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述
概述
我土生土長於農村,後來考學進入並留在現在這個城市。離開老家十多年來,做穩了“偽市民”的我,幾乎遺忘了農民兄弟,熟視無睹他們的悲歡離合,漠然無視他們的酸甜苦辣。曾經是農民的我,甚至都不願意別人提及自己的農民出身。
歷史經歷
就在血液里最後一個農民因子消失時,我極其意外地獲得一個回望農民的機會:執政黨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先進性教育活動,為我提供了這種契機。去年12月中旬,我被所在單位的上級黨務部門抽調到安康市河西鎮二壋村,協助村黨支部開展工作。於是,我開始了有意識地接觸、體察、思考農民、農村,並將這種接觸、體察、思考記錄下來。
我不願意再去痛陳“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過去6年裡,李昌平以“向總理說實話”的名義,陳桂棣夫婦以一部《中國農民問題調查》,向天下人倒盡了中國農民的艱難和“三農問題”的嚴峻。
誰也無法否認,中國農民至今依然是中國地位最低、受關照最少、為溫飽犯愁、最易受到輕視傷害的弱勢群體。上訪告狀、哭訴無門的主體是農民,幹了活拖欠工資的主體是民工,上不起大學的是農家子弟,看不起病的是農民,打不起官司的還是農民……
“城市像
歐洲,農村像非洲;市民像白人,農民像黑人。”目前,中國正處於以突出的城鄉差距、分配懸殊、兩極分化、權利失衡等為標誌的“拉美困境”的邊緣。如果任其發展下去,“拉美困境”可能被無限期拖長,甚至持久化、永恆化。
作家看中國發展
概述
中國這些年的變化有目共睹: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顯著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穩步提高。中國城市,在迅速地變大、變高、變美,北京、上海這些大都市,與國外已開發國家城市的差別已不大。中國農民卻與已開發國家農民有著天壤之別:西方國家不向農民徵稅,還對糧食進行高額補貼;中國是少數幾個既不對糧食直補,又要徵稅的國家之一。國外農民生活在農莊,享受著現代文明生活;咱們的農民,與其祖先一樣,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黃土背朝天的日子,艱辛勞碌,單調貧窮。
數據
中國目前有9億多農民,人均年純收入低於637元的絕對貧困人口2900萬,人均年純收入低於882元的低收入人口達5600萬,超過了韓國的總人口。這兩個數字來自官方統計,實際數量肯定比這大。中國的貧困線定得過低,一定程度上掩蓋了農村真實的絕對貧困狀況。目前的貧困線是637元,人均每天純收入僅1.74元。國際通常認定的開發中國家貧困線為每天1美元或2美元,兩者相距甚遠。按照國際慣例每天1美元,且以購買力平價標準衡量,中國農村真實存在的絕對貧困人數要比現在多得多。據去年世行發展報告,2001年我國高度貧困人口2.1億,占總人口16.6%;中度貧困人口5.9億,占總人口46.7%。
作家看生活的改善
概述
應該承認,與過去相比,農民生產、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改善提高,卻也要直面這樣的事實:城鄉差距、貧富差距繼續拉大,兩極分化加劇,財富向少數發達地區、少數人集中,大多數地方、大多數人相對貧困化。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了7倍多,由1990年824元擴大到2004年的6486元。2004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同期農村居民人均收入2936元,前者是後者的3.2倍——加上市民所享有的各種福利收益,二者實際收入對比在4倍以上。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導致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巨大差距,城鎮居民的生活質量比農村居民高得多。以2003年數據為例,城鎮居民人均年消費額8471元,農村居民為2361元;前者在蔬菜﹑肉類﹑蛋類﹑奶類﹑食用油﹑水產品﹑酒類等方面的消費超過了後者,其中有些還相差懸殊。
數據
貧富差距可以通過基尼係數反映出來。目前基尼係數為0.46,已超過0.4的警戒線。收入最低的20%人群,僅擁有4.66%的國民收入;收入最低的40%人群,只擁有13.6%的國民收入;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有高達50%的國民收入。據中國人民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的聯合調查,大陸的基尼係數已經高達0.53或0.54左右。這都是兩年前的統計數字,現在的基尼係數恐怕只會高不會低。過大的收入差別以及對此事的公開關注,如果不能及時調整政策疏導民眾,將給社會帶來難以想像的危害。
同樣是農民也有差別,深圳的“農民”人均收入幾萬元,幾乎不交任何稅費,內陸地區農民人均年收入一千多元卻要交幾百元稅費。所幸,國家糾正了這種不公平的做法,取消了農業稅。
改革開放後
概述
我真的沒有想到,改革開放後的今天,醫療、教育竟然成為中國農民新的致貧因素。據衛生部統計,2003年農民住院平均費用為2236元,也就是說,一個農民住院,其全年收入大部分將花在醫療費上。目前有79.1%的農村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障,完全靠自費看病。官方最新公布的一份檔案披露,全國每年大約有一千餘萬的農村人口因病致貧或返貧。一些地區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居民占貧困人口的三分之二。部分農民生活艱辛,幾近崩潰邊緣,河南省某縣農民賣血造成愛滋病大範圍傳染而震驚世界。
結果
教育負擔壓得農民抬不起頭,許多農戶的農業現金收入不夠繳學生學費,不少農民一件衣服穿幾年甚至幾十年。據有關資料統計,近十年間,大學學費猛漲了20倍,同期國民人均收入增長不到4倍。一個3口之家的農戶不吃、不喝、不穿、不用,辛勞奮鬥10年,也未必能供養一個孩子讀完4年大學,何況有的農民家庭還要供養兩三個。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有少數縣沒能完全“普九”,已經“普九”的一些地方水平還較低,基礎還不穩。九億農民的子女在北大、清華就讀的還沒有人口一千多萬的北京市的子女多。
國家既沒有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問題,也沒有找到增加農民收入的有效途徑。農資價格與糧價同步上漲,甚至前者漲幅高於後者,吃掉了部分種糧直補款,使得部分地區的部分農民增產不增收。地方財政困難,就打農民土地的主意,徵用農地,再以較高價格賣出去,政府從中獲得一筆增值收益。前年全國土地出讓金2400億元,去年也是2000多億元,成為地方的“第二財政”。目前農民土地權益仍然很弱,法律對於農民土地權益保護並不到位。農民失去土地,得到的補貼又很少,極易陷入貧困。政府對農民“多予、少取”的扶農舉措,就被上述“致貧因素”抵消了。
未來
中國農民發起了改革,貢獻著血汗,創造著財富,卻被擋在了文明樂園的大門外,不少人可憐地僅有身體可供自己和他人支配使用。城市基本建設投入加大,就業機會增加,農民受到新的“剪刀差”的調控,促使他們不得不進城以出賣廉價勞動力為生。勞動力二元體製成為制約農村剩餘勞動力充分就業、造成農民工受歧視的制度根源。城市職工下崗與農民下崗的區別在於:前者將負擔扔向了政府,後者將負擔甩給了家庭。
權利現狀
概述
國際人權公約賦予人類最基本的權利有尊嚴權、自決權、發展權、工作權、結社權、生活權、社會保障權、教育權、生命權、人身權、遷徙權、法律平等權等。中國農民算不上完整意義的公民,缺乏一些人類最基本人權,更無法與市民享受同等的國民待遇。
過程
在中國,“農民”幾乎成為一個最低賤的職業和階層。至今,我們沒有擺正“三農”的位置,沒有認識到農民問題的極端重要性。中央和地方政府檔案中將“三農”表述為“農業、農村和農民”,這是“只認糧食不認人”的做法。應該的順序是,農民、農村和農業。農民乃“三農”之首,是“三農”的核心。農民既是農村的主人,又是農業生產的主體。
傾斜的民主政治制度,歧視農民的政治參與意識和能力。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被遺棄的是農民,受傷害者也是農民。沒有誰為農民說話,農民自己說話的份量太輕,聲音太弱,願望訴求無法充分表達。目前的村民自治選舉、縣鄉兩級人大代表選舉,尚不能構成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民主。
農民很少得到憲法的真正關懷,卻受到法律、制度、傳統觀念諸多方面的歧視。對農民的歧視,可謂根深蒂固。建國以來,農民始終未能走出“貧困——歧視——限制——貧困”的惡性循環怪圈。農民是中國社會不公平不和諧的最大受損者,突出表現為農民基本權利的殘缺,以及社會地位的低下。不少人對農民抱有極大的偏見,甚至否定這一群體應有的社會地位與基本權利。
案例
社會倫理學家馬格利特將社會制度對人的尊嚴和心理造成的傷害,稱為“制度性羞辱”。這種來自製度的羞辱,是人們最感無奈的羞辱,也是最嚴厲的羞辱。“城鄉分治、一國兩戶”的戶籍管理制度剝奪了農民的人身自由權利。這種用二元戶籍制度固化農民身份、限制其自由遷移的做法,世界上絕無僅有。最近,廣州某村委會在查流動人口暫住證時,將200多名無證者關進村委會大院長達9個小時,期間有數人被毆打。就因為落不上北京戶口,奔波無望的父親摔死了出世僅僅43天的孩子。
現行法律、法規蔑視農民的生命價值和平等的生命權。現行戶籍制度下的人命價值是赤裸裸的不平等,是對農民生命價值的嚴重褻瀆。人的生命是無價的,對於農民和城市人來說卻成了有價的,農民的命不值錢,城市人的命就值錢。比如在西安市發生車禍,死者為城鎮戶口,可得到最高賠償金45萬元;若是農村戶口,最高只有6萬元,兩者相差七倍多。人富命貴,人窮命賤,一個農民的命價不及市民的七分之一。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沒有大小之別,所有人的生命價值都應平等。
城鄉現象
這種城鄉地位傾斜、權利失衡的現象,比比皆是。財政、稅收、信貸政策偏愛市民,吝嗇農民,甚至掠奪農民的勞動剩餘。農民維權法律殘缺,政府信用喪失,疏於管理,農民工合法權益屢遭侵害。城鄉公共福利和養老、失業等社會保障,存在著嚴重的不平等。國民經濟發展計畫忽視億萬農民平等的教育權和全面的發展權。中國城鄉之間最大的不平等是教育,城市教育國家辦,農村教育則要農民自個兒掏腰包。公共衛生經費投入偏向城市忽略農村,衛生資源分配嚴重失衡。農村老人病故在醫院的不多,而城裡老人病故在家裡的很少;農村婦女去醫院生小孩的很少,而城市婦女在家裡生孩子的幾乎沒有。
農村落後、農民貧窮,是中國落後、貧窮的主要方面。我國現代化面臨的最大、最主要障礙,是農民的現代化。農民是我國最大的社會群體,農民生活成為我國生活的主要方面,溫飽與飢餓、脫貧與返困在可預見的未來仍然緊密膠著,相互轉化。農民問題解決不好,或繼續惡化,我們所面臨的其他問題,諸如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計畫生育、安全生產、社會公正、環境保護、國家穩定就難以被真正考慮和解決。農民問題成為我國社會的基本問題,且居於最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