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子佩（1892~1948），湖北漢陽蔡甸人氏。
基本介紹
- 本名：丘子佩
- 別稱：丘公
- 所處時代：清末
- 出生地：湖北漢陽
- 出生時間：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
- 去世時間：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
簡介,生平,簡評,
簡介
丘子佩先生生平傳略
先祖丘公子佩，湖北漢陽蔡甸人氏，生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歿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追憶其五十又六之生平，親歷兩朝興落，更投身其中成為一時風雲人物，演繹了一出跌宕起伏、盪氣迴腸的傳奇人生，為世人津津樂道。
先祖丘公子佩，湖北漢陽蔡甸人氏，生於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歿於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追憶其五十又六之生平，親歷兩朝興落，更投身其中成為一時風雲人物，演繹了一出跌宕起伏、盪氣迴腸的傳奇人生，為世人津津樂道。
生平
一、晚清少年投筆從戎
丘公誕生之時，大清王朝正由盛轉衰，早已不復康當年康乾盛世的輝煌，兩年後（1894年）即爆發了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至此清朝開始步入全面衰敗時期。
大廈將傾，亦殃及平頭百姓。未至及笄之年，丘公生父母相繼染疴辭世，一夜之間成為孤兒。風雨飄搖之際，幸有遠嫁安慶的姨母，念及同胞情深，奔波數百里前來幫助料理後事，之後攜少年丘公登上木舟，沿長江水道順流而下，帶至夫家撫養。
當年的安慶是安徽的省會所在，安徽之名即取自“安慶府”和“徽州府”，地處長江中游，龍山鳳水，人傑地靈，素有“萬里長江此封喉，吳楚分疆第一州”之美譽。善良樸實的的姨母一家對丘公視如己出，並出資供其念書求學。天資聰穎的丘公也不負所望，最終考入省內第一名校安徽高等學堂（今為安慶師範學院）。在這座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嚴復擔任監督的學府里，丘公如饑似渴地學習語言、經濟和軍事等多門專業知識，為他日後大展身手奠定了厚實基礎。
畢業前夕，武昌首義的槍聲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統治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專制帝制宣告結束，建立了開啟民主共和新紀元的中華民國。懷著對嶄新制度的美好憧憬，青年丘公毅然投筆從戎，開始了短暫的第一次軍旅生涯。期間，丘公刻苦訓練，奮勇當前，數次得到褒獎。
憑藉優異表現，在年僅24歲那年，丘公被任命為山東省泰安縣縣長。在任十年期間，丘公施展雄才大略，主持制定施政綱要，大力發展農工經濟，建設城鄉道路水電管網，造福八方桑梓。泰安境內百業俱興，商賈雲集，治安穩定，政通人和，深得鄉紳百姓擁戴。
民國十五年（1926年）七月，北伐戰爭爆發，丘公再度被粵軍都督許嵩智的部下徵召回營，擔任軍需處副處長，負責徵收發放軍需物資，確保戰事無後顧之虞。其時，北伐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僅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把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部隊一一擊敗，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
在隨北伐軍抵達武漢後，丘公再次脫去戎裝，在漢口定居下來。此後轉入政界，並在漢口購屋買地，娶妻生子，過上了七、八年的富足安逸的居家日子。
二、民國初期首次從政
在漢口定居期間，丘公結識了居正、張知本、田桐、何成浚等一眾鄂籍辛亥元老，彼此理念意趣相投，引為忘年知己，並由此成為他未來事業發展的伯樂。
丘公誕生之時，大清王朝正由盛轉衰，早已不復康當年康乾盛世的輝煌，兩年後（1894年）即爆發了中日甲午海戰，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清廷被迫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至此清朝開始步入全面衰敗時期。
大廈將傾，亦殃及平頭百姓。未至及笄之年，丘公生父母相繼染疴辭世，一夜之間成為孤兒。風雨飄搖之際，幸有遠嫁安慶的姨母，念及同胞情深，奔波數百里前來幫助料理後事，之後攜少年丘公登上木舟，沿長江水道順流而下，帶至夫家撫養。
當年的安慶是安徽的省會所在，安徽之名即取自“安慶府”和“徽州府”，地處長江中游，龍山鳳水，人傑地靈，素有“萬里長江此封喉，吳楚分疆第一州”之美譽。善良樸實的的姨母一家對丘公視如己出，並出資供其念書求學。天資聰穎的丘公也不負所望，最終考入省內第一名校安徽高等學堂（今為安慶師範學院）。在這座由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嚴復擔任監督的學府里，丘公如饑似渴地學習語言、經濟和軍事等多門專業知識，為他日後大展身手奠定了厚實基礎。
畢業前夕，武昌首義的槍聲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統治中國長達兩千餘年的專制帝制宣告結束，建立了開啟民主共和新紀元的中華民國。懷著對嶄新制度的美好憧憬，青年丘公毅然投筆從戎，開始了短暫的第一次軍旅生涯。期間，丘公刻苦訓練，奮勇當前，數次得到褒獎。
憑藉優異表現，在年僅24歲那年，丘公被任命為山東省泰安縣縣長。在任十年期間，丘公施展雄才大略，主持制定施政綱要，大力發展農工經濟，建設城鄉道路水電管網，造福八方桑梓。泰安境內百業俱興，商賈雲集，治安穩定，政通人和，深得鄉紳百姓擁戴。
民國十五年（1926年）七月，北伐戰爭爆發，丘公再度被粵軍都督許嵩智的部下徵召回營，擔任軍需處副處長，負責徵收發放軍需物資，確保戰事無後顧之虞。其時，北伐軍勢如破竹，所向披靡，僅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把北洋軍閥吳佩孚、孫傳芳的部隊一一擊敗，取得了北伐戰爭的勝利。
在隨北伐軍抵達武漢後，丘公再次脫去戎裝，在漢口定居下來。此後轉入政界，並在漢口購屋買地，娶妻生子，過上了七、八年的富足安逸的居家日子。
二、民國初期首次從政
在漢口定居期間，丘公結識了居正、張知本、田桐、何成浚等一眾鄂籍辛亥元老，彼此理念意趣相投，引為忘年知己，並由此成為他未來事業發展的伯樂。
居正（1876年－1951年），原名之駿，字覺生，號梅川，湖北省黃州府廣濟縣（今武穴市）人，晚清秀才，是中國當代著名民主革命家、政治家、軍事家、法學家，也是武昌首義指揮者之一，著名的國民黨元老，辛亥革命元勛。年輕時赴日學習加入中國同盟會，參與組織共進會，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曾任南京臨時國民政府內政部次長、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國民黨監察院監察委員、國民黨評議員等職務。
張知本（1881年—1976年），號懷九，湖北省江陵縣張公擋人。著名法學家。三歲中秀才，十五歲進武昌兩湖書院讀書，1904年畢業，以公費赴日本留學，初入宏文書院，後轉入法政大學攻法律。1905年由時功久介紹加入同盟會，1907年學成回國，朝考二等，以按察司經歷補用。歷任廣濟中學堂堂長、武昌公立法政學堂監督、武昌私立法政學堂及法官養成所教習、荊州府中學堂堂長。1911年3月任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長，秘密發展組織、宣傳革命。武昌首義後，初任武昌軍政府政事部副部長，法務部成立後任部長，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孫中山親自提名為中央候補委員，並任大本營參議，負責國民黨漢口執行部工作，主管湖南、湖北、陝西三省黨務。任職期間，他有意與中共黨人接觸，後被國民黨要員覺察，受到開除國民黨黨籍的處分。北伐軍占領武昌後，張卸職任上海法政大學校長。1925年孫中山先生去世後，親筆撰寫了《中山紀念冊》序言。1927年12月，張知本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田桐（1879年—1930年），字榨琴、梓琴，別署恨海、玄玄居士，晚號江介散人。湖北蘄春人，晚清秀才。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冬因鼓吹革命，被武昌文普通中學堂開除，旋赴日本求學。翌年與白逾桓、宋教仁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1905年參與同盟會創建工作，後來成為發起人和同盟會員之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黃岡起義失敗後，去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清宣統元年（1909年）潛入北京,創辦《國風日報》、《國光新聞》。武昌首義中，曾參加漢陽保衛戰。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他續辦《國光新聞》，後來因反袁(袁世凱）險遭暗害。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同盟會改組國民黨成立大會上，與閻錫山、于右任、譚廷闓等一起被推舉為參議。在討袁、護法等問題上，堅持革命立場，但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曾與章太炎、居正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公函”，公開與孫中山對抗。蔣介石於民國16年（1927年）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他對蔣肆意排除異己、加緊軍事獨裁表示不滿，連續撰文鼓吹反蔣。
何成浚（1882年－1961年），字雪竹，又作雪舟，湖北隨州厲山人，清末最後一科舉人。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期間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供職於湖北督練公所。次年去北京，任陸軍部軍制司科員。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派兵南下鎮壓革命，被任命為一等參謀，其間暗助起義軍。不久後即追隨孫中山、黃興從事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出任陸軍部副官長。孫中山移陵時擔任北平行營主任。第一次北伐戰爭期間擔任總參謀長。後追隨蔣介石，歷任武漢行營主任、湖北綏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職，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
在居正的力薦之下，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知本提拔丘公擔任副秘書長。丘公深知責任重大，不分晝夜勤理市政，全力推行施政綱要，足跡遍布荊楚大地。怎奈當時主持軍務的是胡宗鐸、陶鈞，尤以陶鈞威福自專，為所欲為，時人稱之為陶屠戶。張知本雖對陶鈞深惡痛絕，但也無力管束。有一次為營業稅事，商人代表到省政府請願，恰逢省政府開會，張知本退席接見。正商談間，陶鈞趕來，把商人代表大罵一頓，讓張知本甚為尷尬。同時，張知本作為“西山會議派”的主要人物，立場觀點常與蔣公中正相左，致權力十分有限。凡此種種，讓居間協調的丘公左右為難，如履薄冰。期間，丘公還協助張知本籌建武漢大學。
在湖北從政期間，國內政治形勢依然動盪不安，經濟舉步維艱，軍閥割據，戰事不斷。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成立南京政權，汪精衛在武漢成立政權，加之以謝持、居正、張知本為首的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三派鼎立之勢，最終因為共同的反共立場，三方妥協合流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聯手逼迫蔣介石下野，同時改組國民政府。但汪精衛發現實權旁落，又返回武漢與蔣再度聯手解散特別委員會，並於1929年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嚴厲鎮壓西山會議派，為首分子謝持、居正遭通緝，張知本落魄逃回原籍江陵，受到鄉民保護。丘公雖也多少受到牽連，但是仍然冒險收留居正在家避居三月有餘。“三大”種種專制之舉遭致各地軍閥強烈反對，引發系列混戰，各派反蔣勢力再度雲集北平。經過各方秘密串聯，於1931年5月成立廣州國民政府。正當寧、粵雙方爭權之時，日本軍隊大舉進攻東三省，爆發“九一八事變”，直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三、困局上海清白度日
在抗戰爆發前夕，丘公對時局持續惡化憂心忡忡，而張知本的境遇，又讓他萌生退意，加之政府公務人員薪酬微薄，難以維持全家生計，遂痛下決心，退出政界，舉家東遷上海，居住在山東中路金隆街48號，後又遷居愚園路。雖客居滬上，但與政界要人仍往來不斷。
某日，丘公前往愚園路一所花園大洋房，拜訪陳中孚。陳中孚乃蘇州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由胞姐撫養，後被日本人認為養子，赴日直至冬季帝都大學畢業。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反清革命，勝利後短暫出任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陳中孚與丘公私交甚好，並將么女過繼，故兩家有乾親之誼。丘公由下人引至客廳，赫然見得席上端坐著居正、謝持、張知本、盧英以及田桐、田桓兄弟倆等一乾鄂籍高官，眾人皆喜出望外。從此這種情誼一直持續到各人離世。
定居上海之後，丘公仍情系桑梓，加入旅滬湖北同鄉會。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湖北、安徽等地持續乾旱，“歲越為虐，如炎如焚，自夏而秋，數月不雨，塘堰乾竭，禾稼枯萎，顆粒無收，借貸無門”，“吾邑亢旱成災，為近百年所未有，其災情慘重，已非墨楮所能形容，唯有坐以待斃。”丘公聞訊後，儘管當時他在上海立足未穩，經濟偶有拮据，但仍慷慨解囊。嗣後，又邀集汪少丞、彭雲岑、梅煥侯等滬上鄂籍名流，以湖北同鄉會名義在上海《申報》刊登“請賑梓鄉旱災”的通告，呼籲諸位同鄉賑災救濟。
不久，上海淪陷成為孤島，與日本首相吉田茂有著東京帝都大學同窗情誼的陳中孚投身汪偽政權身居要職，盧英也出任偽警備司令員，但不久即被刺殺。一身傲骨的丘公寧為玉碎，決不屈身投敵，陳中孚也明瞭丘公冰心，頂住各種壓力加以庇護。困居滬上八年期間，丘公先是靠出租房屋維持全家生計，閒暇時間跟隨田桓習書練字，相互切磋，聊以度日。後來手頭有了一定積蓄，遂在山東路開設了新昌（公）報關行，生活逐漸穩定。
經過八年浴血奮戰，抗日戰爭終於勝利，陳中孚也逃至日本，在吉田茂保護之下直至終老。同年國民黨政府由陪都重慶回遷首都南京，隨之大批軍政界要員紛紛南下。曾經門庭冷落的丘家又車馬喧囂起來，從晨至昏賓客絡繹，八年不見恍若隔世，各自額手相慶。
1946年盛夏，丘家遷入位於陝西南路復興中路口的亞爾培公寓（今改稱陝南邨）。這是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高檔小區。整個園區共有16幢4層高的法式別墅，呈蝴蝶狀錯列分布，主要居住著在上海工作的法國高層人士，直到抗戰開始，法僑紛紛撤回國內，一批汪偽政權的達官巨賈趁機入住，直到抗戰勝利。丘家入住的這套房子原先主人是中統頭子毛人鳳的英文秘書陳企文，後來成為毛人鳳的外室。毛人鳳大多數時間在南京履職，陳企文因此與丘夫人時常聚會打牌，以此消遣度日。1946年陳企文赴台，房屋即過戶丘家。在這裡，丘公度過了他的最後人生歲月。
四、競選國代成為絕唱
翌年，國共和談再次破裂，內戰重燃烽火。與此同時，蔣介石不顧中共和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反對，於1946年11月15日執意召開因抗戰延宕十年之久的制憲國民大會，在中共和民盟缺席的情況下，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並公告於1948年召開第二次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在軍政界舊友的慫恿下，尤其是受到盟弟張仲萱（原湖北省主席張篤倫之弟）及劉家麟的竭力鼓動，丘公終於下定決心以競選國大代表的方式重返政界。
1946年底，丘公成立國大代表競選班子，準備回原籍競選。一如現在的民主競選，競爭者不但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需要有強大的背景和靠山，而丘公兩者皆缺。恰在此時，時任武漢英美菸草公司經理、又是洪門幫會頭子之一的大姨夫余海山舉家來滬，得知訊息後，鼎力支持丘公的想法，並慷慨承擔了所有競選經費，同時把自己在湖北當地的上層人士朋友一一推薦給丘公。
與丘公競選的對手是武漢三鎮炮兵司令員、陸軍中將徐旨乾，此人背景深厚，實力強大，是軍閥何應欽的心腹嫡系，有著龐大的軍政界作為堅強後盾，如與之直接交鋒，必敗無疑。為此，智囊團緊急磋商，力勸丘公加入民社黨（中國民主社會黨）。
民社黨的前身為中國國家社會黨和海外的民主憲政黨合併而成，國社黨曾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的重要成員之一，創始人為著名政治活動家張東蓀與張君勱，政治上反對國民黨“黨外無黨”的一黨專制態勢，要求國民黨終止訓政階段，施行憲政。但是某些主張又與民盟相左，遂於二戰結束後退出民盟，在1946年8月14日在上海成立民社黨，自稱“以民主方法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為宗旨，創始人張君勱不再擔任主席，由徐傅霖代理，但是在黨內仍享有唯馬首是瞻的尊貴地位。
丘公與張君勱本人不熟悉，盟弟張仲萱、劉家麟緊急趕赴南京，找到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居正。在居正的指點下，丘公在上海拜會了湯薌銘。湯薌銘曾是袁世凱手下四大督軍之一，擔任過湖南省督軍，後來退出政界。張君勱對湯薌銘推崇備至，幾乎言聽計從，民社黨成立後禮聘湯薌銘為黨團顧問。在湯薌銘的引薦下，張君勱委派他的北大高材生孫寶剛、閔剛侯擔任丘公競選聯絡員。孫、閔兩人當時年僅三十出頭，一身西服革履，風度翩翩，尤其是孫的一頭鬈髮更顯英俊瀟灑。經過多次接觸，雙方政治主張趨近一致，張君勱遂批准丘公加入民社黨，並委任為中央監察委員，代表民社黨參加湖北省國大代表競選。
有了雄厚的財力保障和相應的政治地位，丘公躊躇滿志，立即偕夫人及一批好友飛抵闊別三十餘年的漢陽，全部身心投入當地的競選活動，志在必得。雖然鄉音無改，但是畢竟少小離家，早已人生地不熟，儘管花費巨額財力，仍然強龍鬥不過地頭蛇，經過數月激烈競爭後還是難逃落選命運。
中選名單很快上報中央備案，但是未立即向社會發布，孰料卻為後來贏得轉圜時間。不甘敗選的丘公，四處請人來上海家中出謀劃策，最後商議由居正、張篤倫暗中出面協調，如此既不得罪軍方，或許還能峰迴路轉。1947年歲尾，丘公特地在家中置備了豐盛的地道湖北菜，恭請湯薌銘。是日中午，湯薌銘應約而來，他頭戴紫貂帽，身披水獺領黑呢大斗篷，鼻樑上架著深色墨鏡，相貌威嚴，沉默寡言，隨行人員皆尊稱為湯四爺。陪同湯薌銘一同前來的，還有戢冀翹、黃千里兩人。戢冀翹為張作霖舊部，後隨張學良易幟入北平，被委任為東北軍駐北平陸海空三軍司令員，張學良西安事變被囚下野後，戢被張君勱禮聘為顧問；黃千里則是時任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的私人秘書長。三位老人皆已七十開外，但是鶴髮童顏，精神抖擻。酒宴過後，同席人員立即閃入內室密談。回去後，湯薌銘、戢冀翹即向張君勱進言力薦丘公。不久，張君勱在前往南京協商國大代表名單之際，當面向蔣介石提出名單，並強調丘公必須當選。蔣介石思忖再三，為顧全大局計，親筆從報備名單上勾去已經當選的徐旨乾，並立即向社會公布全部代表名單。此時何應欽得知內情後，已回天無力，只能仰天長嘆。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第二次國民大會在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施行憲法，選舉國民政府的總統和副總統，實行總統制。與第一次制憲國大相對應，這次國大史稱為“行憲國大”。會議進程一波三折，蔣介石在4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上突然表示放棄競選總統，而願擔任掌握實權的任何職責，實乃蔣介石嫌該憲法實行的內閣制導致總統權力受到限制。因此4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張群提出的“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蔣介石遂表示接受全會決定。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在選舉副總統時，國民黨內部各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經過四次選舉，李宗仁才當選。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國民黨政府總統和副總統。
會議舉行期間，丘公肝病發作，丘夫人立即乘坐飛機從南京接回丘公，緊急入住上海公濟醫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貴賓房。院長朱仰高系留德醫學博士，醫技馳名滬上。作為丘公舊交，他精心制定診療方案，並邀請多方專家展開會診。最終結果為肝癌晚期，已經擴散至周身，命不保夕。雖經多方搶救，仍是無力回天，三個月後，丘公不幸闔然長逝。
丘公謝世後，親朋好友無不悲慟萬分。民社黨為丘公成立了由14位政界名流組成的治喪委員會，領銜者有居正、張君勱等生前至交，各大報章也刊登訃告，堪稱備極哀榮。
五、身居洪門情系國運
丘公早年就加入了著名的幫會組織洪門，因特殊年代幫會組織的秘密性質，具體參加時間已無法考證。從洪門的主要勢力範圍為四川、湖北、湖南等長江中上游地區來看，應該是他在漢口定居從政期間，亦即1926年前後。
中國近代的幫會，是一種“無革命之名而有革命之實”的反社會民間互助秘密組織，源出於封建時期按同業(如船幫、糧幫)或同鄉關係(如福建幫、廣東幫)結合的各種組織，是中國近代伴隨列強大舉入侵、社會動盪不安的特殊歷史產物。其後隨著城市流民的大量加入，逐漸淡化了地方色彩和同鄉觀念。其影響最大者，首推以長江中上游為勢力範圍的洪門和以上海為主要勢力範圍的青幫，洪門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向松坡、徐朗西、高漢聲等，青幫的主要代表人物則是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和顧竹軒。
洪門的歷史淵源較之青幫要早許多，成立時間有多種說法，但多交集於明末清初。當時一批反清志士以“反清復明”、“順天行道”等口號，秘密結社，始稱天地會，又名洪門、洪幫，主要吸收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和城市流民。“洪門”之名據說即源於明“洪武”年號。洪門以幫會首領為中心，凡擁護其首領、贊成其宗旨者皆可加入，受幫會保護，並聽從幫會制裁。在清代發起多次武裝反抗鬥爭，重要的有台灣林爽文起義、廣西昇平天國起義、上海小刀會起義等，為此屢遭清廷鎮壓。為對付政府鎮壓及方便吸收會眾，洪門不斷創立新的名稱，成為擁有數十種名目的秘密結社系統，著名的有哥老會、添弟會、小刀會、雙刀會、父母會、三合會等10餘種名目，以致各地山堂林立。因組織分散，未形成統一領導，在同一地區的組織間亦互不統屬。雖無固定教義與崇拜對象，但講究忠心義氣，有嚴格的會規，後發展為三十六誓，要求會眾忠於誓言，嚴守秘密。清嘉道以後，洪門發展到海外，在東南亞和美洲華僑中廣泛流傳，其中尤以司徒美堂領導的美國洪門致公堂（今致公黨前身）勢力最大，會員最多，當年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宣傳革命時，也曾加入致公堂。
在中國近代史上，洪門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歷次反帝反封建武裝鬥爭中的重要力量。辛亥革命前，洪門在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中都起著重要作用。至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期間，洪門人士更是身先士卒。如洪門著名首領徐朗西在辛亥革命中貢獻頗多，他在日本留學時參加同盟會，1910年回國從事推翻清政府革命活動，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委任徐朗西為北伐軍臨軍前敵總指揮。
丘公生性豪爽，為人慷慨，滿懷一腔愛國熱忱，又交友甚廣，三教九流，口碑相傳，相繼投誠，因此在洪門內很快崛起，被擁立為洪門須彌山主，與同鄉向松坡、高漢聲領導的五聖山在洪門內齊名比肩。
丘公定居上海後，門下弟子也相繼投奔而來，成為上海灘上一支不可小覷的幫會力量，丘公的山東路新昌（公）報關行，亦成為幫會上層人物在上海的重要聚會活動場所。在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同時，丘公在思想上也同情共產黨。抗戰爆發後，汪偽政權多次遊說丘公出任政府要職，丘公均嚴詞拒絕。西安事變後，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丘公為國共雙方團結一致對日抗戰的舉動深為鼓舞。此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聯絡丘公，希望他發揮聯繫面廣泛的優勢，特別是在日軍和汪偽政權盤踞上海的局面下，聯合其他幫會上層人物一起，為中共抗日武裝力量深入到各個層面開展政治活動提供便利，從而起到抗戰正面力量力不能及的特殊的作用。丘公一口應承，在引薦幫會人物與中共地下組織結識的同時，還冒著生命危險做了不少政治活動，如掩護地下黨員，為地下黨通風報信，提供重要情報等。
當時經常居住在新昌報關行內的，還有曾任漢冶萍鐵路局局長的湖南人譚道南。此人為人圓通，交際甚廣，與直系軍閥吳佩孚交情深厚，抗日戰爭中與日偽從容周旋，到上海客居後，時任偽上海市長的周佛海時常送點生活費給譚，“和平軍”頭目極力拉攏之，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日偽特務機關的特務頭子萬里浪時常與之聯絡，都想通過他尋求政治退路。由於有如此眾多的社會關係，眾人奉承其為“交際博士”。中共地下黨組織與其取得聯繫後，譚道南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況和情報，並動員一些幫會人物為地下黨工作。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丘公不惜殺頭之虞，為抗日力量做力所能及活動，實為一生具備的愛國熱情驅使，亦是一種進步政治思想之表現。
1946年以後，洪門致公堂發生分裂，司徒美堂、伍憲之各為一派。矚目於丘公在洪門內的影響力，伍憲之自美國抵滬，親自登門拜訪，竭力鼓動丘公加入伍憲之派。丘公思考再三，從有利競選國大代表計議，婉言謝絕美意，轉而加入民社黨，從而攀上政治生涯之頂峰。
六、一生結交名流雅士
作為一代名士，丘公生前結交社會名流無數，其中多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聲名顯赫之輩，橫跨國共兩黨，亦有洪門幫會。這些故交摯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投下巨大身影的同時，亦對丘公一生產生重大影響，或在迷茫時刻指點人生道路，或在重要關頭助一臂之力，從而成就了丘公極富傳奇色彩、又不乏爭議的精彩人生。
居正年長丘公17歲，是影響丘公一生的重要政治人物，官至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院長，1948年曾與蔣介石競選中華民國總統。丘公生前多次感喟：“覺生為人厚道，多次承他提攜，才有現在的成就”。
張知本是丘公跨入政界的首任長官，雖身居要職，卻一生清儉，溫文儒雅，著作等身。此等情操，對丘公日後從政影響甚巨。
田桐、田桓兄弟與丘公情同手足，尤其曾是孫中山侍從秘書的田桓，在上海淪陷期間寧願賣字為生，也不仰人鼻息。兩人惺惺相惜，在習書練字間尋求高潔情趣。即使在丘公辭世之後，田桓仍不忘舊誼，時常登門看顧丘公遺孀母子，直到八十年代去世前從未間斷。
與丘公有著乾親之誼的陳中孚，雖然淪為漢奸，幾至被引渡受審，卻在日偽脅迫丘公出任公職時，挺身出面庇護，終為丘公困居上海期間贏得清白之身。
丘公洪門內的八拜之交金龍章，實為中共地下黨員，多次在丘公府內藏匿被政府通緝追捕的中共黨員，丘公對此內情瞭如明鏡，卻故作裝聾作啞之勢。蔣介石落敗逃離大陸時，金龍章就是從丘公亞爾培公寓翻牆而出迎接解放軍的。同樣在丘府得到保護的，還有被蔣介石通緝時的居正、中共開國上將陳士渠等。
當年來往於丘公府上的，還有蔣介石如夫人陳潔如、陳布雷、鄧玉麟、章士釗等一眾高官名媛。
丘公雖為政界名流與幫會首領，但是也喜愛風雅，對有天賦才華的文人雅士極為尊重，因此府上時有書畫名家雅集，有的還與丘公結下金蘭之交。晚清民國時期的著名書畫家錢瘦鐵、陶冷月、俞建華、汪亞塵、陳半丁、樓辛壺、姚虞琴、商笙伯、錢越孫、汪聲遠、趙士鴻、唐熊、劉嘯仙、張光、譚祖雲、伊立勛等人與丘公往來甚勤，時有得意作品相贈。現已蜚聲海內外的著名金石大師朱復戡，年輕時恃才傲物，狂放不羈，作品幾無人問津，以致生活窮困潦倒。丘公慧眼惜才，私下感慨：“伯行有才，但命運不濟。”於是時常悄悄買下作品，權作私下接濟。丘公當選國大代表後，朱登門致賀，盛邀丘公全家赴宴。至約定時分，丘公一家五口在西餐館等候兩小時余，卻未見朱人影，只能自己入席點菜。數日後朱再次登門，卻隻字不提爽約之事，丘公夫婦也只做若無其事，把酒言歡，盡興而散。惜才之情與大度氣量，由此可窺一斑。
張知本（1881年—1976年），號懷九，湖北省江陵縣張公擋人。著名法學家。三歲中秀才，十五歲進武昌兩湖書院讀書，1904年畢業，以公費赴日本留學，初入宏文書院，後轉入法政大學攻法律。1905年由時功久介紹加入同盟會，1907年學成回國，朝考二等，以按察司經歷補用。歷任廣濟中學堂堂長、武昌公立法政學堂監督、武昌私立法政學堂及法官養成所教習、荊州府中學堂堂長。1911年3月任同盟會湖北支部評議長，秘密發展組織、宣傳革命。武昌首義後，初任武昌軍政府政事部副部長，法務部成立後任部長，1924年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由孫中山親自提名為中央候補委員，並任大本營參議，負責國民黨漢口執行部工作，主管湖南、湖北、陝西三省黨務。任職期間，他有意與中共黨人接觸，後被國民黨要員覺察，受到開除國民黨黨籍的處分。北伐軍占領武昌後，張卸職任上海法政大學校長。1925年孫中山先生去世後，親筆撰寫了《中山紀念冊》序言。1927年12月，張知本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田桐（1879年—1930年），字榨琴、梓琴，別署恨海、玄玄居士，晚號江介散人。湖北蘄春人，晚清秀才。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冬因鼓吹革命，被武昌文普通中學堂開除，旋赴日本求學。翌年與白逾桓、宋教仁等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1905年參與同盟會創建工作，後來成為發起人和同盟會員之一。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黃岡起義失敗後，去新加坡主持《中興日報》。清宣統元年（1909年）潛入北京,創辦《國風日報》、《國光新聞》。武昌首義中，曾參加漢陽保衛戰。中華民國成立之後，他續辦《國光新聞》，後來因反袁(袁世凱）險遭暗害。1912年8月25日，在北京召開的同盟會改組國民黨成立大會上，與閻錫山、于右任、譚廷闓等一起被推舉為參議。在討袁、護法等問題上，堅持革命立場，但反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政策，曾與章太炎、居正等聯名發表“護黨救國公函”，公開與孫中山對抗。蔣介石於民國16年（1927年）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他對蔣肆意排除異己、加緊軍事獨裁表示不滿，連續撰文鼓吹反蔣。
何成浚（1882年－1961年），字雪竹，又作雪舟，湖北隨州厲山人，清末最後一科舉人。曾留學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在日期間加入同盟會。回國後供職於湖北督練公所。次年去北京，任陸軍部軍制司科員。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派兵南下鎮壓革命，被任命為一等參謀，其間暗助起義軍。不久後即追隨孫中山、黃興從事辛亥革命和護法戰爭。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出任陸軍部副官長。孫中山移陵時擔任北平行營主任。第一次北伐戰爭期間擔任總參謀長。後追隨蔣介石，歷任武漢行營主任、湖北綏靖公署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要職，國民黨陸軍二級上將。
在居正的力薦之下，時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張知本提拔丘公擔任副秘書長。丘公深知責任重大，不分晝夜勤理市政，全力推行施政綱要，足跡遍布荊楚大地。怎奈當時主持軍務的是胡宗鐸、陶鈞，尤以陶鈞威福自專，為所欲為，時人稱之為陶屠戶。張知本雖對陶鈞深惡痛絕，但也無力管束。有一次為營業稅事，商人代表到省政府請願，恰逢省政府開會，張知本退席接見。正商談間，陶鈞趕來，把商人代表大罵一頓，讓張知本甚為尷尬。同時，張知本作為“西山會議派”的主要人物，立場觀點常與蔣公中正相左，致權力十分有限。凡此種種，讓居間協調的丘公左右為難，如履薄冰。期間，丘公還協助張知本籌建武漢大學。
在湖北從政期間，國內政治形勢依然動盪不安，經濟舉步維艱，軍閥割據，戰事不斷。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成立南京政權，汪精衛在武漢成立政權，加之以謝持、居正、張知本為首的西山會議派，在國民黨內部形成三派鼎立之勢，最終因為共同的反共立場，三方妥協合流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聯手逼迫蔣介石下野，同時改組國民政府。但汪精衛發現實權旁落，又返回武漢與蔣再度聯手解散特別委員會，並於1929年召開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嚴厲鎮壓西山會議派，為首分子謝持、居正遭通緝，張知本落魄逃回原籍江陵，受到鄉民保護。丘公雖也多少受到牽連，但是仍然冒險收留居正在家避居三月有餘。“三大”種種專制之舉遭致各地軍閥強烈反對，引發系列混戰，各派反蔣勢力再度雲集北平。經過各方秘密串聯，於1931年5月成立廣州國民政府。正當寧、粵雙方爭權之時，日本軍隊大舉進攻東三省，爆發“九一八事變”，直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三、困局上海清白度日
在抗戰爆發前夕，丘公對時局持續惡化憂心忡忡，而張知本的境遇，又讓他萌生退意，加之政府公務人員薪酬微薄，難以維持全家生計，遂痛下決心，退出政界，舉家東遷上海，居住在山東中路金隆街48號，後又遷居愚園路。雖客居滬上，但與政界要人仍往來不斷。
某日，丘公前往愚園路一所花園大洋房，拜訪陳中孚。陳中孚乃蘇州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由胞姐撫養，後被日本人認為養子，赴日直至冬季帝都大學畢業。早年參加同盟會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反清革命，勝利後短暫出任廣東省政府財政廳長。陳中孚與丘公私交甚好，並將么女過繼，故兩家有乾親之誼。丘公由下人引至客廳，赫然見得席上端坐著居正、謝持、張知本、盧英以及田桐、田桓兄弟倆等一乾鄂籍高官，眾人皆喜出望外。從此這種情誼一直持續到各人離世。
定居上海之後，丘公仍情系桑梓，加入旅滬湖北同鄉會。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湖北、安徽等地持續乾旱，“歲越為虐，如炎如焚，自夏而秋，數月不雨，塘堰乾竭，禾稼枯萎，顆粒無收，借貸無門”，“吾邑亢旱成災，為近百年所未有，其災情慘重，已非墨楮所能形容，唯有坐以待斃。”丘公聞訊後，儘管當時他在上海立足未穩，經濟偶有拮据，但仍慷慨解囊。嗣後，又邀集汪少丞、彭雲岑、梅煥侯等滬上鄂籍名流，以湖北同鄉會名義在上海《申報》刊登“請賑梓鄉旱災”的通告，呼籲諸位同鄉賑災救濟。
不久，上海淪陷成為孤島，與日本首相吉田茂有著東京帝都大學同窗情誼的陳中孚投身汪偽政權身居要職，盧英也出任偽警備司令員，但不久即被刺殺。一身傲骨的丘公寧為玉碎，決不屈身投敵，陳中孚也明瞭丘公冰心，頂住各種壓力加以庇護。困居滬上八年期間，丘公先是靠出租房屋維持全家生計，閒暇時間跟隨田桓習書練字，相互切磋，聊以度日。後來手頭有了一定積蓄，遂在山東路開設了新昌（公）報關行，生活逐漸穩定。
經過八年浴血奮戰，抗日戰爭終於勝利，陳中孚也逃至日本，在吉田茂保護之下直至終老。同年國民黨政府由陪都重慶回遷首都南京，隨之大批軍政界要員紛紛南下。曾經門庭冷落的丘家又車馬喧囂起來，從晨至昏賓客絡繹，八年不見恍若隔世，各自額手相慶。
1946年盛夏，丘家遷入位於陝西南路復興中路口的亞爾培公寓（今改稱陝南邨）。這是三十年代上海灘的高檔小區。整個園區共有16幢4層高的法式別墅，呈蝴蝶狀錯列分布，主要居住著在上海工作的法國高層人士，直到抗戰開始，法僑紛紛撤回國內，一批汪偽政權的達官巨賈趁機入住，直到抗戰勝利。丘家入住的這套房子原先主人是中統頭子毛人鳳的英文秘書陳企文，後來成為毛人鳳的外室。毛人鳳大多數時間在南京履職，陳企文因此與丘夫人時常聚會打牌，以此消遣度日。1946年陳企文赴台，房屋即過戶丘家。在這裡，丘公度過了他的最後人生歲月。
四、競選國代成為絕唱
翌年，國共和談再次破裂，內戰重燃烽火。與此同時，蔣介石不顧中共和民盟（中國民主同盟）反對，於1946年11月15日執意召開因抗戰延宕十年之久的制憲國民大會，在中共和民盟缺席的情況下，制定了《中華民國憲法》，並公告於1948年召開第二次國民大會，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在軍政界舊友的慫恿下，尤其是受到盟弟張仲萱（原湖北省主席張篤倫之弟）及劉家麟的竭力鼓動，丘公終於下定決心以競選國大代表的方式重返政界。
1946年底，丘公成立國大代表競選班子，準備回原籍競選。一如現在的民主競選，競爭者不但要有雄厚的經濟實力，也需要有強大的背景和靠山，而丘公兩者皆缺。恰在此時，時任武漢英美菸草公司經理、又是洪門幫會頭子之一的大姨夫余海山舉家來滬，得知訊息後，鼎力支持丘公的想法，並慷慨承擔了所有競選經費，同時把自己在湖北當地的上層人士朋友一一推薦給丘公。
與丘公競選的對手是武漢三鎮炮兵司令員、陸軍中將徐旨乾，此人背景深厚，實力強大，是軍閥何應欽的心腹嫡系，有著龐大的軍政界作為堅強後盾，如與之直接交鋒，必敗無疑。為此，智囊團緊急磋商，力勸丘公加入民社黨（中國民主社會黨）。
民社黨的前身為中國國家社會黨和海外的民主憲政黨合併而成，國社黨曾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的重要成員之一，創始人為著名政治活動家張東蓀與張君勱，政治上反對國民黨“黨外無黨”的一黨專制態勢，要求國民黨終止訓政階段，施行憲政。但是某些主張又與民盟相左，遂於二戰結束後退出民盟，在1946年8月14日在上海成立民社黨，自稱“以民主方法實現民主社會主義的國家”為宗旨，創始人張君勱不再擔任主席，由徐傅霖代理，但是在黨內仍享有唯馬首是瞻的尊貴地位。
丘公與張君勱本人不熟悉，盟弟張仲萱、劉家麟緊急趕赴南京，找到時任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的居正。在居正的指點下，丘公在上海拜會了湯薌銘。湯薌銘曾是袁世凱手下四大督軍之一，擔任過湖南省督軍，後來退出政界。張君勱對湯薌銘推崇備至，幾乎言聽計從，民社黨成立後禮聘湯薌銘為黨團顧問。在湯薌銘的引薦下，張君勱委派他的北大高材生孫寶剛、閔剛侯擔任丘公競選聯絡員。孫、閔兩人當時年僅三十出頭，一身西服革履，風度翩翩，尤其是孫的一頭鬈髮更顯英俊瀟灑。經過多次接觸，雙方政治主張趨近一致，張君勱遂批准丘公加入民社黨，並委任為中央監察委員，代表民社黨參加湖北省國大代表競選。
有了雄厚的財力保障和相應的政治地位，丘公躊躇滿志，立即偕夫人及一批好友飛抵闊別三十餘年的漢陽，全部身心投入當地的競選活動，志在必得。雖然鄉音無改，但是畢竟少小離家，早已人生地不熟，儘管花費巨額財力，仍然強龍鬥不過地頭蛇，經過數月激烈競爭後還是難逃落選命運。
中選名單很快上報中央備案，但是未立即向社會發布，孰料卻為後來贏得轉圜時間。不甘敗選的丘公，四處請人來上海家中出謀劃策，最後商議由居正、張篤倫暗中出面協調，如此既不得罪軍方，或許還能峰迴路轉。1947年歲尾，丘公特地在家中置備了豐盛的地道湖北菜，恭請湯薌銘。是日中午，湯薌銘應約而來，他頭戴紫貂帽，身披水獺領黑呢大斗篷，鼻樑上架著深色墨鏡，相貌威嚴，沉默寡言，隨行人員皆尊稱為湯四爺。陪同湯薌銘一同前來的，還有戢冀翹、黃千里兩人。戢冀翹為張作霖舊部，後隨張學良易幟入北平，被委任為東北軍駐北平陸海空三軍司令員，張學良西安事變被囚下野後，戢被張君勱禮聘為顧問；黃千里則是時任上海市市長吳國楨的私人秘書長。三位老人皆已七十開外，但是鶴髮童顏，精神抖擻。酒宴過後，同席人員立即閃入內室密談。回去後，湯薌銘、戢冀翹即向張君勱進言力薦丘公。不久，張君勱在前往南京協商國大代表名單之際，當面向蔣介石提出名單，並強調丘公必須當選。蔣介石思忖再三，為顧全大局計，親筆從報備名單上勾去已經當選的徐旨乾，並立即向社會公布全部代表名單。此時何應欽得知內情後，已回天無力，只能仰天長嘆。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第二次國民大會在南京舉行。會議的主要任務是施行憲法，選舉國民政府的總統和副總統，實行總統制。與第一次制憲國大相對應，這次國大史稱為“行憲國大”。會議進程一波三折，蔣介石在4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上突然表示放棄競選總統，而願擔任掌握實權的任何職責，實乃蔣介石嫌該憲法實行的內閣制導致總統權力受到限制。因此4月5日國民黨中常會通過張群提出的“賦予總統以緊急處置權”的建議，蔣介石遂表示接受全會決定。4月19日，國民大會選舉蔣介石為總統。在選舉副總統時，國民黨內部各派展開了激烈的爭奪，經過四次選舉，李宗仁才當選。5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就任國民黨政府總統和副總統。
會議舉行期間，丘公肝病發作，丘夫人立即乘坐飛機從南京接回丘公，緊急入住上海公濟醫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貴賓房。院長朱仰高系留德醫學博士，醫技馳名滬上。作為丘公舊交，他精心制定診療方案，並邀請多方專家展開會診。最終結果為肝癌晚期，已經擴散至周身，命不保夕。雖經多方搶救，仍是無力回天，三個月後，丘公不幸闔然長逝。
丘公謝世後，親朋好友無不悲慟萬分。民社黨為丘公成立了由14位政界名流組成的治喪委員會，領銜者有居正、張君勱等生前至交，各大報章也刊登訃告，堪稱備極哀榮。
五、身居洪門情系國運
丘公早年就加入了著名的幫會組織洪門，因特殊年代幫會組織的秘密性質，具體參加時間已無法考證。從洪門的主要勢力範圍為四川、湖北、湖南等長江中上游地區來看，應該是他在漢口定居從政期間，亦即1926年前後。
中國近代的幫會，是一種“無革命之名而有革命之實”的反社會民間互助秘密組織，源出於封建時期按同業(如船幫、糧幫)或同鄉關係(如福建幫、廣東幫)結合的各種組織，是中國近代伴隨列強大舉入侵、社會動盪不安的特殊歷史產物。其後隨著城市流民的大量加入，逐漸淡化了地方色彩和同鄉觀念。其影響最大者，首推以長江中上游為勢力範圍的洪門和以上海為主要勢力範圍的青幫，洪門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向松坡、徐朗西、高漢聲等，青幫的主要代表人物則是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和顧竹軒。
洪門的歷史淵源較之青幫要早許多，成立時間有多種說法，但多交集於明末清初。當時一批反清志士以“反清復明”、“順天行道”等口號，秘密結社，始稱天地會，又名洪門、洪幫，主要吸收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和城市流民。“洪門”之名據說即源於明“洪武”年號。洪門以幫會首領為中心，凡擁護其首領、贊成其宗旨者皆可加入，受幫會保護，並聽從幫會制裁。在清代發起多次武裝反抗鬥爭，重要的有台灣林爽文起義、廣西昇平天國起義、上海小刀會起義等，為此屢遭清廷鎮壓。為對付政府鎮壓及方便吸收會眾，洪門不斷創立新的名稱，成為擁有數十種名目的秘密結社系統，著名的有哥老會、添弟會、小刀會、雙刀會、父母會、三合會等10餘種名目，以致各地山堂林立。因組織分散，未形成統一領導，在同一地區的組織間亦互不統屬。雖無固定教義與崇拜對象，但講究忠心義氣，有嚴格的會規，後發展為三十六誓，要求會眾忠於誓言，嚴守秘密。清嘉道以後，洪門發展到海外，在東南亞和美洲華僑中廣泛流傳，其中尤以司徒美堂領導的美國洪門致公堂（今致公黨前身）勢力最大，會員最多，當年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宣傳革命時，也曾加入致公堂。
在中國近代史上，洪門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是歷次反帝反封建武裝鬥爭中的重要力量。辛亥革命前，洪門在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中都起著重要作用。至辛亥革命和北伐戰爭期間，洪門人士更是身先士卒。如洪門著名首領徐朗西在辛亥革命中貢獻頗多，他在日本留學時參加同盟會，1910年回國從事推翻清政府革命活動，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委任徐朗西為北伐軍臨軍前敵總指揮。
丘公生性豪爽，為人慷慨，滿懷一腔愛國熱忱，又交友甚廣，三教九流，口碑相傳，相繼投誠，因此在洪門內很快崛起，被擁立為洪門須彌山主，與同鄉向松坡、高漢聲領導的五聖山在洪門內齊名比肩。
丘公定居上海後，門下弟子也相繼投奔而來，成為上海灘上一支不可小覷的幫會力量，丘公的山東路新昌（公）報關行，亦成為幫會上層人物在上海的重要聚會活動場所。在周旋於國民黨上層人物的同時，丘公在思想上也同情共產黨。抗戰爆發後，汪偽政權多次遊說丘公出任政府要職，丘公均嚴詞拒絕。西安事變後，國共實現第二次合作，丘公為國共雙方團結一致對日抗戰的舉動深為鼓舞。此時，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派人聯絡丘公，希望他發揮聯繫面廣泛的優勢，特別是在日軍和汪偽政權盤踞上海的局面下，聯合其他幫會上層人物一起，為中共抗日武裝力量深入到各個層面開展政治活動提供便利，從而起到抗戰正面力量力不能及的特殊的作用。丘公一口應承，在引薦幫會人物與中共地下組織結識的同時，還冒著生命危險做了不少政治活動，如掩護地下黨員，為地下黨通風報信，提供重要情報等。
當時經常居住在新昌報關行內的，還有曾任漢冶萍鐵路局局長的湖南人譚道南。此人為人圓通，交際甚廣，與直系軍閥吳佩孚交情深厚，抗日戰爭中與日偽從容周旋，到上海客居後，時任偽上海市長的周佛海時常送點生活費給譚，“和平軍”頭目極力拉攏之，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日偽特務機關的特務頭子萬里浪時常與之聯絡，都想通過他尋求政治退路。由於有如此眾多的社會關係，眾人奉承其為“交際博士”。中共地下黨組織與其取得聯繫後，譚道南提供了許多有價值的情況和情報，並動員一些幫會人物為地下黨工作。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丘公不惜殺頭之虞，為抗日力量做力所能及活動，實為一生具備的愛國熱情驅使，亦是一種進步政治思想之表現。
1946年以後，洪門致公堂發生分裂，司徒美堂、伍憲之各為一派。矚目於丘公在洪門內的影響力，伍憲之自美國抵滬，親自登門拜訪，竭力鼓動丘公加入伍憲之派。丘公思考再三，從有利競選國大代表計議，婉言謝絕美意，轉而加入民社黨，從而攀上政治生涯之頂峰。
六、一生結交名流雅士
作為一代名士，丘公生前結交社會名流無數，其中多為中國近、現代史上聲名顯赫之輩，橫跨國共兩黨，亦有洪門幫會。這些故交摯友，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投下巨大身影的同時，亦對丘公一生產生重大影響，或在迷茫時刻指點人生道路，或在重要關頭助一臂之力，從而成就了丘公極富傳奇色彩、又不乏爭議的精彩人生。
居正年長丘公17歲，是影響丘公一生的重要政治人物，官至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兼最高法院院長，1948年曾與蔣介石競選中華民國總統。丘公生前多次感喟：“覺生為人厚道，多次承他提攜，才有現在的成就”。
張知本是丘公跨入政界的首任長官，雖身居要職，卻一生清儉，溫文儒雅，著作等身。此等情操，對丘公日後從政影響甚巨。
田桐、田桓兄弟與丘公情同手足，尤其曾是孫中山侍從秘書的田桓，在上海淪陷期間寧願賣字為生，也不仰人鼻息。兩人惺惺相惜，在習書練字間尋求高潔情趣。即使在丘公辭世之後，田桓仍不忘舊誼，時常登門看顧丘公遺孀母子，直到八十年代去世前從未間斷。
與丘公有著乾親之誼的陳中孚，雖然淪為漢奸，幾至被引渡受審，卻在日偽脅迫丘公出任公職時，挺身出面庇護，終為丘公困居上海期間贏得清白之身。
丘公洪門內的八拜之交金龍章，實為中共地下黨員，多次在丘公府內藏匿被政府通緝追捕的中共黨員，丘公對此內情瞭如明鏡，卻故作裝聾作啞之勢。蔣介石落敗逃離大陸時，金龍章就是從丘公亞爾培公寓翻牆而出迎接解放軍的。同樣在丘府得到保護的，還有被蔣介石通緝時的居正、中共開國上將陳士渠等。
當年來往於丘公府上的，還有蔣介石如夫人陳潔如、陳布雷、鄧玉麟、章士釗等一眾高官名媛。
丘公雖為政界名流與幫會首領，但是也喜愛風雅，對有天賦才華的文人雅士極為尊重，因此府上時有書畫名家雅集，有的還與丘公結下金蘭之交。晚清民國時期的著名書畫家錢瘦鐵、陶冷月、俞建華、汪亞塵、陳半丁、樓辛壺、姚虞琴、商笙伯、錢越孫、汪聲遠、趙士鴻、唐熊、劉嘯仙、張光、譚祖雲、伊立勛等人與丘公往來甚勤，時有得意作品相贈。現已蜚聲海內外的著名金石大師朱復戡，年輕時恃才傲物，狂放不羈，作品幾無人問津，以致生活窮困潦倒。丘公慧眼惜才，私下感慨：“伯行有才，但命運不濟。”於是時常悄悄買下作品，權作私下接濟。丘公當選國大代表後，朱登門致賀，盛邀丘公全家赴宴。至約定時分，丘公一家五口在西餐館等候兩小時余，卻未見朱人影，只能自己入席點菜。數日後朱再次登門，卻隻字不提爽約之事，丘公夫婦也只做若無其事，把酒言歡，盡興而散。惜才之情與大度氣量，由此可窺一斑。
簡評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乃歷代名士的人生理想。綜觀先祖丘公之一生，始終在追求這一人生境界。無論是投筆從戎，叱吒沙場，還是投身幫會，自立山門；無論偽政脅迫，堅拒不從；亦或逐鹿政界，勾心鬥角，都是丘公在實現人生理想過程中的真實傳奇。作為那個時代的風雲人物，丘公讓我們看到的是愛國熱血的真情流淌，亦是感時傷懷的真情流露；是潔身自好的真情寄託，更是揚鞭奮蹄的真情舉動。
丘公的局限，亦是那個時代的局限。
是真名士自風流。作為晚輩，我們深深懷念先祖的名士風範。
丘公的局限，亦是那個時代的局限。
是真名士自風流。作為晚輩，我們深深懷念先祖的名士風範。
