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庫:忠孝公園》包括：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將軍族，唐倩的喜劇，六月里的玫瑰花，夜行貨車，萬商帝君，鈴鐺花，山路，忠孝公園等內容。
基本介紹
- 書名：現代文庫:忠孝公園
- 作者：陳映真
- ISBN：9787539946894
- 頁數：338頁
- 定價：￥24.00
- 出版社：江蘇文藝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2年3月1日
- 裝幀：平裝
- 開本：32
內容簡介,圖書目錄,後記,
內容簡介
《現代文庫:忠孝公園》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
圖書目錄
麵攤
我的弟弟康雄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
將軍族
唐倩的喜劇
六月里的玫瑰花
夜行貨車
萬商帝君
鈴鐺花
山路
忠孝公園
後記
我的弟弟康雄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
將軍族
唐倩的喜劇
六月里的玫瑰花
夜行貨車
萬商帝君
鈴鐺花
山路
忠孝公園
後記
後記
陳映真：一個中國當代文學需要“正視”的存在
陳友軍
初次接觸陳映真先生的作品，還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趙遐秋先生開設海外華文文學專題的時候，方知在海峽對岸還有一位被譽為“台灣的魯迅”的陳映真先生。儘管陳映真先生不一定認可這個稱呼，但我私下裡卻像敬愛魯迅先生一樣拜讀陳映真先生的作品了。我對魯迅其人和魯迅研究的專家學者一向心存敬仰，其原因也很簡單，大凡欣賞魯迅與魯迅沾邊的人，也大多愛憎分明。在當下物質主義盛行的語境下，似乎文壇沒有什麼是非可言，大家相安無事，皆大歡喜。我不喜歡搬弄是非，但心中還是有是非。因此，反感那些褻瀆魯迅的諸多後現代作派。
對陳映真先生的作品做專題研究，是二o o九年上半年的事，中國作協和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計畫在北京舉辦“陳映真先生創作五十年學術研討會”，我有幸被邀參加研討。為準備會議發言，我著實花了七八個月的工夫，從導師趙遐秋先生那裡借來六卷本洪範書店版的《陳映真小說集》，認真讀了兩遍，並對陳映真先生小說的文化蘊含和當下意義做了初步的闡釋，這次會議論文承蒙《海外華文文學論壇》主編劉紅林先生的關照，得以在該刊發表。當然，會議最大的收穫，還是得以全面了解大陸學界關於陳映真先生作品研究的學術成果和研究的高度，可謂受益匪淺。
此次承江蘇文藝出版社之託，編選陳映真先生小說，自然要將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現給讀者。僅就小說而言，陳映真先生五十年來筆耕不輟，著述頗豐。諸多作品皆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內涵。然限於選本的篇幅所限，要在優中選優，實在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這次編選，我所依照的是台灣洪範書店版的六卷本《陳映真小說集》，這是一套製作精緻、深見編輯家功夫的陳映真小說版本。我只能本著全面體現作家創作的歷史進程和作為不同階段作家代表作品的選編原則從中做出選擇。像我所喜愛的《故鄉》《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上班族的一日》《歸鄉》等具有現代性啟發與意識形態反思的作品，只好忍痛割愛，未能收入。
關於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趙遐秋先生在她的專著《生命的思索與吶喊——陳映真的小說氣象》中認為，“陳映真的許多小說，寫在一個時代風雲變幻急速、社會生活動盪激烈的台灣，現實主義的藝術法則讓他在反映那個時代台灣社會生活的深廣程度上獨領風騷，成為了台灣社會的一面鏡子。…‘當著歷史、時代和社會生活發生變化，在國情和文化傳統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大陸隨後也出現了當初台灣曾經出現過的一些問題的時候，陳映真的c先覺，和‘先驅’，也就有了寶貴的歷史性的借鑑和參考作用’…。的確，這是當下大陸通過文學工廠製作、媒介推動的類型化時尚文本所不能具備的文學價值，江蘇文藝出版社致力於這類作品的推介，可謂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這次陳映真先生的小說選本《忠孝公園》，收錄了陳映真先生不同時期的小說《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將軍族》《唐倩的喜劇》《六月里的玫瑰花》《夜行貨車》《萬商帝君》《鈴鐺花》《山路》《忠孝公園》①共十一篇。其中：
《麵攤》是陳映真先生的處女作，它的魅力來自於作品所描述的潛隱在痛苦的人生中的那“一份溫馨的、深沉的人問愛”。讀《麵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陳映真筆下的那個警官形象。比起前輩作家賴和筆下的“查大人”和“補大人”的專制和殘暴來，陳映真筆下的這個警官形象，顯得溫柔，對百姓保有一份人間的真情。他為什麼要這樣寫？可以理解的是，陳映真先生生活的時代，不再是賴和生活的時代。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覆滅，陳映真先生殷切地期望回歸祖國後的台灣當局來代替那些在台灣操有生殺予奪的專制大權的“補大人”、“查大人”，小說十分真摯地記錄下了當年的陳映真的摯愛的胸懷。 《我的弟弟康雄》是陳映真先生理想主義遭遇挫敗後的一篇。作者通過康雄的人生經歷昭示給世人的人生真相是：嚴酷的現實碾碎了美麗的理想，人們只好用扭曲的方式來抗衡扭曲的社會！理想的失敗，加上社會上的世俗、宗教的所謂的種種道德條文，把他送上了人生的絕路。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是陳映真先生隨著政治思想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開始傾向於辯證唯物主義後創作的一篇小說。這篇小說並存著作者對耶穌的尊敬和質疑，對耶穌具有主宰宇宙萬物一切的“神”的地位產生了疑惑，於是翻改了猶大出賣耶穌故事的內涵，表現了陳映真開始具有社會革命的思想。
《將軍族》擇取的是“大陸人在台灣”這個小說題材，這在當代文壇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開拓。陳映真先生對“大陸人在台灣”這一特指的問題，不僅對它產生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以及當時當地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都作了歷史主義的分析，而且陳映真先生開始運用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去表現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痛苦與不幸，以及他們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唐倩的喜劇》相對地增添了嘲弄、諷刺和批判的色彩。小說以女主人公唐倩的戀愛、試婚、結婚為線索，揭示的是唐倩以及她所代表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台灣讀書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會思潮，批判了盲目崇洋媚外的惡劣風氣。陳映真先生非但對現代主義做了歷史地全面地評判，而且他更加關注在這股西化思潮中，人們所表現的一種精神狀態，呼喚著“自我認同”精神的復歸。
《六月里的玫瑰花》一掃過去的陰暗的傷感風，以明快的風格，把創作的視線注目到第三世界的人民的生活。在描寫一個參加越戰的美國黑人軍曹巴爾奈·E威廉斯和一位台灣吧女的真摯的戀情中，小說形象地表現了戰爭的殘酷性，以及戰爭對人性、人道的摧殘。
《夜行貨車》是陳映真先生在出獄後發表的小說，描寫的是馬拉穆國際公司下設的台灣馬拉穆電子公司里的故事。小說以兩男一女的三角戀愛為外衣，著重描寫了林榮平、詹奕宏這兩個台灣南部農家子弟，步人跨國公司後，對生活道路不同的選擇。作品突出地描寫了林榮平異化後喪失民族氣節，淪為外國老闆的奴才的社會悲劇。在小說中，陳映真先生提出了對於扭曲台灣社會和人性的帝國主義跨國經濟的批判問題。
《萬商帝君》把目光聚集到了深刻反省台灣資本主義化之下，社會制度與人性的衝突。陳映真先生以此塑造了“跨國公司的必然性格”，自有它啟蒙的意義。
《鈴鐺花》的最大特點，是通過兩個貪玩的小學生的純真眼光，藉助於他們的見聞和感受，塑造了一位愛國志士高東茂的形象，從而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政治的大肅清作了徹底的否定。
《山路》講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蔡千惠的未婚夫黃貞柏被判終身監禁，他們敬仰的好友李國坤被槍殺。不久，蔡千惠驚奇的發現，竟是自己的胞兄蔡漢廷出賣了他們。為了救贖回家族的罪愆，也為了革命情義，她冒充李國坤在外地結婚的女子，走進了母病弟幼的貧困礦工的家庭。三十年的漫長歲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支撐著這個家，養老，送終，供養弟弟李國木讀完大學。如今，弟弟成家立業，全家過著舒適的生活。一天，她在報上看到“叛亂犯，，黃貞柏被假釋回家。這突然的訊息給她巨大的衝擊。沉思現在，回顧過去，想想將來，她陷入了極端的困惑之中，在醫學無法解釋的衰竭中，她辭別了這個世界。作家這樣寫，不僅是為了讚頌蔡千惠的無私奉獻精神，而且還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銳地提出：在台灣，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有了顯著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卻不知不覺地物質化了，異化了。
《忠孝公園》意在啟蒙，主要表現的是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所面臨的一系列身份認同問題。《忠孝公園》寫了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台灣籍的林標，一個是東北籍的馬正濤。他們出身經歷、教養、身份、社會角色，以及性格、命運都不一樣，但都背負著沉重的心理負擔。在林標身上，這種心理負擔的外化，就是“我是誰”的疑惑和隨之而來的孤獨，就是“祖國喪失”現象。林標這個人物形象，陳映真先生從兩個層面去描寫他的內心衝突。一個層面，是對國家的認同；另一個層面，是人性化的心靈。林標始終生活在渾沌中。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他有時清醒，有時糊塗，有時困惑，終於，最後，在人生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他無奈地然而又是憤怒地發出了質疑：“我，到底是誰？我是誰呀！”①八十年代之後李登輝執政，隨後民進黨掌權，又繼續並且發展了這種關係，終於致使台灣島上的分離主義勢力掀起一股美化日據時代、美化“皇民化運動，，的逆流。在這種情況下，陳映真筆下寫出一種“林標現象”，就真實地表現了這段歷史延續下來的現實生活，就能深刻地領悟它所蘊含的意義。
如果我們從文化的意義來解讀陳映真先生的小說，我們也可以發現，對於內涵豐富的陳映真小說文本而言，對於陳映真先生的為人為文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而言，其沉潛的價值仍然有待開掘。僅從其小說的“文化氣象”來看，陳映真和他的小說是一個需要當代中國學者真正“正視”的存在。’ 首先，作為一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陳映真一直關注著“大陸人在台灣”的命運以及台灣人和大陸人的關係。陳映真小說這種人際關係的描寫主要涉及到的核心命題是：台灣地域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問題。由於文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因此，它理所當然也包含了對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政治文化的反思。中華文化、台灣地域文化和具體時代的政治文化構成他小說文化蘊含的重要內容。人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人的身份證。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在陳映真小說所描述的下層百姓的日常生活狀態中，我們能夠十分親切地感受到台灣鄉土文化身後中國文化的有力支撐，隨時都能感受到滲透在日常中的台灣的中國儒家傳統文化。陳映真曾說：“兩岸在民俗方面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生活習俗兩岸因同根而相承，生命禮俗兩岸因同種而相近，民風民俗兩岸因同文而相習，祭祀風俗兩岸因同祖而相襲。”①可見，世易時移，乾百年來形成的對共同的文化家園的認同是難以改變的。
其次，在陳映真的小說里常常縈繞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宗教情結，這固然和它早年所受到的宗教教育和他的父親作為一個傳教士的家庭背景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陳映真的小說所呈現的基督思想是建立在他對人的生命價值的探索和社會探索的基礎上的。宗教對於陳映真先生而言，不在於它的形式，而在於他對於高尚人格的形成和對於內在道德修為的價值思考；在於它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價值和意義。在陳映真的小說中，許多作品都涉及到這類宗教文化主題。陳映真小說以基督為核心的宗教文化蘊含主要體現在宗教對於人的精神層面意義的建構和制約。《我的弟弟康雄》寫了康雄的精神苦惱和耽於自瀆的罪惡感，他終究“沒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一，康雄因為與一位跟自己媽媽一樣年齡的主婦相戀失去童貞而深感罪孽，不能自拔。康雄的姐姐對康雄的死因說的十分明白：“初生態的肉慾和愛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教或基督都是他的謀殺者。”②這是陳映真較早對宗教意義產生懷疑的一篇小說，小說的深刻處其實還在於對康雄姐姐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康雄的姐姐上演的是一個靈與肉衝突，即物質主義吞噬人的精神追求的悲劇。康雄的姐姐本來是一位有著精神追求的漂亮女子，戀愛著一個將要畢業的苦讀的畫家。受弟弟康雄的影響，她也不知不覺中跟著弟弟康雄“毫無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們”。然而，弟弟的自殺，使得她“毅然的賣給了財富”，“突然願意嫁給我現在的那富足丈夫”。她的精神徹底地向物質主義妥協了。小說從宗教的層面展開的對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人生的探索無疑使得陳映真的小說具有一種獨特性，同時給予讀者內心巨大的審美衝擊，“生之悲哀，熱情冷卻理想幻滅之悲哀，人在自然和社會面前無奈之悲哀，都力透紙背向著我們襲來”。陳映真集中探討宗教問題的小說當數《加略人猶大的故事》。隨著政治思想傾向的左傾化，陳映真對耶穌具有主宰宇宙萬物一切的“神”的地位，對其曾經信奉過的基督教信仰產生了疑惑。陳映真發揮他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這部小說里，對《聖經》故事做了帶有顛覆性的改編。陳映真這種顛覆性的翻改，主要在於賦予了猶大形象正面的描述。在陳映真的筆下，猶大不僅是一位為以色列被壓迫民族的幸福而戰鬥的青年，他還是主張包括羅馬在內的異邦受苦受難的人聯合起來的戰士，“陳映真深深地愛著這樣一位帶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色彩的耶穌，而這個耶穌，就已經不是一般宗教意義上的耶穌的形象了”①。將宗教里的反面形象猶大塑造成一位富有光彩的積極意義的形象，為小說塗抹上一層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色彩，一方面體現了陳映真對基督教的大膽懷疑和他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陳映真對宗教的認識，與他的社會人生理想關注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從宗教文化的層面來看，陳映真從“匕帝的孩子”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的宗教文化觀帶有較強的社會實踐色彩，這也使得他的小說中總是瀰漫著一種宗教的情懷，這種宗教意識也使得讀者常常從他的小說文本中隱隱約約感覺到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還與中國廣泛流傳的佛家文化，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人文關懷和倫理精神暗合，成為陳映真小說宗教文化說不盡的話題。應該說，在陳映真的小說里，當宗教成為人的一種信仰，一種人的高貴精神的代名詞的時候，陳映真是認同這種人的精神價值的，因此，在小說《萬商帝君》中，藉助小說中的人物陳家齊與劉福金的對話，陳映真表達了他對現代宗教的看法，即在現代社會，當一個人“不惜以任何東西，包括他自己的宗教，去換取消費者對產品的認識、意識、興趣、需要，以及……最終掏出錢來，完成購買的行動”②的時候，人就淪落為了物質和消費的奴隸了，這是陳映真不願意看到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映真先生覺得人應該有自己的信仰或宗教。
再次，是陳映真小說源於殖民文化的反思。日據時代長達五十年的殖民歷史生長出的惡果常常在特殊的歷史、政治、經濟背景下萌發，經過改頭換面或畸變，不時出現在當代文化研究的話語當中。殖民文化已被世界歷史證明為強權文化和侵略文化。從台灣的文化生態考察，日據時代所形成的殖民文化並沒有因為台灣的光復而死滅。這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灣出現的為“皇民運動”張目的文化逆流可見一斑。所謂“皇民運動99 9 66即日本殖民者因戰爭需要對殖民地台灣人民實行全方位的殖民規訓，包括強制實施國語（日語）普及、參拜神社、家庭奉祀‘神宮大麻’、廢漢姓改為日本姓名、禁止學校教學漢語、廢除私塾教育、廢止報紙漢文欄目、禁止台灣傳統音樂戲劇、寺廟整理等內容，企圖消解和祛除台灣人民的祖國（中國）意識和民族（中華民族）尊嚴，徹底拔除台灣人民的中華文化血脈根系，使其效命日本”①的一場文化殖民運動。這種殖民意識的再次死灰復燃，在於其鼓吹者作為一種學術的“新見”，企圖美化殖民統治，十分荒唐地認為“皇民文學”形成了“台灣的民族主義，，和台灣的“主體性”②，成為“台獨論”的文化理論綱領。陳映真的小說對日據下的殖民統治有切身的感受。《夜行貨車》側重寫林榮平和外國老闆的關係，異化後的林榮平的突出表現是喪失民族氣節，淪為外國老闆的奴才。在《萬商帝君》塑造了“跨國公司的必然性格”。他們把複雜的宗主國和殖民地文化的關係簡單地視為先進文明與落後文明間的差別，將其整合進宗主國的政經文化結構。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被動重整的殖民地國家有時會主動配合這種重整，尤其體現在其政經文化界的精英的積極介入。代表人物劉福金與陳家齊在跨國公司的文化侵蝕下，這兩個人都失去了自我，消失了自己對國家、民族、政治社會的觀念，先後步入了當代萬商帝國的寶殿——跨國公司，向萬商帝君俯首稱臣。這在一定意義上揭露了殖民地國家知識分子的殖民心態。在西方人認同的目光中，這些所謂的精英分子獲得了價值認可。 總的來看，陳映真小說對不同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思考，這種思考的價值在於：他的文化思考總是和現實社會問題有密切的聯繫，這使得他的小說成為台灣社會、歷史、現實的真實記錄，而且對於當代社會氣勢洶湧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對於人的精神世界漠視所作出的批評，也富有啟迪意義。陳映真無疑是當代文學需要“正視”的存在。
最後，我要藉此機會感謝江蘇文藝出版社的領導為本書出版所提供的幫助；感謝陳映真先生將該書的選編權交付於我；感謝趙遐秋先生多年來甘當人梯，對後學的扶掖；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蔡曉妮女士為本書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勞。
陳友軍
初次接觸陳映真先生的作品，還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趙遐秋先生開設海外華文文學專題的時候，方知在海峽對岸還有一位被譽為“台灣的魯迅”的陳映真先生。儘管陳映真先生不一定認可這個稱呼，但我私下裡卻像敬愛魯迅先生一樣拜讀陳映真先生的作品了。我對魯迅其人和魯迅研究的專家學者一向心存敬仰，其原因也很簡單，大凡欣賞魯迅與魯迅沾邊的人，也大多愛憎分明。在當下物質主義盛行的語境下，似乎文壇沒有什麼是非可言，大家相安無事，皆大歡喜。我不喜歡搬弄是非，但心中還是有是非。因此，反感那些褻瀆魯迅的諸多後現代作派。
對陳映真先生的作品做專題研究，是二o o九年上半年的事，中國作協和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計畫在北京舉辦“陳映真先生創作五十年學術研討會”，我有幸被邀參加研討。為準備會議發言，我著實花了七八個月的工夫，從導師趙遐秋先生那裡借來六卷本洪範書店版的《陳映真小說集》，認真讀了兩遍，並對陳映真先生小說的文化蘊含和當下意義做了初步的闡釋，這次會議論文承蒙《海外華文文學論壇》主編劉紅林先生的關照，得以在該刊發表。當然，會議最大的收穫，還是得以全面了解大陸學界關於陳映真先生作品研究的學術成果和研究的高度，可謂受益匪淺。
此次承江蘇文藝出版社之託，編選陳映真先生小說，自然要將作家的代表作品呈現給讀者。僅就小說而言，陳映真先生五十年來筆耕不輟，著述頗豐。諸多作品皆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和社會內涵。然限於選本的篇幅所限，要在優中選優，實在是一件艱難的事情。這次編選，我所依照的是台灣洪範書店版的六卷本《陳映真小說集》，這是一套製作精緻、深見編輯家功夫的陳映真小說版本。我只能本著全面體現作家創作的歷史進程和作為不同階段作家代表作品的選編原則從中做出選擇。像我所喜愛的《故鄉》《一綠色之候鳥》《兀自照耀著的太陽》《上班族的一日》《歸鄉》等具有現代性啟發與意識形態反思的作品，只好忍痛割愛，未能收入。
關於陳映真先生的小說，趙遐秋先生在她的專著《生命的思索與吶喊——陳映真的小說氣象》中認為，“陳映真的許多小說，寫在一個時代風雲變幻急速、社會生活動盪激烈的台灣，現實主義的藝術法則讓他在反映那個時代台灣社會生活的深廣程度上獨領風騷，成為了台灣社會的一面鏡子。…‘當著歷史、時代和社會生活發生變化，在國情和文化傳統等等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大陸隨後也出現了當初台灣曾經出現過的一些問題的時候，陳映真的c先覺，和‘先驅’，也就有了寶貴的歷史性的借鑑和參考作用’…。的確，這是當下大陸通過文學工廠製作、媒介推動的類型化時尚文本所不能具備的文學價值，江蘇文藝出版社致力於這類作品的推介，可謂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這次陳映真先生的小說選本《忠孝公園》，收錄了陳映真先生不同時期的小說《麵攤》《我的弟弟康雄》《加略人猶大的故事》《將軍族》《唐倩的喜劇》《六月里的玫瑰花》《夜行貨車》《萬商帝君》《鈴鐺花》《山路》《忠孝公園》①共十一篇。其中：
《麵攤》是陳映真先生的處女作，它的魅力來自於作品所描述的潛隱在痛苦的人生中的那“一份溫馨的、深沉的人問愛”。讀《麵攤》，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陳映真筆下的那個警官形象。比起前輩作家賴和筆下的“查大人”和“補大人”的專制和殘暴來，陳映真筆下的這個警官形象，顯得溫柔，對百姓保有一份人間的真情。他為什麼要這樣寫？可以理解的是，陳映真先生生活的時代，不再是賴和生活的時代。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覆滅，陳映真先生殷切地期望回歸祖國後的台灣當局來代替那些在台灣操有生殺予奪的專制大權的“補大人”、“查大人”，小說十分真摯地記錄下了當年的陳映真的摯愛的胸懷。 《我的弟弟康雄》是陳映真先生理想主義遭遇挫敗後的一篇。作者通過康雄的人生經歷昭示給世人的人生真相是：嚴酷的現實碾碎了美麗的理想，人們只好用扭曲的方式來抗衡扭曲的社會！理想的失敗，加上社會上的世俗、宗教的所謂的種種道德條文，把他送上了人生的絕路。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是陳映真先生隨著政治思想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世界觀開始傾向於辯證唯物主義後創作的一篇小說。這篇小說並存著作者對耶穌的尊敬和質疑，對耶穌具有主宰宇宙萬物一切的“神”的地位產生了疑惑，於是翻改了猶大出賣耶穌故事的內涵，表現了陳映真開始具有社會革命的思想。
《將軍族》擇取的是“大陸人在台灣”這個小說題材，這在當代文壇無疑是一個重大的開拓。陳映真先生對“大陸人在台灣”這一特指的問題，不僅對它產生的歷史背景、歷史條件以及當時當地的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的政治、經濟形勢，都作了歷史主義的分析，而且陳映真先生開始運用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思想去表現勞動人民受剝削受壓迫的痛苦與不幸，以及他們的真善美的精神面貌。
《唐倩的喜劇》相對地增添了嘲弄、諷刺和批判的色彩。小說以女主人公唐倩的戀愛、試婚、結婚為線索，揭示的是唐倩以及她所代表的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台灣讀書界崇洋媚外的西化的社會思潮，批判了盲目崇洋媚外的惡劣風氣。陳映真先生非但對現代主義做了歷史地全面地評判，而且他更加關注在這股西化思潮中，人們所表現的一種精神狀態，呼喚著“自我認同”精神的復歸。
《六月里的玫瑰花》一掃過去的陰暗的傷感風，以明快的風格，把創作的視線注目到第三世界的人民的生活。在描寫一個參加越戰的美國黑人軍曹巴爾奈·E威廉斯和一位台灣吧女的真摯的戀情中，小說形象地表現了戰爭的殘酷性，以及戰爭對人性、人道的摧殘。
《夜行貨車》是陳映真先生在出獄後發表的小說，描寫的是馬拉穆國際公司下設的台灣馬拉穆電子公司里的故事。小說以兩男一女的三角戀愛為外衣，著重描寫了林榮平、詹奕宏這兩個台灣南部農家子弟，步人跨國公司後，對生活道路不同的選擇。作品突出地描寫了林榮平異化後喪失民族氣節，淪為外國老闆的奴才的社會悲劇。在小說中，陳映真先生提出了對於扭曲台灣社會和人性的帝國主義跨國經濟的批判問題。
《萬商帝君》把目光聚集到了深刻反省台灣資本主義化之下，社會制度與人性的衝突。陳映真先生以此塑造了“跨國公司的必然性格”，自有它啟蒙的意義。
《鈴鐺花》的最大特點，是通過兩個貪玩的小學生的純真眼光，藉助於他們的見聞和感受，塑造了一位愛國志士高東茂的形象，從而對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政治的大肅清作了徹底的否定。
《山路》講述了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期，蔡千惠的未婚夫黃貞柏被判終身監禁，他們敬仰的好友李國坤被槍殺。不久，蔡千惠驚奇的發現，竟是自己的胞兄蔡漢廷出賣了他們。為了救贖回家族的罪愆，也為了革命情義，她冒充李國坤在外地結婚的女子，走進了母病弟幼的貧困礦工的家庭。三十年的漫長歲月里，她含辛茹苦地支撐著這個家，養老，送終，供養弟弟李國木讀完大學。如今，弟弟成家立業，全家過著舒適的生活。一天，她在報上看到“叛亂犯，，黃貞柏被假釋回家。這突然的訊息給她巨大的衝擊。沉思現在，回顧過去，想想將來，她陷入了極端的困惑之中，在醫學無法解釋的衰竭中，她辭別了這個世界。作家這樣寫，不僅是為了讚頌蔡千惠的無私奉獻精神，而且還要借蔡千惠的口，尖銳地提出：在台灣，隨著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發展，人們物質生活有了顯著提高，但具有革命精神的人，卻不知不覺地物質化了，異化了。
《忠孝公園》意在啟蒙，主要表現的是經過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所面臨的一系列身份認同問題。《忠孝公園》寫了兩個主要人物：一個是台灣籍的林標，一個是東北籍的馬正濤。他們出身經歷、教養、身份、社會角色，以及性格、命運都不一樣，但都背負著沉重的心理負擔。在林標身上，這種心理負擔的外化，就是“我是誰”的疑惑和隨之而來的孤獨，就是“祖國喪失”現象。林標這個人物形象，陳映真先生從兩個層面去描寫他的內心衝突。一個層面，是對國家的認同；另一個層面，是人性化的心靈。林標始終生活在渾沌中。是台灣人？中國人？日本人？他有時清醒，有時糊塗，有時困惑，終於，最後，在人生快要走到盡頭的時候，他無奈地然而又是憤怒地發出了質疑：“我，到底是誰？我是誰呀！”①八十年代之後李登輝執政，隨後民進黨掌權，又繼續並且發展了這種關係，終於致使台灣島上的分離主義勢力掀起一股美化日據時代、美化“皇民化運動，，的逆流。在這種情況下，陳映真筆下寫出一種“林標現象”，就真實地表現了這段歷史延續下來的現實生活，就能深刻地領悟它所蘊含的意義。
如果我們從文化的意義來解讀陳映真先生的小說，我們也可以發現，對於內涵豐富的陳映真小說文本而言，對於陳映真先生的為人為文的豐富性與複雜性而言，其沉潛的價值仍然有待開掘。僅從其小說的“文化氣象”來看，陳映真和他的小說是一個需要當代中國學者真正“正視”的存在。’ 首先，作為一位批判現實主義作家，陳映真一直關注著“大陸人在台灣”的命運以及台灣人和大陸人的關係。陳映真小說這種人際關係的描寫主要涉及到的核心命題是：台灣地域文化與中華文化的關係問題。由於文化是一個動態變化發展的意識形態，因此，它理所當然也包含了對具體歷史語境下的政治文化的反思。中華文化、台灣地域文化和具體時代的政治文化構成他小說文化蘊含的重要內容。人是文化的載體，文化是人的身份證。文化是抽象的，也是具體的。在陳映真小說所描述的下層百姓的日常生活狀態中，我們能夠十分親切地感受到台灣鄉土文化身後中國文化的有力支撐，隨時都能感受到滲透在日常中的台灣的中國儒家傳統文化。陳映真曾說：“兩岸在民俗方面確實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生活習俗兩岸因同根而相承，生命禮俗兩岸因同種而相近，民風民俗兩岸因同文而相習，祭祀風俗兩岸因同祖而相襲。”①可見，世易時移，乾百年來形成的對共同的文化家園的認同是難以改變的。
其次，在陳映真的小說里常常縈繞著一種揮之不去的宗教情結，這固然和它早年所受到的宗教教育和他的父親作為一個傳教士的家庭背景有關，但更重要的是陳映真的小說所呈現的基督思想是建立在他對人的生命價值的探索和社會探索的基礎上的。宗教對於陳映真先生而言，不在於它的形式，而在於他對於高尚人格的形成和對於內在道德修為的價值思考；在於它與社會實踐相結合的理論價值和意義。在陳映真的小說中，許多作品都涉及到這類宗教文化主題。陳映真小說以基督為核心的宗教文化蘊含主要體現在宗教對於人的精神層面意義的建構和制約。《我的弟弟康雄》寫了康雄的精神苦惱和耽於自瀆的罪惡感，他終究“沒有逃出宗教的道德的律，一，康雄因為與一位跟自己媽媽一樣年齡的主婦相戀失去童貞而深感罪孽，不能自拔。康雄的姐姐對康雄的死因說的十分明白：“初生態的肉慾和愛情，以及安那琪、天主教或基督都是他的謀殺者。”②這是陳映真較早對宗教意義產生懷疑的一篇小說，小說的深刻處其實還在於對康雄姐姐的精神世界的描述。康雄的姐姐上演的是一個靈與肉衝突，即物質主義吞噬人的精神追求的悲劇。康雄的姐姐本來是一位有著精神追求的漂亮女子，戀愛著一個將要畢業的苦讀的畫家。受弟弟康雄的影響，她也不知不覺中跟著弟弟康雄“毫無理由地鄙夷那些富有的人們”。然而，弟弟的自殺，使得她“毅然的賣給了財富”，“突然願意嫁給我現在的那富足丈夫”。她的精神徹底地向物質主義妥協了。小說從宗教的層面展開的對人的精神世界和社會人生的探索無疑使得陳映真的小說具有一種獨特性，同時給予讀者內心巨大的審美衝擊，“生之悲哀，熱情冷卻理想幻滅之悲哀，人在自然和社會面前無奈之悲哀，都力透紙背向著我們襲來”。陳映真集中探討宗教問題的小說當數《加略人猶大的故事》。隨著政治思想傾向的左傾化，陳映真對耶穌具有主宰宇宙萬物一切的“神”的地位，對其曾經信奉過的基督教信仰產生了疑惑。陳映真發揮他豐富的藝術想像力，在《加略人猶大的故事》這部小說里，對《聖經》故事做了帶有顛覆性的改編。陳映真這種顛覆性的翻改，主要在於賦予了猶大形象正面的描述。在陳映真的筆下，猶大不僅是一位為以色列被壓迫民族的幸福而戰鬥的青年，他還是主張包括羅馬在內的異邦受苦受難的人聯合起來的戰士，“陳映真深深地愛著這樣一位帶有馬克思主義思想色彩的耶穌，而這個耶穌，就已經不是一般宗教意義上的耶穌的形象了”①。將宗教里的反面形象猶大塑造成一位富有光彩的積極意義的形象，為小說塗抹上一層基督教社會主義的色彩，一方面體現了陳映真對基督教的大膽懷疑和他思想的轉變，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陳映真對宗教的認識，與他的社會人生理想關注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從宗教文化的層面來看，陳映真從“匕帝的孩子”轉變成一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的宗教文化觀帶有較強的社會實踐色彩，這也使得他的小說中總是瀰漫著一種宗教的情懷，這種宗教意識也使得讀者常常從他的小說文本中隱隱約約感覺到它的悲天憫人的情懷，這還與中國廣泛流傳的佛家文化，和中國儒家傳統文化的人文關懷和倫理精神暗合，成為陳映真小說宗教文化說不盡的話題。應該說，在陳映真的小說里，當宗教成為人的一種信仰，一種人的高貴精神的代名詞的時候，陳映真是認同這種人的精神價值的，因此，在小說《萬商帝君》中，藉助小說中的人物陳家齊與劉福金的對話，陳映真表達了他對現代宗教的看法，即在現代社會，當一個人“不惜以任何東西，包括他自己的宗教，去換取消費者對產品的認識、意識、興趣、需要，以及……最終掏出錢來，完成購買的行動”②的時候，人就淪落為了物質和消費的奴隸了，這是陳映真不願意看到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陳映真先生覺得人應該有自己的信仰或宗教。
再次，是陳映真小說源於殖民文化的反思。日據時代長達五十年的殖民歷史生長出的惡果常常在特殊的歷史、政治、經濟背景下萌發，經過改頭換面或畸變，不時出現在當代文化研究的話語當中。殖民文化已被世界歷史證明為強權文化和侵略文化。從台灣的文化生態考察，日據時代所形成的殖民文化並沒有因為台灣的光復而死滅。這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台灣出現的為“皇民運動”張目的文化逆流可見一斑。所謂“皇民運動99 9 66即日本殖民者因戰爭需要對殖民地台灣人民實行全方位的殖民規訓，包括強制實施國語（日語）普及、參拜神社、家庭奉祀‘神宮大麻’、廢漢姓改為日本姓名、禁止學校教學漢語、廢除私塾教育、廢止報紙漢文欄目、禁止台灣傳統音樂戲劇、寺廟整理等內容，企圖消解和祛除台灣人民的祖國（中國）意識和民族（中華民族）尊嚴，徹底拔除台灣人民的中華文化血脈根系，使其效命日本”①的一場文化殖民運動。這種殖民意識的再次死灰復燃，在於其鼓吹者作為一種學術的“新見”，企圖美化殖民統治，十分荒唐地認為“皇民文學”形成了“台灣的民族主義，，和台灣的“主體性”②，成為“台獨論”的文化理論綱領。陳映真的小說對日據下的殖民統治有切身的感受。《夜行貨車》側重寫林榮平和外國老闆的關係，異化後的林榮平的突出表現是喪失民族氣節，淪為外國老闆的奴才。在《萬商帝君》塑造了“跨國公司的必然性格”。他們把複雜的宗主國和殖民地文化的關係簡單地視為先進文明與落後文明間的差別，將其整合進宗主國的政經文化結構。但具諷刺意味的是，被動重整的殖民地國家有時會主動配合這種重整，尤其體現在其政經文化界的精英的積極介入。代表人物劉福金與陳家齊在跨國公司的文化侵蝕下，這兩個人都失去了自我，消失了自己對國家、民族、政治社會的觀念，先後步入了當代萬商帝國的寶殿——跨國公司，向萬商帝君俯首稱臣。這在一定意義上揭露了殖民地國家知識分子的殖民心態。在西方人認同的目光中，這些所謂的精英分子獲得了價值認可。 總的來看，陳映真小說對不同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都有不同程度、不同層面的思考，這種思考的價值在於：他的文化思考總是和現實社會問題有密切的聯繫，這使得他的小說成為台灣社會、歷史、現實的真實記錄，而且對於當代社會氣勢洶湧的物質主義和消費主義對於人的精神世界漠視所作出的批評，也富有啟迪意義。陳映真無疑是當代文學需要“正視”的存在。
最後，我要藉此機會感謝江蘇文藝出版社的領導為本書出版所提供的幫助；感謝陳映真先生將該書的選編權交付於我；感謝趙遐秋先生多年來甘當人梯，對後學的扶掖；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蔡曉妮女士為本書出版所付出的努力和辛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