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史學·史學名著叢書:高陶事件始末》內容簡介：1940年，日本欲以誘降手段結束侵略戰事，與汪精衛簽署“汪日密約”。高宗武和陶希聖曾追隨汪精衛鼓吹|“和平”運動，並參與籌組汪偽政權及與日本的“和平”談判。在談判過程中，高、陶二人逐漸認識到汪精衛所謂的“和平”運動是徹底的投降與賣國。1940年1月3日，高、陶二人在杜月笙及其門人的精心安排下，逃離上海抵達香港，在《大公報》揭露汪日密約及其附屬檔案。他們在中國歷史的緊要關頭幡然醒悟，以自己的行動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誘降政策，給汪精衛賣國逆流以沉重的打擊。這就是發生在抗日戰爭時期震驚中外的“高陶事件”。
基本介紹
- 書名：百科史學•史學名著叢書:高陶事件始末
- 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頁數：502頁
- 開本：16
- 品牌：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作者：陶恒生
- 出版日期：2012年2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00087497, 9787500087496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百科史學·史學名著叢書:高陶事件始末》由陶希聖之子陶恒生所作，深度解讀歷史事件，大陸初版於2003年。新版是作者親赴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精研最新解密蔣介石日記與高宗武日記，並根據眾多新發現的史料“翻修”而成，更正確、更有系統地反映歷史真相。
作者簡介
陶恒生，1931年生人，高陶事件主要親歷者陶希聖之子。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系，水泥工程專家。1977年退休後，定居美國舊金山，以10年之力寫成《高陶事件始末》一書，先後在台灣與大陸出版。
媒體推薦
在現代文明社會裡，開刀救治一名心臟病人，是擁有專業資格的心臟科醫生的職責所在，一個殺豬的屠夫，是不可以自告奮勇去開刀救治心臟病人的。拯救一個陷入戰爭動亂之中的主權國家，既需要專業系統的學術智慧和高度組織化的軍政實力，更需要在以人為本、主權在民、權為民所賦的憲政法理層面上，切實提升完善政府公共權力的合法性，而不是撇開擁有最大份額的民意支持和軍政實力的政府公共權力，在沒有任何法定授權的情況下，僅僅打著報國愛國、和平救國之類的美好旗號，便要擅自越權到發動侵略戰爭的敵對國一邊去談判求和。畢業於日本帝國大學的法學博士高宗武和畢業於北京大學法科的陶希聖，偏偏不能恪守最低限度的憲政法理和許可權邊界，這才有了他們一度陷身於賣國火坑而後又奇蹟般戴罪立功的人生傳奇。
——《南方都市報》
——《南方都市報》
圖書目錄
序一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序
第一章 書生論證而猶是書生
第二章 “七七事變”以前的日本侵略行為
第三章 抗日戰爭全面展開
第四章 抗戰初期的和平運動
第五章 董道寧、高宗武密訪東京
第六章 “重光堂協定”與汪精衛出走
第七章 河內的困境
第八章 “梅華堂”的談判
第九章 高陶揭露密約
第十章 再看汪日談判會議
第十一章 香港兩年
第十二章 二次脫險
第十三章 高宗武回憶錄問世
第十四章 結語
第十五章 陶希聖致何茲全書信集
後記
增訂版後記
附錄一 日華協定記錄
附錄二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全文
附錄三 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
參考書文目錄
序二
序三
自序
新版序
第一章 書生論證而猶是書生
第二章 “七七事變”以前的日本侵略行為
第三章 抗日戰爭全面展開
第四章 抗戰初期的和平運動
第五章 董道寧、高宗武密訪東京
第六章 “重光堂協定”與汪精衛出走
第七章 河內的困境
第八章 “梅華堂”的談判
第九章 高陶揭露密約
第十章 再看汪日談判會議
第十一章 香港兩年
第十二章 二次脫險
第十三章 高宗武回憶錄問世
第十四章 結語
第十五章 陶希聖致何茲全書信集
後記
增訂版後記
附錄一 日華協定記錄
附錄二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全文
附錄三 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
參考書文目錄
後記
(一)
20lO年3月28日，有幸在上海得識徐天錫先生。徐天錫的父親是民國時代的金融鉅子徐寄顧(1882—1956)先生。徐寄顧早年留學日本，1905年歸國後投身教育及金融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歷任上海市商會常務理事、公共租界華人納稅委員會副主席、地方協會理事、抗敵後援會委員、籌募救國公債委員會委員、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等職。當時他是杜月笙和浙江財閥在上海的高級代表，也是杜月笙的親信。
徐天錫說，他是徐家最小的兒子，父親55歲高齡得子，喜獲天賜，故取名天錫。我們在上海兩次見面長談，他就他父親的好友黃溯初當年從長崎來到上海，與他父親商量如何營救高宗武的那段歷史，娓娓道來，宛如身歷其境。
1939年11月，杜月笙的駐滬代表徐采丞從上海秘密攜往香港一張字條，sh 面寫著“高決反正速向渝洽”八個字，杜月笙認得那是徐寄顧的筆跡，知道茲事體大，如能成功將是對抗戰絕對有利的爆炸性新聞，乃於次日急飛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得到蔣的批示後，立即飛返香港，不幸飛行途中遇到日本戰機攔截追逐，機師為擺脫敵機，猛然攀升高空導致機艙缺氧，翻騰顛簸之下，杜月笙呼吸困難，哮喘不止幾致昏厥(這哮喘毛病從此折磨了他後半生)。不久之後，黃溯初來到香港，為杜月笙詳細解說高宗武欲脫離汪組織的決心，杜月笙又抱病去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1940年1月高宗武與陶希聖成功脫險後，徐寄頗為避日偽追捕，也來到香港。我告訴徐天錫，我們全家回香港後住在九龍塘，黃、徐兩位老先生的居處和我們家只隔一條巷子。徐天錫也帶我去看萬航渡路(昔極司非爾路)一幢紅磚樓房，那是徐家舊居，不過早已為他人所有了。
4月中，上海電視台的記者葉德英小姐邀請徐先生和我接受電視訪問，我們乃前往紀實頻道《檔案》欄目製作單位作對談錄影，製成電視片《奪命追逐》，於同年8月16至20日晚，分5集播出。
(二)
1940年1月高宗武離滬赴港前後的經過，與另一當事人、先父陶希聖20多年後所寫的雖然基本一致，但仍然存在一些差異(如日期、船名、對談等)。後者或因年代久遠記憶模糊所致。現在乘此機會加以比較訂正，以下是高陶離滬前後細節的異同之處。
(一)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民國)29年1月1日，我抱病往愚園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張我在“要綱”上補簽。汪以為此刻不必勉強我補簽，要等我病癒再補。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辭。出門時佛海說：“你要保重。”我嘆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他說：“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環龍路來問病。他坐在我的臥榻旁邊。我告訴他說：“他們早已監視你，現在你有生命危險。”他說：“走了吧！”我們就脫險赴港之事，大略談了一下。他告辭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車到大馬路國泰飯店前門。我叫司機在門口稍候。我進了前門，直到後門，叫一輛街車，逕往黃浦灘碼頭，走上胡佛號總統輪。
輪船開出了吳淞口，我才打了一通電報給冰如，說：“我已平安出海。”(《潮流與點滴·亂流》)
(二)高宗武《深入虎穴》：
簽約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聖。他也住在法租界。雖然我明知要做什麼，我還是先問他：“我們現在該怎么辦？”
他反問我：“我們離開？”
“那我們還等什麼？”
“1月1號、3號和7號有船離開。我們搭哪一條？”
原來他跟我一樣知道船期。……雖然我早已買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補充說：“等你決定好了，我去給你買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說過，政治是危險的。
第2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兒送來一封信，決定走。……
1月3日上午10時，我離開家直接奔往柯立芝總統號。……(第四章)
鑒於《深入虎穴》和《潮流與點滴》分別完稿於1944年及1962年，高的記憶應該比較準確。從以上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記憶的1月2日)；離開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總統號(不是“胡佛”總統號)；陶曾派女兒送信給高表示願意一同出走，陶文則沒有提及。陶說的“國泰飯店”實乃“華懋飯店”之誤。
另外，日本軍方把汪精衛一行人從河內載往上海的輪船，大多數中英文文獻都稱它為“北光丸”(}]okko Maru)，唯獨高宗武稱之為“北滿丸”(Hokuman MazⅥ)。
(三)
高宗武毅然脫離汪偽，蔣委員長甚感欣慰，稱讚他為“浙中健者”。他讓杜月笙轉交一封親筆信給高宗武，謂：“今後如願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過，依愚見，最好渡美考察。”高當然領會其意，於是化名“高其昌”，於1940年5月20日抵達紐約，旋即奔赴華盛頓。
高宗武定居美國，陶希聖留在香港辦《國際通訊》周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陶於次年隨難民回鄉隊輾轉回到重慶，重新加入抗戰陣營。世人不免疑問，蔣介石先譽之為“浙中健者”，復電胡適大使轉慰“愛國之心”的高宗武，為何不再為蔣所用，而任其一生漂泊海外？
蔣介石個性剛強，意志堅定，喜怒無常；汪精衛性情軟弱，優柔寡斷，感情用事。高宗武從政七年，在這兩位性格迥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手下當差，對年少氣盛、自視甚高的他，確實是莫大的性格考驗，試想那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耐心？在蔣手下，他周旋於日本軍政人員之間，謹慎行事如履薄冰，除了使花招扮黑臉之外，必要時還得準備隨時背黑鍋，一旦做錯事，就得受嚴懲；在汪手下，則須以最大的耐心循循善誘，唯恐他意氣用事掉入敵方陷阱，無奈汪不聽他的苦口婆心，失望之餘，只有忍痛分手。
蔣介石當時沒有叫高宗武回重慶，可能有一層顧慮。這也許關係到蔣用人的原則：對軍人懾之以威，對官員責之以嚴，對文人待之以寬。軍人叛離國法不容，官員擅離職守永不錄用，學者論政尚可尊重。高宗武身為高級外交官員，未能遵守抗日國策而私赴敵營參與談判，雖然最後脫離汪偽揭發敵人陰謀，但追根究底，即使個人品德無虧，終究是違反了一·名政府官員必須遵守的紀律。因此，至少在當時必須顧及社會的觀感，而不便讓高回國。而陶希聖以學者初入政界，當時並無官職，他的言論與活動(包括1938年在香港為曾仲鳴被刺而發表的激烈批評重慶的言論)，似乎尚未超出蔣的容忍限度，而予網開一面，事後並畀以重任。高陶二人都主和，但都未投敵，於亂流中知所進退，雖有過失而無傷大節。技術官僚不懂政治，如高宗武(那時才30齣頭，實在太年輕)，學者好奢談國事，如陶希聖(他80歲還說：“讀書，作文，演講，開會，我的一生就是如此。”)，他們兩人跌跌撞撞共同走過的這段歷史，其實也是關心國事卻不諳權術的知識分子的一場悲劇。
陶恒生 謹識2011年3月25日
20lO年3月28日，有幸在上海得識徐天錫先生。徐天錫的父親是民國時代的金融鉅子徐寄顧(1882—1956)先生。徐寄顧早年留學日本，1905年歸國後投身教育及金融界，曾任中央銀行副總裁。1937年“八一三”事變後，歷任上海市商會常務理事、公共租界華人納稅委員會副主席、地方協會理事、抗敵後援會委員、籌募救國公債委員會委員、浙江興業銀行常務董事等職。當時他是杜月笙和浙江財閥在上海的高級代表，也是杜月笙的親信。
徐天錫說，他是徐家最小的兒子，父親55歲高齡得子，喜獲天賜，故取名天錫。我們在上海兩次見面長談，他就他父親的好友黃溯初當年從長崎來到上海，與他父親商量如何營救高宗武的那段歷史，娓娓道來，宛如身歷其境。
1939年11月，杜月笙的駐滬代表徐采丞從上海秘密攜往香港一張字條，sh 面寫著“高決反正速向渝洽”八個字，杜月笙認得那是徐寄顧的筆跡，知道茲事體大，如能成功將是對抗戰絕對有利的爆炸性新聞，乃於次日急飛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得到蔣的批示後，立即飛返香港，不幸飛行途中遇到日本戰機攔截追逐，機師為擺脫敵機，猛然攀升高空導致機艙缺氧，翻騰顛簸之下，杜月笙呼吸困難，哮喘不止幾致昏厥(這哮喘毛病從此折磨了他後半生)。不久之後，黃溯初來到香港，為杜月笙詳細解說高宗武欲脫離汪組織的決心，杜月笙又抱病去重慶向蔣委員長報告。1940年1月高宗武與陶希聖成功脫險後，徐寄頗為避日偽追捕，也來到香港。我告訴徐天錫，我們全家回香港後住在九龍塘，黃、徐兩位老先生的居處和我們家只隔一條巷子。徐天錫也帶我去看萬航渡路(昔極司非爾路)一幢紅磚樓房，那是徐家舊居，不過早已為他人所有了。
4月中，上海電視台的記者葉德英小姐邀請徐先生和我接受電視訪問，我們乃前往紀實頻道《檔案》欄目製作單位作對談錄影，製成電視片《奪命追逐》，於同年8月16至20日晚，分5集播出。
(二)
1940年1月高宗武離滬赴港前後的經過，與另一當事人、先父陶希聖20多年後所寫的雖然基本一致，但仍然存在一些差異(如日期、船名、對談等)。後者或因年代久遠記憶模糊所致。現在乘此機會加以比較訂正，以下是高陶離滬前後細節的異同之處。
(一)陶希聖《潮流與點滴》：
(民國)29年1月1日，我抱病往愚園路，沿家拜年。璧君主張我在“要綱”上補簽。汪以為此刻不必勉強我補簽，要等我病癒再補。
我到佛海住宅拜年，稍坐即告辭。出門時佛海說：“你要保重。”我嘆道：“我亦不知命在何時！”他說：“何必如此。”
次日，宗武到環龍路來問病。他坐在我的臥榻旁邊。我告訴他說：“他們早已監視你，現在你有生命危險。”他說：“走了吧！”我們就脫險赴港之事，大略談了一下。他告辭而去。
1月4日，我由住宅乘車到大馬路國泰飯店前門。我叫司機在門口稍候。我進了前門，直到後門，叫一輛街車，逕往黃浦灘碼頭，走上胡佛號總統輪。
輪船開出了吳淞口，我才打了一通電報給冰如，說：“我已平安出海。”(《潮流與點滴·亂流》)
(二)高宗武《深入虎穴》：
簽約的那天晚上(1939年12月30日)我去看陶希聖。他也住在法租界。雖然我明知要做什麼，我還是先問他：“我們現在該怎么辦？”
他反問我：“我們離開？”
“那我們還等什麼？”
“1月1號、3號和7號有船離開。我們搭哪一條？”
原來他跟我一樣知道船期。……雖然我早已買好他和我的船票，我補充說：“等你決定好了，我去給你買船票。”
陶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說過，政治是危險的。
第2天，12月31日，陶派他的女兒送來一封信，決定走。……
1月3日上午10時，我離開家直接奔往柯立芝總統號。……(第四章)
鑒於《深入虎穴》和《潮流與點滴》分別完稿於1944年及1962年，高的記憶應該比較準確。從以上看出：高探陶病是12月30日(不是陶記憶的1月2日)；離開上海是1月3日(不是4日)；船名是“柯立芝”總統號(不是“胡佛”總統號)；陶曾派女兒送信給高表示願意一同出走，陶文則沒有提及。陶說的“國泰飯店”實乃“華懋飯店”之誤。
另外，日本軍方把汪精衛一行人從河內載往上海的輪船，大多數中英文文獻都稱它為“北光丸”(}]okko Maru)，唯獨高宗武稱之為“北滿丸”(Hokuman MazⅥ)。
(三)
高宗武毅然脫離汪偽，蔣委員長甚感欣慰，稱讚他為“浙中健者”。他讓杜月笙轉交一封親筆信給高宗武，謂：“今後如願返渝作研究工作亦可。不過，依愚見，最好渡美考察。”高當然領會其意，於是化名“高其昌”，於1940年5月20日抵達紐約，旋即奔赴華盛頓。
高宗武定居美國，陶希聖留在香港辦《國際通訊》周刊。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陶於次年隨難民回鄉隊輾轉回到重慶，重新加入抗戰陣營。世人不免疑問，蔣介石先譽之為“浙中健者”，復電胡適大使轉慰“愛國之心”的高宗武，為何不再為蔣所用，而任其一生漂泊海外？
蔣介石個性剛強，意志堅定，喜怒無常；汪精衛性情軟弱，優柔寡斷，感情用事。高宗武從政七年，在這兩位性格迥異的中國最高領導人手下當差，對年少氣盛、自視甚高的他，確實是莫大的性格考驗，試想那需要多大的勇氣和耐心？在蔣手下，他周旋於日本軍政人員之間，謹慎行事如履薄冰，除了使花招扮黑臉之外，必要時還得準備隨時背黑鍋，一旦做錯事，就得受嚴懲；在汪手下，則須以最大的耐心循循善誘，唯恐他意氣用事掉入敵方陷阱，無奈汪不聽他的苦口婆心，失望之餘，只有忍痛分手。
蔣介石當時沒有叫高宗武回重慶，可能有一層顧慮。這也許關係到蔣用人的原則：對軍人懾之以威，對官員責之以嚴，對文人待之以寬。軍人叛離國法不容，官員擅離職守永不錄用，學者論政尚可尊重。高宗武身為高級外交官員，未能遵守抗日國策而私赴敵營參與談判，雖然最後脫離汪偽揭發敵人陰謀，但追根究底，即使個人品德無虧，終究是違反了一·名政府官員必須遵守的紀律。因此，至少在當時必須顧及社會的觀感，而不便讓高回國。而陶希聖以學者初入政界，當時並無官職，他的言論與活動(包括1938年在香港為曾仲鳴被刺而發表的激烈批評重慶的言論)，似乎尚未超出蔣的容忍限度，而予網開一面，事後並畀以重任。高陶二人都主和，但都未投敵，於亂流中知所進退，雖有過失而無傷大節。技術官僚不懂政治，如高宗武(那時才30齣頭，實在太年輕)，學者好奢談國事，如陶希聖(他80歲還說：“讀書，作文，演講，開會，我的一生就是如此。”)，他們兩人跌跌撞撞共同走過的這段歷史，其實也是關心國事卻不諳權術的知識分子的一場悲劇。
陶恒生 謹識2011年3月25日
序言
1998年4月，台北《傳記文學》第431期刊出連載3期的拙著《高陶事件紀實——追憶六十年前先父隨汪脫汪之前後》。是年6月，筆者開始增加材料擴充原稿，寫成《高陶事件始末——中國現代史上傳奇的一章》，於2001年由台北成文出版社出版。2003年，湖北人民出版社在大陸出版簡體字版，書名《高陶事件始末》，曾於該年連續印刷3次。
10餘年來，有關抗戰初期和平活動的文獻陸續出現，為當年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的那段歷史，提供了許多史料及印證。其中最具價值者，莫過於2005年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已故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1891—1976)檔案中發現的高宗武英文手稿Into the Tiger’s Den(後由筆者譯成中文分別在台灣及大陸出版)；2005年上海書店出版的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翻譯的《上海時代》；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起開放閱覽的《蔣中正日記手稿》；以及其他極具歷史價值的史料，包括1938年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私訪東京呈給張群的報告，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呈給蔣委員長的東渡日記及會談記錄，黃溯初、徐寄顧請求杜月笙出手營救高陶的幕後策划過程，以及徐寄顧哲嗣徐天錫與著者的談話等等，莫不翔實深入、論述有據，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源。基於此，筆者遂決定將原書重新“翻修”，增加篇幅及調整章節，以更正確、更有系統地反映歷史真相，是為新版。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曾經先後出版先父遺著《潮流與點滴》、《中國政治思想史》，及拙譯高宗武著《高宗武回憶錄》；現在又出版這部新版《高陶事件始末》，筆者由衷感謝，並期望尊敬的讀者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指正。
陶恒生 2011年3月25日於舊金山
10餘年來，有關抗戰初期和平活動的文獻陸續出現，為當年汪精衛推動和平運動的那段歷史，提供了許多史料及印證。其中最具價值者，莫過於2005年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已故美國外交官勞倫斯·索斯伯瑞(Laurence Salisbury，1891—1976)檔案中發現的高宗武英文手稿Into the Tiger’s Den(後由筆者譯成中文分別在台灣及大陸出版)；2005年上海書店出版的松本重治著，曹振威、沈中琦等翻譯的《上海時代》；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起開放閱覽的《蔣中正日記手稿》；以及其他極具歷史價值的史料，包括1938年外交部亞洲司日本科科長董道寧私訪東京呈給張群的報告，亞洲司司長高宗武呈給蔣委員長的東渡日記及會談記錄，黃溯初、徐寄顧請求杜月笙出手營救高陶的幕後策划過程，以及徐寄顧哲嗣徐天錫與著者的談話等等，莫不翔實深入、論述有據，是極為珍貴的歷史資源。基於此，筆者遂決定將原書重新“翻修”，增加篇幅及調整章節，以更正確、更有系統地反映歷史真相，是為新版。
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曾經先後出版先父遺著《潮流與點滴》、《中國政治思想史》，及拙譯高宗武著《高宗武回憶錄》；現在又出版這部新版《高陶事件始末》，筆者由衷感謝，並期望尊敬的讀者給予更多的關注與指正。
陶恒生 2011年3月25日於舊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