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文學論叢-20世紀中國新詩主流

內容簡介

勃蘭兌斯和韋勒克曾先後明確表示，要寫以文學英雄為主體的文學史，但在具體操作時，卻採取了折中的態度，將個體情狀與群體風貌有意識地結合起來。在當代中國學界，藍棣之在其專著《現代詩的情感與形式》中也如此實驗過。作者認為，比起以往的、實際上至今仍在盛行的、一般性地描述文學群體風貌的文學史來，這已是大大推進了一步。

作者只感興趣於文學史中的“英雄個體”，而對那些由文學凡夫堆積起來的“堆沙包”之類的所謂的文學史則表示出“興”冷淡。

大家想想，同屬於人們常說的“自由詩派”里的胡適與郭沫若，“象徵詩派”里的李金髮與戴望舒，“格律詩派”里的朱湘與徐志摩，“九葉詩派”里的穆旦與鄭敏，“七月詩派”里的曾卓與牛漢，“朦朧詩派”里的北島與梁小斌，他們的風格各異，呈現出迥然不同的詩歌特色，但習慣上人們卻偏好把他們放在一起，強調他們彼此問淡得幾乎沒有的文學共性，這又是多么的勉強和乏力啊!

文學是非常強調個性的東西。張揚文學個性並保持其原貌才是文學史寫作的真正使命。所以，從根本上，作者厭惡只一味強調“流派”、“群體”、“集團”之類的文學史。作者總固執地認為那是些不痛不癢的“大路貨”。謝冕也將其蔑稱為“一般性著述”。

由於疏於對文學史事的細讀，人們總是無鑑別地“前接受”文學史上的一些“定論”，並將其作為自己邏輯思辨的起點和依據。

殊不知，這些“定論”其實是文學史家與其置身的那個時代意識形態的權力話語之間“合謀”的結果。比如，人們一提到胡適，就會樂此不疲地談論他的《蝴蝶》、《鴿子》之類的半文半白的白話詩，並認為它們就是胡適新詩寫作的經典，還習慣地推導出以胡適為龍頭的白話詩寫作的幼稚，以之證明新詩永遠在向前發展。但是，如果你重新通讀胡適的白話詩，就會發現：他本人最喜歡而一直被人有意或無意地遮蔽的《十一月二十四夜》，是多么好的一首白話詩啊；進而，如果你選出它來作為胡適白話詩寫作的經典，將會得出白話詩寫作成就較高的結論。這表明，重新選出新詩經典，重新勘定新詩史的版圖，從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角度出發，才能推動我們沉重的、早已休眠了的文學史思維，徹底打破如北島所不屑的文學史寫作慣用的伎倆——“危險的平衡”，恢復文學史原本就具有的生機和活力。

文學史是由一個個文學英雄共同創造出來的。作者的這本小書就是以一個個詩歌英雄為主體，來研究20世紀中國新詩的主流狀貌及其流向；以個人來呈現主流，而非以主流來附帶個人。它與現今不少有識之士強調文本細讀異曲同工。在撰寫詩歌史時，我們應該著力於“詩人細讀”，只有這樣方能回到詩的歷史現場及其主體，重現詩歌發展歷史的原貌和脈絡，揭示其真相。

需要說明的是，在這裡，作者所選擇的詩歌英雄與作者對新詩的讀解和多年來培養的詩歌趣味密切相關。書末附錄兩篇文章的用意，一是為了進一步突現本書文本細讀之特色，一是為了彌補本書在選擇對象上的欠缺。

百年文學論叢-20世紀中國新詩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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