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道長牆分布於烏蘭察布市卓資縣、察右後旗、察右中旗等三旗縣交界之處。早年，一位叫高旺的長城愛好者曾對位於灰騰梁之上的牆體進行過調查，推測其是“可能建於秦漢時代”的長城，又說“但戍堡也有可能是漢代所築，而長城則是後來例如北魏時修築的”。在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與卓資縣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於1987年調查了灰騰梁牆體的東段，認為是戰國趙長城的北線部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逸友先生在參與編撰《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分冊》的過程中，於1996 ～1997年期間對灰騰樑上的牆體及相關遺蹟進行了較為細緻的踏查，結合《魏書》的相關記載，考證為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北魏御苑遺址作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的公布，即來自於李逸友先生的調查研究成果。
基本介紹
- 中文名：灰騰梁長城
- 位置：烏蘭察布市卓資縣、察右後旗、察右中旗等三旗縣交界之處
歷史背景
烏蘭察布市灰騰梁長城調查的新收穫 ——兼對九十九泉基本史料及相關研究的初步辨析
- 一、調查工作的緣起
關於分布於烏蘭察布市灰騰梁之上的一道古代牆體遺蹟，以“北魏御苑遺址”的名稱由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於2006年公布為第四批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
這道長牆分布於烏蘭察布市卓資縣、察右後旗、察右中旗等三旗縣交界之處。早年，一位叫高旺的長城愛好者曾對位於灰騰梁之上的牆體進行過調查，推測其是“可能建於秦漢時代”的長城，又說“但戍堡也有可能是漢代所築，而長城則是後來例如北魏時修築的”。在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中，烏蘭察布盟文物工作站與卓資縣文物管理所的考古工作者，於1987年調查了灰騰梁牆體的東段，認為是戰國趙長城的北線部分。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李逸友先生在參與編撰《中國文物地圖集·內蒙古自治區分冊》的過程中，於1996 ～1997年期間對灰騰樑上的牆體及相關遺蹟進行了較為細緻的踏查，結合《魏書》的相關記載，考證為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北魏御苑遺址作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保護單位的公布，即來自於李逸友先生的調查研究成果。
在2007 ～2010年開展的全國長城資源調查工作中，烏蘭察布市長城調查隊將“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作為北魏長城沿線的一處相關遺存進行了調查。2013年7～8月，設在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項目組在編撰《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報告·北魏長城卷》的過程中，對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作了複查。在複查的過程中，通過對相關遺蹟遺物的進一步認識，發現該遺址並非是一處所謂的御苑，而是一道大略呈“幾”字形分布於灰騰梁之上的西漢長城。內蒙古自治區長城資源調查項目組在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察右中旗文物管理所的配合下，按照國家文物局長城資源調查的相關規程，對該道長城重新作了詳細調查。
- 二、灰騰梁的地理環境
灰騰梁是蒙古語“灰騰”和漢語“梁”組成的複合詞，意為“寒冷的山樑”。屬熔岩台地地貌，地表平坦遼闊，總體形狀大體呈東西長、南北窄的長橢圓形，東西最長約60公里，南北最寬約20公里，總面積近6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2100米左右。具有冬長夏短、日溫差和年溫差較大的山地氣候和高原氣候特點，氣候條件使其成為內蒙古中南部地區僅有的典型高山草甸草原。
遠古時期，火山噴發和地殼運動形成密布高原的死火山口，多呈不規則的圓形，面積大小不等，直徑多在200～1500米之間，深3～10米不等。這些死火山口由風沙淤積之後積儲雨水，形成眾多小型的高原湖泊。歷史上，這個湖泊群以“九十九泉”的名稱一直被記載下來，今天仍然沿用，但具體數量遠遠大於99個。由於海拔較高，常年多風，目前風力發電機幾乎布滿整個灰騰梁。到夏天，灰騰梁也是一個涼爽的草原旅遊勝地，但是過於茂密的風力發電機一定程度破壞了美麗遼闊的草原風光。
從灰騰梁往下，東部、北部過渡到山勢平緩的察哈爾丘陵區，西北側、南側為大的溝谷。西北側溝谷中有大黑河的支流從東北向西南而流，為今天從卓資縣旗下營鎮至察右中旗科布爾鎮的S305公路的主要穿行區域。南坡下溝谷大體呈東西走向，其西端在今卓資縣復興鄉鄉政府所在地附近與西北側溝谷相交匯，東端在今卓資縣巴音錫勒鎮鎮政府所在地附近。南坡下溝谷東端向南，轉入大體呈南北向分布的白銀河河谷，白銀河由北向南而流，在卓資縣卓資山鎮北側注入大黑河。
- 三、灰騰梁長城概述
灰騰梁長城主要由牆體、烽燧、障城等三類遺蹟組成，具體見灰騰梁長城分布圖。牆體主要分布於灰騰梁山樑之上，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將全梁包圍了起來，總長46.585千米，其中土牆長36.885千米，石牆長9.7千米。在長城牆體沿線及周邊地區，共調查烽燧49座、障城12座以及當路塞牆體1段。
在調查中，根據長城牆體的不同構築方式，結合其保存程度，將樑上長城共劃分為18個調查段，分為土牆14段、石牆4段。土牆占絕大部分，構築方式均系外側挖壕取土、堆築於內側築成，沒有明顯夯層。土牆多修築於較開闊平坦的山丘頂部，或者位於山丘間的平緩地帶，調查的土牆段落包括栗家堂長城1段、三蓋腦包長城、杏桃溝長城2段、杏桃溝長城3段、五道溝長城1段、七道溝長城、新教灘長城、隆勝義長城、宏盤長城、草垛山長城、大西溝長城、蓿麻灣長城、大陽卜長城、獨貴壩長城。以大陽卜長城為例，屬於保存相對較好者，牆體底寬頂窄，剖面呈梯形，底寬14～16米，頂寬8～13米，殘高0.5～0.8米。
石牆主要修築在起伏較大的山丘間或山丘頂部，附近湖泊較為集中，地表散布有大量的火山岩。因而，牆體採用了就地取材的構築方式，以火山岩壘砌而成。調查的石牆段落，包括大東溝長城、栗家堂長城2段、杏桃溝長城1段、五道溝長城2段。以杏桃溝長城1段為例，屬於保存相對較好者，牆體底寬頂窄，剖面呈梯形，底寬5～7米，頂寬3～4米，殘高0.5～1.5米。
烽燧絕大部分修築於牆體沿線，構築方式可分為土築、石築和土石混築三類。烽燧與牆體之間的關係，以烽燧分布於牆體內側者居多，只有個別烽燧分布於牆體外側。分布於牆體內側的烽燧，與牆體之間的直線距離往往較近，多在40～100米之間，最近的有10米左右，最遠的有600米左右。分布於牆體外側的烽燧，與牆體之間的直線距離較遠，大約在1千米左右，均建於周邊地形的制高點之上，可與分布於牆體內側的烽燧遙相呼應。相鄰烽燧相互之間的距離，一般在1千米左右，最遠的可達3千米，均可兩兩相望。
調查的12座障城，其中5座分布於牆體內側，7座遠離牆體。這些障城的形制大致相同，平面大多呈方形或長方形，面積多大致相同，邊長以在40～50米之間者最為常見，只有個別面積稍大或稍小。障牆底寬頂窄，有石塊壘砌、沙土夯築和內部土築、外表包石等三種構築方式。牆體內側修築的障城，與牆體之間的距離遠近不等，獨貴壩障城與牆體之間的距離只有30米，三蓋腦包障城、五道溝障城和大陽卜障城與牆體之間的距離在200米左右，營盤壕障城因修築在灰騰梁腹地，與牆體的距離較遠，可達3.5千米。牆體內側相鄰障城之間的距離，大體在10千米左右。其他7座遠離牆體的障城，主要修築在交通要道的溝畔和路口之上。
此外，在灰騰梁西北側溝谷的一條西側支溝的出口處，調查一段當路塞長城牆體，命名為隆勝德當路塞，形成扼守溝口的形勢。該段長城牆體呈南北走向，長59米，為毛石乾壘而成的石牆。
灰騰梁長城調查中發現的遺物，集中於烽燧台體東側、障城牆體之上及障城之內。烽燧台體東側往往是駐守烽燧士兵的居所所在，由於年代久遠，地表可見房址遺蹟已不清晰，但散布遺物較多，多為陶片。障城採集遺物，陶片、瓦片兼有，其中後者多為覆蓋牆體的板瓦。陶片陶質多為泥質灰陶、褐陶，還有少量黑陶，可辨器形有罐、盆、釜等，紋飾有粗繩紋、細繩紋、弦斷繩紋、凹弦紋和附加堆紋等。瓦片可分為板瓦、筒瓦兩類，外壁均多飾繩紋，其中板瓦內腹多飾菱形格紋，筒瓦內腹多飾布紋。個別遺蹟之上採集有五銖錢，錢面有周郭，錢背有內、外郭，“五”字交筆為直筆，“銖”字的“朱”頭呈方折型，“金”字頭較小，猶如一枚箭鏃，屬於漢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鑄的郡國五銖。
由於位於高山草原之上，受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的影響較小，灰騰梁長城的受破壞程度較輕，目前大部分牆體段落保存程度較差是年代久遠的原因所致。但是，近些年來，灰騰樑上風力發電機的建設遍地開花，草原旅遊的發展勢頭方興未艾，在對長城缺乏有效保護的情形下，有的風力發電機直接樹立在了長城遺蹟之上，旅遊道路橫七豎八，有的直接建在長城牆體上，更多地是從牆體上挖一個豁口徑直穿過，均對長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損毀。
綜此可見，灰騰梁長城的牆體主要分布於灰騰梁之上，將整個梁頂從東、北、西三個方向包圍了起來。梁西、梁南地勢陡峭，有自然防禦之勢，從而未修築牆體，但也通過烽燧、障城等遺蹟，將長城防禦體系從樑上一直延伸了下來，西可與陰山一線的西漢長城相銜接，向東通過列燧與分布於黃旗海北岸的西漢長城相呼應。
- 四、灰騰梁長城非北魏御苑遺址
李逸友先生將灰騰樑上的長城牆體等遺蹟認定為北魏御苑，主要是依據了《魏書·太祖紀》中有關“九十九泉”的一條記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於天賜三年（406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石亭加上圍牆、望台等，構成了一座規模宏大的御苑。本次調查，認為所謂的御苑圍牆便是長城牆體，望台是烽燧，石亭是障城。秦漢長城的組成要素——牆體、烽燧和障城，灰騰樑上的遺存一應齊備。調查採集的陶片，如夾粗砂釜和弦斷繩紋等，均具有明顯的漢代特徵；外壁飾繩紋、內腹飾菱形格紋或布紋，亦被相關研究者考證為漢代瓦片的典型裝飾。
那么，《魏書·太祖紀》記載的“造石亭”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考辨《魏書》中這一段對道武帝拓跋珪在“武要北原”上活動的記述，連續用到了“登”、“觀”、“造”、“之”等四個動詞，“造”所表達的意思應與“觀”、“之”近似，是“到、去、造訪”的含義，而非“建造”。“石亭”指的正是灰騰梁長城的烽燧、障城等遺蹟。秦漢時期，多用“烽燧亭障”等長城的組成部分來表述長城，“亭”是分布於長城沿線一種主要供士兵瞭望、居住的建築，亦具有烽燧的報警功能，故有“亭燧”的連稱。“造石亭”所表述的，正是道武帝在灰騰樑上避暑期間遊覽前朝勝跡。
第二個問題，北魏王朝是否曾在灰騰梁之上修建過御苑呢？道武帝拓跋珪於天賜三年（406年），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造石亭的巡幸活動，是目前見到的關於灰騰梁、九十九泉和灰騰梁西漢長城的最早歷史記載。道武帝於八月丙辰（十三日）上樑，之後的活動是“九月甲戌朔，幸漠南鹽池”。“九月甲戌朔”經推算為“九月初一”，大致以此作為道武帝離開灰騰梁的時間，那么他在灰騰梁之上駐蹕有半月之久。此後，北魏太宗明元帝拓跋嗣從牛川南還之時，路經九十九泉。太常元年（416年），“秋七月甲申，帝自白鹿陂西行，大獮於牛川。登釜山，臨殷繁水而南，觀於九十九泉。戊戌，車駕還宮”。從七月九日至七月二十日，在這12天之內，明元帝主要是在牛川進行了大規模的狩獵活動，在九十九泉只作短暫停留。
除上述道武帝拓跋珪、明元帝拓跋嗣在灰騰樑上的活動之外，史籍再未見有其他北魏皇帝登臨灰騰梁的記載。而且，明元帝只是順路觀九十九泉，只有道武帝駐蹕的時間稍長。通覽《魏書·太祖紀》，道武帝於386年在賀蘭部的支持下，於牛川復國。牛川在今察右後旗韓勿拉河流域一帶，為道武帝常幸之地，建有牛都，即今克里孟古城。在398年遷都平城之前，道武帝居無定所，是一個“行國”，行都除牛都外，還有定襄之盛樂（今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雲中之盛樂（今托克托縣古城村古城）、紐垤川（今察右中旗後大灘）、意辛山（今四子王旗烏蘭哈達七層山）以及公元391年在今鄂爾多斯地區建立的河南宮（今準格爾旗石子灣古城）。
遷都平城之後，道武帝仍然幾乎每年夏天總要巡幸漠南及陰山地區。一方面當時北方草原上有高車、柔然等敵對部落，需要巡察北疆安全；另一方面也和鮮卑人作為遊牧民族的生活習俗有關，趕著家畜追逐水草豐美的草原，同時開展大規模的校獵活動。道武帝即位的牛川，原來主要是賀蘭部的遊牧地。道武帝初年，對賀蘭部推行了部落離散的政策，分而治之。後於390年破賀蘭部，完全掌控了牛都。灰騰梁地處牛都之西南，只是道武帝、明元帝巡幸陰山或者牛都行程中的一個駐蹕之所，或遊覽前朝長城，或觀賞九十九泉，所謂的“御苑”既不見於史料記載，又缺乏考古調查的支持。
正是通過《魏書·太祖紀》道武帝“西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的記載，考古工作者考證出分布於灰騰梁西南大黑山之下的三道營古城為西漢定襄郡武要縣縣治。據《漢書·地理志》，西漢定襄郡下轄東部、中部、西部三個都尉，管理定襄郡的邊防軍事，東部都尉治武要縣。依據居延漢簡對漢代邊防體系的研究，都尉之下設有塞、部、燧三級軍事建制，候官是一個塞的最高軍事長官。從灰騰梁長城的分布範圍與規模來看，應當是西漢定襄郡東部都尉治下的一至兩座塞址。既然北魏依西漢武要縣稱灰騰梁為“武要北原”，那么位於灰騰梁之上的塞址是不是在西漢時就叫“北原塞”呢？由於缺乏史料的明確記載，“北原塞”的名稱只限於推測而已。
三道營古城位於由東向西進入大黑河谷地的一個重要控扼點之上，北側大黑山山麓有大體呈東西走向的戰國趙北長城，東側有大體呈南北走向的蠻漢山西漢長城，後者為漢高祖11年（前196年）新設立的定襄郡的東界。漢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衛青北擊匈奴，修繕了秦代蒙恬所築的陽山長城，灰騰梁長城應當修築於衛青修繕陽山長城之後的不久。西漢灰騰梁長城的修築，將整個水草豐美的高山草原包圍起來，占據了防控匈奴的東北角制高點。到東漢時期，隨著武要縣建制的撤銷，灰騰梁長城也隨之一併放棄。
- 五、灰騰梁相關研究辨誤
近些年來，隨著灰騰梁草原旅遊的不斷升溫，考古與歷史工作者考證相關史料記載，將灰騰樑上升為古代北方遊牧民族的一個重要政治中心所在，有的的確有據可循，但有的還需嚴謹考證。李逸友先生除撰有《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一文外，他還在《內蒙古史跡叢考》一文中，以“九十九泉及三道營古城考述”為專節，探討灰騰梁的歷史。內蒙古師範大學的碩士研究生孟克巴雅爾以《九十九泉》作為其碩士畢業論文，其後他摘要發表了《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又與其導師白音查乾先生合作發表了《九十九泉與匈奴文化》、《從旅遊開發角度看九十九泉與鮮卑文化》二文。以李逸友、孟克巴雅爾為代表的專家學者關於九十九泉的研究成果，有許多創新之點，但也不乏可商榷之處，下面予以摘要辨析。
《從旅遊開發角度看九十九泉與鮮卑文化》一文探討九十九泉與鮮卑文化的聯繫，基礎在於李逸友先生關於北魏御苑遺址的研究，前文已予以否定。《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認為，九十九泉曾是匈奴冒頓、老上、軍臣三代大單于的單于台所在，漢武帝曾經到過這一地區，史料依據主要是《漢書·武帝紀》關於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親征匈奴的一段記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台，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為！’匈奴讋焉。”上述史料記載的漢武帝北巡線路，由南向北明確途徑上郡、西河郡、五原郡、朔方郡，而無定襄郡。元封元年（前110）灰騰梁長城應已成型，歸屬定襄郡管轄，與漢武帝的北巡線路無涉。
關於遼代的九十九泉，《內蒙古史跡叢考》和《歷史上的九十九泉》均考證，《遼史》共有兩處提到九十九泉。一處是《遼史·地理志五》在“豐州”條下記載的九十九泉，是九十九泉第一次出現於正史的地理志之中。另一處是《遼史·興宗本紀二》記載，遼興宗耶律宗真於重熙十三年（1044年）親征西夏，與西夏發生了河曲之戰，九月間以九十九泉作為戰爭前期集結軍隊的場所。《遼史》中這兩條和九十九泉有關的記載，都是確切的。
但《內蒙古史跡叢考》和《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二文還認為，遼世宗耶律阮於天祿五年（951）夏天駐蹕的“百泉嶺”亦為九十九泉，這是值得商榷的。二作者將百泉嶺引申為九十九泉，與《資治通鑑》、《契丹國志》中對同一事件的記載有關。《資治通鑑·後周紀一》的記載與《遼史》有所出入，如將遼世宗的出發地寫作“九十九泉”，將遼世宗的遇難地寫作“新州之火神淀”，《契丹國志》則大體照搬了《資治通鑑》的這一記載。《資治通鑑》成書雖較早，但《遼史》的編撰者沒有採納它的這一條史料，顯然《遼史》有新的史源，後來的研究者也多以《遼史》的這一記載為準。從《遼史》的記載出發，如果將百泉嶺比附為九十九泉，無論從遼世宗的行程還是行軍路線來考察，都是難於相符的。首先，《遼史》記載的歸化州祥古山位於今河北宣化附近，遼世宗如果在九月庚申朔（初一）從灰騰梁出發，初三便到達了祥古山，只在路上走了三天。從位於灰騰梁南的今卓資縣卓資山鎮出發，走今天的G6高速公路到宣化縣縣城，其距離大約在240公里左右。古代皇帝的出行，走驛路的話，一般每天走30公里左右；即使行軍的速度稍快，也很難平均1天走80公里的，更何況遼代從九十九泉到今宣化縣所走的路線，肯定要比今天的高速公路還遠一些。其次，從九十九泉到宣化大體是由西向東的方向，與遼世宗“自將南伐”的描述也不相符。綜合以上論述，可以明確《遼史》所記百泉嶺大約在今河北宣化縣北部百餘公里的範圍之內，大體處於今河北張家口市壩上草原地區，具體地域初步推斷在今張北縣安固里淖、樺皮嶺一帶。從百泉嶺向東，為大馬群山，正是遼朝帝、後經常的夏捺缽和秋捺缽地之一——炭山。
《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認為，《金史· 地理志》在“宣寧”條下提到“官山”，即為今天的灰騰梁，不確。金代的宣寧縣舊址已考證為今涼城縣岱海東北部的淤泥灘古城。岱海周邊北有蠻漢山山系，南有馬頭山山系，金代宣寧縣境內的官山、彌陀山、石綠山均應位於岱海周邊一帶。官山的得名，應與出產碾玉砂有關，碾玉砂的開採由官府控制，從而被稱作官山。至今，涼城縣岱海盆地兩側山區仍有豐富的花崗岩、墨玉和石榴子石等非金屬礦藏。碾玉砂即由天然剛玉和石榴子石，經搗制篩選，加工而成。
到蒙元時期，《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認為，據《元史· 太宗本紀》和《多桑蒙古史》等的記載，大蒙古國的窩闊台汗在1231年、1232年兩年之中，都曾於夏天在灰騰梁避暑，坐鎮指揮攻金的戰爭，並建有“官山窩闊台營”。
據《元史· 太宗本紀》記載，窩闊台汗三年（1231年），“夏五月，避暑於九十九泉。命拖雷出師寶雞。遣搠不罕使宋假道，宋殺之。復遣李國昌使宋需糧。秋八月，幸雲中。始立中書省，改侍從官名，以耶律楚材為中書令，粘合重山為左丞相，鎮海為右丞相。”《多桑蒙古史》同記此事，“是年6月，窩闊台避暑九十九泉（Yloun-oussoun），地在長城北五十程。”《元史》記載窩闊台秋八月所幸“雲中”在今山西大同市，為大蒙古國西京行省所在，從灰騰梁向東南經今察右前旗黃旗海向南，為自古以來通往大同的一條南北向通道。《多桑蒙古史》記載九十九泉位於“長城北五十程”，所言長城應為位於今蠻漢山南麓、黃旗海北側一線的西漢長城，與九十九泉相距不遠。由此可見，1231年五月至八月期間窩闊台汗避暑於九十九泉，《元史·太宗本紀》和《多桑蒙古史》同記此事，可靠性較強。
又據《元史· 太宗本紀》記載，窩闊台汗於四年（1232年）“夏四月，出居庸，避暑官山。”《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的作者認為此官山等同於九十九泉，主要是受到了《金史· 地理志》的影響。《金史·地理志》所記官山不是灰騰梁，前文已有考證；而窩闊台汗於1232年避暑的官山，也不應該是灰騰梁。首先，《元史· 太宗本紀》在記載前後相連兩年的窩闊台汗活動事跡中，不太可能把同一地點用兩個地名來表述；其次，窩闊台出居庸到官山，顯示官山在居庸關之外，而從今天北京居庸關到灰騰梁之間，則未免距離太遠了。這個官山，應當就是指今天北京居庸關外的軍都山。成吉思汗於1217年將經略中原漢地的全權授予木華黎，木華黎以“權皇帝”的身份“建行省於雲、燕”，因而這一時期的西京、燕京是大蒙古國在中原漢地的兩個統治中心所在。1231年、1232年，窩闊台親自指揮征金戰爭，其駐蹕避暑地也均選擇在這兩個統治中心的附近。
通覽《元史》，還有數處出現“官山”這一地名。《元史· 列傳第二·睿宗》兩次提到官山，一次是1231年窩闊台汗於官山大會諸侯王，拖雷獻攻金密計；一次是1232年拖雷隨窩闊台汗“過中都，出北口，住夏於官山”。從這一記載來看，似乎窩闊台於1231年、1232年的兩年夏天都駐蹕於官山。1232年拖雷隨窩闊台汗所至官山，位於北口外，與《元史·太宗本紀》所記“官山”相符。而1231年窩闊台汗大會諸侯王的官山，就是“九十九泉”。至於九十九泉如何在這裡被稱作官山，初步推測官山為九十九泉在1231年之後的後起之名，大汗駐蹕之地為官家所控制，稱作“官山”。《元史·太宗本紀》的史源，或來源於窩闊台汗身邊的必闍赤書寫的類似於中原王朝皇帝《起居注》一類的史料；而《元史· 列傳第二· 睿宗》則為《元史》修史者新撰，完全屬於明朝人的作品，如拖雷獻攻金秘計這樣的記述，類似於坊間野史，不可盡信。
至於《歷史上的九十九泉》考證的“官山窩闊台營”，查閱《多桑蒙古史》一書，的確有“官山窩闊台營”的記載，但原書所記為1232年事，並非1231年事。由《多桑蒙古史》這一記載可引申，既然窩闊台於1232年在官山的駐蹕地稱作“官山窩闊台營”，那么他於1231年在九十九泉的駐蹕地亦可稱作“九十九泉窩闊台營”。
《元史》記載元上都附近也有官山。《元史·文宗本紀》記載：“樞密院臣言：‘每歲大駕幸上都，發各衛軍士千五百人扈從，又發諸衛漢軍萬五千人駐山後，蒙古軍三千人駐官山，以守關梁。乞如舊數調遣，以俟來年。’從之。”《元史·兵志·宿衛》記載：“大德六年二月，調蒙古侍衛等軍一萬人，往官山住夏。” 《元史·文宗本紀》中的官山，指向元朝皇帝的夏都——元上都，而《元史·兵志·宿衛》中的官山似也在上都附近。
前文已指出，九十九泉在窩闊台汗駐蹕之後被稱作官山。實際上，居庸關外官山的得名當與大蒙古國設立燕京行省有關，北方遊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夏天往往選擇地勢高亢、水草豐美、氣候涼爽之地避暑，燕京行省的蒙古貴族們每年夏天到居庸關外避暑，軍都山一代山巒為官府所控制，所以稱作“官山”。同理，元上都附近官山的得名亦當如此，劉秉忠選擇建立上都之地，為絕佳的風水寶地，據元人王惲《中堂事記》記載:“龍崗蟠其陰，灤江經其陽，四山拱衛，佳氣蔥鬱”。龍崗是位於元上都北側的一道東西向山巒，其與上都的位置關係，仿佛軍都山和元大都的位置關係，龍崗也就是《元史·文宗本紀》、《元史·兵志·宿衛》記載的官山。有元一代，軍都山由“燕京官山”升格為“大都官山”，元上都北側的龍崗也由“開平龍崗”升格為“上都官山”。至於九十九泉，本應為“西京官山”，後來西京行省降格為大同路，灰騰梁一帶逐漸為汪古部控制，“官山”之名遂不顯。
到明代，《大明一統志》和《明史·地理志》對灰騰梁名為官山均有明確記載，其中《大明一統志》以大同府為參照點，遺留有大蒙古國“西京官山”的影子。如《大明一統志》“大同府·山川”條記載：“官山，……在府城西北五百餘里，古豐州境。山上有九十九泉，流為黑河。”《明史·地理志》“山西·山西行都指揮使司”條記載：“東勝衛，……西北有黑河，源出舊豐州之官山，西流入雲內州界，又東經此，入於黃河。”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故元宗王扎木赤、指揮把都、百戶賽因不花等一十一人自官山來降，詔中書厚加燕勞。立官山等處軍民千戶所，以把都為正千戶，賽因不花等三人為百戶，賜以文綺、銀椀、衣物有差，就大同給賜田宅。”扎木赤等人原駐官山，為他們設立的官山等處軍民千戶所分布於大同至官山一帶。《明太祖實錄》亦載，洪武八年（1375年），“故元知院不顏朵兒只等來降, 賜羅綺衣服有差。不顏朵兒只者, 即元國公乃兒不花也。於是詔置官山衛指揮使司, 隸大同都衛, 以乃兒不花為指揮同知。”第二年，乃兒不花叛逃，官山衛自動廢止。乃兒不花曾提出“欲於平地駐紮”的降明要求，應指元代以來的大同路平地縣。元代，大體以今察右前旗黃旗海為界，以南屬於平地縣，以北為汪古部集寧路領地。乃兒不花管領的官山衛應繼承了官山等處軍民千戶所的轄地，級別升格，大體位置在今黃旗海附近一帶。《內蒙古史跡叢考》一文認為，今卓資縣三道營古城在明代被加築沿用為官山衛，證據尚顯不足。元朝時期，燕只哥赤斤屯田城同時也是木憐站道上的一處重要站赤，陳得芝先生推測其地即在三道營古城。設定於明朝洪武四年（1371年）、屬於東勝衛管領的五個千戶所之一的燕只千戶所，最有可能沿用了燕只哥赤斤屯田城的名稱和城邑。
《內蒙古史跡叢考》和《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二文，利用明朝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之變”後與明英宗“北狩”有關的史料，考證北元權臣也先俘虜明英宗北歸，沿途曾在“九十九個海子”宿營，即指九十九泉。當時，也先的營帳設在九十九泉附近，明人稱之為“達子營”。第二年六月，也先曾在九十九個海子“放鷹”，應該是進行獵捕天鵝一類的活動。這些關於明英宗“北狩”的史料，多為當事人書寫親歷事，均是可信的。
除上述《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一文的作者對灰騰梁歷史作專門研究之外，還有張文生、曹永年和李嶺等撰文，將灰騰梁與突厥啟民可汗、隋煬帝聯繫了起來。以上作者均認為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年）的紫塞巡訪，到達的啟民可汗牙帳即位於九十九泉。關於隋煬帝紫塞巡訪的規模及目的，王光照《隋煬帝大業三年北巡突厥簡論》一文有著很好的論述，相關史料主要見於《隋書》記載。張文生、曹永年所撰《隋煬帝所幸啟民可汗牙帳今地考》一文認為，隋煬帝八月初六從榆林(今準格爾旗十二連城古城)出發，初九到達啟民可汗牙帳，路上行程共4天；順著金河（今大黑河）從十二連城古城到灰騰梁的距離約有150公里，隋煬帝的隊伍平均1天走40公里左右，4天正好到達九十九泉。
對於張文生、曹永年文，有以下幾點值得商榷。首先，隋煬帝的巡訪，有帶甲之士50餘萬、馬10餘萬匹，他本人乘坐著龐大機巧的觀風行殿，巡行隊伍還攜帶駐蹕所用的規模恢弘的行城。這樣龐大的隊伍，行動速度必然遲緩，從榆林東渡黃河就需要1天，在3天之內根本不可能到達灰騰梁，最多走四五十公里的樣子。何況，隋煬帝是擺威風、顯排場的，不是急行軍。其次，從今土默特平原往東進入烏蘭察布丘陵之後，多山嶺溝壑，是不適宜隋煬帝這樣大規模的巡幸隊伍行進的，到了灰騰梁之後能否容得下這么多兵士，也是個問題。第三，在從榆林出發之前，據《隋書·煬帝紀》記載，隋煬帝曾經“發丁男百餘萬築長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一旬而罷，死者十五六。”這道長城從榆林沿著南流黃河西岸向南，至紫河（今渾河）入黃河口處，再向東轉至紫河南岸，實際上隋煬帝修築的是一道以黃河、紫河為自然河險防禦的長城，有人稱之為“紫塞長城”。紫塞長城的黃河內側為榆林郡，紫河內側為定襄郡（郡治大利縣亦當位於紫河以南，約在今山西右玉縣右衛鎮蒼頭河東岸右衛城），防禦的對象為雖已羈縻於隋朝、但仍搖擺不定的突厥啟民可汗部眾。此時，紫河作為界河的重要性凸顯了出來，從隋代直至唐代早期，中原王朝時常以紫河與突厥為界。擔任長城修築總監的閻毗，徵發民夫百餘萬，用十來天時間築就，可謂是興師動眾的急役，結果“死者十五六”，即一半還多。隋煬帝之所以急於修築這道長城，是專為赴啟民可汗牙帳做準備的，煬帝對突厥有著戒備心理，唯恐一旦情況有變，可以迅速退到長城之內。從紫塞長城的修築方位來看，北面正對的是當時稱作“白道川”的今土默特平原，也是隋煬帝北巡的終點站。第四，隋煬帝北巡南返時，啟民可汗曾“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隋書·突厥傳》的這條記載表明，啟民可汗曾扈從隋煬帝南返，過紫塞，進入了隋朝的定襄郡轄區後，啟民可汗才返回駐牧地。隋煬帝繼續前行，從定襄郡至馬邑郡（郡治善陽，今山西朔州），南過樓煩關，經太原，回到了洛陽。
綜此，隋煬帝到達的啟民可汗牙帳應該在今土默特平原的大黑河畔。隋開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曾為啟民可汗修築金河、定襄二城居住，均位於今土默特平原。初步推斷，金河城可能是加築沿用了西漢雲中郡陽壽縣故城（今托克托縣中灘鄉蒲灘拐古城），定襄城可能是加築沿用了戰國秦漢時期的雲中故城（今托克托縣古城鎮古城村古城）。古城村古城北臨大黑河，西南距十二連城古城的直線距離近40公里，或即隋煬帝到達的啟民可汗牙帳所在。
- 結論
清代以後，內蒙古河套地區漢族移民大量湧入，從事農耕開發，陰山山脈以南的草原大部分被開闢為農田。隨著近現代以來城鎮的大規模興起，草原逐漸成為城市居民的休閒度假之地。在這種情形之下，幾乎保持了原始草原風光的灰騰梁成為城市人嚮往的樂園，甚至冠以“天堂草原”的美譽。在古代，河套地區沒有進行大規模農業開發之時，灰騰梁草原和周邊草原的環境差異並不是很大，於是造成了一種古今所見環境的不對稱現象，從而使得灰騰梁在現代人心目中的價值陡升。今天的一些考古與歷史學者儘量將一些重大的歷史事件、重要的歷史人物強加於灰騰梁之上，與此不無關係。
如今，灰騰梁之上的湖泊常年處於乾涸狀態，在個別雨量極大的的年份才會有少量儲水。當然，灰騰梁湖泊的乾涸與現代人對周邊環境的無節制破壞有關，但在古代這些湖泊也不可能是湖水滿溢。在長城調查中，位於灰騰梁長城東北部的五道溝長城2段的一段牆體，從一個湖泊的中部穿過；在西漢時期，這個湖泊即使有積水，也是僅限於湖底的，否則不會在湖泊中修築長城，這也是古代人何以稱其為“泉”的緣由所在。雖然稱“泉”，但這些湖泊的水源完全依賴於自然降水，並沒有地下水源補充。這種雨水積水，對於遊牧人飼養的馬、牛、羊三種最常見的家畜來說，最符合牛的飲水口味，羊一般是不喝的，馬更是不屑一顧。由此可見，古代的灰騰梁草原也並非是湖光瀲灩，更不適合於大規模囤聚兵馬。
對於灰騰梁歷史的研究，必須科學地辨析史料記載，結合考古調查成果，予以客觀認識。綜此，可以將灰騰樑上曾經發生的、有史可循的歷史大事和本次長城調查的重要考古發現，概括為以下四個要點：西漢武要北原長城要塞、北魏皇帝巡幸陰山駐蹕之所、遼朝興宗河曲之戰集結大軍之地、大蒙古國窩闊台汗征金九十九泉行營。
關於灰騰梁和九十九泉歷史上名稱的演變，大致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時間段：關於灰騰梁和九十九泉的最早史料記載，見於《魏書》，灰騰梁被稱作武要北原，其上眾多的湖泊被稱作九十九泉，西漢長城牆體沿線的烽燧亭障被稱作石亭；此後，九十九泉之名一直沿用了下來，在《遼史》、《元史》中均有記載，泛指灰騰梁及其上眾多的湖泊；由於1231年大蒙古國窩闊台汗的駐蹕，並大會諸侯王，商議攻金作戰計畫，灰騰梁開始被稱作“官山”；到明代，灰騰梁的官山之名得到官方正史的正式確認，九十九泉按照蒙古人的習慣稱作九十九個海子；清代《大清一統志》“正紅旗察哈爾”條稱九十九泉為九十九泉泊，並記“在旗西北五十里，蒙古伊倫伊孫泊”，“伊倫伊孫”為蒙古語九十九的音譯；今天，仍保留了九十九泉的名稱，灰騰梁則是蒙古語和漢語組成的複合詞，意為“寒冷的山樑”。當然，為了使灰騰梁的名字更顯文雅，現在流行使用蒙古語“寒冷的山樑”的音譯“輝騰錫勒”，地方政府以“輝騰錫勒草原”為品牌打造旅遊觀光勝地。
【作者簡介】張文平，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員。
（本文原刊於內蒙古社科院歷史所 編《朔方論叢》第五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6年）
高旺：《內蒙古長城史話》，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9頁。
李興盛、郝利平：《烏盟卓資縣戰國趙長城調查》，《內蒙古文物考古》1994年第2期。
李逸友：《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北齊】魏收：《魏書·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另，本文所引用二十四史資料，均出自中華書局點校本，不再明注；《資治通鑑》的引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縮印本。
李逸友：《北魏九十九泉御苑遺址》，《內蒙古文物考古》1998年第1期。
段清波：《陝西戰國秦長城調查與研究》，《中國文物科學研究》2012年第3期。
《說文解字》釋“造”：“造，就也。”“造”亦有製造、製作等含義，但《魏書》中關於“建造”意思的表述，多用“起”、“築”、“建”等名詞，而不見用“造”者。《魏書·太祖紀》中，道武帝拓跋珪在天賜三年（406年） “二月乙亥，幸代園山，建五石亭。”這裡的“建”，即建造之意；這裡的“石亭”，應當是指供皇帝休憩的涼亭一類建築。
【北齊】魏收：《魏書·太祖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北齊】魏收：《魏書·太宗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魏書· 外戚列傳·賀訥》：“（慕容）垂遣子麟討之，敗染乾於牛都，破訥於赤城。”
據《魏書·太祖紀》，道武帝遷都平城的次年，曾在平城東北的白登山以西一帶建立鹿苑，“以所獲高車眾起鹿苑，南因台陰，北距長城，東包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403年），又建造了犲山離宮。如果以九十九泉作為御苑，是不可能沒有明確記載的。
李興盛：《內蒙古卓資縣三道營古城調查》，《考古》1992年第5期。
【東漢】班固：《漢書》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陳夢家：《漢簡所見居延邊塞與防禦組織》，《考古學報》1964年第1期。如，張掖郡居延都尉府之下有甲渠塞，甲渠塞的最高軍事長官為甲渠候官。據實地調查，甲渠塞管轄的長城長達50公里。
李逸友：《內蒙古史跡從考》，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內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
孟克巴雅爾：《九十九泉》，內蒙古師範大學中國少數民族史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孟克巴雅爾：《歷史上的九十九泉》，中國蒙古史學會編：《蒙古史研究》第十輯，內蒙古大學出版社，2010年；、；《九十九泉與匈奴文化》，《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S1期；、：《從旅遊開發角度看九十九泉與鮮卑文化》，《內蒙古科技與經濟》2013年第8期。
《遼史· 地理志五》西京道：“豐州，……太祖神冊五年攻下，更名應天軍，復為州。有大鹽濼、九十九泉、沒越濼、古磧口、青冢，即王昭君墓，兵事屬西南面招討司。”
《遼史· 興宗本紀二》重熙十三年九月：“壬申，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皇太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西征。”
《遼史· 世宗本紀五》天祿五年:“是夏，清暑百泉嶺。九月庚申朔，自將南伐。壬戌，次歸化州祥古山。癸亥，祭讓國皇帝於行宮。群臣皆醉，察割反，帝遇弒，年三十四。”
《資治通鑑·後周紀一》“太祖廣順元年（951年）九月”條：“九月，北漢主遣招討使李存環將兵自團柏入寇。契丹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諸部皆不欲南寇，契丹主強之。癸亥，行至新州之火神淀，燕王述軋及偉王之子太寧王漚僧作亂，弒契丹主而立述軋。”
《金史· 地理志上》西京路大同府：“宣寧，遼德州昭聖軍宣德縣，大定八年更名。有官山、彌陀山、石綠山，產碾玉砂。”
[瑞典]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 第209頁。
[瑞典]多桑著、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上冊），第211頁。
葉新民、齊木德道爾吉編著:《元上都研究資料選編》，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頁。
參見周松：《明初察罕淖爾衛置廢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9年第2輯。
陳得芝：《元嶺北行省諸驛道考》，《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參見周松：《明與北元對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東勝衛變遷》，《史學月刊》2007年第5期
張文生、曹永年：《隋煬帝所幸啟民可汗牙帳今地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8年第3期；李嶺：《隋煬帝巡幸灰騰梁的原因與規模》，《集寧師專學報》2010年第2期。
王光照：《隋煬帝大業三年北巡突厥簡論》，《安徽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
《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八月壬午，車駕發榆林。乙酉，啟民飾廬清道，以候乘輿。帝幸其帳，啟民奉觴上壽，宴賜極厚。”《隋書·突厥傳》：“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啟民所居。”
《大清一統志》關於九十九泉的記載，轉引自李逸友《內蒙古史跡叢考》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