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霸論

儒家對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看法。亦稱王霸之辨。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霸論
• 定義：儒家對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的看法

崇王道黜霸道

　春秋時期，周天子宗主地位喪失，諸侯稱霸，被孔子視為天下無道。《論語·季氏》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孔子所說天下有道和無道的區分，即是王道和霸道的區分。禮樂征伐白天子出是王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即是霸道。諸侯僭越，挾天子以令諸侯，天子威權喪失，所以說天下無道。孔子認為諸侯當道或大夫當道，甚至陪臣當權，將是一代不如一代。孔子主張恢復周天子的宗主地位，消除諸侯僭越，匡正天下，復興周道。《論語·陽貨》載：“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公山弗擾是魯國大夫季氏家臣，他與陽貨共同拘執季桓子占據費邑以叛。他召孔子去為他服務，孔子有意應召，子路不悅，不贊同孔子應召。孔子說他有意應召乃是抱著復興東周的願望。孔子周遊列國，即是希望遇到有道之君，找到藉助力量，以恢復周朝的興盛局面。他說：“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論語·子路》）他如當政，一個月便可見成效，而三年工夫便可得到成功，說明他復興周道的信心十足。孔子雖黜霸道，但他對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之功仍予以肯定。他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論語·憲問》）這裡所說“如其仁”是對管仲很高的評價。但是孔子不容忍管仲僭越諸侯之禮，如有人間孔子：“管仲知禮乎？”孔子說：“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論語·八佾》）管仲大夫僭越諸侯之禮，受到孔子的嚴厲批評。孔子還說：“管仲之器小哉！”（同上）這表明孔子對霸者事業評價是有限度的，亦表明儒家不學管仲。

《春秋》大義貴王賤霸

　史稱孔子作《春秋》是貴王道賤霸道，譴責僭越。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孔子作《春秋》即是正王道，反對僭越，反對臣弒君子弒父。而推行王道乃是天子之事，孔子並非王者，而肩負著王者之任，故他發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之嘆。孟子又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同上）《春秋》筆削，褒善貶惡，書之竹帛，傳之萬世，故為弒父與君之亂臣賊子所畏懼。關於《春秋》這種褒貶性質，《莊子·天下篇》亦說：“《春秋》以道名分。”即以褒貶善惡而定名分，挽救禮樂崩壞。這也證明《春秋》乃王者之事。宋儒朱熹說：“《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朱子語類》卷八十三《春秋·綱領》）這亦說明孔子作《春秋》在於崇王道黜霸道。

孟子和王霸之辨

　孟子更為明確地提出王霸之辨。《孟子·梁惠王上》載：“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孟子所說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是說儒家主張王道而認為霸道不足稱道。因此他拒絕與齊宣王談桓文之霸道，而建議談王道。孟子還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告子下》）戰國時期，大國稱霸，大夫專權等僭越情況較之春秋時期更為嚴重，故孟子發此議論，以抨擊當時的諸侯和大夫。孟子以實行王道為己任。王道倡導仁義而反對霸道之訴諸武力。孟子說：“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孟子·公孫丑上》）以力假仁，是借仁義之名，以武力推行其主張。以德行仁，是依靠仁義而不是炫耀武力，爭取人心歸向，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同上）。霸道依靠武力，因此說“霸必有大國”，大國實力雄厚，有條件進行兼併戰爭。而王道以仁義爭取民心，不迷信武力，因此小國如“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亦可以統一天下。孟子反對當時諸侯兼併戰爭，並加以抨擊：“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孟子·離婁上》）戰國時代，戰爭規模日益擴大，人民飽受戰爭之苦，孟子愈益感到以王道拯救亂世之迫切，故極為痛恨霸道之訴諸武力。他還說：“春秋無義戰”（《孟子·盡心下》），以正義和非正義區分戰爭性質，用以推崇王道反對霸道。孟子這些思想成為後儒提倡仁義反對窮兵黷武的理論根據。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

　戰國末年，荀子亦提倡王霸之辨。他說：“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伯。是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荀子·仲尼》）儒家以王道政治為高，而黜霸道。因此，言羞稱乎五伯。王道和霸道是兩種不同的政治學說。儒家視霸道非本政教、非綦文理，不合仁義，故說它非服人之心。荀子亦是以仁義或武力區分王霸，他說：“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強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荀子·王制》）王道以仁義服人之心，故說“王奪之人”。霸道以實力結盟諸侯，故說“霸奪之與”。而最壞的是以武力兼併鄰國土地，即“強奪之地”。荀子和孟子有所區別，他沒有完全否定霸道，而是認為霸道僅次於王道。他說：“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荀子·王霸》）予霸道以“信”的評價。霸道講信，自不同於尚權謀者，尚權謀者不講信用，是要招致敗亡的。不過，荀子的基本思想仍在於崇王道黜霸道。他說：“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荀子·王制》）所謂仁眇天下義眇天下，是指天下列國皆比不上王者行仁義，所謂威眇天下，是指其實力強大亦列國所不及。荀子與孟子不同，他既倡導仁義，又強調要有強大的實力，仁義加實力才能無敵於天下。他說：“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同上）不敵之威即指實力，仁義加實力即可不戰而勝，不攻而得。這裡，荀子的王道思想包含有實力威攝，此即他所說“是知王道者也”。這表明荀子的王道思想雜有霸道因素，由此使荀子受到後儒的非議。

王道出於天理仁義霸道任用私心權謀

　先秦儒家王霸之辨以孟子一派學說對後來影響為大。後儒多以仁義和權謀區分王道霸道，如宋儒程顥上宋神宗皇帝書說：“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河南程氏文集》卷一《論王霸劄子》）程顥所說堯、舜之道即王道，是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是天經地義之道。而霸道則用其私心，出於智謀，非仁義之正。這是以天理和私心嚴格區分王霸，在王霸問題上再沒有任何調和餘地。程頤亦說：“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河南程氏粹言》卷二《君臣篇》）這是以奉天道和恃智力區分王霸，與上述程顥見解一致。朱熹繼承二程思想，進一步以義理和智謀區分王霸。他說：“管仲資稟極高，故見得天下利害都明白。所以做得許多事。自劉漢而下，高祖太宗亦是如此，都是自智謀功力中做來，不是自聖賢門戶中來，不是自自家心地義理中流出。”（《朱子語類》卷二十五《論語七·八佾篇》）朱熹認為管仲做出許多事功，是由其天賦聰明，善於運用智謀。漢高祖和唐太宗取得成功與管仲相同，都是靠聰明智謀，而不是靠聖賢義理。因此皆非出自聖賢門戶，不是正路得來。這樣，朱熹便將三代以後，如漢唐盛世都統統歸人霸道了。明代儒家王守仁更進一步區分王霸。他說：“五霸攘夷狄，尊周室，都是一個私心，便不當理。人卻說他做得當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慕悅其所為，要來補面做得好看，卻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為二，其流至於霸道之偽而不自知。故我說個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個，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取於義，便是王道之真。”（《傳習錄》下）王守仁這個議論推翻了孔子對五霸尊王攘夷的肯定評價。他批評的分心與理為二，是指向程朱的理學，他強調心理為一即心即理，要求專在心上做功夫，這樣區別王霸較之程朱更為嚴格。王守仁還批評程朱推崇三代政治的思想，說：“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只是講得個伯術。”（《傳習錄》上）這是說講太古無為而不講因時致治，便會流入佛老異端；講因時致治而不本於道，計較功利便是霸道而非王道。朱熹以漢唐以下皆為霸道；而王守仁則認為後儒所講皆為霸術。在王霸之辨上，王守仁較之朱熹更為徹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