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來回顧一下歷史，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有過無與倫比的輝煌，從漢唐到大宋，我們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自此以後,文化就發生了裂變，對自己的“家底”開始失望，認為它沒有價值。有的學者說這種失望是從元代開始，有人說從清朝入關開始，民族自豪感就蕩然無存了。但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尤其是1895年以後，中華民族陷入了極大的失望甚至絕望。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民族文化遺產
- 外文名：national cultural heritage
“一個民族的文化遺產，承載著這個民族的認同感和自豪感；一個國家的文化遺產，代表著這個國家悠久歷史文化的‘根’與‘魂’。保護和傳承文化遺產，就是守護民族和國家過去的輝煌、今天的資源、未來的希望”
（圖）民族文化遺產
民族文化遺產
民族文化遺產堅船利炮摧毀了民族文化自信
什麼是民族文化遺產？這是一個新的文化概念,今天有必要做一個梳理，它是一個民族既定的長期堅持的生活習慣，是過去生活的總結。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多人把民族文化遺產的內容作了簡單的界定，如占卜、信鬼神的民間信仰、禮儀等，並將之與落後和愚昧結合起來，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籤。到底它是不是封建迷信？為什麼會稱為封建迷信，這是今天討論的話題。
首先來回顧一下歷史，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有過無與倫比的輝煌，從漢唐到大宋，我們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自此以後,文化就發生了裂變，對自己的“家底”開始失望，認為它沒有價值。有的學者說這種失望是從元代開始，有人說從清朝入關開始，民族自豪感就蕩然無存了。但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尤其是1895年以後，中華民族陷入了極大的失望甚至絕望。當年五千年文明，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摧毀，歷史的尷尬告訴當時的人們，封建文化的大車已經載不動民族發展所需要的速度和精神取向，它逐漸陷入歷史的泥沼，形成民族意志的消沉，鴉片戰爭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精神文化的鴉片戰爭，從自大自尊到精神大廈的崩塌，舉國上下的失望，形成了文化真空，也激起了一批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他們開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探索中。這種探索就伴隨著對傳統的捨棄
什麼是民族文化遺產？這是一個新的文化概念,今天有必要做一個梳理，它是一個民族既定的長期堅持的生活習慣，是過去生活的總結。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很多人把民族文化遺產的內容作了簡單的界定，如占卜、信鬼神的民間信仰、禮儀等，並將之與落後和愚昧結合起來，貼上“封建迷信”的標籤。到底它是不是封建迷信？為什麼會稱為封建迷信，這是今天討論的話題。
首先來回顧一下歷史，中華民族在歷史上曾有過無與倫比的輝煌，從漢唐到大宋，我們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然而自此以後,文化就發生了裂變，對自己的“家底”開始失望，認為它沒有價值。有的學者說這種失望是從元代開始，有人說從清朝入關開始，民族自豪感就蕩然無存了。但是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尤其是1895年以後，中華民族陷入了極大的失望甚至絕望。當年五千年文明，被列強的堅船利炮摧毀，歷史的尷尬告訴當時的人們，封建文化的大車已經載不動民族發展所需要的速度和精神取向，它逐漸陷入歷史的泥沼，形成民族意志的消沉，鴉片戰爭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也是精神文化的鴉片戰爭，從自大自尊到精神大廈的崩塌，舉國上下的失望，形成了文化真空，也激起了一批知識分子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他們開始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探索中。這種探索就伴隨著對傳統的捨棄
學理誤讀否定了傳統文化意義
經過了晚清時代，中國歷史的大尷尬時期，民族精神、思想失去了支撐，在真空期內，多數人迷失了精神方向，徘徊、動搖。梁啓超說“少年強，則中國強”，魯迅說“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從苦難的近現代開始，知識分子就開始了“犧牲自我，換取民族新生”的艱難跋涉。新文化運動在知識分子的推動下，轟轟烈烈地開動了，科學和民主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其實當我們走進歷史的長河，會發現當時的聲音是多么微弱，新文化運動不過是帶有知識分子精神虛幻色彩的夢想，但無論是如，科學和民主是少年中國的偉大飛躍，它為如一潭死水的中國注入了活力。
然而，與科學民主相伴而來的就是對傳統的徹底否定和顛覆性的批判。詩人郭沫若用他的詩表達出了除舊迎新的氣概：“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一股強大的創作洪流，使得民眾的歷史唯物主義情感開始萌動，“解放中國必須從民眾開始，人民的文化思想水平必須提高”成為五四時期許多學者高舉的旗幟，他們開始建設新的文化空間。1928年受北伐戰爭影響，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建立民俗學會，創建民俗刊物，並提出打倒以封建貴族為中心的文化體系，建設新的貧民文化體系。要建設新的文化必須對舊文化進行蕩滌，成為歷史的訴求，也形成了文化宣言。魯迅、胡適也提出只有西方的科學、民主才能救中國社會。文化失望和學理誤讀相疊加，就形成了共識：只有打破舊世界才能建設新世界，顛覆構成了簡單的捨棄，
經過了晚清時代，中國歷史的大尷尬時期，民族精神、思想失去了支撐，在真空期內，多數人迷失了精神方向，徘徊、動搖。梁啓超說“少年強，則中國強”，魯迅說“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從苦難的近現代開始，知識分子就開始了“犧牲自我，換取民族新生”的艱難跋涉。新文化運動在知識分子的推動下，轟轟烈烈地開動了，科學和民主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其實當我們走進歷史的長河，會發現當時的聲音是多么微弱，新文化運動不過是帶有知識分子精神虛幻色彩的夢想，但無論是如，科學和民主是少年中國的偉大飛躍，它為如一潭死水的中國注入了活力。
然而，與科學民主相伴而來的就是對傳統的徹底否定和顛覆性的批判。詩人郭沫若用他的詩表達出了除舊迎新的氣概：“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便是我了！”一股強大的創作洪流，使得民眾的歷史唯物主義情感開始萌動，“解放中國必須從民眾開始，人民的文化思想水平必須提高”成為五四時期許多學者高舉的旗幟，他們開始建設新的文化空間。1928年受北伐戰爭影響，顧頡剛在中山大學建立民俗學會，創建民俗刊物，並提出打倒以封建貴族為中心的文化體系，建設新的貧民文化體系。要建設新的文化必須對舊文化進行蕩滌，成為歷史的訴求，也形成了文化宣言。魯迅、胡適也提出只有西方的科學、民主才能救中國社會。文化失望和學理誤讀相疊加，就形成了共識：只有打破舊世界才能建設新世界，顛覆構成了簡單的捨棄，
“破四舊”推倒了民間信仰
中國在經過了漫長的求索之後，在1949年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特殊階段，民族文化遺產卻遭到了新的劫難。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從硬體的執行就是全國各地的扒廟運動，大大小小的廟宇頃刻間消失殆盡，北京甚至在拆城牆，填護城河。當時甚至有人提出要拆故宮，號稱舊的王權的需要為新生的政權讓道。現在看來是荒唐至極，但當時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一句“我們要對歷史負責”，現在的故宮也看不見了。軟體上，就是對民間文化信仰的打擊，不讓後人為逝去的親人燒紙錢磕頭。逢年過節，一些紅衛兵就把守路口，阻攔老百姓燒紙錢。然而這邊堵住，那邊鞭炮聲又響起，這能堵住嗎？親人去世，想念他們，表達懷念心愿，燒燒紙錢，磕個響頭，這是千百年來人民大眾神聖的情懷，是精神生活的方式，它有著合理的歷史空間，民眾的自由信仰是憲法賦予的，只要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會，就沒有必要干涉。在打擊的同時，還在樹立新的信仰，“翻身不忘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深似海”，人民的信仰，被這些東西簡單地構築起來了。大家仍然陶醉在民族獨立的往日幸福中，精神還是真空的，還沒看到民族的真實存在是根植於廣闊大地，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權力話語，使人民民眾的文化渴求，被簡單地定位在傳統的對立面，由於種種限制，知識分子也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傳統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 “封建迷信”的烙印。
回歸傳統不是回歸傳統生活方式
然而中國的歷史是靠什麼來築就？有人曾在中原一帶調研時，多次看見老百姓的屋外有這樣一句話：人善、人愛、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歷史靠什麼，就靠這些，這些賭咒以及用天來衡量行為的言語，包含了一種文化嚮往，也充分說明只有傳統文化才能解釋傳統文化，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先人們早已經為我們建立了一套解釋系統，從盤古開天地、到女媧補天、造人，人與天地始終連在一起，每一種行為都有合理的解釋，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信仰，它不同於西方的宗教。而在知識分子之間，形成了一條傳承著的精神曲線：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運動發展觀構成的精神核心，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襟懷、器識與宏願，這就是中華民族賴以源遠流長的文化之根。
一個人無論走多遠都走不出自己的故鄉，走不出自己的身影，當我們開始面向世界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自己的根在哪裡。隨著我們物質生活的豐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信鬼神”了，這是什麼道理，其實就體現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追思，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信的重建。現在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是蓋幾幢新樓，修幾條馬路，而是對民風的重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的精神受到了污染，失去自我，道德淪喪，一系列社會問題誕生。仁、義、禮、智、信，禮、儀、廉、恥，先進的文化思想和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但由於傳統文化這些條條框框，卻常常被我們所忽略。回歸傳統不是回歸傳統生活方式，而是對傳統精神自強不息的把握，厚德載物的把握；回歸傳統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更好地吸收經驗，過得更加文明、健康、幸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儘管割裂了人的情感，但聽聽過來人父母親的意見，也會少走一些彎路。這些民族文化遺產，或許與時代不太合拍，可仍有合理成分，不能只把它放進博物館，而應該合理把握、有效使用。如果我們不珍視這些民俗文化遺產，不重視傳統節日、不進行道德自省，它可能如端午被他國搶注一樣，從這塊遺產發源地逐漸消失。
中國在經過了漫長的求索之後，在1949年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特殊階段，民族文化遺產卻遭到了新的劫難。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口號。從硬體的執行就是全國各地的扒廟運動，大大小小的廟宇頃刻間消失殆盡，北京甚至在拆城牆，填護城河。當時甚至有人提出要拆故宮，號稱舊的王權的需要為新生的政權讓道。現在看來是荒唐至極，但當時如果不是周恩來總理一句“我們要對歷史負責”，現在的故宮也看不見了。軟體上，就是對民間文化信仰的打擊，不讓後人為逝去的親人燒紙錢磕頭。逢年過節，一些紅衛兵就把守路口，阻攔老百姓燒紙錢。然而這邊堵住，那邊鞭炮聲又響起，這能堵住嗎？親人去世，想念他們，表達懷念心愿，燒燒紙錢，磕個響頭，這是千百年來人民大眾神聖的情懷，是精神生活的方式，它有著合理的歷史空間，民眾的自由信仰是憲法賦予的，只要不危害他人、不危害社會，就沒有必要干涉。在打擊的同時，還在樹立新的信仰，“翻身不忘共產黨”、“毛主席的恩情深似海”，人民的信仰，被這些東西簡單地構築起來了。大家仍然陶醉在民族獨立的往日幸福中，精神還是真空的，還沒看到民族的真實存在是根植於廣闊大地，無產階級專政所需要的權力話語，使人民民眾的文化渴求，被簡單地定位在傳統的對立面，由於種種限制，知識分子也失去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傳統文化被打上了深深的 “封建迷信”的烙印。
回歸傳統不是回歸傳統生活方式
然而中國的歷史是靠什麼來築就？有人曾在中原一帶調研時，多次看見老百姓的屋外有這樣一句話：人善、人愛、天不欺，人惡，人怕，天不怕。歷史靠什麼，就靠這些，這些賭咒以及用天來衡量行為的言語，包含了一種文化嚮往，也充分說明只有傳統文化才能解釋傳統文化，才能被老百姓所接受。先人們早已經為我們建立了一套解釋系統，從盤古開天地、到女媧補天、造人，人與天地始終連在一起，每一種行為都有合理的解釋，這就是中華民族的信仰，它不同於西方的宗教。而在知識分子之間，形成了一條傳承著的精神曲線：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運動發展觀構成的精神核心，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理想，再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都體現了知識分子的襟懷、器識與宏願，這就是中華民族賴以源遠流長的文化之根。
一個人無論走多遠都走不出自己的故鄉，走不出自己的身影，當我們開始面向世界的時候，千萬不能忘記自己的根在哪裡。隨著我們物質生活的豐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信鬼神”了，這是什麼道理，其實就體現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追思，體現了我們的文化自信的重建。現在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不是蓋幾幢新樓，修幾條馬路，而是對民風的重建。在經濟高速發展的改革開放三十年，我們的精神受到了污染，失去自我，道德淪喪，一系列社會問題誕生。仁、義、禮、智、信，禮、儀、廉、恥，先進的文化思想和傳統是一脈相承的，但由於傳統文化這些條條框框，卻常常被我們所忽略。回歸傳統不是回歸傳統生活方式，而是對傳統精神自強不息的把握，厚德載物的把握；回歸傳統不是歷史的倒退，而是更好地吸收經驗，過得更加文明、健康、幸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儘管割裂了人的情感，但聽聽過來人父母親的意見，也會少走一些彎路。這些民族文化遺產，或許與時代不太合拍，可仍有合理成分，不能只把它放進博物館，而應該合理把握、有效使用。如果我們不珍視這些民俗文化遺產，不重視傳統節日、不進行道德自省，它可能如端午被他國搶注一樣，從這塊遺產發源地逐漸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