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風華:20世紀中國文學備忘錄》記錄了作者在獨自凝望這近百年中國文學時的感觸、感悟和感想；是作者對橫跨近代、現代與當代三個政治時段的百年文學以及蘊藏其中的一部尚未冷卻的心靈史的個人化解讀。對於所喜愛的作家、詩人如穆旦、海子、王小波、李敖、林徽音、張愛玲、錢鐘書、楊絳等，毫不掩飾自己的偏好；對於所不能苟同的言論、現象如余英時的輕率否定季羨林、韓寒的藐視魯迅、王安憶的苛求張愛玲、王德威的誤讀余華等，也絕不收斂論辯的鋒芒……
基本介紹
- 書名：百年風華:20世紀中國文學備忘錄
-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 頁數：319頁
- 開本：20
- 品牌：廣東花城出版社
- 作者：龔剛
- 出版日期：2012年8月1日
- 語種：簡體中文
- ISBN：7536064608, 9787536064607
基本介紹,內容簡介,作者簡介,圖書目錄,後記,序言,
基本介紹
內容簡介
《百年風華:20世紀中國文學備忘錄》編輯推薦：20世紀的文學和20世紀的人類精神一樣，不會成為歷史。文學是一種召喚，文學批評也是一種召喚。
作者簡介
龔剛，1971年生，杭州人。北京大學中文系比較文學博士，清華大學哲學系倫理學博士後，紐約大學國際高等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現為澳門大學南國人文研究中心學術總監、中文系博士生導師。著有《錢鐘書：愛智者的逍遙》、《儒家倫理與現代敘事》等學術專著，兼寫散文、小說、新舊體詩，在《散文》、《隨筆》、《詩刊》、《台港文學選刊》等文學刊物上發表有諸多作品，有詩作入選2003中國年度最佳詩歌，曾獲全球華文散文大賽優秀獎（2006、2009）、澳門文學獎小說組冠軍（2007）。並有學術隨筆被譯成法文、義大利文。
圖書目錄
思想剪影
王小波的思想畫像
陳寅恪三題
為季羨林一辯
現代情韻
郁達夫的秋興
周作人的閒趣
林語堂的“新幽默”
朱自清的消夏心情
許地山的南國緣
沈從文的“達文西密碼”
挑戰性道德的女騎士
蒼涼的“城下之盟”
發現《圍城》里的澳門女人
“圍城”情境與人生八苦
德國人眼中的錢鐘書小說
冰心的不解之“謎”
穆旦，或豐富的痛苦
“毛巾的戲劇早就開始了”
戲院“春”來興爾“曹”
聽余光中談錢鐘書
聽舒乙談老舍
附錄：舒乙談老舍講座稿
鄭觀應的詩藝與詩觀
《文明小史》中的那塊牛排
當代鏡像
海子，或以夢為馬
洛夫詩中的三重鄉愁
行吟者楊煉
達達主義詩風的當代樣本
《洗澡》解密
解不開的《連環套》
莫言的華麗言說
《檀香刑》：符號的挑戰
蘇童與冷的書寫
“樸素”的余華
拒絕融化的殘雪
在張愛玲鏡影中的王安憶
同為“弄潮兒”：王蒙與胡適
王朔：一個蒙昧時代的見證
“堅硬”的張承志
金庸小說與市民文化
李敖的辯才
炎天賞小品
李歐梵的狐步舞
《廊橋遺夢》：世紀末的懷舊
《昨天》：偶像的黃昏
跋：文學批評的批評
王小波的思想畫像
陳寅恪三題
為季羨林一辯
現代情韻
郁達夫的秋興
周作人的閒趣
林語堂的“新幽默”
朱自清的消夏心情
許地山的南國緣
沈從文的“達文西密碼”
挑戰性道德的女騎士
蒼涼的“城下之盟”
發現《圍城》里的澳門女人
“圍城”情境與人生八苦
德國人眼中的錢鐘書小說
冰心的不解之“謎”
穆旦，或豐富的痛苦
“毛巾的戲劇早就開始了”
戲院“春”來興爾“曹”
聽余光中談錢鐘書
聽舒乙談老舍
附錄：舒乙談老舍講座稿
鄭觀應的詩藝與詩觀
《文明小史》中的那塊牛排
當代鏡像
海子，或以夢為馬
洛夫詩中的三重鄉愁
行吟者楊煉
達達主義詩風的當代樣本
《洗澡》解密
解不開的《連環套》
莫言的華麗言說
《檀香刑》：符號的挑戰
蘇童與冷的書寫
“樸素”的余華
拒絕融化的殘雪
在張愛玲鏡影中的王安憶
同為“弄潮兒”：王蒙與胡適
王朔：一個蒙昧時代的見證
“堅硬”的張承志
金庸小說與市民文化
李敖的辯才
炎天賞小品
李歐梵的狐步舞
《廊橋遺夢》：世紀末的懷舊
《昨天》：偶像的黃昏
跋：文學批評的批評
後記
跋：文學批評的批評
1
前些年，某些文學批評者感於以“文化研究”為取向的學者過重巨觀分析而忽略了文本細讀，因此提出了從文化研究重歸文本分析的方法論建議，有論者更是上升到學術存亡的高度發出了“救救文學批評”的哀號。
從學術格局多元化的角度著眼，文學批評應側重文本分析還是文化研究這類論爭，多少帶有門戶之爭的氣味。按照黑格爾正一反一合螺旋上升式思路，文化研究與文本分析的方法論衝突如果不以你死我活的角斗為指向，將很有可能催生兼收兩者之長的成熟文評。
由於傳統的文本分析其實也很難迴避思想內涵的分析，因此，就實質而言，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並非水火不容，後者只不過在解析文本的思想內涵方面走得更遠而已。導致這一區別的根源在於，文本分析更注重文本自身的語境，文化研究則偏重文化語境。理想的文評無疑應在文本與文化的雙重語境下展開，這就對文藝批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而言，作為一個成熟的文學批評者，不但要諳熟文本分析的技巧，也要精通必要的文化理論，同時還需磨鍊出整合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的深厚功力，這是一個糧食發酵為酒般的漫長積累過程。
往深了看，如何協調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文學研究合法性的問題。在我看來，文學批評至少包括以下三類：一是審美批評，一是社會文化批評，一是有機的文學批評。所謂審美批評，也就是一般所謂以“文學性”為本位的文學批評，傳統文學研究中的辭章之學大致相當於我所說的審美研究。我個人認為，金聖歎的《水滸》評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繆鉞的《詩詞散論》，都可以說是中國審美研究的典範之作。
所謂有機的文學批評，是指兼顧文學文本的審美特徵與社會文化意義的批評模式。義大利左翼思想者葛蘭西曾提出過“有機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寬泛地說，有機知識分子就是將學院思考與大眾生活結合起來的學者，類似於美國學界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葛蘭西創造的概念相呼應，有機的文學批評也可以考慮將審美思考與公共生活結合起來。
“道不遠人”，文學批評豈能不沾人間煙火氣？
2
張愛玲在《借銀燈》一文中特別聲明：“我這篇文學並不能算影評，因為我看的不是電影而是電影裡的中國人。”《圍城》自序將這個意思說得更透徹：“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
“人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語出錢鐘書《談教訓》)，號稱萬物靈長，練就了擦鞋、變臉、假道學等美容、易容術，確實值得好好推敲推敲。
文學既是人學，文學批評也應承擔起審視人性的功能。如果像張愛玲那樣單從是否著眼於電影形式本身來界說影評，多少有作繭自縛之嫌，因為影評的模式大可多元化，你可以側重電影技巧分析，也可以側重社會文化內涵解讀，這後一類影評不妨稱之為“文化影評”。張愛玲的《借銀燈》一文通過民國時期的幾部電影討論片面貞操等兩性倫理問題，即屬此類。
已故美國政治哲學家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的代表作之一《巨人和侏儒：布魯姆文集》提供了從政治哲學之維解讀莎士比亞戲劇的範例，也為拓展莎劇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最重要的是，它能夠幫助我們看清“人這畜生”。
布魯姆曾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與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Saul Bellow)一起開設過莎士比亞研究課，獨樹一幟地重新解讀了文學巨人莎翁。收入《巨人和侏儒》的《基督徒與公民——論(威尼斯商人)》、《世界公民與政治共同體——(奧賽羅)》、《異教英雄的道德——論(裘力斯·愷撒)》等論文，勾勒出一個政治哲學化的莎翁形象，讓人耳目一新。
布魯姆為他的詮釋模式辯護說：“政治哲學在莎士比亞批評中的作用，就是要給戲劇中所描寫的激情的目標一個決定性的判斷。當龐貝被選擇去謀殺他的客人並成為統治一切的皇帝(或保持了體面而被廢除)時，人們面臨的是古典政治倫理的問題，《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細緻而精確地表現了這一點。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進一步我們還要了解統治欲望對統治者的影響。”
3
布魯姆在談到莎士比亞劇作的哲學評論時說，“當今之世，我們特別需要了解政治哲學的歷史，因為我們並不能馬上了解政治與道德現象的各種不同可能，而必須尋求對莎士比亞所呈現給我們的那些東西最充分的解釋。”
從布魯姆對《威尼斯商人》等莎劇的解讀中，讀者可以看到他對莎士比亞所呈現給我們的政治倫理問題的非常充分的解釋。
儘管文學批評模式之間並無高下之分，但由於社會文化批評，如布魯姆對莎劇的政治哲學解讀，張愛玲對民國電影的倫理解讀，均逾出了所謂純文學批評的範圍，牽涉到跨學科研究的問題，這就使得研究者必然面臨更大的挑戰。
其實，從歐美學界的動態來看，跨學科研究已是通行的研究模式，許多大學的文學系都鼓勵跨學科的文學研究，諸如後殖民文學批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均屬此列。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例，如果研究者沒有性別倫理學和性心理學方面的常識。如何能夠深入闡發女性主義問題？即便是就聚焦於小說敘事模式的敘事學而論，若無對神話人類學、結構主義的精深了解，又談何高明的創見？只能是拾人牙慧而已。
錢鐘書、朱光潛等的學術理念和研究實績也表明，文學研究應借重心理學、生理學等關於人的學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學科是彼此相通、互動煽發的，且文學研究說到底是關於人及人性的研究，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勢所難免。此外，真正偉大的人文學者是難以用學科界限來圈定的，你能說亞里斯多德、尼采、弗洛依德僅僅是哲學家或心理學家嗎？
人文研究說到底是“一個人的戰爭”，它不是飯碗，不是爭奪知識霸權的工具。在從事一項研究之前，應該問的是，我關懷什麼？我想解決什麼問題？我是否擁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拘泥於文學研究的合法性問題。事實上，任何此類論爭都難逃福柯“知識即權力”說的批判鋒芒。 治學有年的人都知道，一個學者的學問深淺、造詣高低，圈內自有公評，歷史自有公論，與資歷、輩分、人情、官位、年齒等世俗考慮，沒有一毛錢的關係。這就是學術的殘酷，也正是學術的魅力。
1
前些年，某些文學批評者感於以“文化研究”為取向的學者過重巨觀分析而忽略了文本細讀，因此提出了從文化研究重歸文本分析的方法論建議，有論者更是上升到學術存亡的高度發出了“救救文學批評”的哀號。
從學術格局多元化的角度著眼，文學批評應側重文本分析還是文化研究這類論爭，多少帶有門戶之爭的氣味。按照黑格爾正一反一合螺旋上升式思路，文化研究與文本分析的方法論衝突如果不以你死我活的角斗為指向，將很有可能催生兼收兩者之長的成熟文評。
由於傳統的文本分析其實也很難迴避思想內涵的分析，因此，就實質而言，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並非水火不容，後者只不過在解析文本的思想內涵方面走得更遠而已。導致這一區別的根源在於，文本分析更注重文本自身的語境，文化研究則偏重文化語境。理想的文評無疑應在文本與文化的雙重語境下展開，這就對文藝批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體而言，作為一個成熟的文學批評者，不但要諳熟文本分析的技巧，也要精通必要的文化理論，同時還需磨鍊出整合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的深厚功力，這是一個糧食發酵為酒般的漫長積累過程。
往深了看，如何協調文本分析與文化研究的問題，實質上是一個文學研究合法性的問題。在我看來，文學批評至少包括以下三類：一是審美批評，一是社會文化批評，一是有機的文學批評。所謂審美批評，也就是一般所謂以“文學性”為本位的文學批評，傳統文學研究中的辭章之學大致相當於我所說的審美研究。我個人認為，金聖歎的《水滸》評點，王國維的《人間詞話》，繆鉞的《詩詞散論》，都可以說是中國審美研究的典範之作。
所謂有機的文學批評，是指兼顧文學文本的審美特徵與社會文化意義的批評模式。義大利左翼思想者葛蘭西曾提出過“有機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寬泛地說，有機知識分子就是將學院思考與大眾生活結合起來的學者，類似於美國學界所謂公共知識分子。與葛蘭西創造的概念相呼應，有機的文學批評也可以考慮將審美思考與公共生活結合起來。
“道不遠人”，文學批評豈能不沾人間煙火氣？
2
張愛玲在《借銀燈》一文中特別聲明：“我這篇文學並不能算影評，因為我看的不是電影而是電影裡的中國人。”《圍城》自序將這個意思說得更透徹：“在這本書里，我想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寫這類人，我沒忘記他們是人類，只是人類，具有無毛兩足動物的基本根性。”
“人這畜生”(that animal called man，語出錢鐘書《談教訓》)，號稱萬物靈長，練就了擦鞋、變臉、假道學等美容、易容術，確實值得好好推敲推敲。
文學既是人學，文學批評也應承擔起審視人性的功能。如果像張愛玲那樣單從是否著眼於電影形式本身來界說影評，多少有作繭自縛之嫌，因為影評的模式大可多元化，你可以側重電影技巧分析，也可以側重社會文化內涵解讀，這後一類影評不妨稱之為“文化影評”。張愛玲的《借銀燈》一文通過民國時期的幾部電影討論片面貞操等兩性倫理問題，即屬此類。
已故美國政治哲學家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的代表作之一《巨人和侏儒：布魯姆文集》提供了從政治哲學之維解讀莎士比亞戲劇的範例，也為拓展莎劇研究提供了重要思路，最重要的是，它能夠幫助我們看清“人這畜生”。
布魯姆曾在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與1976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貝婁(Saul Bellow)一起開設過莎士比亞研究課，獨樹一幟地重新解讀了文學巨人莎翁。收入《巨人和侏儒》的《基督徒與公民——論(威尼斯商人)》、《世界公民與政治共同體——(奧賽羅)》、《異教英雄的道德——論(裘力斯·愷撒)》等論文，勾勒出一個政治哲學化的莎翁形象，讓人耳目一新。
布魯姆為他的詮釋模式辯護說：“政治哲學在莎士比亞批評中的作用，就是要給戲劇中所描寫的激情的目標一個決定性的判斷。當龐貝被選擇去謀殺他的客人並成為統治一切的皇帝(或保持了體面而被廢除)時，人們面臨的是古典政治倫理的問題，《安東尼與克里奧佩特拉》細緻而精確地表現了這一點。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進一步我們還要了解統治欲望對統治者的影響。”
3
布魯姆在談到莎士比亞劇作的哲學評論時說，“當今之世，我們特別需要了解政治哲學的歷史，因為我們並不能馬上了解政治與道德現象的各種不同可能，而必須尋求對莎士比亞所呈現給我們的那些東西最充分的解釋。”
從布魯姆對《威尼斯商人》等莎劇的解讀中，讀者可以看到他對莎士比亞所呈現給我們的政治倫理問題的非常充分的解釋。
儘管文學批評模式之間並無高下之分，但由於社會文化批評，如布魯姆對莎劇的政治哲學解讀，張愛玲對民國電影的倫理解讀，均逾出了所謂純文學批評的範圍，牽涉到跨學科研究的問題，這就使得研究者必然面臨更大的挑戰。
其實，從歐美學界的動態來看，跨學科研究已是通行的研究模式，許多大學的文學系都鼓勵跨學科的文學研究，諸如後殖民文學批評、女性主義文學批評，均屬此列。以女性主義文學批評為例，如果研究者沒有性別倫理學和性心理學方面的常識。如何能夠深入闡發女性主義問題？即便是就聚焦於小說敘事模式的敘事學而論，若無對神話人類學、結構主義的精深了解，又談何高明的創見？只能是拾人牙慧而已。
錢鐘書、朱光潛等的學術理念和研究實績也表明，文學研究應借重心理學、生理學等關於人的學科的最新成果，因為，這些學科是彼此相通、互動煽發的，且文學研究說到底是關於人及人性的研究，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勢所難免。此外，真正偉大的人文學者是難以用學科界限來圈定的，你能說亞里斯多德、尼采、弗洛依德僅僅是哲學家或心理學家嗎？
人文研究說到底是“一個人的戰爭”，它不是飯碗，不是爭奪知識霸權的工具。在從事一項研究之前，應該問的是，我關懷什麼？我想解決什麼問題？我是否擁有解決這個問題的能力？而不是拘泥於文學研究的合法性問題。事實上，任何此類論爭都難逃福柯“知識即權力”說的批判鋒芒。 治學有年的人都知道，一個學者的學問深淺、造詣高低，圈內自有公評，歷史自有公論，與資歷、輩分、人情、官位、年齒等世俗考慮，沒有一毛錢的關係。這就是學術的殘酷，也正是學術的魅力。
序言
20世紀已經成為歷史。
但20世紀的文學和20世紀的人類精神一樣，不會成為歷史。
那些富於美感、力度與魅惑的文字，以永不凋謝的風華，挺立於蒼茫的煙雲之中，偶一回顧，依然動人心扉。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個集子，記錄了我在“美學散步”時的感觸、感悟和感想，既非邏各斯中心主義式的宏大敘事，也算不上新歷史主義式的探幽發微，僅僅是我對橫跨近代、現代與當代三個政治時段的百年文學以及蘊藏其中的一部尚未冷卻的心靈史的個人化解讀。對於我所喜愛的作家如穆旦、海子、王朔、王小波、李敖、張愛玲、錢鐘書、楊絳等，我毫不掩飾自己的偏好，對於我所不能苟同的觀點，我也絕不收斂論辯的鋒芒。
為了廓清眉目，我把寫於不同階段、或長或短的數十篇文章，分為“思想剪影”、“現代情韻”和“當代鏡像”三個部分。
“思想剪影”部分包含三篇文章，分別從王小波的倫理思想、陳寅恪的文化人格、季羨林的散文藝術生髮出一些為人為文的粗淺看法，大體勾勒出我個人在看待文學、文化與20世紀的現代變遷時的思想剪影，其中隱含著我的文學觀、人生觀、價值觀，所以放在卷首。
“現代情韻”部分點評了郁達夫、周作人、林語堂、老舍、丁玲、張愛玲、錢鐘書等十數位民國作家的其人其文其事，側重生命的色調、文字的風度。晴曦照窗，花香入坐，泡一壺鐵觀音，細品朱自清的清趣，周作人的閒趣，許地山的情趣，錢鐘書的風趣，楊絳的諧趣，遙想故都的秋空鴿哨，上海灘的霓虹燈影，天津的戲院風情，湘西的清流翠竹，成都的古樹庭園，沉浸於有別於晚清魅力的現代神韻，雖抵不得十年塵夢，也足可溫潤身心於一時了。本輯也有一些理論方面的思考，關於文藝，也關於生存。各篇文章大體照其所論作品的文類排序。輯末收入兩篇討論近代文學的文章，一篇談啟蒙思想家鄭觀應的詩學造詣，一篇談晚清譴責小說《文明小史》中的片段，合為“近代文學二題”。鄭觀應一文的用意在於凸顯“舊文學”在現代性語境中的生命力，也可印證錢基博將現代中國文學劃分為“新文學”與“舊文學”兩部分的先知先覺。
“當代鏡像”部分點評了諸多當代作家的藝術與人格特質。這批作家中，有富於先鋒性的，如莫言、蘇童、余華、殘雪、楊煉；有出入先鋒、正統之間的，如王蒙、王安憶；有個性鮮明、富於沖創力的，如張承志、王朔、李敖；有兼具大眾性與文人性的，如金庸；有堅持文人寫作的，如楊絳；還有以至情至性震撼人心的，如海子、洛夫。由於現代、當代魂夢相通，兩個時代同類型作家的比較研究，既富意趣，亦能彰顯時代精神之於個體的影響，如王安憶與張愛玲，王蒙與胡適。本部分另收入評述李歐梵等學人的文章及 “當代文化二題”。
斜陽花草，往事並不如煙，對愛與自由的渴求，對美好價值的追尋，對文人情趣的講求，對人生荒誕性的探究，對現代都市體驗的好奇與沉迷，對人性惡及偽善世風的拷問與反諷，對民族命運的關切與憂思，對個人精神歸宿的求索與焦慮，構成了百年來中國文學內在精神的不同側面，幻化出百態千姿，奕奕風華。
薩特說，“文學是一種召喚。”
引申而言，文學批評也是一種召喚。
雖然這個集子中的文字，本來只是個人閱讀的紀念，但呼喚與被呼喚的，未必如哈代所預言的那樣難以相互應答。
是為序。
但20世紀的文學和20世紀的人類精神一樣，不會成為歷史。
那些富於美感、力度與魅惑的文字，以永不凋謝的風華，挺立於蒼茫的煙雲之中，偶一回顧，依然動人心扉。
擺在讀者面前的這個集子，記錄了我在“美學散步”時的感觸、感悟和感想，既非邏各斯中心主義式的宏大敘事，也算不上新歷史主義式的探幽發微，僅僅是我對橫跨近代、現代與當代三個政治時段的百年文學以及蘊藏其中的一部尚未冷卻的心靈史的個人化解讀。對於我所喜愛的作家如穆旦、海子、王朔、王小波、李敖、張愛玲、錢鐘書、楊絳等，我毫不掩飾自己的偏好，對於我所不能苟同的觀點，我也絕不收斂論辯的鋒芒。
為了廓清眉目，我把寫於不同階段、或長或短的數十篇文章，分為“思想剪影”、“現代情韻”和“當代鏡像”三個部分。
“思想剪影”部分包含三篇文章，分別從王小波的倫理思想、陳寅恪的文化人格、季羨林的散文藝術生髮出一些為人為文的粗淺看法，大體勾勒出我個人在看待文學、文化與20世紀的現代變遷時的思想剪影，其中隱含著我的文學觀、人生觀、價值觀，所以放在卷首。
“現代情韻”部分點評了郁達夫、周作人、林語堂、老舍、丁玲、張愛玲、錢鐘書等十數位民國作家的其人其文其事，側重生命的色調、文字的風度。晴曦照窗，花香入坐，泡一壺鐵觀音，細品朱自清的清趣，周作人的閒趣，許地山的情趣，錢鐘書的風趣，楊絳的諧趣，遙想故都的秋空鴿哨，上海灘的霓虹燈影，天津的戲院風情，湘西的清流翠竹，成都的古樹庭園，沉浸於有別於晚清魅力的現代神韻，雖抵不得十年塵夢，也足可溫潤身心於一時了。本輯也有一些理論方面的思考，關於文藝，也關於生存。各篇文章大體照其所論作品的文類排序。輯末收入兩篇討論近代文學的文章，一篇談啟蒙思想家鄭觀應的詩學造詣，一篇談晚清譴責小說《文明小史》中的片段，合為“近代文學二題”。鄭觀應一文的用意在於凸顯“舊文學”在現代性語境中的生命力，也可印證錢基博將現代中國文學劃分為“新文學”與“舊文學”兩部分的先知先覺。
“當代鏡像”部分點評了諸多當代作家的藝術與人格特質。這批作家中，有富於先鋒性的，如莫言、蘇童、余華、殘雪、楊煉；有出入先鋒、正統之間的，如王蒙、王安憶；有個性鮮明、富於沖創力的，如張承志、王朔、李敖；有兼具大眾性與文人性的，如金庸；有堅持文人寫作的，如楊絳；還有以至情至性震撼人心的，如海子、洛夫。由於現代、當代魂夢相通，兩個時代同類型作家的比較研究，既富意趣，亦能彰顯時代精神之於個體的影響，如王安憶與張愛玲，王蒙與胡適。本部分另收入評述李歐梵等學人的文章及 “當代文化二題”。
斜陽花草，往事並不如煙，對愛與自由的渴求，對美好價值的追尋，對文人情趣的講求，對人生荒誕性的探究，對現代都市體驗的好奇與沉迷，對人性惡及偽善世風的拷問與反諷，對民族命運的關切與憂思，對個人精神歸宿的求索與焦慮，構成了百年來中國文學內在精神的不同側面，幻化出百態千姿，奕奕風華。
薩特說，“文學是一種召喚。”
引申而言，文學批評也是一種召喚。
雖然這個集子中的文字，本來只是個人閱讀的紀念，但呼喚與被呼喚的，未必如哈代所預言的那樣難以相互應答。
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