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鐘聲（1881—1911），浙江上虞人，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話劇創始人。早年臨筆，書法遒秀，尤功油畫。1898年赴德國留學，回國後任廣西法政學堂監督及洋務局總辦。不久，因不滿滿清政府腐敗，憤而辭職。1903年參與組織中國新劇劇團春陽社，編演進步話劇。為擴大新劇影響，奔走蘇杭，進行演出。一度東渡日本，1907年回國，創辦文藝新劇場，串演新戲，編排《秋瑾》、《徐錫麟》、《愛國血》、《共和萬歲》等一批宣傳革命、頌揚革命志士的新話劇，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王鐘聲參加光復上海，之後又前往天津策劃運動軍界，以為內應，與革命黨人醞釀起義，不幸事泄，1911年12月3日被滿清政府逮捕殺害。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王鐘聲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浙江上虞
- 出生日期：1881年
- 逝世日期：1911年
- 職業：革命家、戲劇家
- 信仰：三民主義
- 主要成就：參加辛亥革命
早年經歷,投身話劇,辛亥革命,
早年經歷
王鐘聲（1881—1911），浙江上虞人，出生於浙江上虞一戶富足的官宦家庭。在國內教會學校學習外語，再赴海外留學，以博取更為光明的前程，這在晚清殷實富戶中，成為一種時尚。在留洋風潮的推動下，少年時代的王鐘聲先赴上海教會學堂學習德語、法語。1898年，前往德國得來伯西大學留學，學習法政。1906年，學成歸國的王鐘聲先在廣西巡撫處當幕僚，之後又任職於官辦的廣西法政講習所和廣西洋務局。有優越的家世，有留洋的背景，有體面的職業，在時人眼中，這樣的優質男人無論如何也不至於淪落到“戲子”的地步。但是，1907年的一天，王鐘聲突然對家人宣布：要到上海，組織劇團，學習演戲。這番告白顯然讓這個觀念保守的封建家庭炸開了鍋。在等級觀念森嚴的封建社會，作為“三教九流”中的末業，“戲子”是受人歧視，遭人白眼的“下等人”。王家在當地是望族，父親和哥哥都是朝廷命官。以家人的老眼光來看，作為家族的男性後代，他理應不負家長厚望，步前輩後塵，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以興家望族；實在不行，他還可以選擇經商，以為家族積聚財力；他怎么可以選擇當“戲子”，讓家族蒙羞？面對家人一片噓聲的質疑和苦口婆心的勸阻，他“狠心”地選擇了堅持，給家人留下一種遺憾，而這種遺憾卻成就了中國戲劇史和革命史的一段輝煌。
投身話劇
逆家族意願而動的“狠心”背後，自有“難言之隱”。1905年，孫中山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隨著國內民眾反清呼聲的高漲和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中國同盟會在廣西的組織建立，並在學校等革命空氣相對濃厚的地方發展會員。目睹國家積弱和政府腐敗，在廣西法政講習所任教期間的王鐘聲秘密加入了中國同盟會。晚清政府對革命黨人的鎮壓是不遺餘力的，家族連坐法的厲害也讓革命志士基於安全和保護家人的考慮隱瞞自己的身份。王鐘聲留洋所學的專業是法政，戲劇和其所學專業風馬牛不相及，況且革命方式有很多種，他為什麼偏偏鐘情於戲劇呢？原來，廣西法政講習所設官、坤兩班，王鐘聲曾經負責過坤班的管理。在與戲劇的短暫接觸過程中，他意識到，高雅的戲劇是一種教育方式，是一種喚醒民智的高尚藝術。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用高雅的戲劇這輪明月，為在清政府黑暗統治森林中躊躇徘徊的國人指出一條通向全新社會的路，不也是一種很好的革命方式嗎？
有革命鬥志和愛國情懷的鼓舞，王鐘聲將演戲這門離所學專業十萬八千里的事業，幹得有聲有色。1907年，王鐘聲赴上海，在馬相伯等名士的贊助下，創建了中國國內第一個專演新劇的團體——春陽社；同年，王鐘聲親任主演，組織春陽社在上海公演根據美國斯托夫人小說改編的話劇——《黑奴呼天吁》，開中國人在國內首次演出話劇之先河；在春陽社的歷次演出活動中，王鐘聲將西方話劇演出形式和中國傳統劇種演出形式相比較，用分幕方法編劇，用燈光做布景，成為國內舞台布景的第一人；1908年，王鐘聲和同為藝人的任天知，為擴大新生話劇的陣營，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所以培養戲劇專門人才為宗旨的“通鑑學校”。如此多具有開創意義的第一，無疑為他贏取了“中國話劇先驅”的歷史聲譽，也為春陽社贏得了足夠的票房，來自全國各地的邀請函像雪片一樣飛來。
應時而動是商界的生存之道。1909年9月，建於清光緒年間的天津大觀園，經過重新裝修後，改名為大觀新舞台（又稱大新舞台）。為順應民心思變的形勢，吸引更多觀眾以增加營業收入，大觀新舞台的股東宋則久、經理張少甫等決議改變原有經營方針，走文明新戲路線。在合作夥伴的選擇上，王鐘聲所統率的“春陽社”成為首選。在江浙滬一帶，“春陽社”的表演早就以其嘲笑譏諷時弊、提倡移風易俗、呼籲社會改良的特徵而廣受讚譽了，這種表演風格被時人暱稱為——文明新戲。
收到大觀園表演邀請函之後，王鐘聲欣然應允。獨特的政治和經濟地位，使得天津這片土地向來受到各派力量的青睞。即便這裡戒備森嚴，但對像王鐘聲一樣充滿愛國情懷的革命者來說，值得冒死一試。更何況，可觀的出場費，怎能不讓急需籌集革命經費的他怦然心動。
辛亥革命
中國要富強，必須革命；革命要靠宣傳。宣傳的辦法，一是辦報，二是改良戲劇。這是王鐘聲關於戲劇之於辛亥革命作用的真情宣言。在天津組織演出期間，他用行動爭取著這種作用實效的發揮。春陽社的表演果然給力。來到天津後，劇團毫無保留地推出了若干經典劇目。演員們用《孽海花》、《宦海潮》、《官場現形記》、《張文祥刺馬》、《熱血》、《鳴不平》等劇目來揭露清王朝統治者的黑暗腐敗；用《新茶花》、《秋瑾》、《徐錫麟》、《緣外緣》等劇目來歌頌愛國志士。這些劇目在天津民眾中引起了激烈的反響。對於王鐘聲，天津這片舞台是他的陣地，文明戲是他的武器，文明戲中所蘊含的新思想則是他的子彈，他正是用這顆子彈，擊中了天津民眾內心深處那顆因不滿社會現狀而希望變革的心，從而達到了宣傳革命思想，啟迪民眾愛國情緒的作用。
在朝廷眼皮底下宣傳革命，要想過得舒服是不可能的。1911年7月，滿清政府尋找藉口，拘捕王鐘聲，將其押解回浙江原籍。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身為上海革命軍政府參謀長的王鐘聲不顧安危，再次來到天津，利用其在這裡的人脈和人氣，召集同行故舊，積極醞釀北方起義。
然而，長期以來從事文藝工作的經歷，使這位革命猛將身上性情中人的率真多過政治家的機敏和謹慎。1911年11月底，由於保密工作做得不到位，王鐘聲召集革命黨人在天津奧租界劉子良寓所聚會的訊息被清廷密探偵破，12月3日晚間，王鐘聲等人被滿清政府秘密逮捕並當場搜獲革命檔案、信函若干。這一次，王鐘聲知道在劫難逃了。面對審訊，王鐘聲直言不諱，坦然承認自己是革命黨人，來天津就是為開展革命活動；面對恫嚇，王鐘聲據理力爭，稱“九月初九上諭，大開黨禁，非據法律不得擅以嫌疑逮捕，我就算是革命黨，你們又能拿我怎么樣！”負責處理此事的天津鎮總兵張懷芝理屈詞窮，只好在請示上級後，胡亂給王鐘聲加了個“行營拿獲奸細”的罪名，處以死刑。犧牲前，王鐘聲再度表現出革命者的尊嚴，他提出革命黨人不怕死，但斬首太野蠻，請改用槍擊的形式處決。面對劊子手的槍口王鐘聲高呼革命的口號，壯烈犧牲。
人生如戲，戲如人生。王鐘聲犧牲的經過就像他戲裡演的英雄人物一樣，他的人生為辛亥革命的壯烈篇章書寫了重要的一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