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越是我國著名的信息與通信系統專家。1932 年出生於江蘇丹陽，1956 年畢業於中國人民解放軍通信工程學院的雷達工程系，留蘇未成。1957 年分配到西安國營786廠設計所工作，參與了中國第一台火控雷達的研製，之後一生從事火控雷達的研究工作。他是中國火控雷達事業發展的見證人。1991 年王越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94 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並參與中國工程院的創建，是為數不多的兩院院士之一。本書力圖還原王越的學習、科研與教學經歷，對王越在我國火控雷達發展史上以及信息安全與對抗理論發展史上的學術地位和貢獻作了較為清晰的闡述，並嘗試從科學哲學的角度及其研究方法分析王越的科學研究方法與科學思維方式，總吉他學術成長過程中的特點。
基本介紹
- 書名：沒有盲區的天空:王越傳
- 作者：瑞花
韓露 - 出版社：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4月1日
- 頁數：250 頁
- 開本：16 開
- ISBN：9787504663481
- 品牌：科學普及出版社
- 語種：簡體中文
圖書目錄,作者簡介,媒體推薦,後記,序言,
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簡介
總序一
總序二
總序三
序
導 言
第一章 亂世求學路
第欠槓體雅二章 作為軍人的大學生
第三章 與中國雷達事業一起成長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歲月里的科研會戰
第五章 在科學的春奔局全墓天裡
第六章 科教興國開新宙宙禁篇
結 語 王越學術成長特點
附錄一 王越年表
附錄二 王越主要論著目錄
附錄三 胡海岩院士在王越院士八十壽辰上的講話
參考文獻
後 記
呂瑞花，女，出生於1969年，博士，副教授，北京理工大學情報學碩士點導師，研究方向為文獻計量分析、競爭情報管理戰略以及名人檔案管理。已出版著作3部，發表學術論文20餘篇，承擔各級各類科研項目12項，獲得省部級獎勵2項。
韓露，女，出生於1979年，博士，講師，長期從事信息系統的研究，發表論文10餘篇，承擔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等研究5項。
王越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戰略科學家。
他善於從戰略高度思考問題，勇於提出不同學術見解；他善於從哲學高度思考問題，將工程研究經驗升華為技術科學理淪。他總結長背定訂期從事軍用信息技術研究的經驗，通過進一步探索，提出系統理淪與人工系統設計學方法論，提出信息系統的安全與對抗理論體系，提出多活性代理信息系統的理論體系。
王越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工程教育家。
熟悉王越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心繫教育，愛才、惜才，喜歡和學生們在一起。如今，他雖年屆八十高齡，但仍堅守三尺講台，主講本科生課程。——胡海岩院士
1993年春天，王越院士出任北京理工大學校長，而我也恰恰在這一年進入北京理工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所以在開學典禮上就目睹了這位當時兵器行業唯一一位院士的風采。此後有幾次與王院士的見面也都是他坐在主席台上作報告，而我則懷揣著對他的仰慕，傾聽他對年輕人未來發展的指導。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結識了王越在北京理工大學的第一位博士生孫厚軍教授，從與他的交流中我便在腦海中積累了一些關於王院士的關鍵字：過目不忘、嚴謹、一絲不苟、敢於擔當、幽默、平易近人……儘管我很仰視這位學術大師，但是因為專業的不同，我從未想過會有機會近距離與他面對面交流。
2010年春天，中國科協牽頭的“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正式啟動，經過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蘇青社長與王越院士幾次深度交談之後，王院士同意接受我們的訪談，由此我也有了這樣一個走近大師、了解大師的機會。2010年5月，我第一次踏進白墓請王院士辦公室時，他正埋頭推導公式，一步一步地推導，字跡非常工整。剛開始跟王院士交談，還是有些惴惴不安，但很快緊張情緒就被王院士平和而又略帶幽默的語言驅散。
隨著訪談的深入，我對他逐漸有了一個全面、細緻的了解。他在過去60餘年始終關注著雷達，在西安的近40年中他的工作就是進行雷達設計、生產；在北京理工大學的20年，他則是作為戰略科學家，指導雷達設計、培養雷達海斷研製人才，將雷達系統理論逐漸發展到複雜信息系統。作為全國教學名師的他，現在仍然樂此不疲地給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上課。課是一講就是三節50分鐘的大課，上課時，王院士穿著西服，打著領帶，著裝正規，站在講台上，讓學生真正領略大師的風範，上課中他從不休息，甚至連腳步都不挪動一下。此外他還承擔著較多的社會工作，對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建言獻策。
儘管王院士公務繁忙，各種會議繁多，但是每次約定好的訪談時間，他都會準時或提前一點到達。訪談過程中，他也時常會帶來一些不同時期的佐證資料，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雷達設計理論的手稿、參加全國科學大會的代表證，等等。給我們看完後，他時常會說，哪一件你備只翻們需要可以拿走。其實我知道王院士的早期科研工作基本涉密，他自己能保存的研究資料很少，僅存的一些手稿都是他1993年從西安帶到北京的，但是他還是很慷慨地把那些珍貴的資料捐贈給了採集工程。
在訪談的日子裡，我時常被王越院士的科學精神和豁達所感動，所以決定為王院士寫一部傳記，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和未來的學者能夠了解王院士的學術成長之路，為年輕人的成長提供一些借鑑。我也曾和採集小組成員一起探討過王院士身上所承載的那種特殊的氣質，學者的氣質，大師的氣質，好像都不完整，最終我把他的那種理直氣壯地堅持真理，在關鍵時刻勇於承擔重任的精神，歸結為“貴族”氣質。但是真正要把王院士的這種“貴族”氣質、思維方式細緻入微地表達出來卻不是一件易事。在傳記的寫作過程中，我時常會被一些歷史細節所困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也時常與先生電話交流，先生總是很耐心地給我講述他所知道的一切，使我能在一次次“卡殼”之後又繼續寫下去。所以這本傳記最終能夠完成，離不開王院士的大力配合和真誠幫助。
王越院士是一位非常謙和而嚴謹的科學家，他執著50餘年只為心中的一個夢想——讓祖國的天空沒有盲區，這也是將本傳記定名為“沒有盲區的天空”的由來。但在書名選定上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王院士審閱稿件時看到書名，他顯得有些惴惴不安，堅持說：“我只是為國家的空中防禦做了一點研究工作，沒有盲區的天空是一個複雜的巨大工程，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使這樣也未必能夠很快實現。以《沒有盲區的天空》為題，似乎有些誇大我個人的工作，因此，我建議將書名修改為《我在空中防禦中做的一些工作》或者是《為了沒有盲區的天空》。”經我和出版社再三解釋，“《沒有盲區的天空》與《為了沒有盲區的天空》的寓意一樣。”王院士才勉強同意這個書名。
寫作過程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張藜研究員對本書的結構、史料利用和處理方面多次給予悉心指導，並對導言部分進行了指導和修改。
在結題驗收會議上，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樊洪業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劍研究員以及時任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副部長納翔對本書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在書稿的修改過程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王傳超老師對本書傾注了很大精力，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書得以避免若干失誤。
在書稿修改過程中，原206所所長包萬正研究員和張冠傑研究員對本書涉及雷達專業的技術問題進行細緻審讀，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書得以避免若干失誤。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採集小組成員多次對撰寫思路和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探討。蘇青社長曾跟隨王院士5年，他對王院士的性格特徵、行為方式有比較充分的了解，所以他每次參加採集小組的討論，都會帶給我們一些靈感和啟迪。蘇青社長還無私地把自己保存的王越先生的手稿等捐獻給採集工程，並對本書終稿做了細緻審讀。採集小組韓露、王曉山、陳雁、高健等老師經常同我一起分析並解決傳記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本書除第六章1—7節由韓露老師執筆外，其餘部分由呂瑞花完成，統稿呂瑞花。
在此謹向以上諸位表示衷心感謝。成書倉促，兼之筆者能力所限，書中難免有不足之處，真誠期待大家批評指正。 呂瑞花
2013年10月
2010年春天，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蘇青，向我轉達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的一份檔案，希望能對我進行口述訪談，讓我談一談我國火控雷達的發展以及我在火控雷達發展過程中所做的工作。雖然我在中國空中防禦事業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覺得這些工作是幾個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單純來做我個人的訪談，我怕誇大我個人的工作。後來我考慮到參加我國火控雷達研製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經陸續辭世，還有一些老同志身體欠佳已經講不了，所以我感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來講一講中國火控雷達的發展歷史，為今後研究中國火控雷達事業的發展提供一份內容翔實的史料。
隨著工作的開展，呂瑞花博士提出要聘請專業拍攝人員進行訪談全過程的錄像，我提出不要宣傳報導我。後來呂瑞花博士向我解釋了拍攝的原因是記錄我的口述作為史料保存，由此我不再拘謹，儘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歷史事實講述出來。隨著訪談工作的結束，採集小組約我寫點東西，作為書的序言，我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談一談中國傳統文化對我的影響。
年輕時，我很欣賞西方的科學技術，因為它在很多地方都很先進、很超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一個中國人，新中國的變化教育了我，使我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我漸漸認識到中國文化有很多獨特精髓的部分，特別是中國的辯證哲學使我受益匪淺。例如，舉全國之力自力更生研製核武器，成功後只很少量裝備並宣布決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對有核武器國家不首先使用，完全不同於其他有核武器的國家；又如“永不稱霸”思想和決策都帶有“與眾不同”令人“奇妙叫絕”之感！在這裡我結合自己的學術成長談談我對老子思想的兩點理解。
一是，在《道德經》中，老子是這樣闡釋事物規律之道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三是一個最小多數，代表新生事物誕生，三生萬物。有了三就可以演變出現在的大幹世界，繁衍出更大的整體，更大的人類社會，同時，所有存在的有形事物均來自無形存在。這是非常精彩的辯證哲學思想，精練而概括。
二是“反者道之動”的理論。老子講：“反者道之動”。意思是說凡事物的發展都是向著自己的對立方向而運動的。追求對立面的發展，促成和諧。科學研究工作不僅僅有成功，更多的是無數次失敗和心底磨礪之後的一次次崛起，如何樂觀面對困難，不斷激勵自己，保持前進的動力，有時僅靠興趣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些人文的精神來激勵。我就是以“反者道之動”作為我追求的目標和行動的策動力，轉化成我努力工作的動力。
我願用我學術成長的幾個關鍵點來說明“反者道之動”的道理。1964年，我和團隊一起試製成功了中國第一台殲擊機機載火控雷達。1965年1月參加了全國青聯大會，和很多同志一起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這是一項殊榮。然而，不久我就得知，我研製的殲擊機空載火控雷達在直接對付美制的P2V7低空偵察機時沒有發揮作用。P2V7有4個發動機，有雷達預警，當探測到我們的殲擊機時，就關閉兩個噴氣發動機，以速度急降形成小轉彎半徑甩脫我殲擊機攻擊。我聽到這個訊息後，內心極度惶恐不安。毛主席接見了我，這是很高的榮譽，然而我在短時間卻不能解決殲擊機機載火控雷達的技術問題。後來靠部隊改變對抗技術，用殲擊機把敵機驅趕到高炮區域，用高射炮打下了P2V7低空偵察機。所以，有時候僅靠技術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沒有智慧的介入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另一個例子是，1978年，我因為主持研製了我國第一台電晶體化炮瞄雷達，得了一個全國科學大會個人獎。據我所知，科學大會多數是集體獎，而我得了一個科學大會個人獎。在研製過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我們精誠合作，共同努力，最終這個雷達比原來的電子管雷達減輕了一半左右的重量，還加入了計算反饋技術，大幅度提高角跟蹤速度，已經達到了當時世界前沿的水平，得到大家很高的評價。但是，由於研究周期只有四年（1968—1972），雷達的對抗性能和可靠性方面並不是很理想，1973年設計定型，1974年生產了一些後，便停產了，沒有大批生產。這些“遺憾”又驅動我按“反者道之動”開始了下一代雷達系統的研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們終於研製成功大批量裝備部隊的新一代裝備。沒有“反者道之動”鞭策我，我不可能獲得今天的一些成功。1993年，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原兵器工業部）領導張俊九和我進行了一次保密談話，內容是關於讓我來擔任北京理工大學的校長，要求除了我的妻子以外不能對任何人講（因涉及她的工作生活）。談話後張俊九給了我三天的思考時間。經過慎重考慮後，我決定接受新安排。在206所，我是所長，又是兵器領域的第一個學部委員（院士），具有權威性，如果我繼續留在這裡，會阻礙研究所和年輕人發展，所以我又選擇了“反者道之動”。當時很多老朋友、老同事都勸我，說你已不是年輕人了，不要離開熟悉的206所到複雜困難的新環境工作。到北京理工大學後，我與學校其他領導和廣大教職工精誠合作，才算完成了國家交給我的任務。為了不脫離教學科研第一線，我堅持上專業基礎課，堅持開展信息領域套用基礎科研。
採集小組以我的口述作為基礎，並在充分研究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形成本傳記，它比較系統地敘述了我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情況以及在火控雷達和信息安全領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基本反映了我學術成長的經歷。在此，我對採集小組全體成員以及為採集工作提供大力協助的老同事、老朋友等表示衷心的感謝！
2010年春天，中國科協牽頭的“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正式啟動，經過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蘇青社長與王越院士幾次深度交談之後，王院士同意接受我們的訪談，由此我也有了這樣一個走近大師、了解大師的機會。2010年5月，我第一次踏進王院士辦公室時，他正埋頭推導公式，一步一步地推導，字跡非常工整。剛開始跟王院士交談，還是有些惴惴不安，但很快緊張情緒就被王院士平和而又略帶幽默的語言驅散。
隨著訪談的深入，我對他逐漸有了一個全面、細緻的了解。他在過去60餘年始終關注著雷達，在西安的近40年中他的工作就是進行雷達設計、生產；在北京理工大學的20年，他則是作為戰略科學家，指導雷達設計、培養雷達研製人才，將雷達系統理論逐漸發展到複雜信息系統。作為全國教學名師的他，現在仍然樂此不疲地給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上課。課是一講就是三節50分鐘的大課，上課時，王院士穿著西服，打著領帶，著裝正規，站在講台上，讓學生真正領略大師的風範，上課中他從不休息，甚至連腳步都不挪動一下。此外他還承擔著較多的社會工作，對國家的科技發展戰略建言獻策。
儘管王院士公務繁忙，各種會議繁多，但是每次約定好的訪談時間，他都會準時或提前一點到達。訪談過程中，他也時常會帶來一些不同時期的佐證資料，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期的雷達設計理論的手稿、參加全國科學大會的代表證，等等。給我們看完後，他時常會說，哪一件你們需要可以拿走。其實我知道王院士的早期科研工作基本涉密，他自己能保存的研究資料很少，僅存的一些手稿都是他1993年從西安帶到北京的，但是他還是很慷慨地把那些珍貴的資料捐贈給了採集工程。
在訪談的日子裡，我時常被王越院士的科學精神和豁達所感動，所以決定為王院士寫一部傳記，讓更多的科技工作者和未來的學者能夠了解王院士的學術成長之路，為年輕人的成長提供一些借鑑。我也曾和採集小組成員一起探討過王院士身上所承載的那種特殊的氣質，學者的氣質，大師的氣質，好像都不完整，最終我把他的那種理直氣壯地堅持真理，在關鍵時刻勇於承擔重任的精神，歸結為“貴族”氣質。但是真正要把王院士的這種“貴族”氣質、思維方式細緻入微地表達出來卻不是一件易事。在傳記的寫作過程中，我時常會被一些歷史細節所困擾，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也時常與先生電話交流，先生總是很耐心地給我講述他所知道的一切，使我能在一次次“卡殼”之後又繼續寫下去。所以這本傳記最終能夠完成，離不開王院士的大力配合和真誠幫助。
王越院士是一位非常謙和而嚴謹的科學家，他執著50餘年只為心中的一個夢想——讓祖國的天空沒有盲區，這也是將本傳記定名為“沒有盲區的天空”的由來。但在書名選定上還出現了一段小插曲。王院士審閱稿件時看到書名，他顯得有些惴惴不安，堅持說：“我只是為國家的空中防禦做了一點研究工作，沒有盲區的天空是一個複雜的巨大工程，需要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即使這樣也未必能夠很快實現。以《沒有盲區的天空》為題，似乎有些誇大我個人的工作，因此，我建議將書名修改為《我在空中防禦中做的一些工作》或者是《為了沒有盲區的天空》。”經我和出版社再三解釋，“《沒有盲區的天空》與《為了沒有盲區的天空》的寓意一樣。”王院士才勉強同意這個書名。
寫作過程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張藜研究員對本書的結構、史料利用和處理方面多次給予悉心指導，並對導言部分進行了指導和修改。
在結題驗收會議上，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樊洪業先生、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劍研究員以及時任中國科協調研宣傳部副部長納翔對本書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寶貴意見。
在書稿的修改過程中，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所王傳超老師對本書傾注了很大精力，提出了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書得以避免若干失誤。
在書稿修改過程中，原206所所長包萬正研究員和張冠傑研究員對本書涉及雷達專業的技術問題進行細緻審讀，並提出許多寶貴意見，使本書得以避免若干失誤。
在本書的撰寫過程中，採集小組成員多次對撰寫思路和一些具體問題進行探討。蘇青社長曾跟隨王院士5年，他對王院士的性格特徵、行為方式有比較充分的了解，所以他每次參加採集小組的討論，都會帶給我們一些靈感和啟迪。蘇青社長還無私地把自己保存的王越先生的手稿等捐獻給採集工程，並對本書終稿做了細緻審讀。採集小組韓露、王曉山、陳雁、高健等老師經常同我一起分析並解決傳記寫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
本書除第六章1—7節由韓露老師執筆外，其餘部分由呂瑞花完成，統稿呂瑞花。
在此謹向以上諸位表示衷心感謝。成書倉促，兼之筆者能力所限，書中難免有不足之處，真誠期待大家批評指正。 呂瑞花
2013年10月
序言
2010年春天，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蘇青，向我轉達中國科協“老科學家學術成長資料採集工程”的一份檔案，希望能對我進行口述訪談，讓我談一談我國火控雷達的發展以及我在火控雷達發展過程中所做的工作。雖然我在中國空中防禦事業中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覺得這些工作是幾個團隊共同努力的結果，單純來做我個人的訪談，我怕誇大我個人的工作。後來我考慮到參加我國火控雷達研製的大部分老同志已經陸續辭世，還有一些老同志身體欠佳已經講不了，所以我感覺自己有責任和義務來講一講中國火控雷達的發展歷史，為今後研究中國火控雷達事業的發展提供一份內容翔實的史料。
隨著工作的開展，呂瑞花博士提出要聘請專業拍攝人員進行訪談全過程的錄像，我提出不要宣傳報導我。後來呂瑞花博士向我解釋了拍攝的原因是記錄我的口述作為史料保存，由此我不再拘謹，儘可能地把自己知道的一些歷史事實講述出來。隨著訪談工作的結束，採集小組約我寫點東西，作為書的序言，我考慮了很久，最後決定談一談中國傳統文化對我的影響。
年輕時，我很欣賞西方的科學技術，因為它在很多地方都很先進、很超前，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隨著時間的推移，作為一個中國人，新中國的變化教育了我，使我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我漸漸認識到中國文化有很多獨特精髓的部分，特別是中國的辯證哲學使我受益匪淺。例如，舉全國之力自力更生研製核武器，成功後只很少量裝備並宣布決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對有核武器國家不首先使用，完全不同於其他有核武器的國家；又如“永不稱霸”思想和決策都帶有“與眾不同”令人“奇妙叫絕”之感！在這裡我結合自己的學術成長談談我對老子思想的兩點理解。
一是，在《道德經》中，老子是這樣闡釋事物規律之道的：“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三是一個最小多數，代表新生事物誕生，三生萬物。有了三就可以演變出現在的大幹世界，繁衍出更大的整體，更大的人類社會，同時，所有存在的有形事物均來自無形存在。這是非常精彩的辯證哲學思想，精練而概括。
二是“反者道之動”的理論。老子講：“反者道之動”。意思是說凡事物的發展都是向著自己的對立方向而運動的。追求對立面的發展，促成和諧。科學研究工作不僅僅有成功，更多的是無數次失敗和心底磨礪之後的一次次崛起，如何樂觀面對困難，不斷激勵自己，保持前進的動力，有時僅靠興趣是不夠的，還需要有一些人文的精神來激勵。我就是以“反者道之動”作為我追求的目標和行動的策動力，轉化成我努力工作的動力。
我願用我學術成長的幾個關鍵點來說明“反者道之動”的道理。1964年，我和團隊一起試製成功了中國第一台殲擊機機載火控雷達。1965年1月參加了全國青聯大會，和很多同志一起受到了毛澤東的接見，這是一項殊榮。然而，不久我就得知，我研製的殲擊機空載火控雷達在直接對付美制的P2V7低空偵察機時沒有發揮作用。P2V7有4個發動機，有雷達預警，當探測到我們的殲擊機時，就關閉兩個噴氣發動機，以速度急降形成小轉彎半徑甩脫我殲擊機攻擊。我聽到這個訊息後，內心極度惶恐不安。毛主席接見了我，這是很高的榮譽，然而我在短時間卻不能解決殲擊機機載火控雷達的技術問題。後來靠部隊改變對抗技術，用殲擊機把敵機驅趕到高炮區域，用高射炮打下了P2V7低空偵察機。所以，有時候僅靠技術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沒有智慧的介入很多問題解決不了。
另一個例子是，1978年，我因為主持研製了我國第一台電晶體化炮瞄雷達，得了一個全國科學大會個人獎。據我所知，科學大會多數是集體獎，而我得了一個科學大會個人獎。在研製過程中，我和我的同事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但是我們精誠合作，共同努力，最終這個雷達比原來的電子管雷達減輕了一半左右的重量，還加入了計算反饋技術，大幅度提高角跟蹤速度，已經達到了當時世界前沿的水平，得到大家很高的評價。但是，由於研究周期只有四年（1968—1972），雷達的對抗性能和可靠性方面並不是很理想，1973年設計定型，1974年生產了一些後，便停產了，沒有大批生產。這些“遺憾”又驅動我按“反者道之動”開始了下一代雷達系統的研製。在大家共同努力下，我們終於研製成功大批量裝備部隊的新一代裝備。沒有“反者道之動”鞭策我，我不可能獲得今天的一些成功。1993年，中國兵器工業總公司（原兵器工業部）領導張俊九和我進行了一次保密談話，內容是關於讓我來擔任北京理工大學的校長，要求除了我的妻子以外不能對任何人講（因涉及她的工作生活）。談話後張俊九給了我三天的思考時間。經過慎重考慮後，我決定接受新安排。在206所，我是所長，又是兵器領域的第一個學部委員（院士），具有權威性，如果我繼續留在這裡，會阻礙研究所和年輕人發展，所以我又選擇了“反者道之動”。當時很多老朋友、老同事都勸我，說你已不是年輕人了，不要離開熟悉的206所到複雜困難的新環境工作。到北京理工大學後，我與學校其他領導和廣大教職工精誠合作，才算完成了國家交給我的任務。為了不脫離教學科研第一線，我堅持上專業基礎課，堅持開展信息領域套用基礎科研。
採集小組以我的口述作為基礎，並在充分研究相關史料的基礎上形成本傳記，它比較系統地敘述了我的家庭背景和受教育情況以及在火控雷達和信息安全領域所做的研究工作，基本反映了我學術成長的經歷。在此，我對採集小組全體成員以及為採集工作提供大力協助的老同事、老朋友等表示衷心的感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