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向忠,1909年出生在四川省高縣(古時稱高州人),一戶商人家庭。其父雖以開茶酒店維持生活,但對子女管教極嚴。王向忠5歲讀私塾,8歲入城東國小,對詩詞書畫極有興趣,他的敏慧和才氣。深得家人和師長的喜愛。
1919年、1922年,王向忠分別以優異成績考入高縣第一高等國小和宜賓敘屬聯中。他的詩詞功底,受到老師和同學們的讚揚,許多學友、老鄉常與他來往,結成知己,不僅如此,王向忠還以優異的成績年年享受學校免繳學費和其它獎勵。
1924年後的大革命浪潮衝擊著宜賓,也激盪著少年王向忠的心靈。早在1923年,宜賓便開始有人組織“青年讀書會”,傳播革命的種子。1924年,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劉願庵來宜賓任劉文輝第九師司令部咨議兼《敘州日報》總編輯,迅速發展聯中師生多人參加“青年讀書會”,進而設立“通俗講習所”。每天傍晚,師生們到各街口講演,揭露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罪行,號召民眾起來參加反帝反軍閥的鬥爭。1925年,五卅運動席捲全國,四川的重慶、成都、瀘洲、宜賓都組織了五卅慘案外交後援會,掀起了大規模民眾性的抵制英、日仇貨的反帝愛國運動。
1926年秋,正當大革命進入高潮之際,王向忠來到成都,考入國立成都大學第三屆二年制的文預科甲組,便迅速投身於激烈的革命洪流的鬥爭之中。其時,國民革命軍已從廣州正式誓師北伐,9月攻克漢口,10月10日進占武昌。捷報聲中,國內各派政治勢力的鬥爭更加尖銳、複雜。成都大學就有三派學生組織,即共產黨領導的“社會科學研究社”,國家主義派成立的“惕社”和國民黨右派組織的“健行社”。“惕社”和“健行社”互相勾結,同社會科學研究社相對壘,形成革命與反革命兩派政治勢力的激烈鬥爭。
面對錯綜複雜的鬥爭形勢,王向忠作出果斷的選擇,由原敘屬聯中的同學鐘鐵么介紹,加入“社會科學研究社”。他積極參加該組織的每周一次的政治理論和時事學習,如饑似渴地研讀革命理論,如《新青年》、《資本論》、《十月革命》等等,探求人生的意義。正在省一中讀書的竇采繁沉穩聰慧,政治上極有見地,也愛好詩詞,經常來找王向忠。這年秋天,經他介紹,王向忠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時鄒文奎也從武漢來到成都任《四川民報》主筆,他們三人經常在一起暢談革命形勢,研討馬列主義,也常常談個人在這個時代應有的抱負,都不甘做一個時代的落伍者。
剛滿18歲的王向忠,高大英武,博學能文,加入共青團後,有了堅定的信仰和革命理論的武裝,在對敵鬥爭中衝鋒陷陣,盡展才華。當時,社會科學研究社在黨、團組織的領導下,一面發展組織,加強政治理論學習,增加自身戰鬥力;一面組織出版《野火》半月刊,加強宣傳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王向忠擔任《野火》的編輯,經常用“王赫”的筆名在該刊上發表文章,同“健行社”,“惕社”反動政治集團作針鋒相對的鬥爭,文章筆鋒犀利,切中要害,駁斥對方的反動謬論,揭露他們的醜惡嘴臉,深得進步學生歡迎,而遭敵人忌恨。
1927年1月,四川省學生聯合會第四屆代表大會在五世同堂街四川法政專門學校召開,王向忠當選省學聯四屆執委會宣傳部長。接著省學聯和工會聯合發起成都社會各界慶祝北伐出師勝利大會,會後舉行遊行和街頭宣傳、講演。大會當天,王向忠發動成大社會科學研究社成員和全體黨、團員共同行動,天不見亮就上街遍貼革命標語。等到“健行社”和“惕社”的少爺們天亮醒來,上街一看,滿街都是“成大社會科學研究社”“共青團成都大學支部”、“中國共產黨成都大學支部”的標語,他們氣極敗壞,竟無恥地將這些標語覆蓋,貼上他們的標語。王向忠和社會科學研究社的同學聞訊趕來制止,雙方展開激烈鬥爭。王向忠挺身而出,義正詞嚴地當眾揭露他們的卑劣行徑,駁得對方理屈詞窮,一個個狼狽溜走。
這年春節,王向忠回高縣休假,特意登門拜訪了老同學、老朋友閔裕厚,還積極地動員他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同年春,革命形勢急劇惡化。重慶發生了“三三一”慘案,緊接著,蔣介石撕下了革命假面具,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瘋狂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
就在此時,年輕的王向忠被批准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面對危難,他充滿信心去迎接嚴酷的對敵鬥爭。此時,四川軍閥也加快了反革命步伐,公開舉起了反動屠刀。劉文輝派親信向育仁到南昌面見蔣介石,討回了“清黨”密令。4月24日向育仁導演了一次“成都農、工、商、學、兵清黨示威大會”,公開下令通緝中共成都市委書記劉願庵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人士,並糾集一批工賊、流氓、兵痞砸了成都市工會,後來又解散了成都市工會、四川省學聯等革命民眾組織,逮捕了市工會領導人孟本齋等同志。一時,成都腥風血雨,中共黨組織被迫轉入地下活動。
王向忠未因革命暫時受挫而低沉,仍以昂揚的鬥志進行鬥爭。一天,在成大的一間教室里,王向忠遵照市委指示與社會科學研究社的同學商量如何以公開合法的組織形式,運用牆報、剪報、傳單,標語和《野火》半月刊,揭露軍閥的反革命罪行等問題。一同學急匆匆推門進來說:“快,易光謙和劉東岩糾結一夥右派學生,竊取了校旗,要去參加清黨示威,就要出大門了”。王向忠一聽,“唰”地站起來把手一揮:“同學們走,不能讓龜兒子的陰謀得逞。”他邊說邊衝出教室,率領社會科學研究社的同學追上前去。“站住!”王向忠大喝一聲。這突如其來的吼聲把易光謙一夥嚇了一跳,王向忠一把奪過大旗,指責易光謙等:“你們少數幾個人冒充全校師生,這種行為可恥!”易光謙等自知理虧,灰溜溜地擠出人群跑了。
4月29日,向育仁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四川黨務登記委員會,易光謙被任命為該委員會成都登記委員。6月,他以黨務登記委員的名義,告發了王向忠等6名共產黨員,請教育廳轉函三軍聯合辦事處逮捕法辦。7月,三軍聯合辦事處的便衣特務非法逮捕了成大黨支部書記李正恩(後經中共黨組織活動。學校出面保釋出來)。對李正恩的被捕,王向忠怒不可遏,揮毫疾書,同王道文合寫了一篇戰鬥檄文,在牆報和《野火》上發表。以犀利的筆鋒揭露了易光謙等投靠軍閥和國民黨右派賣身求榮的反革命嘴臉:
山不在高,有神則靈。人不在多,有旗則行。社不在大,有錢則成。斯是運動,唯吾得腥。油痕唇上滑,鈔票手頭清。淡笑無工農,往來盡豪紳,可以造密告,寫黑名。無作累已有官職之榮身,南昌總司令,西蜀向育仁。易某曰:何懼之有!
易光謙一夥見了這篇檄文,猶如芒刺在身寢食不安。在中共黨組織的正確領導下,成都的學生運動並未在反動當局的高壓下停止。是年成都的“八大赤色團體”以及“成都少年俱樂部”、師大附中“新青年革命團”等民眾社團都得到了鞏固和發展,成大的黨員人數已發展到二十多人。中共成都市委決定將成大黨支部建為特支,王向忠任特支宣教委員,後兼任中共成都市委學委委員。此時的社會科學研究社成員已發展到200多人。王向忠依靠這些革命骨幹力量,對民眾進行廣泛的團結教育工作,把民眾的革命熱情和自發鬥爭引上了正確的軌道。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了反革命政變,蔣、汪之流在“寧可錯殺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網”的瘋狂叫囂聲中,開始了全國範圍的反革命大屠殺。數以萬計的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慘遭殺害。
1927年冬至1928年春,在全國處於革命低潮時,成都仍爆發了大規模民眾性爭取教育經費獨立運動和反劣幣鬥爭。王向忠始終站在鬥爭的前列,在宣傳、發動和組織民眾鬥爭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帶領同學們組成宣傳隊,走上街頭,張貼標語,散發傳單,發表演講,揭露軍閥挪用教育經費進行反革命活動的罪行。
為了撲滅成都日益高潮的學潮,反動當局採取了撤換一些學校校長的方法,藉以控制和分化瓦解學生運動,這引發了省立一中等校反對新任校長的鬥爭。2月14日,省立一中的進步青年團體“石犀社”的程進恩等百餘名學生找反動校長楊廷銓質問:“為何武裝劫校,毆辱學生?”並一致要求楊廷銓撤消開除學生的決定,但楊廷銓態度蠻橫,拒不收回成命,甚至辱罵學生:“戡亂時期汝等輕信共產黨宣傳,違反校規,帶頭鬧事,品行不端,乃當今餘孽……”一時,群情激憤。只聽有人喊“打倒楊廷銓”,大家一涌而上,混亂中失手將楊廷銓打死。第二天,向育仁親自到省立一中察看現場,誣稱“楊案”系該校“石犀社”糾結成大“社會科學研究社”、師大“導社”、附中“新青年團”、法專“共進社”的共產分子袁詩堯、王向忠等所為,於是一場蓄意已久的反革命大逮捕開始了。
2月16日凌晨,人們被一陣陣警車呼嘯聲驚醒,向育仁調動一個團兵力,包圍了城區的各個學校,按各校反動分子密告名單實行大搜捕,將王向忠、李正恩等三十多名同學逮捕入獄。
被捕後王向忠沒有一絲後悔,也沒有一絲消沉,他只是擔心黨組織會不會遭到更大的破壞,擔心一道被捕的同學們的生命安全和心理承受能力。他一面安慰著同學們,一邊思考著怎樣與反動當局周旋,怎樣應付他們的審訊,怎樣揭露反動當局的陰謀……
然而,出乎王向忠和同學們意料的是,當日下午4時許,在既沒有審訊,也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王向忠等14名青年學生被五花大綁集體槍殺。
後世紀念
年輕的共產黨員王向忠英勇犧牲了。全國解放後,成都人民為王向忠以及“二一六”死難烈士修建了一座巍峨的紀念碑,以此表達對烈士的無限崇敬和懷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