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子釗

甘子釗，物理學家 1938年4月16日生於廣東信宜。1959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63年該校研究生畢業。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北京大學教授及固體物理研究所所長，國家超導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國家“973”計畫項目首席科學家。20世紀60年代初對半導體中隧道效應做了較好的工作，解決了鍺中隧道過程的物理機理。70年代初在發展我國大能量氣動雷射上作出貢獻。70年代後期提出一個基本正確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離解的物理模型。80年代初發展了光在半導體中相干傳播的理論。80年代中期，在凝聚態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數量子霍爾效應、金屬—絕緣體相變、磁性半導體量子阱中極化子、雜質共振態等方面作出一些貢獻。1986年以來，在我國高溫超導電性的研究和發展上起重要作用。

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甘子釗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信宜市水口鎮雙山村
• 出生日期：1938年4月
• 職業：物理學家
• 畢業院校：北京大學
• 主要成就：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人物簡介

甘子釗，男，漢族，1938年4月出生，廣東省信宜縣人。現任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物理系系主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常委，北京大學固體物理研究所所長，北京現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國家超導技術專家委員會第一首席科學家，國家超導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人工微結構和介觀物理國家實驗室主任，《中國物理快報》（《Chinese Physics Letter》）主編，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物理學科組成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物理學科評議組成員，《Solid State Communication》中國編委，《Modern Physics Letter B》 中國編委，中國物理學會出版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物理學會學術交流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常務理事。 甘子釗1959年10月於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1959年12月至1963年1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攻讀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

甘子釗

甘子釗1959年10月畢業於北京大學物理系，1959年10月至1963年1月在北京大學物理系讀研究生，後留校任教至今。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數學物理學部院士。現任北京大學物理學院教授、北京現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國家超導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人工微結構和介觀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

甘子釗的研究領域是固體物理和雷射物理。1960年至1965年間，主要從事半導體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半導體中的電子隧道過程、雜質電子狀態、磁共振現象等方面進行過理論研究，解決了鍺中隧道過程的物理機理。1970年至1978年間，主要從事雷射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二氧化碳氣體雷射器和燃燒型氣體動力學雷射器的研製，氣體雷射器的頻率特性等方面進行過實驗和理論研究，對發展我國的大能量氣體雷射做出一定貢獻。1978年至1982年間，主要從事光與物質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曾提出多原子分子光致離解的物理模型和光在半導體中相干傳播的理論。1982年至1986年主要從事固體電子狀態的研究，曾在半導體中雜質的自電離狀態、量子Hall效應、絕緣體—金屬相變、磁性半導體中磁極化子、低維系統中電子輸運等方面進行理論研究。從1986年開始，轉入高溫超導電性的實驗和理論研究，主持北京大學的高溫超導和全國超導攻關項目的研究工作，對我國高溫超導研究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並負責組建國家重點實驗室“人工微結構物理實驗室”的工作，在國際與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50餘篇。甘子釗學術工作的特點是致力於在凝聚態物理與光學物理的前沿研究，並總是力求把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結合起來。1984年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甘子釗兼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十屆常委，《中國物理快報》（《Chinese Physics Letter》）主編，中國物理協會副理事長。

學術經歷

1959畢業於北大物理學系，後攻讀研究生4年。曾在美國從事科研工作。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的專家”。

1963年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畢業。歷任北京大學副教授、教授、固體物理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屆學科評議組成員。從事半導體物理、雷射物理、固體理論的研究。

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固體物理研究所所長，國家超導專家委員會首席專家。北京現代物理中心副主任，國家超導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人工微結構和介觀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主任。

60年代初對半導體中隧道效應做了較好的工作，解決了鍺中隧道過程的物理機理。70年代初在發展我國大能量氣動雷射上做出貢獻。

70年代後期提出一個基本正確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離解的物理模型。80年代初發展了光在半導體中相干傳播的理論。

80年代中，在凝聚態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數量子霍爾效應、金屬-絕緣體相變、磁性半導體量子阱中極化子、雜質共振態等方面做出一些貢獻。

1986年以來，在中國高溫超導電性的研究和發展上起重要作用。

甘子釗教授最先在國內實現了燃燒型氣體動力學雷射器，為發展中國大能量雷射做出突出成就。甘子釗在半導體中隧道效應的機理，多原子分子多光子離解的物理模型以及光在半際體中相干傳播的理論等方面有開拓性工作。甘子釗還長期擔任國家超導專家委員會負責人，為中國高溫超導研究作出重要貢獻。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聘為國家“高臨界溫度超導電性的基礎研究”項目的首席科學家。

研究領域

甘子釗的研究領域是固體物理和雷射物理。1960年至1965年期間，主要從事半導體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半導體中的電子隧道過程、雜質電子狀態、磁共振現象等方面進行過理論研究，解決了鍺中隧道過程的物理機理。

甘子釗

1970年至1978年期間，主要從事雷射物理的研究工作，曾在二氧化碳氣體雷射器和燃燒型氣體動力學雷射器的研製、氣體雷射器的頻率特性等方面進行過實驗和理論研究，對發展中國的大能量氣體雷射做出一定貢獻。

1978年至1982年期間，主要從事光與物質的相互作用的研究，曾提出多原子分子光致離解的物理模型和光在半導體中相干傳播的理論。

1982年至1986年主要從事固體電子狀態的研究，曾在半導體中雜質的自電離狀態量子Hall效應、絕緣體—金屬相變、磁性半導體中磁極化子、低維系統中電子輸運等方面進行理論研究。

從1986年開始，轉入高溫超導電性的實驗和理論研究，主持北京大學的高溫超導和全國超導攻關項目的研究工作，對中國高溫超導研究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並負責組建國家重點實驗室“人工微結構物理實驗室”的工作，在國際與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30餘篇。

甘子釗學術工作的特點是致力於在凝聚態物理與光學物理的前沿研究，並總是力求把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結合起來。

個人榮譽

學生時代勤奮好學，聰穎過人，學習成績超卓。甘子釗的課內作業完成得又快又好，用大量的時間到圖書館讀書，尤其喜愛魯迅著作，甘子釗學習很用心思。讀高中時，有一次在語文課本讀了《卓婭和舒拉》（節選）一文，寫了一篇幾千字的分析文章，有獨到的見解，被學生會編入牆報發表，受到全校師生的稱讚。

1954年到湛江參加高考，以優異成績考上北京大學物理系。在北大學習期間，是全校出名的優秀生，第一學期人稱他為“怪才”，第二學期稱為“天才”，第三學期稱為“奇才”。大學本科畢業後，教授們都爭著接收甘子釗為研究生，結果成為著名物理學家黃昆教授的大弟子。

甘子釗在物理學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甘子釗研究的領域是固體物理和雷射物理，20世紀60年代初對半導體隧道效應做了較好的工作，解決了鍺中隧道過程的物理機理。

20世紀70年代初在發展中國大能雷射上做過貢獻，最先在國內實現了燃燒氣體動力學雷射器。20世紀70年代後期提出一個基本正確的多原子分子多光子離解的物理模型，對這一效應的研究起了推動作用。

20世紀80年代初發展了光在半導體中相干傳播的理論，後來這方面國際上有較大的發展，這項工作起了一定開拓作用。20世紀80年代在凝聚態物理的一些前沿，如分數量子Hall效應，金屬絕緣體相變、磁性半導體量子阱中極化子、雜質共振態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甘子釗院士與何祚庥院士

擔任國家超導專家委員會第一首席專家，曾負責組建國家重點實驗室“人工微結構物理實驗室”工作，在學術引導和業務組織上為中國高溫超導作出重要貢獻。

1979年以來，甘子釗曾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工作一年，在義大利國際理論物理中心短期工作兩次共4個月，曾多次出國訪問和參加學術會議。在國際和國內學術刊物發表論文30餘篇。

1984年被評為中國有突出貢獻的專家。甘子釗學術工作的特點是致力於在凝聚態物理與光學物理的前沿研究，並總是力求把理論研究與實驗研究結合起來。被授予“國家級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

從1986年開始，轉入高溫超導電性的實驗和理論研究，主持北京大學的高溫超導和全國超導攻關項目的研究工作，對我國高溫超導研究的發展做出重要貢獻，並負責組建國家重點實驗“人工微結構物理實驗室”的工作，在國際與國內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50餘篇。

甘子釗，當代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物理系教授、固體物理專業博士生導師、物理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固體物理研究所所長。國家超導專家委員會第一首席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科學評議組成員，自然科學基金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物理快報》副主編。

甘子釗兼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十屆常委，《中國物理快報》（《ChinesePhysicsLetter》）主編，中國物理協會副理事長。

相關發言

甘子釗發言的題目是關於《加強基礎科學研究的四點意見》

一、深入認識基礎研究的意義和作用，爭取適當增大投入

自然科學基礎研究包括純粹基礎研究和套用基礎研究。兩者都是以認識自然現象，探索自然規律，增加人類知識為目的的科學研究；但是前者的主要推動是學科本身或者相關學科發展的需求，評價的標準主要是看成果在人類知識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後者是圍繞重大套用目標或發展某種套用技術的需要，評價的標準主要是在實現套用目標和發展技術中的作用。

中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近幾年較過去有相當大的增加，但是基礎研究在整個科學技術研究中的比例該是比較低的，和國際上相比，還有較大差距。特別是在一些有重大長遠戰略意義的領域。如果考慮到中國的社會主義大國地位，考慮到中國必須有獨立自主的經濟和國防體系，就更感到是這樣。

二、深入貫徹“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原則，適當集中力量，力爭在有長遠戰略意義的重大方向上有所突破

江總書記多次強調在基礎研究上要貫徹“有所謂，有所不為，選準方向，突出重點”的原則，但是在實際工作中，應該承認一直沒有貫徹好。要承認科學方向的選擇是有風險的，是不可能“百發百中”的，只要真是面對重要科學問題，真是認真地做了，就總有所得，總比盲目的“隨風轉”好。幾十年來，作過多次規劃，有成功經驗，也有失敗教訓，應該實事求是地具體總結，以利於以後的工作。

三、當前影響我國基礎研究發展的一個大問題是普遍存在的急於求成心態和浮躁風氣

搞基礎研究，用中國人慣用的話是“做學問”，是切忌急躁的。需要持之以恆，在充分了解和掌握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深入鑽研，常常是要好多年甚至是幾代人的努力才能有實質上的進步，這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的。

四、科研管理上過於行政化，以及由此造成的過多的非業務干擾也是當前存在的一個要注意的問題

毫無疑問，事實已經證明，改革科技體制、轉換運行機制、推動觀念更新對中國整個科學技術工作的偉大而深遠的意義，這些努力今後都要繼續堅決貫徹下去，而且還要不斷創新和發展。但是，科學研究本身是屬於個

甘子釗院士在座談會上籤字

體和一個群體的創造性活動，它的成功和體制、機制、指導思想、觀念上的改革並不是完全等同、一一對應的。對以探索未知自然規律為目標的基礎研究更是如此。具體科研課題的成功首先和主要決定於從事研究工作的個人和團隊的努力和創新精神，不能簡單地把具體課題的成敗都歸結到體制、機制、模式、觀念等上去，尤其是在中國已經進行了相當深入的改革，改革的爐子也是完全正確的條件下，當前也應強調各科研實體和個人的實幹和具體的創造。前蘇聯科學界在應該說是很不好的體制下也取得相當傑出的成果是一個值得思考的例子，前面講到科技工作者應該反思就有這個意思。

中國科技管理上過於行政化，過於強調領導機關、指導思想、運行機制等的作用，骨幹業務人員的非業務負擔過重，特別是一批較年輕的學術帶頭人的負擔就更重。本來，科研實體的主要領導者應該主要是從事學術領導，但是他們難以做到。科技領導機關的隊伍實際上是越來越大，領導機關的主要經歷不能放到制定政策、進行規劃、巨觀管理和協調服務上，而是放在具體課題管理、財務管理、行政事務以及各種活動上。從這些年來參加一些科技組織管理工作的經驗看，這已經開始成為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需要認真加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