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籍記載
清渭樓始建的朝代和始建者,鹹陽各種志書中的記載略有不同:
其一,清順治九年(1652)鹹陽知縣江山秀纂修的《鹹陽縣誌》(簡稱《江志》)“古蹟”卷記載:清渭樓為“建安黃公所建”。
其二,清乾隆十六年(1751)鹹陽知縣臧應桐纂修的《鹹陽縣誌》(簡稱《臧志》)載為“唐建安黃公建”。在“建安”之前添了一個“唐”字。
其三,民國二十一年(1932)鹹陽縣長劉安國監修的《重修鹹陽縣誌》(簡稱《劉志》)載為“唐建安黃孝先建”。“黃公”變成了“
黃孝先”。
其四,民國三十八年(1949)編寫的《鹹陽縣誌》(簡稱《民志》)載為“宋黃孝先建”。“唐”變成了“宋”。
經查:《
中國人名大辭典》《
全宋詩》和《
宋詩紀事》都明確記載黃孝先是宋代人,並在鹹陽作過知縣。在宋代以前所有涉及鹹陽內容的圖志中,都沒有出現過“清渭樓”這個名稱。清渭樓的第一次出現,是在宋代宋敏求所撰《長安志》中的《鹹陽古蹟圖》上;嗣後,又先後出現在明萬曆十九年(1591)張應詔所撰《鹹陽縣新志》(簡稱《張志》)中繪製的《鹹陽縣城圖》和《江志》中所繪的《鹹陽城圖》上。由此可見,《民志》的表述洵為可信,即清渭樓系宋代黃孝先所始建。
那么,志書中出現的“建安”一詞又作何解釋?據多種辭書記載,黃孝先確是福建浦城縣人。而浦城縣,從東漢末年正式立縣稱漢興,到三國時改稱吳興,再到唐時正式定名浦城,一直為建安郡所轄。從宋到明、清,浦城縣雖先後屬建州、建寧府管轄,但建州、建寧府均為原先的建安郡所升。可見,“建安”一詞是郡名;因而在“黃公”或“黃孝先”名前貫以“建安”,亦在情理之中:黃孝先既可以說是浦城人,也可以說是建安人。
至於《臧志》中為什麼會在“建安黃孝先”前添加一個“唐”字,便純系應桐之誤了。因《江志》在“藝文”卷援引的大量作品中,黃孝先的詩作被夾排在了唐代詩人作品的中間;這樣,應桐修志參考《江志》時,便將黃孝先當成了唐代人。當然,“黃公”和“黃孝先”也本是同一人;“公”者,乃是對人一般的敬稱。
創建者黃孝先
有關黃孝先的身世履歷,在明弘治四年(1491)黃仲昭纂修的《八閩通志》第六十四卷、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金 、鄭開極纂修的《福建通志》第四十七卷、康熙三十二年(1693)版《建寧府志》第三十二卷和光緒二十六年(1900)編纂的《續修浦城縣誌》第二十一卷中,都記載得甚為具體,唯獨對其生卒之年和在各地為官的具體時間語焉不詳。
黃孝先,字子思,宋代詩人,出身福建浦城縣的名門望族。據宋代一些文人的筆記和有關史料推斷,大約出生於鹹平六年(1003)。天聖二年(1024)進士,授官蘄州廣濟尉;明道年間(1032~1033),改任宿州司理;景祐二年~四年(1035~1037),知京兆府鹹陽縣;寶元元年(1038),後移知漢州綿竹縣;改殿中丞,再知孟州濟源縣;改太常博士,通判石州,卒於任上。贈大中大夫、職方郎中。
黃孝先為官一生,剛直不阿,愛民如子,眾口皆碑。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孝先既是一位智者,更是一位仁者。他任宿州司理時,當地有一個專門打竊世家大族的李姓盜賊,被人殺死在半路上。其子李婆兒懷疑是同黨所為,想去告狀。同黨之人便引誘婆兒一起去打竊,得財倍與之,婆兒不復言。後來東窗事發,這幫盜賊卻指稱是婆兒所為。孝先曰:“婆兒孱甚,烏能劫?”稟報給太守後,太守不但不聽,反而怒斥孝先;孝先不畏權勢,對曰:“獄官可殺,獄事不可移也!”不久,新太守董儲到任後,便按孝先的意見,對婆兒作出了公正判決。那時,孝先在宿州昭雪了很多冤案,死罪改判的有16人。因其有治獄才能,後被監司吳遵路與太守董儲合薦,升為大理寺丞。孝先知鹹陽縣時,回鶻使團去京都汴梁朝貢路過鹹陽時,一名使者不幸歿於中途,被人草草地埋葬在路邊。孝先知道後非常生氣,他說:“異邦鄉化,既不幸中道歿,又使暴露,豈朝廷懷遠意哉?”於是為之封冢表識。待回鶻使還,過其側,無不為孝先的寬仁厚愛而感動流涕。孝先知綿竹縣時,遇上趙元昊反叛,西邊用兵在亟,朝廷遂下令增加蜀中稅收。孝先實情實稟,曰:“歲飢,行此則民益病矣。”朝廷遂採納了他的建議。正因為如此,蘇軾後來才高度地評價孝先“為吏有異才”。
黃孝先一生刻苦勤奮,筆耕不輟,一邊作官從政,一邊寫詩習文;到了慶曆、皇 年間(1041~1053),已是號稱能寫詩文的人。人們都知道閩人黃子思的詩名,背誦他的詩時,每當得到佳句妙語,總要反覆體會多次,從中理解深刻的含義。故而蘇軾在評其詩時,才將他與韋應物、柳宗元相比,指出他的詩具有司空圖所說的“美在鹹、酸之外”的特色,正“可以一唱而三嘆也”。以《孤雁》詩為例:孝先在鹹陽任官時,縣署後面渭河的島嶼中,連年秋天都有一隻孤雁棲息在蘆葦叢中。可是這一年入冬都好長時間了,還不見它飛來。孝先心想:是在返回的路上被人用箭射死了,還是飛到了別的地方,都無法知道;於是,感慨萬千,題詩亭壁:
天寒霜落雁來棲,歲晚川空雁不歸。
江海一身多少事,清風明月我沾衣。
詩中對孤雁哀憐的描寫,有如行雲流水般的自然,既表現了高人雅士的風致,又反映出詩人尊重生命的天道精神。後來,往來於鹹陽的文人士大夫們,凡是看到亭壁上這首詩的,都為之傾倒;以至四十五年後的元豐五年(1082),鹹陽縣令劉君倩還喜愛得叫人把它刻在石碑上,置於縣署,供人誦讀。
黃孝先交遊亦廣。他與後來官至宰相的宋庠(996~1066)、樞密副使胡宿(996~1067)以及蘇軾的伯父蘇渙(1001~1062),都是同榜進士。孝先進京作官時,胡宿曾寫詩相送:“高門真偉器,正始得遺風”;“銀鉤專墨妙,犀柄擅談叢。”(《送黃孝先》)前兩句是說孝先出身顯貴,必成大器;後兩句是稱讚孝先書法精妙,談吐清雅。宰相王安石(1021~1086)也有寫給孝先的兩首送別詩:“送君強成歌,陟岵翻感激”(《送子思兄參惠州軍事》) ,“趨府折腰嗟踽踽,聽泉分手惜匆匆”(《奉寄子思以代別》),表現了忘年好友之間依依惜別的深厚情誼。王安石還在寫給宰相王欽若(962~1025)之子的詩中講:“喜君才俊能從我,力學何妨和子思”(《酬王太祝》)。由於孝先與其弟孝恭(字子溫)皆雅善詩,故為宰相宋庠所嘉賞;甚或孝恭在失官後,盡作些極於哀麗的詩歌之時,宋庠還專門給他寫詩予以勸慰。
作為文人的黃孝先,對社會地位卑微的弱者,特別是女性,也給予了許多的同情和關照。宿州營妓張玉姐,字溫卿,色技冠一時,見者皆屬意。明道年間(1032~1033),孝先為宿州司理時,對她特別尊重。兩年後,溫卿亡,才十九歲,孝先為她寫了祭詩:“人生第一莫多情,眼看仙花結不成。為報兩京才子道,好將詩句哭溫卿。”(《吊宿州妓張溫卿》)在此之前,孝先還有一個他非常愛憐的女子宜歌,不幸客死舟中,遺言將她葬於堤下,希望孝先將來過此時,能得一見,以告慰她的孤魂。孝先不僅依從了她,而且還寫詩放進棺中,言道:“恩同花上露,留得不多時。”後來,宜歌和溫卿都葬在了宿州的柳市之東。這兩首悼亡詩,寫得深情款款、催人淚下,詩人的人道主義情懷感人至深。
始建背景
黃孝先之所以會建造清渭樓,從原因上大致可以作這樣一些分析:
首先是
黃孝先的詩人氣質和對山水自然的情有獨鐘,奠定了他修建清渭樓的思想基礎。黃孝先是宋代文學家、“西崑體”詩派倡導者、《冊府元龜》總纂楊億的親外甥,嗜學能文,深得楊億的喜愛。由於從小受到文學藝術方面的良好薰陶,造就了他後來成為宋代的著名詩人。孝先22歲進士及第之後,在幾十年的為官生涯中,寫了大量詩文,著有《黃通判詩文集》二十卷。熙寧四年(1071),蘇軾親自為該詩集作序,這就是在中國文學史上影響頗為深遠的著名散文《書黃子思詩集後》。像黃孝先這樣一位既有誠篤品行和高尚志趣又德才兼備的文人雅士,必定嚮往與寧靜恬美的山川融為一體,與廣袤無垠的天地合而為一,以達到精神上的自由與永恆;而亭台樓閣,自然也就成了寄託他的這種人生哲學和審美情趣的載體。
其次,重文輕武的大氣候,為清渭樓的創建提供了社會環境。史家陳寅恪先生有過論斷:“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年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鄧廣銘<宋史職官志考證>序》)黃孝先所處的北宋初年,剛走出五代低谷,出現了一個向上崛起的反彈,從而形成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總體跌落中的局部上升之勢。這時的開國皇帝出於統治需要而制定的抑武揚文的基本國策,在客觀上極大地促進了文化事業的全面繁榮;對文人士大夫來講,無論是在物質還是在精神上,都堪稱是如魚得水的時代。據宋代史料記載:當時吏治疏緩,守令優閒,許多出任地方長官的大臣都不致力於民瘼國計的料理。比如宰相張齊賢,退休回洛陽後,得唐代宰相裴度的午橋莊,鑿渠通流,栽花植竹,每日與故舊乘小車攜觴游釣,倜儻任情地享受著曠適的意趣。就連名重一時的集賢殿大學士寇 ,也是“所至終日游宴,則以所愛伶人或付富室,輒厚有得。”至於“建亭台,邀賓客,攜屬吏以登臨玩賞,車騎絡繹,歌吹喧闐”,更是隨處可見。那時候,許多地方都在大興土木,建造亭台樓閣已成為一種時尚。蘇州的滄浪亭,始建於慶曆年間(1041~1048);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重修於慶曆五年(1045);山東渤海岸邊的蓬萊閣,始建於元 六年(1061),大體都在這個時期。當時形成的這種社會風氣,自然從客觀上為黃孝先修建清渭樓創造了有利條件。
再次,鹹陽的地理條件和黃孝先的個人身份,為建清渭樓提供了現實的可能。在古代,觀景、賞景的亭台樓閣也是文人雅士們匯聚之所,往往都建在自然風光絕佳之處,或建在南來北往的交通要衝之上。因其造型美觀,所以它們本身也就成了這些地方的重要景點。而當時的鹹陽縣城,雖然遠離京都汴梁,但北依畢原,南臨渭河,風景非常美麗;又因這裡是絲綢之路的第一要津,人流如織,仍顯出一派繁華景象。在這裡擇古渡一隅,自然是建樓的理想場所。況且,當時作為知縣的黃孝先,有職有權,鳩工庀料也並不作難,實現自己建樓的願望已是水到渠成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黃孝先選取“清渭”二字作樓名,可謂匠心獨具。“清渭”二字,不僅清新優雅,而且耐人尋味。這兩個字,唐宋詩人在寫鹹陽的詩詞中運用的頻率相當高。比如:
蘇 :侍蹕浮清渭,揚 降紫泥。
盧照鄰:草變黃山曲,花飛清渭流。
王 灣:竹繞清渭濱,泉流白渠口。
賈 島:遠山秦木上,清渭漢陵前。
白居易:靜讀古人書,閒釣清渭濱。
權德輿:日暮駐征策,愛茲清渭流。
冷朝陽:晚來清渭上,一似楚江邊。
沈 期:寶馬香車清渭濱,紅桃碧柳禊堂春。
杜 甫: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趙 嘏:憑高滿眼送清渭,去傍故山山下流。
劉 :鳥鼠流清渭,岍岐導眾山。
蘇 轍:名園失綠暗,清渭泛紅鮮。
寇 :舊業遙清渭,沉思忽自驚。
陸 游:散關摩雲俯賊壘,清渭如帶陳軍容。
據粗略統計,在寫鹹陽的詩人中,唐代有十一位、宋代有九位都提到“渭河是清的”;僅杜甫的詩中,就七次提到“清渭”。想必渭水在古代確實清澈宜人,也因之才造就了鹹陽古渡的優美景色。 以“清渭”名樓,既是對現實的歌頌,同時又寄託著人們美好的嚮往。至於渭水的變濁,顯然是後來的事了,是包括森林被毀、植被破壞、水土流失等諸多大自然的因素使然。清末學者譚嗣同還多次對渭河做過仔細觀察,認為渭水的清濁會隨著季節時序而改變,即冬春清澄、夏秋渾濁。(《石菊影廬筆識·涇渭清濁》)
歷史變遷
據《續修浦城縣誌》載:黃孝先當初知鹹陽縣期間,其長子好謙(字幾道)隨其側,時年15歲。又知好謙歿於知潁州未赴之時,享年66歲;從他的好友蘇軾當時為他所作的祭文中知道,這一年是元 二年(1087)。由此便可推知:好謙生於乾興年間(1022),而孝先知鹹陽縣時,是在景 二年(1035)。另據上書所記:孝先在鹹陽任職時,曾有去京都開封朝貢的回鶻使團路過鹹陽;而此後不久,孝先三年任期屆滿,便被移知漢州綿竹縣。查《宋史》得知:回鶻“自天聖至景 四年,入貢者五”;而這五次分別是在天聖二年、三年、七年、九年和景 四年。顯然,只有景四年(1037)的這一次朝貢,是在孝先知鹹陽縣時。綜上所述,清渭樓的建造時間,應在景 二年~四年(1035~1037)孝先任鹹陽知縣的三年中。
鹹陽縣城從唐武德六年(623)定位於今渭城區的任家嘴附近之後,一直比較穩定;宋、金、元三代的縣治,均在此處。所以,宋代黃孝先始建的清渭樓自然是在這裡。其具體位置,從宋代宋敏求《長安志》所繪的《鹹陽古蹟圖》上看得很清楚:渭河從“鹹陽縣門”南邊流過,而清渭樓就在渭河南岸。《長安志》撰於熙寧九年(1076),是清渭樓建成以後的四十年;當朝人記當朝景,應該說是沒有疑義的。
元朝末年,戰火頻仍,鹹陽縣城被毀,清渭樓亦隨之無存。
明初洪武二年(1369),新任的鹹陽縣丞孔文郁寄居於廢城區內(今渭城區東耳村)的村民家中,同時在距廢城以西四公里的渭河北岸 (今老城區)修築新縣城。縣治於洪武四年(1371)始遷新址之後,清渭樓又被重建。從明代《張志》中所繪《鹹陽縣城圖》上標示的位置看,這一次仍舊建在了渭河南岸,其具體位置在河南街的“渭陽古渡”渡口邊上。後來的多部鹹陽縣誌,都記載了這一史實:《江志》記為“清渭樓(原)在縣河南街南門外”;《臧志》記為“清渭樓在渭河之南”。
到了清乾隆十四年(1749)縣城再次重修時,清渭樓才最後遷建到東門外的鹹陽古渡岸邊;這在民國時期的《劉志》和《民志》中,都有同樣的記載,即:“清渭樓,舊志在渭南,今在治城東門外。”
宋代始建的清渭樓,歷經近千年的風雨滄桑,迭有興廢,儘管樓址多次移位,後來的面目已非當初,但它卻一直跟隨著鹹陽縣城走,跟隨著鹹陽古渡走,始終矗立在渭河岸邊。在日本學者足立喜六1906~1910年來陝考察文物古蹟時拍攝的和陝西南鄭籍學者安漢1932年拍攝的“鹹陽古渡”照片上,鹹陽東門外的清渭樓一目了然。抗日戰爭時期,因鹹陽古渡運輸繁盛,清渭樓為渡船管理部門使用;據河南街的老船工宋仁德回憶,當時一樓的門楣之上還掛有一塊黑底金字的“清渭樓”門匾。新中國成立前後,清渭樓一直為船業公會駐地;1954年,曾為黃河水利委員會鹹陽水文站辦公之地。再後來,隨著渭河公路大橋的建成通車,鹹陽古渡日見式微,清渭樓遂以公產作為住宅而得以保存下來。當時,樓前設有精雕的木欄桿、木格門;還有三間後殿,殿內繪有三國故事壁畫。1992年2月,鹹陽市人民政府將清渭樓列為歷史文化名城重點單位立碑保護。1998年渭陽東路拓寬之前,人們能在東明街口渭河岸邊看到的龍王廟西側的那座三間兩層樓,便是歷史上清渭樓的最後身影。
吟詠詩歌
樓因詩而名,詩因樓而傳;詩與樓相映成輝,相得益彰。清渭樓其所以能流傳千古,與歷朝歷代的文人對它的吟詠是分不開的。
宋代黃孝先建成清渭樓後,登臨一覽,南眺終南翠嶂,北望畢原列冢,渭水流經腳下,古渡近在眼前,於是便心潮難平地寫下了為後人反覆吟誦的名詩《留題清渭樓》:
黃翁愛山不知休,每日不下清渭樓。
為官落得官下隱,愛山不得山中游。
朝看暮看山更好,古人今人空自老。
天生定分不可移,白雲悠悠寄懷抱。
這首登樓抒懷詩,充分表達出一個愛山的仁者曠達而無往不樂的人生態度。在寫法上,體現了宋詩美不在容光而在意態、味不重肥膿而重雋永的特點,很有代表性。北宋崇寧五年(1106),吳修 任鹹陽縣主簿時,對此詩作了“格高趣深,飄若來從天外”的極高評價;他還請當時擅長行書的書法家束長孺大書入石。這就是《劉志》中有著準確記載的歷史上有名的“宋黃孝先詩碑”。黃公詩著名的程度,到了大凡知道清渭樓的人,便一般都能隨口吟出此詩的前四句。
宋黃孝先以降,歷代在鹹為官者及文人學士,附麗風雅,迎來送往,常於清渭樓上賞景酬唱,留下了許多詠詩。清渭樓修成八十三年後,已是北宋末年的宣和元年(1119),官陝州儀曹掾的蘇轍之孫蘇籀(1091~1163),被陝西轉運副使任諒薦入漕幕,得以與好友鹹陽縣令、詩人何子應(名麒)、陳叔易等遊覽清渭樓。蘇籀的母親黃氏,乃龍圖公黃 (字師是)之女、黃孝先之曾孫女。一聽說清渭樓為其母之先祖所建,蘇籀很是喜出望外。鹹陽縣令請求他們為清渭樓寫詩,蘇籀便和何子應韻,寫了一首七言長詩,描寫登樓所見:
鹹陽宮殿無尺瓦,直抵南山是禾稼。
山巔冠闕總成塵,清渭東流無晝夜。
昔時此水貫宮垣,今日淪漣縣樓下。
無復秦娥洗妝水,時有村童飲牛馬。
秋波泠泠泛紅葉,春天波盪桃花節。
當時還不到30歲的蘇籀,正值倜儻風流之年,來到富庶的關中作官,公務比較輕閒,心情本該不錯;可是,此時的趙宋王朝因黨爭頻繁,元氣大喪,政權土崩瓦解之勢已顯,所以蘇籀也在詩中留下了“天下書生”對故國的哀思和對興亡的無限慨嘆:
何侯精采如琳琅,攜詩揖我謂我臧。
我今為子登樓賦,書版一諷悲興亡。
清順治十七年(1660),江蘇太興舉人黃中璜(字筠圃)任鹹陽知縣,見邑中古蹟“至今猶存”,遂“俯仰憑弔,不勝低徊,簿書之暇,按籍闋韻,率成數首”,其中很有名的便是《登清渭樓二首》:
其一
極目煙霞里,相迎樹色叢。
漢宮春草茂,秦壘暮雲蒙。
群峙 山秀,長流渭水雄。
臨風頻悵悵,寄慨有餘衷。
其二
三秦多勝跡,一望眼難空。
月冷孤遺冢,雲寒蔽舊酆。
村連遠樹碧,雁帶落霞紅。
俯首憐清渭,潺湲水自東。
中璜博學多才,任職期間,省刑慎罰,崇儒蘇困,政聲蜚然,還著有《吾餘草詩集》二卷。任職三年後,到了康熙二年(1663)中璜主持重修鹹陽縣誌時,他便將自己的這兩首清渭樓詩收進了“藝文”卷中。至今讀來,仍覺膾炙人口;正如他當年所說:後之覽是志者,“邑中名勝恍於幾席間得之矣。”
據鹹陽縣誌所錄,清代詩人白綸至遲作於康熙年間的“渭陽十勝”詩,其中有一首《雪洲棲雁》:
紛紛塞雁雪洲前,冷落高樓望遠天。
夜靜不知明月上,紅顏錦字幾千篇。
雪洲,指的是鹹陽縣東門外渭河中的沙嶼。傍晚時分,登高能遠遠望見盤旋在雪洲上下的南飛雁群的,當是渡口旁的清渭樓了。
同治十二年(1873)的江蘇儀征舉人、官戶部主事的嚴玉森(1838~1901,字鹿溪,號虛閣),在鹹陽也寫過一首《登清渭樓》的詩:
天風海水一舷中,野服山蔬萬象空。
涇渭雙流涵鏡閣,漢唐千樹送花驄。
關西客淚霜堆鬢,笛里江南雪滿篷。
更憶真州東去路,新城十里小桃紅。
詩中寫他登上傍城而立、臨渭而顯的清渭樓,俯瞰渭河中的小船、古道上的行人,聽到舟中傳來悠揚的笛聲,不禁想起江南故鄉的美景來。玉森的家鄉在宋時名真州,清雍正元年(1723)才改名儀征縣的。作為詩人的玉森,有《虛閣遺稿》六卷傳世。
清代還有一位葛裕文,生平不詳,曾寫過一首《鹹陽古渡口占》:
飛渡秦川一葉舟,鄉心感觸白烏頭。
西風獵獵鹹原草,暮雨瀟瀟清渭樓。
九井橫當三輔路,六岡遙接五陵秋。
幾回立馬空追想,煙樹迎人暫小留。
詩中寫他在一個雨天的傍晚,乘舟過渭來到渡口,是煙霧籠罩的樹木迎接了他,使他暫時留在了鹹陽。其中描寫暮雨中清渭樓的頷聯,已成為流傳的名句。
歷史上歌詠清渭樓的詩篇有幸能流傳至今,自然是古都鹹陽的一份寶貴歷史文化遺產,是值得珍視和利用的。
重建意義
恢復清渭樓,建設秦峰美術館,並將美術館與清渭樓融為一體,是中共鹹陽市委、市政府為提升鹹陽歷史文化名城品位,弘揚優秀文化藝術,促進鹹陽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促進文化產業發展,建設美麗和諧新鹹陽的重要舉措和英明決策,也是廣大人民民眾的共同意願。
除了清渭樓外,鹹陽歷史上還曾有過秦樓、城樓、齊雲樓、井 樓、寶釵樓、貞女樓、公子樓、顯茂樓、呂祖樓、北寺樓等等,正如唐崔顥詩中所描繪的“萬戶樓台臨渭水,五陵花柳滿秦川”。遺憾的是,這些樓都沒有留存下來。唯獨清渭樓特殊,不但有文字記載和詠詩,而且有建築遺蹟,因之知名度最高。究其主要原因,無外乎以下幾條:
第一,清渭樓始建時的起點高。督建者黃孝先是知縣,建樓雖屬官方行為,但順應了時勢,深得民心。而況黃孝先又是詩人,文化素養深厚,他將自己的思想、精神都寄寓到清渭樓上,使它成了歷代文人雅士嚮往和聚集的地方。
第二,清渭樓的建造位置比較優越。不管它的樓址在歷代怎樣變遷,始終都是建在鹹陽古渡附近,這樣就豐富了鹹陽古渡的人文景觀,並與渭河南北的自然環境融為一體,成了鹹陽古渡過往行旅心中抹不掉的記憶。
第三,清渭樓具有豐富的文化內涵。樓台文化是鹹陽歷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清渭樓又是傳承樓台文化的有效載體。千百年來,巍然屹立於渭河岸邊、渡口之旁的清渭樓,是世事興衰、朝代更替的歷史見證,其所以能留存下來,證明了它在人們心中影響的深遠。而且,即便是毀了也要重建,哪怕是幾毀幾建,這不但體現了民族的一種凝聚力,也體現了一種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
漢代思想家王充說過:“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論衡·謝短》)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清渭樓產生過其他建築物難以替代的作用。歷史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盛世年代,我們不能叫清渭樓在我們這一代人手裡消失;我們完全有責任將這一古蹟復修起來,並使之延續下去。如果能將清渭樓作為歷史文化名城的一個標誌性建築,重現於鹹陽古渡渡口,不僅能繼承和光大鹹陽悠久綿長的歷史文化,而且能更加豐富鹹陽古渡的景觀,促進鹹陽旅遊產業的發展。
鹹陽有清渭樓,一市之徽也;猶如北京有天安門,一國之徽也。幸喜的是,2001年2 月,中共鹹陽市委、鹹陽市人民政府作出了在原址重建清渭樓的決定,並委託西北建築設計院由該院總建築師、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工程建築設計大師張錦秋擔綱設計:樓高51米,主樓為8層,仿宋建築,斗拱飛檐,菱花隔扇,風格柔和而絢麗。該工程投資5500多萬元,2004年10月已開工建設。人們正翹首以待,相信要不了多久,可以與江南三大名樓滕王閣、黃鶴樓、岳陽樓媲美的清渭樓,一定會以它瑰偉絕特的雄姿重現於世。
重建情況
恢復清渭樓,建設秦峰美術館是在中共陝西省委、省政府,中共鹹陽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支持下,由“中華愛國企業家”、“中國十大社會公益人物”、“全球秦商十佳領軍人物”、“陝西改革傑出人物”、著名收藏家郭峰先生投入巨資,將恢復歷史名樓清渭樓與建設秦峰美術館融為一體,按照國際一流標準建成了目前西部最大民辦公益性美術館。從而使清渭樓這座歷史名樓重現千年風華,巍然屹立於渭水之畔。
已經建成的清渭樓·秦峰美術館地處西鹹國際化大都市核心區域、中華第一帝都、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鹹陽市中心地帶,屹立於渭水之畔,東臨涇渭交匯,南望“太白積雪”,西聯絲路古道,北依空港新城、秦漢新城。占地約31畝,建築面積為24000平方米,建築高度51米,地下一層、地上九層,樓基東西長106米、南北長89米,成為千年帝都鹹陽的標誌性建築和城市名片。
清渭樓·秦峰美術館是一座集藝術品收藏、展覽、研究、交流、教育為一體的大型綜合性美術館,是目前陝西乃至西部地區最大的民辦公益性美術館。其主體建築為明清風格,樓體彩繪全部採用礦物質原料繪製而成,斗拱飛檐、雕樑畫棟、氣勢磅礴。
清渭樓·秦峰美術館主館共十層,負一層至三層為藏品展廳,四層至十層為接待、學術交流、辦公區域。美術館藏品豐富,收藏有歷代書畫精品萬餘件和青銅器、瓷器、玉器等各類藝術品。秦峰美術館的展廳格局、光源設計、恆溫恆濕、消防報警、安防監控系統等設施均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館內設有中國古代書畫展覽廳,收藏有沈周、“江南四大才子”(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徐禎卿)、八大山人、“清初四王”(王時敏、王鑑、王翬、王原祁)等古代名家的國寶大作。中國近現代書畫展覽廳,收藏有齊白石、張大千、黃賓虹、傅抱石、高劍父、徐悲鴻、吳冠中、張善子、石魯、趙望雲、何海霞、黃胄、李可染、弘一法師和“金陵四家”(錢松嵒、亞明、宋文治、魏紫熙)等國畫大師的佳作;中國當代書畫展覽廳,收藏有黃永玉、白庚延、張仃、崔子范、婁師白、劉大為、范曾、楊曉陽、馮遠、孫其峰、霍春陽、王明明、王西京、劉文西、賈又福、方增先、王子武、何家英、任重、吳山明、杜滋齡、馮大中、王申勇、趙振川、方鄂秦、李冰奇、於志學、范揚、楊力舟、陳永鏘、秘修斌、許欽松、馬海方、蕭瀚、周尊聖等著名藝術家的精品力作;館內還設有中國近現代國畫大師、嶺南巨匠“趙少昂藝術展廳”及中國當代具有代表性的三十位著名藝術家的個人藝術展廳,特別是館藏的1500餘幅趙少昂大師作品更是彌足珍貴。清渭樓·秦峰美術館是古、今書畫藝術作品展覽、拍賣和學術交流研討的殿堂,是中外收藏家尋寶、展示珍藏的理想之地。
在古都鹹陽這片歷史厚重、文化輝煌的土地上,清渭樓·秦峰美術館這艘文化航母必將成為陝西乃至中國西部文化藝術領域對外交流、宣傳、合作的嶄新名片;必將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一顆璀璨的文化明珠;為實現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實現偉大的“中國夢”做出新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