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環境差異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影響研究

內容簡介

法與金融學是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興起的一門由金融學和法學交叉而形成的新興科學，是法律制度經濟學在金融領域的具體套用，屬於法律制度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分支學科。金融學實際問題研究的本質離不開價值的本源，金融活動產生的價值具有顯著的時間特性，而未來的金融價值則充滿了不確定性，那么如何把人的金融交易活動規則轉變為不同的未來隨機事件則是現實世界中金融學必須研究的問題。顯然，新古典經濟學在金融學研究的運用中並沒有完全化解這個命題，也就是說新古典經濟學在研究金融價值的過程中，忽略了金融活動權利與義務配置的重要性，缺失現實生活中政府監管與執法及其法院對金融有機體的動態“療養”，沒有從本質上剖析金融活動的有機演化機制。然而，法與金融學的研究範式則聚焦了金融活動主體的行為與目的，關注制度在金融有機體的一系列功能，例如對誠實、信用、審慎、透明的激勵機制設計；對投機、欺詐、暴力、脅迫的約束機制設計等。這些制度的功能比較貼近理想的金融研究與現實的金融世界，因此通過制度與金融的耦合研究，能夠使我們更加科學地探索金融生態的治理機制。

法治化道路是西方已開發國家證券市場繁榮發展的共同經驗。著名學者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曾經指出“法律在創造社會財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蓬勃發展，現代西方產權理論體系的形成逐步深化了“法律影響金融發展”的理念，認可了法律在推動社會證券市場發展以及相關利益和諧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西方主流觀點認為，成熟的制度安排可以提供穩定的、可預測的產權保護，確保全全的、順暢的產權交易，營造科學的、高效的政府監管，為金融活動的所有利益相關者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實現市場資源要素的最佳化配置。證券市場的發展本質上是一系列金融契約的集合，該特點決定了證券市場的發展比任何其他商品市場更加依賴於法治，因此，證券市場被譽為“制度密集型”或“法律密集型”市場。值得關注的是，針對法制環境與證券市場發展的關係問題，學術界也提出了部分質疑。比如，中國的證券市場在法律制度不完善、弱產權法律保護、契約實施不力和政府干預盛行的情況下，利用20多年的時間迅速成為無論從總市值和募集資金規模，還是交易活躍程度都走在世界前列的主要市場，跨越了西方已開發國家幾百年的歷程。面對法律與證券市場發展領域的“中國之謎”，我們不禁會問，難道證券市場改革取得的“中國奇蹟”真是“人治”主導而非“法治”掌舵的結果嗎？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四中全會的依法治國落實到證券市場，其核心就是依法治市。對於我國證券市場，良好的法制環境既是修正和規範市場秩序的需要，也是打擊投機主義、保護市場投資者利益的需要。顯然，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並不是我國第1個法制建設的高潮，但確實開啟了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重大問題的進程。回顧中國法制建設，從1954年我國第1部《憲法》的正式頒發，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我國依法治國歷史進程的起點，再到當前“依法治國”主題的國家戰略方針，法制伴隨著我們國家發展的每個階段。待我們認真地剖析中國證券市場的發展歷程之後，法律與證券市場發展領域的“中國之謎”將不再令人費解。

法律環境差異對中國證券市場發展的影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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