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意義
在國內外的英國文學研究中,英格蘭文學一直處於中心地位,但實際上與之毗鄰的蘇格蘭文學尤其是小說在當代的發展也已成果斐然。當代蘇格蘭小說創作重振了斯摩萊特、司各特、斯蒂文森等蘇格蘭小說家曾有的雄風,逐漸形成了較大影響;它不僅走出了狹隘民族主義的門檻,而且自身獨特的文學性也更加顯著。該成果基於國內外當代蘇格蘭小說研究成果搭建起的對話平台,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至今的當代蘇格蘭小說進行史與論相結合的研究。研究對象限定為以英文為主要創作語言的當代蘇格蘭小說。
主要內容
該成果立足於文學與社會的關係,多角度多層次地分析當代蘇格蘭小說的民族性與文學性,動態展示它的發展、成就與意義。在當代蘇格蘭乃至歐美社會格局的巨觀背景中,從歷史的、文化的、民族的視角,具體分析其小說創作藝術的獨特性和豐富內涵,點面結合地對相關小說文本及其所體現的美學理念和藝術創新做出概括和闡釋,深入揭示了當代蘇格蘭小說的個性化和多樣化並行的特徵,並深刻反映了它的民族文化內涵和創新精神。
鑒於國內對當代蘇格蘭小說的研究剛見起色,對於它發展的歷史脈絡尚需梳理,該成果因而從人們對於蘇格蘭文學和蘇格蘭小說的歷史質疑入手,分上下兩篇進行巨觀把握與微觀探究的相關研究。上篇側重於追溯蘇格蘭小說發展的動因與表現,綜述它在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境遇與發展元素,歸納其在當代各階段的發展特點和藝術特徵,以壘實進一步研討的基礎。下篇的主要任務則是細讀探究每一階段的代表性小說家及其作品,通過個案分析深入探討當代蘇格蘭小說的特徵。基於細緻的文獻考察,該成果將蘇格蘭小說發展史的客觀描述與研究性論述有機融合,既客觀地概括總結當代蘇格蘭小說創作的歷史和現狀,又在此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研究觀點,真正處理好“史”與“論”的關係。在對具體作品進行研讀時,沒有囿於一種方法或手段,而是結合作家作品特定的歷史文化語境、根據作家作品本身的特質選取研究視角,綜合運用當代的批評範式和理論概念,揭示蘇格蘭小說藝術表現模式,探究文學文本的多重意義,觀瞻小說藝術與民族歷史和文化的互動。同時,分析不停留在單部文本內容的表層,而是深入其中,站在中國學者的立場,客觀審視蘇格蘭作家作品,揭示不同作家間的傳承與發展,對之進行獨立、科學、公正且具有前瞻性的分析與批評。
該成果注重把握蘇格蘭小說發展的歷史內涵和社會關聯,客觀分析其民族性表現。從蘇格蘭小說本身的地位演變來看,它的起步晚於英格蘭小說,在18世紀末期才有所發展,幾乎比英格蘭遲了一個世紀。起步晚、語言多、身份雜,還有種種盤根錯節的政治歷史文化問題,使得蘇格蘭小說在發展之路上遭遇到種種的麻煩和坎坷。於是,該成果從蘇格蘭小說本身發展的歷程展開考察,探尋其中的原因;結合蘇格蘭民族複雜的歷史文化背景,尤其是糾結其中的語言問題,解析出它對民族性的超越;從讀者接受的角度,討論蘇格蘭小說家身份的多樣性和創作的跨文化特徵。
在總體論述之後,分三階段展開對當代蘇格蘭小說的縱向史料性的梳理與評述。第一階段以20世紀蘇格蘭文藝復興高潮期為基點,探討70年代以前當代蘇格蘭小說的蟄伏與發展。文藝復興對民族精神的在意促發了蘇格蘭小說家打破傳統銳意求新的勁頭,他們秉承了“蘇格蘭式對立”兼容共存的理念內涵,反思政治衝動,冷靜思考小說的出路,既關注厚重的歷史文化又直面冷峻的現實,改變了人們對其小說鄉村性的固有印象,明確了異質共存多樣化發展的形勢。第二階段自80年代至20世紀末為其發展的轉折和高潮期。這一時期的小說家們在歷經去工業化、議會權力下放等事件後,沒有苦苦糾結於語言的選擇,或者大規模地追求民族主義的表達,而是將民族性思考融入小說創作以更廣闊的視野反映蘇格蘭的現狀與問題,探究與現代人的道德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種種主題。他們藉助文體雜用等紛繁的創作手段,在現代審美文化的平台上進行文學想像,通過對宏大敘事的建構與解構以拉動歷史與現實的互動,營建小說意義的空間。他們的城市想像、地域書寫、性別思考等既水平地拓展了對蘇格蘭內部多樣性的描寫,又立體地延伸了蘇格蘭與外部聯繫的多樣性表現。第三階段21世紀初的十餘年則是蘇格蘭小說確立經典揚帆發展增強國際影響的時期。老驥新秀們在後現代社會沒有脫離傳統的影響,而是在繼承、顛覆與創新中謀求個性化的發展;個人身份、民族矛盾、宗教派系、文化霸權、商業消費等新老主題訴諸小說家的筆端。這一時期的小說家們善於接受新事物書寫新現象,並且以不失懷疑的態度,努力地表現藝術和生活存在的多重特徵,充分體現出當代蘇格蘭小說的雜糅性和文化的凝聚力,彰顯出小說創作的多元化和國際化。綜合看來,當代蘇格蘭小說的創作在其歷史發展的進程中,與社會現實生活關係密切,反映出蘇格蘭歷史文化的傳統積澱和動態發展。
該成果注重揭示出當代蘇格蘭小說中不同的內容、形式與旨趣,充分反映了其創作中民族性與文學性的互動、個性化和多樣化的結合。在對代表性小說家及其作品的微觀探析中,靈活運用共同體理論和後殖民主義批評等理論和概念,根據時代和文本的特徵從不同的視角不同的層面展開作家作品研讀。該成果以二戰以後50年代的蘇格蘭小說創作為起點,基本上按照每十年選取一部代表作的策略進行寫作編排,突出當代蘇格蘭小說中具有切實影響力的作品。羅賓·詹金斯20世紀50年代的《摘果人》在戰爭的背景下對於道德問題進行多層次展現,評述探討他如何在看似平淡的敘述中依託蘇格蘭高地的自然環境,借善與惡的道德故事,深層地影射了戰爭、宗教、階級等現實問題。穆麗爾·斯帕克20世紀60年代的《布羅迪小姐的青春》是斯帕克為數不多的以蘇格蘭首府為背景的作品,相關分析追證小說中的地理意義,以及對蘇格蘭小說久而相傳的雙重性特徵的繼承發展。威廉·麥基爾文尼20世紀70年代的《多徹迪》以普通礦工為主角,評述立足於家庭共同體關係的演變,通過對《多徹迪》中家庭關係、宗教選擇、工友行為等方面的分析,探究小說如何通過普通礦工家庭的經歷而非激烈的勞資矛盾來展現蘇格蘭工人的集體記憶與社會現實,表現工人的共同體信念在現代社會的凝聚與渙散。蘇格蘭當代小說的領頭羊阿拉斯代爾·格雷在20世紀80年代的扛鼎之作《蘭納克》中運用現實與虛構混淆的後現代敘事手法,構建出複雜的故事情節,將歷史與現實進行藝術的拼貼重構。評述通過對相關敘事手法的探討,揭示了作品對於現實生活中的格拉斯哥、蘇格蘭乃至整個文明世界的社會政治生態所進行的呈現與批判,凸顯格雷的藝術獨特性及其對當代蘇格蘭小說的影響。女作家詹尼斯·加洛韋的《竅門是保持呼吸》則在蘇格蘭女性寫作方面豎起了一隻標桿。她的創作既面對民族問題,也將性別問題提到和民族身份階級身份問題一樣的高度,相關評析即由此展開。歐文·韋爾什20世紀90年代的《猜火車》創造了蘇格蘭小說的韋爾什現象。相關分析基於90年代蘇格蘭社會消費和階層狀況,透過後現代消費社會自由與安全的關係視角探析韋爾什對社會底層蘇格蘭民眾的刻畫。阿莉·史密斯在21世紀初的《當男孩遇見女孩》蘊示了當代蘇格蘭文學的發展趨勢,評述從其創作觀、性別觀和蘇格蘭性等方面展開。通過對代表作家代表作品的探討,該成果認為,在當代蘇格蘭小說發展的各個階段,作家創作重點各有不同,風格有承襲和發展,各具特色卻又彼此關聯,不失民族特色謀求多樣化發展則是其一以貫之的基本走向。
通過對當代蘇格蘭小說史論結合的探討,該成果辯證地看待它的發展內容與特徵,認為它在當代的發展既如其國花“薊”那般頑強而有韌性,又表現出有異於以往的特徵。在歷經各種運動的歷練之後,它在思想表達、藝術形式方面不時地反映出靜態的堅持與動態的改變,堅持的是民族藝術傳統風格的延續,改變的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同時不斷地致力於藝術創新。它在當代的發展中利用身份與話語的雜糅,逐步多樣化地呈現蘇格蘭民族文化內在的多元性與異質性,及其內外兼修、在書寫本民族的同時不斷向外看的創作視野。以格雷、斯帕克等為代表的蘇格蘭作家,在創作中運用各具特色的藝術手法與形式,融合了各種創作元素,讓語言本身成為他們創作的介質和內容,使文學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一種互文的、既繼承又顛覆傳統寫作形式的活動。同時,當代蘇格蘭小說創作主題紛繁複雜,涉及多種現實問題。人性本質、道德倫理、城市危機、性別身份和共同體建設等是當今小說家們持久的關注焦點,多重主題的演繹使得當代蘇格蘭小說極具活力與可闡釋空間,充盈了當代蘇格蘭小說多樣化創作的內涵和外延。
該成果進一步指出,蘇格蘭小說的多樣性既具有蘇格蘭民族特色,也不乏普遍人文關懷氣質;它蘊含了蘇格蘭式對立的傳統因素,又融入了當代消費社會種種張力元素,使得其矛盾對立的傳統特徵更加複雜化,也使其在紛繁多姿的世界文學中獨樹一幟。蘇格蘭小說的發展現狀表明,任何地域或民族的文學創作成就並非取決於地界的寬廣和民族的大小,而更多地在於利用自身的特點打破視野的局限性,確立藝術創作的個性;而且,它不僅要擁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徵,也要具備廣闊的視野和胸襟,在充分展現民族文學創作獨特性的同時,構建開放而多樣的意義空間。
學術價值
該成果運用當下的批判理論對當代蘇格蘭小說相關文本和文學現象進行細緻的分析,對當代蘇格蘭小說做出自己的闡釋和批判性思考,這不僅為人們認識蘇格蘭文學以及文學的民族性、文學性與社會性提供研究思路與路徑,豐富我國的英國文學研究,而且可以為學界對民族文學和多民族文化建設的探究提供有價值的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