面對社會問題，需要社會政策積極介入的社會政策形成時期。（2）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面對福利國家危機，需要社會政策發揮作用的社會政策發展時期；（3）20世紀90年代後，面對全球化風險，需要社會政策調適的社會政策轉型時期。
後記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在《1999年人類發展報告》中指出：“全球化打開了世界市場中的機遇之門。但是，市場可能走得太遠了，以至於擠壓了對人類發展來說至關重要的非市場活動。……更加糟糕的是，全球市場的成功使人類發展的許多非市場活動邊緣化、使人類幸福更為脆弱。”
在這一輪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利用土地和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向谷底賽跑”（race to bottom）的過程中處於領跑地位。目前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帶來了全面的經濟成長和社會轉型，但這並沒有改變中國在全球整個產業鏈末端的位置，更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顯現，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日趨加重。
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政府不把重點從經濟政策轉到社會政策，政府不推行強有力的社會政策，並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結合起來，社會問題的積累、社會不公平的加大都會使社會風險凸顯。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總體上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政府和社會已有一定的能力去解決和解決好民生問題，更為重要的——從社會政策角度解決民生問題，現在是最佳時期。
本書嘗試著從全球本地化角度來探討社會政策領域的主要內容，當要交稿時，才體會到所做的努力僅僅是開始，在編寫本書過程中，我們不求該書在體系方面的完整，而求在研究上的拓展，希望能以此激起更多讀者加入到我們的研究隊伍中來。
本書的主要觀點已發表在《科學學研究》《農業經濟問題》《中國社會保障》《中國行政管理》《江海學刊》《東嶽論叢》《公共管理高層論壇》等多家期刊上，部分章節內容是我近年來承擔的國家級研究項目和省級研究項目的成果，這當中有參與其中的博士或碩士研究生祝建華、吳嬈、董琳、陳泉辛、董順花、張敏、郁曉霞等的工作，他們和我一起分享了探究的快樂。
以此書迎接我國社會政策時代的到來！
在這一輪全球化過程中，中國利用土地和勞動力方面的比較優勢，在“向谷底賽跑”（race to bottom）的過程中處於領跑地位。目前流行的說法是，中國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全球化帶來了全面的經濟成長和社會轉型，但這並沒有改變中國在全球整個產業鏈末端的位置，更為重要的是，越來越多的社會矛盾和利益衝突在中國的城市和農村顯現，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社會成本日趨加重。
許多國家的經驗表明：如果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政府不把重點從經濟政策轉到社會政策，政府不推行強有力的社會政策，並把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結合起來，社會問題的積累、社會不公平的加大都會使社會風險凸顯。
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總體上已經告別了短缺經濟時代，政府和社會已有一定的能力去解決和解決好民生問題，更為重要的——從社會政策角度解決民生問題，現在是最佳時期。
本書嘗試著從全球本地化角度來探討社會政策領域的主要內容，當要交稿時，才體會到所做的努力僅僅是開始，在編寫本書過程中，我們不求該書在體系方面的完整，而求在研究上的拓展，希望能以此激起更多讀者加入到我們的研究隊伍中來。
本書的主要觀點已發表在《科學學研究》《農業經濟問題》《中國社會保障》《中國行政管理》《江海學刊》《東嶽論叢》《公共管理高層論壇》等多家期刊上，部分章節內容是我近年來承擔的國家級研究項目和省級研究項目的成果，這當中有參與其中的博士或碩士研究生祝建華、吳嬈、董琳、陳泉辛、董順花、張敏、郁曉霞等的工作，他們和我一起分享了探究的快樂。
以此書迎接我國社會政策時代的到來！
序言
當前，全國上下都在認真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為實現“全面小康”、構建“和諧社會”而努力奮鬥。民生問題引起了政府和民間的高度關注，公平、正義日益成為社會的核心價值觀，相應地，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等領域既成為政府工作的重點，也成了學術界研究的熱點。
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屬於同一系列的範疇，它們之間既有聯繫，也有區別。
先看社會政策與社會保障。通常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或社會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以社會消費基金的形式，為因年老、疾病、傷殘、死亡、失業及其他不幸遭遇而使生存出現困難的社會成員提供一定的物質上的幫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權利。社會政策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類：狹義的社會政策僅僅涉及勞工及貧民的生活，而廣義的社會政策則包括各類社會事業政策和社會管理政策，如人口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醫療衛生政策、環境保護政策、文化與體育事業政策、社會服務政策、教育政策、居民收入分配與消費政策、社區服務與管理政策、社會治安政策、社會行政管理政策等等，但是其核心是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其涵蓋面又比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範圍要寬泛。
再看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以法令、條例、規劃、計畫、方案、措施、項目等形式，對社會成員的公私行為、價值、規範所做出的有選擇性的約束與指引，它的範圍更加廣泛，幾乎涵蓋了政府的全部活動領域，不過其主要的部分還是社會政策，而且其發展的態勢是社會政策的領域與公共政策的領域越來越趨於一致。正如有學者所說：“在政策科學的研究中，由於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的研究對象在社會問題的領域內是重合的，其研究方法接近，其政策落實的手段更是相同，在理論研究方面也已經出現相互借重的現象，所以，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成為相互交叉與相互融合的兩門學科。”
政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學界眾說紛紜。制度學派非常看重人為制定的，正式的法令、規則、程式，而行為主義學派則把政策解釋為各種權力力量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結果。按照制度學派的觀點，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都是一國巨觀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按照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都是政府、非政府公共部門、各種利益集團之間互動、博弈的過程和結果，它們沒有什麼本質性的差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只是用詞不同，它們的發展趨向是類同的。有鑒於此，所以美國威廉·N·鄧恩（William N. Dunn）教授所著的經典教材《公共政策分析導論》（Public Policy Analysis：An Introduction），以及國內多本標以《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政策案例》《社會政策》書名的教材，在其章節標題中都乾脆直書“政策”“政策分析”，而略去了“公共”“社會”等字樣。
早在1873年，德國的一批學者為研究德國當時面臨的社會問題，發起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1891年，德國學者華格納（Adelph Wagner）給“社會政策”概念下了第一個科學定義，認為社會政策是“運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調節財產所得和勞動所得之間的分配不均問題”。後來，英國費邊社將“社會政策”簡要定義為“影響社會福利的一系列的政策活動”。米德格累（Midgley）將社會政策重要結果（社會福利）操作化為對社會問題的控制、社會需要的滿足及社會機會的保障。沃爾克爾（Walker）則將社會政策界定為社會資源和社會關係（地位及權力）的再分配，認為社會政策“關係到政府生產和分配的、影響社會福利的社會資源序列的原則和價值。這些社會資源序列包括收入、財產、安全、地位和權力等等”。
社會政策以及作為其核心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結果，從英國1834年頒布並實施的新濟貧法算起，已有170多年的歷史，即使從1883年德國推出最早的現代社會保險制度算起，也有120多年的歷史。它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成為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運用的社會政策，儘管各國在保障的對象上或普遍或特殊、在保障的範圍上或寬泛或狹窄，在保障的水平上或很高或較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實行，極大地改善了各國民眾的民生狀況，促進各國民眾共享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成果，也在經濟社會運行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減震器”“安全網”的作用。
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曾經構建了同當時實行的高度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正是由於這套制度的有效運行，許多被稱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正向功能才得以彰顯，諸如“廣就業、低工資、多福利”，“生老病死有依靠”等，儘管當時所能保障的水平還很低下。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由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渡，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也開始了改革之旅，原有的建立在計畫經濟體制基礎之上、與計畫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建立健全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成了當務之急。
環顧四周，有關“礦難”的報導不斷，我國煤炭產量占全世界總產量的1/3左右，礦難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卻占到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有些地方的“黑礦主”與弱勢的礦工簽訂所謂“生死契約”，花幾萬元就能“買”一條命，“私了”；終年勞苦的農民工不僅難以與其他職工“同工同酬”，而且常常面臨工資被“拖欠”的窘境，甚至需要國家總理親自出面為農民工“討工資”；面對許多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飆升的房價，無數的無房者擔憂何時才能實現“居者有其屋”，為數不少依靠貸款購得住房的居民則成了名副其實的“房奴”，還貸幾乎花去了他們的全部收入；醫療市場化的結果，導致“看病難、看病貴”，人們“無病時怕生病，有了病怕進醫院，進了醫院怕出不去”；教育產業化引發學雜費上漲甚至“亂收費”，高校“擴招”成了“擴大內需”（又被稱為“撬開老百姓的錢袋子”）的“妙招”，讀書受教育對於相當一部分收入不高的城鄉家庭來說就意味著“致貧”；女大學生就業常常難於同等條件的男大學生，性別歧視依然存在；農民、殘疾人等在就學、就業、就醫以及各項社會權利的行使方面，更是遭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現有的社會政策領域的改革思路與政策設計還有缺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還未得到有效的維護！
毋庸諱言，當今的世界正處在由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過渡之中，現代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的比重已經超過工業經濟時代的支柱——製造業，靈活就業即非正規就業逐漸替代大規模集體就業成為新的用工趨勢，這就打碎了“產業工人大軍”，大大降低了勞動者與僱主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勞資關係方面呈現出“強資本、弱勞動”的博弈格局，資本到處都在指揮勞動、欺負勞動、壓榨勞動，並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誘使權力為其服務；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漲，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無論是在其規模、頻率還是在其後果、影響方面，都大大超越勞動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這又固化了“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加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國政權和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力同過去相比也打了不小的折扣，這就使得權力和法律即使保護勞動的利益而對資本施加必要的限制往往也會事倍功半。這種大趨勢對於各國、各地區完善公平正義的社會政策，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保護勞動者和弱勢群體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都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所有這些不利因素，不僅不能成為各國、各地區政府放棄社會政策（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藉口，恰恰相反，它們要求各國、各地區政府順應信息社會、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針對“產業工人大軍”被打碎和非正規就業日益普遍的新特點，通過社會政策領域的制度創新、政策創新、組織創新、服務創新，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下更加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以此要求反觀我國，不僅社會政策的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重建、覆蓋農民工的勞動保護法規的落實、包含農村居民在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住房、醫療、教育改革的調整等等，都不可或缺、迫在眉睫，而且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調整、政府職能轉換、政績考核創新等等，也都成了時不我待的大事。值得欣喜的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黨中央連續提出了實現全面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奮鬥目標，認真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社會建設和新農村建設事業。我們相信，隨著中央這一系列決策落到實處，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深入，公平正義的理念與原則將會進一步確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將會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包括弱勢群體成員在內的社會公眾一定能夠共享繁榮發展的成果。
在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的關心與支持下，本套“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研究叢書”得以出版。由於社會政策的研究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加上作者隊伍的水平畢竟有限，本套叢書定有淺陋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屬於同一系列的範疇，它們之間既有聯繫，也有區別。
先看社會政策與社會保障。通常認為，社會保障是國家或社會通過立法和行政手段對國民收入進行再分配，以社會消費基金的形式，為因年老、疾病、傷殘、死亡、失業及其他不幸遭遇而使生存出現困難的社會成員提供一定的物質上的幫助，以保證其基本生活權利。社會政策分為狹義和廣義兩類：狹義的社會政策僅僅涉及勞工及貧民的生活，而廣義的社會政策則包括各類社會事業政策和社會管理政策，如人口政策、勞動就業政策、社會保障政策、醫療衛生政策、環境保護政策、文化與體育事業政策、社會服務政策、教育政策、居民收入分配與消費政策、社區服務與管理政策、社會治安政策、社會行政管理政策等等，但是其核心是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其涵蓋面又比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的範圍要寬泛。
再看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公共政策是以政府為主的公共機構為確保社會朝著政治系統所確定、承諾的正確方向發展，以法令、條例、規劃、計畫、方案、措施、項目等形式，對社會成員的公私行為、價值、規範所做出的有選擇性的約束與指引，它的範圍更加廣泛，幾乎涵蓋了政府的全部活動領域，不過其主要的部分還是社會政策，而且其發展的態勢是社會政策的領域與公共政策的領域越來越趨於一致。正如有學者所說：“在政策科學的研究中，由於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的研究對象在社會問題的領域內是重合的，其研究方法接近，其政策落實的手段更是相同，在理論研究方面也已經出現相互借重的現象，所以，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成為相互交叉與相互融合的兩門學科。”
政策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學界眾說紛紜。制度學派非常看重人為制定的，正式的法令、規則、程式，而行為主義學派則把政策解釋為各種權力力量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結果。按照制度學派的觀點，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都是一國巨觀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按照行為主義學派的觀點，社會保障、社會政策、公共政策都是政府、非政府公共部門、各種利益集團之間互動、博弈的過程和結果，它們沒有什麼本質性的差別。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社會政策與公共政策只是用詞不同，它們的發展趨向是類同的。有鑒於此，所以美國威廉·N·鄧恩（William N. Dunn）教授所著的經典教材《公共政策分析導論》（Public Policy Analysis：An Introduction），以及國內多本標以《公共政策分析》《公共政策案例》《社會政策》書名的教材，在其章節標題中都乾脆直書“政策”“政策分析”，而略去了“公共”“社會”等字樣。
早在1873年，德國的一批學者為研究德國當時面臨的社會問題，發起成立了“社會政策學會”。1891年，德國學者華格納（Adelph Wagner）給“社會政策”概念下了第一個科學定義，認為社會政策是“運用立法和行政的手段，調節財產所得和勞動所得之間的分配不均問題”。後來，英國費邊社將“社會政策”簡要定義為“影響社會福利的一系列的政策活動”。米德格累（Midgley）將社會政策重要結果（社會福利）操作化為對社會問題的控制、社會需要的滿足及社會機會的保障。沃爾克爾（Walker）則將社會政策界定為社會資源和社會關係（地位及權力）的再分配，認為社會政策“關係到政府生產和分配的、影響社會福利的社會資源序列的原則和價值。這些社會資源序列包括收入、財產、安全、地位和權力等等”。
社會政策以及作為其核心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是人類社會發展和進步的結果，從英國1834年頒布並實施的新濟貧法算起，已有170多年的歷史，即使從1883年德國推出最早的現代社會保險制度算起，也有120多年的歷史。它已經成為現代社會文明的重要標誌，成為當今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都在運用的社會政策，儘管各國在保障的對象上或普遍或特殊、在保障的範圍上或寬泛或狹窄，在保障的水平上或很高或較低。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實行，極大地改善了各國民眾的民生狀況，促進各國民眾共享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的成果，也在經濟社會運行方面發揮著重要的“減震器”“安全網”的作用。
新中國建立以後，我們曾經構建了同當時實行的高度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正是由於這套制度的有效運行，許多被稱為“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正向功能才得以彰顯，諸如“廣就業、低工資、多福利”，“生老病死有依靠”等，儘管當時所能保障的水平還很低下。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伴隨著由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渡，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自20世紀90年代以後也開始了改革之旅，原有的建立在計畫經濟體制基礎之上、與計畫經濟體制相適應的勞動與社會保障制度，“皮之不存，毛將附焉”？建立健全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新的社會保障制度，確保勞動者的基本權益，成了當務之急。
環顧四周，有關“礦難”的報導不斷，我國煤炭產量占全世界總產量的1/3左右，礦難所導致的死亡人數卻占到全世界礦難死亡總人數的80%，有些地方的“黑礦主”與弱勢的礦工簽訂所謂“生死契約”，花幾萬元就能“買”一條命，“私了”；終年勞苦的農民工不僅難以與其他職工“同工同酬”，而且常常面臨工資被“拖欠”的窘境，甚至需要國家總理親自出面為農民工“討工資”；面對許多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飆升的房價，無數的無房者擔憂何時才能實現“居者有其屋”，為數不少依靠貸款購得住房的居民則成了名副其實的“房奴”，還貸幾乎花去了他們的全部收入；醫療市場化的結果，導致“看病難、看病貴”，人們“無病時怕生病，有了病怕進醫院，進了醫院怕出不去”；教育產業化引發學雜費上漲甚至“亂收費”，高校“擴招”成了“擴大內需”（又被稱為“撬開老百姓的錢袋子”）的“妙招”，讀書受教育對於相當一部分收入不高的城鄉家庭來說就意味著“致貧”；女大學生就業常常難於同等條件的男大學生，性別歧視依然存在；農民、殘疾人等在就學、就業、就醫以及各項社會權利的行使方面，更是遭到或明或暗的歧視。所有這些都表明，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還不健全，現有的社會政策領域的改革思路與政策設計還有缺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還未得到有效的維護！
毋庸諱言，當今的世界正處在由工業經濟社會向知識經濟、信息社會的過渡之中，現代服務業在整個國民經濟當中的比重已經超過工業經濟時代的支柱——製造業，靈活就業即非正規就業逐漸替代大規模集體就業成為新的用工趨勢，這就打碎了“產業工人大軍”，大大降低了勞動者與僱主進行討價還價的能力；勞資關係方面呈現出“強資本、弱勞動”的博弈格局，資本到處都在指揮勞動、欺負勞動、壓榨勞動，並運用軟硬兼施的手段誘使權力為其服務；經濟全球化的浪潮日益高漲，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無論是在其規模、頻率還是在其後果、影響方面，都大大超越勞動在世界範圍內的流動，這又固化了“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加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國政權和法律的權威性和強制力同過去相比也打了不小的折扣，這就使得權力和法律即使保護勞動的利益而對資本施加必要的限制往往也會事倍功半。這種大趨勢對於各國、各地區完善公平正義的社會政策，推進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保護勞動者和弱勢群體成員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都是十分不利的。
然而,所有這些不利因素，不僅不能成為各國、各地區政府放棄社會政策（特別是作為其核心的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的藉口，恰恰相反，它們要求各國、各地區政府順應信息社會、知識經濟和全球化的發展趨勢，針對“產業工人大軍”被打碎和非正規就業日益普遍的新特點，通過社會政策領域的制度創新、政策創新、組織創新、服務創新，在“強資本、弱勞動”的格局下更加有效地保護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以此要求反觀我國，不僅社會政策的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重建、覆蓋農民工的勞動保護法規的落實、包含農村居民在內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住房、醫療、教育改革的調整等等，都不可或缺、迫在眉睫，而且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調整、政府職能轉換、政績考核創新等等，也都成了時不我待的大事。值得欣喜的是，進入新世紀以後，黨中央連續提出了實現全面小康、構建和諧社會的奮鬥目標，認真貫徹落實“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大力推進社會建設和新農村建設事業。我們相信，隨著中央這一系列決策落到實處，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深入，公平正義的理念與原則將會進一步確立，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合法權益將會得到更有效的保護，包括弱勢群體成員在內的社會公眾一定能夠共享繁榮發展的成果。
在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的關心與支持下，本套“社會保障與社會政策研究叢書”得以出版。由於社會政策的研究在我國尚處於起步階段，加上作者隊伍的水平畢竟有限，本套叢書定有淺陋不足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